引入与再造：经济理论在中国的百年嬗变历程

    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经济维度加速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并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以1902年严复翻译并出版《国富论》为标志，中国才开始真正进入现代经济学从萌芽到成长的百年发展历程。自此以后，中国经济学人置身于中国经济社会演进与变革的历史洪流之中，立足于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富民强的本质诉求，以“引入”和“再造”作为主线推动了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在各个时段对中国经济实践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解释和引领作用。尽管在不同时期，外来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但“引入”外来经济理论、并比照中国实践对这些理论进行“再造”的确是贯穿百年中国经济理论演变的基本线索。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古典及新古典经济理论和中国本土经济思想呈现出在“竞争”中相互激荡、相互启发和相互融合的特征，而不同经济理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又以提高理论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解释力以及对国际经济思想的贡献度作为最终落脚点。
    一、中国经济理论嬗变：20世纪初至1949年
    在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期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对外部经济理论和学说的引入基本是被动的，难以自行选择的。在20世纪初期之后，中国对外部经济理论的引入和传播开始进入“主动”和可以自我选择的阶段。导源于中国经济现状与外部经济格局的差异性，中国经济学人也不是单纯以“全盘照搬”、“食洋不化”的方式来学习外来理论，而是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对外来经济理论进行部分的本土化改造。从理论的嬗变基点来看，外部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均带有较为显著的“工具理性”特征，使理论服务于中国经济实践，甚至基于中国经济现状对外来理论进行局部改造，而不是比照理论对中国经济进行简单套用，更不是“削足适履”利用理论对实践进行错误指导，这体现了此阶段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以“经世济民”作为终极目标的可贵品质。
    二、中国经济理论演进：1949～1978年
    新中国建立初期不可能从本土的思想中找寻经济实践发展的理论渊源，与20世纪初到1949年相类似，1949～1978年的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也具有极为显著的外部“引入”特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引入对象，对1949～1978年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乃至中国的经济实践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理论在此阶段仍具有在引入中反思和改造的特征。从理论影响来看，此阶段中国经济学界对外来理论的本土化改造涌现了两个代表性成果：一是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理论，一是顾准和孙冶方提出社会主义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的适用性问题。
    三、中国经济理论发展：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已经成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大国。在经济实践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也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春天”，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经济学已经成为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显学”，经济学研究日益表现出范式的国际化和问题的本土化特征。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理论仍以外部引入作为关键词，然而与此前的格局相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得到宣传、研究和重新阐释，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则被中国学术界深入反思和批判。与此同时，导源于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开创的微观经济学、1936年凯恩斯《通论》所开创的宏观经济学，以及1948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综合，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理论演进中的主流学派，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内容的现代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引入的主要内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现代经济学往往具有探究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便于采用数理工具等“比较优势”，同时，现代经济学的若干理论对中国经济实践也具有更为显著的解释力。在此背景下，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经济学甚至已经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尽管改革开放之后，现代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引入的主要内容，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停滞或倒退阶段。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方兴未艾之际，一些学者对当时国内经济学界表现出的“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趋势提出了异议，并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争论，迄今为止，关于现代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仍成为理论研究中存在认识分歧的重要论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对现代经济学的强力引进和推广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新阐释，就根本目标而言均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中国本土问题”导向特征，尽管研究者使用的分析范式和工具可能存在差异，但都以解答中国当下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作为主要目标。考虑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所具有的体制转轨、结构转化、大国经济、全球背景等阶段性特征，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异质性”特征，由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着本土化和当代化的使命，而脱胎于西方发达经济背景的现代经济学也具有“中国化再造”的内在需要，照搬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均难以对中国的经济实践提供有力的解释。正是基于此，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中国所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相适应，指导中国建设事业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特征性事实、国际社会对“范式转化”关注以及中国国内的“长期发展”需求，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且广泛讨论的议题，而与这种讨论紧密相关的是究竟是否存在迥异于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实践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会直接影响到理论构建，迄今为止，社会各界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和外延尚未形成共识，自然地，还不存在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或“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尽管当前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经济学”的认识仍存在分歧，但这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从外部引入向本土再造的自觉转换，在借用外来理论来阐释中国本土问题的层面上，无论是引入现代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找到交叉点和对话平台的。
    上述梳理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研究事实上面临着两大使命：一是外来理论（无论是现代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二是中国经济实践的经验化、理论化进而对国际经济理论的贡献度增强问题。尽管从20世纪初期开始，“引入”和“再造”始终是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主要线索，且“引入”的程度远大于“再造”的程度，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实践以及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水平的逐步提升，很可能促使中国经济理论建构的重心从“引入”转向“再造”，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面临着诸多值得破解的难题。即便如此，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存在着差异，且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均具有动态特征，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以及综合创新仍面临理论和实践中的双重挑战。
    四、余论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和国际经济格局均发生了深刻转变，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促使“中国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而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为人们审视“华盛顿共识”以及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理论的现代化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主题，尽管在未来的较长时期内，“引入”和“再造”仍是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但从广泛性引入到选择性引入、从被动式改造到主动式建构将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中国经济实践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以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时代均存在差别，这在客观上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时代需要，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者与外部的学术交往正日趋频繁和广泛，且中国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已成为全球诸多学者和机构试图解析的对象，这在客观上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和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格局下，中国经济理论很可能会在边际改进和不断累积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持，同时也会为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贡献更多的知识财富。
    作者：高帆；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摘自《经济学家》（成都），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