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理论辨析、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内容提要:本文从“人口红利”的最初含义入手,厘清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内涵的误读,对“第二人口红利”概念提出了质疑;从“人口红利”理论预期出发,分析了兑现“人口红利”成果的现实困境,区分了“抚养比”和“抚养负担”,“家庭抚养负担”和“国家抚养负担”等概念,提出了“谁的人口红利”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应对“人口红利”的理性选择,指出在解决“三不占优势群体”就业方面国家的责任,否定了单纯为应对老龄化而调整人口政策的观点,给出了调整人口政策的5个考虑因素。
    关键词:人口红利 第二人口红利 抚养负担 三不占优势群体 人口老龄化
    一、“人口红利”的理论辨析
    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E.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提出了“de-mographic gift”一词,以示人口转变期的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经济利益。该词字面意思是人口礼物,一般翻译成“人口红利”。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在《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Report1998》(《199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使用了“demographic bonus”一词。该报告认为:“一些欠发达地区未来20年将会出现一个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老人和少儿临时‘隆起’的阶段,这种‘人口红利’向这些国家提供了机会。”“如果数百万拥有知识的青年自由地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经济发展贡献全部力量,这些国家将收获‘人口红利’的成果。”从表述来看: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把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阶段称为“人口红利”,并认为“人口红利”只是提供了机会,收获“人口红利”的成果需要以充分就业为前提。此后,众多学者接受了“人口红利”概念。兰德公司2002年还出版了大卫•布鲁姆等人的研究报告———《人口红利:分析人口转变之经济后果的新视角》,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无论是demographic gift、demographic bonus还是demographic dividend,尽管用词不一,但是内涵一致,demographic bonus和demographic dividend,字面意思就是“人口红利”。从阐述的内涵来看,“人口红利”和“人口机会窗口”是同一概念。所以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人口机会窗口”。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口红利”概念得到了扩展,出现了“第一人口红利”(the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和“第二人口红利”(the second demographidividend)的提法。张学辉认为“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由于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和劳动供给增加所推动的经济增长;“第二人口红利”是指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主体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将一生的收入和消费在生命周期内进行平滑以求取最大效用,在生产效率
    较高的壮年阶段,其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将明显高于其他阶段,由此反映出的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由于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国民储蓄率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纳德•李(Ronald Lee)和夏威夷大学的梅森•安德鲁(Andrew Mason)在《什么是人口红利》一文中,也分析了两种“人口红利”。他们认为,劳动力迅速增长,抚养比降低,资源更多的用于经济发展和家庭福利,导致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时期是“第一人口红利”,这个时期将持续50年或者更长。随着出生率降低,老年人增加,“第一人口红利”将变成负债。但是“第一人口红利”期积累的大量资产,无论是用于投资国内还是投资国外,都将带来国民收入提高,这就是“第二人口红利”。“第二人口红利”对政策的依赖性更强,它的红利规模常常远大于“第一人口红利”,如果政策合适有效,“第二人口红利”可能是无限期的。
    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红利”一词本意是指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人口红利”期的长短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状态导致的劳动力增加,抚养比降低,从而经济增长的状况为“第一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期积累的大量剩余资产对经济产生的后续推动作用为“第二人口红利”。
    按“人口红利”理论,当人口再生产类型由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第三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过渡的时候,由于高出生率时期的婴儿一代已经成为劳动年龄人口,新的出生率又已经下降,而老年比例变化不大,事实上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降低,如果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第一人口红利”出现。一些学者认为这个阶段应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第二阶段,比如,李蕾、郑长德认为“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第二阶段,就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本文认为过渡阶段更合理。随着出生率的降低,新增人口的比例明显少于逐步步入老年的人口比例,社会老龄化随之出现,“第一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负担”。但是,如果政策得当,“第一人口红利”时期积累的资金和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将导致“第二人口红利”的出现。就是说,人口转变情况或者说生育率的高低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不同条件。
    在“人口红利”的具体内涵上,部分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主要分歧在于究竟应该把“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带来的积极效应称为“人口红利”还是把这种结构本身称为“人口红利”,实质上是“人口红利”究竟是机会窗口带来的实际利益还是机会窗口本身的争论。刘元春、孙立等人认为人口机会窗口曎人口红利,将“人口机会窗口”直接等同于“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至于“人口红利”究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还是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学术界有一定分歧。蔡昉等人认为“人口红利”一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按蔡昉的说法:“总和生育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一种倒U字形的关系。”黄润龙等人则认为“人口红利”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在“人口红利”带来的实际经济增长效果上,测度也不一致。威廉姆森和布鲁姆1997年的研究显示,1970~1995年,东亚经济年均增长率约6.1%,其中人口转变因素(即后来提出的“人口红利”因素)贡献率大约占1/4到1/3,贡献了1.5%~2%的GDP增长率。田雪原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0%。而蔡昉计算的结果是23.71%。在“人口红利”期限上,如前所说,罗纳德•李和梅森•安德鲁认为“人口红利”期限一般会持续50年或者更长。但是具体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限上,分歧较大。陈友华等人认为从1990年开始,2030年结束;蔡昉等人认为从1960年开始,2013~2015年结束;彭希哲等人认为2025年结束。
    本文认为,从中文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刘元春等人的看法是对的,“人口红利”应该是表示因人口因素实现了的经济利益,而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条件。只有抓住了人口机会窗口,充分利用了人口机会窗口,人口机会窗口才会转化为“人口红利”。也就是说,如果劳动人口虽多,但失业率很高,人口红利也就变为人口负担,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人口红利”一词最初提出来的时候,其本意和“人口机会窗口”是一致的事实。由于没有定论,从学术严谨上考虑,本文的“人口红利”概念取该词产生时的本意。
    从“人口红利”一词的本意来看,“人口红利”期限和人口结构转变紧密相联;“人口红利”只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收获“人口红利”成果需要一定条件;不同条件的国家或地区,“人口红利”带来的实际经济增长效果自然不同。需要说明的是,在提到“人口红利”期限的时候,大多数学者实质上把“人口红利”等同于“第一人口红利”。因为按“人口红利”理论,如果政策合适有效,“第二人口红利”可能是无限期的。另外,既然“人口红利”表明的是“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状态,而“第二人口红利”的提法表明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到第三阶段后仍然可以收获到人口因素带来的利益,这和“人口红利”的内涵自相矛盾。“人口红利”只是提供了机会,机会是指具有时间性的有利情况,如果“第二人口红利”可能是无限期的,从逻辑上讲,无限期的机会本身就不成其为机会。从理论上讲,大多数所谓的不利因素,只要政策得当,皆有可能化不利为有利,按“第二人口红利”的思维逻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红利”将数不胜数,那么,“红利”一词的内涵也就面目全非。所以,从“人口红利”的本意出发,“第二人口红利”的提法本身不科学,本文对“第二人口红利”的提法提出质疑。
    二、兑现“人口红利”成果的现实困境
    “人口红利”只是提供了机会窗口,只有抓住机会窗口,充分利用了机会窗口,才可能收获“人口红利”带来的成果。怎么抓住“人口红利”这个机会窗口?实际上体现为怎么满足收获“人口红利”带来的成果所需要的条件。“人口红利”的现实困境也正产生于此。
    “人口红利”的内涵表明劳动力资源被充分利用是兑现“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众多学者也一致认可这个观点。但这恰恰是摆在现实面前的最大困境。劳动力充分就业是否一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本身值得怀疑,如何保证劳动力充分就业更是、一直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大难题。
    “奥肯定律”认为GDP变化和失业率之间有稳定的关系,GDP每增加2%,失业率大约下降一个百分点。但是,从近些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奥肯定律”似乎不灵。我们取2001到2005年几个主要国家的数据简单分析。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表中的几个国家中,失业率最高的西班牙,GDP增长率反而仅次于韩国位居第二,而韩国失业率和GDP增长率都最高;虽然日本和德国的GDP增长都很低,但是日本的失业率却比德国低一半;从具体国家看,失业率和GDP增长率间也并非成反比,以法国为例,法国2002年的失业率为7.9%,2004年和2005年达到了8.9%,但是法国2002年的GDP增长率只有0.9%,而2004年和2005年的GDP增长率却为2.5%和1.8%。所以,仅从数据来看,GDP和失业率之间看不出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虽然我们从近些年的数据得不出“奥肯定律”,但是,我们也并不能以此证明“奥肯定律”一定错误。奥肯是以1947~1960年美国的数据为参数,1960年以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用GDP的增长和失业率的高低是否匹配来验证“奥肯定律”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虽然中国的真正失业率一直是个谜,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实际失业率远大于公布的数据。比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而中国社科院2008年底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调查显示,城镇的经济活动人口失业率大概是9.4%。其中的85%大概是18~49岁的青壮年人口。显然,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和事实上的较高的失业率同时发生。就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来看,中国GDP的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也没有形成反比关系。“奥肯定律”不能解释中国现象已是学界共识。看来,劳动力是否充分就业和经济是否快速增长并无紧密联系(当然,如果失业率太大,肯定影响经济增长)。既然劳动力充分就业也不代表经济一定高速增长,如果劳动力充分就业,但是经济并没有快速增长(与没有充分就业比较),那么,所谓的“人口红利”的成果体现在哪里呢?何况,实现充分就业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市场经济时代,企业选择员工自然希望员工能给企业带来最大利益,对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希望用工成本低,对于高端的技术企业而言,希望招到真正的技术人才。失业的人往往是学历、能力、年龄均不占优势的“三不占优势群体”,他们既无体能、年龄优势,也无智力、技术优势,很难被企业接纳。让这部分劳动者进行技能等多方面的培训,使之成为企业所需的劳动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三不占优势群体”很大一部分为民工,对于目前的“民工荒”现象,一些学者解读为民工已出现短缺,就业已不是问题。蔡昉就认为“民工荒”表明了“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本文认为这是一种静态的思维。截至2009年底,中国劳动力资源106969万人,就业人员77995万人。意思是28974万人等待就业,这个比例远高于前面说到的城镇失业比例。所以,总体上,中国劳动力供给仍然大于实际需求。“民工荒”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第二代农民工”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这种结构性的因素导致目前农村的“推力”暂时不够和城市的“拉力”均衡,暂时出现不足。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企业的升级,必将导致工资上涨,仍将吸引大量农村青年流向城市,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目前并不存在。伴随着“民工荒”就业仍是大问题。另外,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和企业需要逐步转型以适应社会发展,但是劳动者的转型和企业的转型实现同步十分困难。在这个过程中,导致的结构性失业不可避免,某些地方周期性的“民工荒”必将出现。在企业升级的情况下,企业和“三不占优势群体”如何对接,如何解决大量低端劳动力的就业才需要认真思考。既然劳动力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成果又如何产生?
    就算就业本身不成问题,在大量的企业为低端企业,大量的就业人员为低端劳动者的时候,劳动者的收入自然不会很高。在劳动者实际收入不高和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普通家庭究竟有多少余钱用来进行储蓄?究竟有多少余钱用来做一生的安排?居民储蓄率升高需要居民有余钱同时有储蓄意愿,有余钱不一定有储蓄意愿,更何况没有余钱的情况下,就算有储蓄意愿又能带来多大的储蓄增加呢?近年来中国储蓄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大幅提高。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0.5。考虑这两个因素,目前的银行存款又有多大比例为普通老百姓所存呢?
    就算居民储蓄率大幅升高,整体储蓄率也一直维持高位,然而,这种储蓄又多大程度满足了社会对资本的需求呢?目前企业筹措资本的能力呈“马太效应”,大企业锦上添花,中小企业雪上加霜。中小企业贷款难一直是个大问题。一方面是大量的闲散资金四处寻找出路,一方面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到处筹措资金。存款准备金率一再上调,可以看出央行为了防止经济过热甚至在限制储蓄转化为资本。所以,我国整体上的经济发展不是整体资本不足的问题,而是资本市场不畅的问题。不解决资本市场的问题,所谓的积累的大量资产用于投资带来国民收
    入提高的“第二人口红利”(尽管本文不赞同“第二人口红利”的提法)又从何谈起?
    另外,“人口红利”表明了抚养比低的人口结构,进而推论出“抚养负担”低的社会现实,而“抚养负担”低是收获“第一人口红利”成果的前提。但是,这种推论并不科学。抚养比不等于“抚养负担”,抚养比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抚养负担”分为具体家庭“抚养负担”和国家整体“抚养负担”。对于具体家庭的“抚养负担”来说,少儿抚养比为家庭纯“负担”,但是“老年抚养比”则不一定是家庭的负担。很多老年人在没有退休的时候缴纳了养老保险金,他们老年时所领取的养老保险金很大一部分是他们自己曾经创造的财富,只不过是按时间进行了统筹分配而已。对于具体的家庭而言,有的老年人的养老金还可能成为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又何谈成为家庭的“抚养负担”?一个家庭夫妻双方工作,月总收入3000元和只有夫妻一方工作,月总收入4000元,究竟哪种方式下“抚养负担”更大?认为抚养比低从而收获“人口红利”成果的前提是抚养比和“抚养负担”成正比。但是我们看到,在人口素质和企业层级趋于高端,虽然抚养比升高,但是劳动者收入大幅提升状况下的家庭“抚养负担”完全可以比抚养比虽低,但是收入也低的条件下的家庭“抚养负担”更低。
    既然低工资下就业率高低不完全代表家庭“抚养负担”轻重,那么提高工资水平自然将减轻家庭“抚养负担”。但是,增加工资必然降低利润,当企业处于低端的时候,利润本身就很微薄,增加工资无异于会导致企业死亡,除非企业升级换代。但是如前所说,企业的升级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无法保证同步,必将导致结构性失业,家庭“抚养负担”的问题仍未解决。
    国家整体的“抚养负担”和具体家庭的“抚养负担”并不一致。以农民工进城为例:农民工对于解决城市劳动力短缺无疑是有贡献的,但是对于具体家庭而言,老少抚养比并未改变。城市的某个家庭并没有因为一批农村青年来到城市打工就减轻了这个家庭的抚养比和“抚养负担”,他们甚至可能因为外来人口的涌入而减少了工作机会,“抚养负担”不降反升。但是对于国家整体而言,人口流动带来了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国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可供分配的资源增多,国家的负担减轻。再以养老金为例: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可能不成为家庭的负担,但是由于老年人已经不再工作,不再创造财富,从国家层面看,养老金要从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所形成的养老金账户中支取,从经济角度上看,不再创造经济财富的人口就成了“负担”。加上国家寅吃卯粮的养老金账户,老年人增多无疑“负担”加重。
    但是,国家整体的“抚养负担”减轻也可能惠及家庭,带来具体家庭的“抚养负担”减轻。因为从理论上讲,国家的负担减轻,可供分配的资源自然增多,从而可能惠及每个家庭的资源数量和比例将增大。然而,在收入分配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具体的家庭能从其中得到多少好处或许还是一个美梦。所以,“老年抚养比”虽然可能成为国家的“负担”,但是不一定成为具体家庭的负担;“人口红利”带来的整体经济成果惠及每个具体家庭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低工资下的就业也不能带来普通家庭的储蓄所占比例大幅提高。“人口红利”究竟是谁的“人口红利”也就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又一问题。
    三、应对“人口红利”的理性选择
    从前面的论述来看,“人口红利”面临的主要现实困境是:低端劳动力就业本身比较困难,在分配关系和资本市场不顺的状况下,就算解决了就业问题,“人口红利”归谁所享和所谓的“第二人口红利”动力来源也将面临挑战。按“人口红利”理论,“人口红利”期之后,人口老龄化必然加速,“人口红利”带来的未来困境也就呈现了出来。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解决劳动力就业和人口老龄化加速问题提出一点建议,其他问题将另文论述。
    要解决就业问题首先要分析失业原因。本文认为大学生就业虽然是个难题,但是大学生的失业只是暂时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大学生基本上可以实现就业,所以,我们需要研究的主要是前面提到的“三不占优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从原因上讲,造成失业的因素来自三方面:个人、企业、社会。个人原因就在于“三不占优势”,企业原因在于企业所能提供的待遇和岗位要求和“三不占优势群体”的期望脱节;社会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信息不对称,就业服务满足不了需求。
    改变自身原因的可行方式自然是进行培训。但是由于“三不占优势群体”事实上主要是农民工群体,而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等对农民工和非农民工事实上实行了区别对待,使得农民工在城市没有根,流动性比较大,导致企业不愿意花大价钱对他们进行培训(因为有可能为他人做嫁衣裳),只愿采用实用主义,招募不需要经过培训的劳动力直接为其所用。另外,一旦权利受到侵犯,农民工的维权能力也欠缺,利益得不到保障。所以,目前来看,国家要尽快完善农民工的权利保障机制和培训机制。在政策上,逐步缩小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社会性福利差距,建立公益性的农民工维权机构或组织;在培训方面,不能把培训当成“三不占优势群体”自己的事情,也不能仅由企业承担培训任务。“三不占优势群体”本是社会弱势群体,自身解决培训的能力有限;“三不占优势群体”的需求企业大多数为低端产业企业,利润相当有限,难以承担巨大的培训费用,而且还不能保证培训的成果不为别的企业所享,也不愿承担巨大的培训风险。所以,国家应有相应的作为,在“三不占优势群体”的培训方面,国家应实行补偿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留出专门的财政预算予以解决。
    如前所说,招聘“三不占优势群体”的企业大多数是微利企业,要求企业大幅提高工资是不现实的,何况,市场经济也不主张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可行的方法是,对于解决了大量“三不占优势群体”劳动力的企业,在税收、公用资源的分配等方面给以照顾,以使企业具有提高工资的动力和能力。
    另外,产业结构的调整刻不容缓,“永远的世界工厂”是不现实的,比中国更落后的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更廉价,靠低端产业发展拉动经济的思路必须转变。大量的无技术的就业带来的产业兴旺恰是一种比较落后的表现。在调整产业结构中,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太“突然”,太突然很可能导致重新回到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局面,也即“刘易斯拐点”逆转。在“三不占优势群体”数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产业调整必须稳健。国家鼓励和扶持高端产业是为了竞争,国家给予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适当支持是为了就业,两者并不矛盾。
    在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上,针对“三不占优势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相当薄弱。“三不占优势群体”一般没有资格进入各种人才市场参加招聘,他们的就业信息大多来自“民间渠道”(或者亲友介绍、或者自己盲目寻找),就业的相关法律保障知识十分淡薄,上当受骗时有出现。政府可以建立专门的“三不占优势群体”劳动力市场和服务机构,解决他们的信息不对称、权利保护难的问题。
    对于“人口红利”期之后的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恐慌的必要。实际上,按人口老龄化的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7%以上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10%以上)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现实,未来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常态。长久以来由于人均寿命不高致使人口结构中老年人比例一直偏低,老年人问题并不成为社会的大问题,所以,当老年人比例开始升高并达到一定的标准的时候,自然带来了过去没有遇到过的现实问题,老龄化的提法表明了对这种状况的重视。但是,当老年人比例维持在老龄化标准以上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除非某个社会的老年人比例异常的高,否则,继续把这样状态的社会称为人口老龄化社会,从逻辑上讲,是不科学的,因为常态的社会不应该赋予特定的名称。所以,本文主张提高人口老龄化的界定标准:一是老年人的年龄标准,二是老年人口比例的标准。
    中国对老龄化最大的担忧来自于“未富先老”的国情。如何应对“未富先老”,正是我们在“人口红利”期需要未雨绸缪的问题。蔡昉认为:“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蔡昉所说的缺口实际上就是养老账户资金窟窿和改革养老保险转轨成本的问题。本文认为根本的解决方案的确是利用经济发展所积累的财富,快速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制度。但是,本文并不完全赞同蔡昉的观点,按蔡昉的观点,只要我们国家不能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那我们就解决不了“未富先老”缺口问题。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老龄化加剧的现实也必须面对。虽然我们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未富先老”缺口问题仍可解决。
    转轨成本主要需要解决的是隐性债务问题,隐性债务是历史造成的,为了公平,既保证曾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老一代”的养老金发放,又不以牺牲“新一代”的利益为原则,就需要进行新、老区分,“新一代”的个人账户必须逐步做实,“老一代”的空账全部由国家负担。国家怎么负担?其来源主要是国有资产,可以考虑将部分国有资产变现,另外将每年的国有资本收益固定提成作为专项基金。由于老龄化的压力,可能上述两个方法仍不足以解决巨大的资金空洞,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养老保障的标准需要逐步提高,即便是“新一代”的养老,到时候“新一代”的账户也完全可能不足以支付提高标准后的“新一代”的养老金,除非养老金账户的增值能力特别强,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养老金基金可以理想状态的盈利。所以,即使是没有老龄化压力,现有的做实的账户一样可能满足不了将来的支付需要。就是说,老龄化加上经济发展而提高的养老保障标准,将必然使整体养老资金面临巨大压力甚至空洞。
    本文认为解决方法有:一是资本化操作养老金账户(目前正在这么做),使养老金账户保值增值。具体怎么操作可以探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养老金账户是为养老所用,不适宜进行风险大的资本运作,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社保基金银行等。二是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建立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年龄密切挂钩的计发办法,遏制不合理的提前退休现象。国家应分行业设立指导性的退休年龄,明确最低退休年龄,把退休年龄与工龄结合起来,放宽退休年龄上限,下限实行强制,上限实行自愿。有人或许认为这样将导致年轻人更难找工作,问题是以甲不工作来换取乙的工作,既不合理也不公平。就业问题涉及很多因素,把其归为老年人占据了位置是不恰当的,在竞争的时代,不存在牺牲谁照顾谁的问题,如果那样的话,就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违背。灵活退休对于老龄化加快的时代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压力将起积极作用,况且,随着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身体素质和能力素质的提高,提高退休年龄既符合人的生理发展,也避免了优质人力资源的浪费。
    本文认为,中国人口政策需要适当调整,但是,其理由并非仅仅是应对老龄化的需要,而是多种因素决定。
    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具体的总和生育率是多少,并无定论,陈友华的看法是在1.4~1.6之间,极可能低于1.5。人口学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为2.1,而中国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可能更高,达到2.3。就是说按现在这种状况,等人口增长惯性期过去,中国人口将出现下降趋势。人口将出现下降趋势是恐怖的吗?如果用调整人口政策来避免人口下降,那就是基于一个前提:中国目前的人口数量以及到2030年左右15亿人口是合理的(学术界关于中国人口峰值的时间和具体人口数量并无统一观点,多数学者认为2030年左右将达到峰值15亿左右)。本文认为,无论从生活质量还是资源的承受力等多方面考虑,适当的减少总人口数量是理性的。这是我们调整人口政策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即我们究竟希望多少总人口数量。地球能容纳的人口是有限的,不能因为担心人口老龄化而过多增加人口,使地球不堪重负,最后所有人都要受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之害。
    在使用总和生育率指标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生育间隔因素。同样的总和生育率2,平均20岁生2个孩子和平均30岁生2个孩子,对人口数量的影响自然不一样。所以,生育间隔不同,最终的总人口数也不同。目前的生育间隔状况和今后的生育间隔趋势是我们调整人口政策需要考虑的另一因素。
    独生子女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独特的影响,对家庭而言,如果孩子成年发生意外而父母已失去生育能力,孤单可能永伴一生,如果有2个孩子,效果自然不同。对社会而言,娇生惯养、溺爱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视。所以,人性的考虑与人的素质的发展是我们调整人口政策需要考虑的另一因素。
    放开生育政策后会不会导致人口暴增,带来人口灾难?无论从世界经验还是我国现实,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担心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生育观念的改变也是我们调整人口政策需要考虑的因素。当然,避免老龄化陡然上升,高位运行,适当放开生育政策,适当改变人口结构,减缓老龄化的压力,也并非没有道理。
    所以,本文认为人口政策需要调整,但是力度不能太大,应以把我国总人口控制在10亿左右(此数字仅为参考)和满足家庭对子女的基本渴望(2个子女)为原则。
    总之,尽管兑现“人口红利”的成果面临困境,但是抓住“人口红利”这个机会是可能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也是有办法的。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人口结构的转变欢欣鼓舞,也没有必要因为人口结构的转变杞人忧天。作为一个机会窗口,我们需要的是充分利用机会,实现未雨绸缪,同时推进社会全方位发展,创造条件实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只有这样,“人口红利”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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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传江,2007:《“民工潮”•“民工荒”•农民工市民化》,《湖北日报》12月6日。
    周小川2009年7月3日在“全球智库峰会”上的讲话。
    丛亚平 李长久,2010:《中国基尼系数已超0.5财富两极分化》,《经济参考报》5月21日。
    张捷,2008:《经济全球化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在“全球视野下的广东现代化之路”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蔡昉,2010:《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第4期。
    中国人民银行,2011:《2011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9月11日。
    陈友华,2011:《建言生育政策调整》,《中国改革》第7期。
    作者：廖海亚 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稿件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1月刊
    （本篇有删节，数据及图表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