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劳动初探

    内容提要:适应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较快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以创新劳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整体转型。不仅很多从事经营劳动的企业家,而且很多从事其他行业劳动的工人,也具有创新劳动能力,他们创新劳动能力的发挥,也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重要影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多样化、不断升级不断变动的市场需求,必然产生对创新劳动需求的扩大。在当代,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积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劳动者的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积累可以创造科学技术,并利用科学技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快速转变。
    关键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 科技进步
    在我国实施“十二五”规划之际,世界经济在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调整时期。其间,全球经济将低速增长、供求结构将发生较大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将日趋加强,世界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将更具不确定性。为适应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以创新劳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整体转型。这里,本文想就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关的创新劳动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求的创新劳动类型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界,较早研究创新问题的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企业家的创新视为同一物,将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执行新组合的经营创新,称这种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产品或者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验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并不必然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它也可以指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方式;(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未曾进入的市场;(4)掠取或者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一种工业上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地位。^①熊彼特的这种论述表明了企业家的经营创新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是很值得借鉴的。但他的论述里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就是把创新只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为了否定社会其
    他阶层的作用,又将劳动区分为领导劳动和被领导劳动、独立劳动和工资劳动,借此论证只有企业家的领导劳动和单干者的独立劳动才具有创新性,工资劳动的作用和物的作用是一样的。^②
    与熊彼特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不仅企业家和单干者而且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民都具有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最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共同创造的。科学技术的产生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以物质财富的存在和增长为基础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广大劳动者必然构成一个社会人民群众的主体,他们的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③在直接创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同时,也为一切创新劳动得以进行创造了条件。
    人类社会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劳动产品财富,都是劳动者用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改造自然创造的。从最原始的石器到现代最先进的计算机,都是劳动者在积累了无数生产经验的基础上用创新劳动发明的。以创新劳动为首要因素的生产力,是人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源。物本身有时可以为人类自然长出一些新财富,如种子、阳光、雨露、空气和土壤有时可以自然为人类长出一些野生的新禾苗,但无法为人类长出新的科学技术。社会各阶层人民所
    共同做出的创新劳动,是科学技术这类真正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富的唯一积极源泉。
    应当承认,领导劳动是可以有创新的,但领导劳动不一定都是创新劳动。一般来说,企业家创业初期的领导劳动是有较多自主创新因素的,不然他们将很难成功创业。创业以后,他们就不一定是每天都在进行创新劳动了,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在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常规管理。特别是,他们中的那些较大程度上是为单纯追求金钱享受而创业的那些人,更是可能连常规管理劳动都懒得去做。因为感到自己已经赚到的钱够自己花一辈子了,就把企业交给经理人,自己坐拿红利;或把企业卖了,把钱存到银行自己坐吃利息。即便是仍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每天都做创新劳动,在创新想法不成熟和创新条件不具备时,要用守成劳动和常规劳动去积累知识和等待时机。
    被领导的工资劳动不一定都是没有创新的劳动。在劳动成果和自己劳动贡献联系不紧密、自己不愿意做此项劳动、但为生活所迫又不得不做时,被领导劳动或工资劳动者才会只做常规劳动。但是,当劳动成果和自己的劳动贡献联系紧密或自己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劳动时,工资劳动就同时可以成为创新劳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大部分售货员的被领导或工资劳动确实没有太大主动性,广大顾客对他们是请不动、惹不起、离不开,买东西大都要遇到“脸难看,事难办”的尴尬。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售货员的劳动大都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有了紧密联系,他们的劳动就普遍变成了主动劳动和有创新的劳动。顾客一进商店的门,不论老板在不在,他们大都能想方设法把货物销售出去。销售领域是如此,生产和研发等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被领导劳动者在权责利明确、业绩和本人利益联系紧密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做出创新劳动的。
    其实,即便权责利不明确,只要被领导劳动者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把这项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他也是可以做出创新劳动的。例如,新中国建成以后,我国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大批劳动模范,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并不处于领导岗位,只是普通工资劳动者,却做出了突出的创新劳动。著名的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说,光有处于企业经营领导地位的企业家的创新劳动是很不够的,处于其他社会地位,包括在企业经营方面暂时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各阶层人民的创新劳动也很重要。这一点在18世纪瓦特和博尔顿精诚合作,共同促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的事例里也可以生动地反映出来。
    这类事例表明,不仅很多从事经营劳动的企业家,而且很多从事其他行业劳动的工人,也具有创新劳动能力,他们创新劳动能力的发挥,也对企业创新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重要影响。应当承认,现在一些先进的机器通过自动化的程序,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只需要劳动者做一些程式化的事情去操作,这种工作对创新劳动要求不高,就像竞争不激烈的环境对企业家的经营创新劳动要求不高一样。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现时代,只依靠这类无创新的劳动,企业是不可能长期存活和发展的。新时代要求不仅是企业家的经营劳动,而且社会其他阶层的各种其他类型的劳动,都必须含有越来越多的创新因素。
    所以,可以把创新劳动定义为,一切能够创造出满足人们新需要的新型使用价值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一种涉及面广、影响很大,而且又十分复杂的活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把国内外现有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结起来,可以形成以下几个要点:(l)它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始、演进和开发;(2)它是科技成果首次商业化应用;(3)它包括发明构思、产品设计、试制生产和商业应用等所有环节;(4)它泛指自新思路的形成,到向市场推出适销产品的整个过程;(5)它以新的技术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并获得最大的企业利润;(6)它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或者是对企业、产业的生产函数做出某种改变。笔者认为,它的基本含义是其中的第一点,其他几点作为这一定义的外延,为区分不同创新劳动的类型提供了重要根据。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创新劳动的时代需求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发展经济创造了比较优越的条件,于是成为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最便宜的“加工工厂”或“生产车间”。这就带来投资、工业和出口的快速增长,而投资、工业的快速增长又带动消耗高、排放多的投资品生产的扩张及这些产业的投资扩张。加上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工业和出口的快速增长不能不主要依靠附加值低而占地多、消耗多、排放多的贴牌生产方式来实现。这是支撑我国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粗放发展方式的机制。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协调、不全面、不可持续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所造成的。这种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用增加资源、劳动、资本等投入的数量来促发展。现在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指从这种粗放的方式,转向主要用经济效益的提高、资源消耗的降低的方式,也包含经济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等方式来促发展。我国存在的内外需结构不平衡,国内需求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以及体制机制不健全问题,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抓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等的调整,抓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内外需结构平衡了,产业结构优化了,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科学发展。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是不同的,有人把这种竞争力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导向型、创新导向型和富裕导向型。^④参照这种划分,为了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必须从现在的生产要素导向型和投资导向型,向创新导向型转化。这是因为在目前知识经济已露端倪的时代,创新劳动差异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根本差异。这里的创新劳动就是指前面定义过的,一切能够创造满足人们新型需要的新型使用价值的劳动。
    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一个国家劳动者的创新劳动已成为最有力的竞争武器和合作优势。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国家只靠无创新劳动和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已不可能取得竞争优势,只能处处被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因此,面对中国和当代实际,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加强对创新劳动的研究,让创新劳动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会带来对创新劳动的新的时代需求。由于高新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口结构、社会形态、商品生产,对创新劳动的需求也将随之改变。一个趋势是服务业市场比货物市场(如汽车和家具)增加更迅速,形成供过于求和买方市场;另一个趋势是朝向更大的市场细分,增加更多样的产品及服务以满足需求;第三个趋势是在相同的基本商品中,要求更完善的市场或服务项目;最后,新科技破坏旧市场的同时也产生了新市场。
    随着新的服务业的兴起,增加了许多反映新发展方式社会需求的行业。形成新行业的因素包括:商业的繁荣,教育和生活形态改变等。新行业的增加,又会使许多传统的行业萎缩。商业繁荣导致新行业诞生的原因是:当人民的生活只维持在基本水准时,生活的需求相对固定,食物、衣服、房屋、基本医疗、来往工作的交通、简单的通讯是世界性的需求。因此,产品标准化,便于长期制造,对常规劳动的需求相对较多。社会富裕以后,需求种类渐多,便开始有特殊品味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只提供数种基本需求的经济,和提供无数种产品满足各种自我需要的经济,有很大的不同。消费者对服务和特定商品的需要,多花费于娱乐业和教育以及个性化消费等服务业,这些需求的改变刺激了市场活动。以富裕的单身及双薪夫妻为例,单身者是娱乐业、餐饮业、奢侈品的主要消费者,双薪夫妻是高级旅游和度假服务的主要消费者。
    生活形态的改变也促成了新市场的分化。现在的生活形态导致商品市场的改变,包括更多的职业妇女,更多的双薪家庭(尤其是高双薪家庭),更多的单身贵族,更普遍的富裕。这些趋势便产生了节省家务等杂活时间的服务需求。职业妇女强烈需要省时的工具(如微波炉、无霜冰箱、调理食品、洗碗机等等),以及取代家事的服务(如快餐厅、清洁服务、育幼服务及网络购物等)。
    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日新月异的新科技还会使市场产生频繁的变化。当人们接受一项新科技,就形成许多新行业,从而破坏了原来的市场,同时取而代之。旅游业便是一个这样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旅游业并不普遍,最主要的商业旅游是以火车为交通工具。随着航空科技的改良,航运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到了20世纪后期,航空商务旅行已是全球商业的一部分。电脑和通讯也有类似的情形,当电脑推出以后,个人电脑在10年内从不存在的零市场一跃而为在很多国家都有数百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这期间,许多公司随着电脑市场的起伏而兴起或失败。另一个例子是传真机,随着传真通讯的普及和传真机价格的滑落,几乎取代了夜间及限时邮递。邮政服务的限时专送和火车客运一样一蹶不振。
    多样化、不断升级不断变动的市场需求,必然产生对创新劳动需求的扩大。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市场和生产需要完全不同的商业组织,也就是说,需要一个信息自由流通,鼓励劳动创新,并可以迅速应对变动的组织。很多企业的经理人总想追求安稳的企业,希望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不变,这是一种危险的态度。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经理人会发现,原先运作良好的方法变得没有效率,对组织而言也是一样。原来让事业成功的产品、程序、组织形态变得不管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一个规则很明显,就是合格的经理人必须有决断力,在危机出现之前,重新定位产品、程序、计划、目标。组织的改变又会带来很多必须的变更:企业结构必须适合外在环境,而不是只适应一个层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迫使一些组织的主要信念必须重新修订,假如不修订,决策会走错方向。在一切都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不是需要单方向的规划,而是多层面的考虑,诸如考虑科技、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
    每个企业都有其固有的经营思想,至少和会计系统或管理权限同等重要。当经济活动受到新科技的冲击时,必须反省经营思想。所以,当一个企业发现其固有的经营思想不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活动,很难断定该淘汰什么时,就应该当机立断果敢地用创新劳动改变公司的经营思想。工业化时期,组织形态大多是官僚制度。工厂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官僚制度则产生标准化的观念。许多大公司都是实行垂直的管理制度,固定不变的思考模式像机器一样。那是一个追求大批量产品市场、一成不变的固定产品与服务以及希望长盛不衰的时期。自20世纪50
    年代中期,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面对生活形态、观念、穿着、家庭结构和消费需求不断变化的社会,许多大企业从里到外都受到影响。新科技也许是导致多样化的最大因素。过去,工业时代的科技不只使产品标准化,包括操作的人也标准化了。现在,相对于工业机器的标准化,电脑和机器人动作时并不追求这种标准化。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长期产品变成了短暂商品,不论对制造业或非制造业都一样。社会发展从手工业到大批量产品再到新式高级的手工业,这一步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结果。过去,实行标准化的企业可以优于竞争者,未来,知道如何不标准化的才会是赢家。创新一向是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创新除了产品和科技的创新之外,还包括劳动创新。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个企业必须抓住时机做较高层次的创新,其余的时间则从事较低层次的创新。低层次的创新需要加强管理,而高层次的创新则需要不同的管理。
    推动非标准化便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它可以使一个企业跟上多样化的市场,提供更多不同形式、尺寸、风格的产品。不过,科技的快速改变很快又产生新产品、新技术或新方法,取代或淘汰落后的东西。
    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企业必须时常检讨自己的管理观念。因为工业社会产生的许多大企业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和价值观,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需要企业体现多元化的价值。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促进了社会多样化及个性化,进而促使企业形成更加不同的服务以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过去适应传统生产方式的等级管理制度,正在受到挑战,很多企业正试图进行组织重建,以期改革后的新结构能使企业更能容纳创新劳动的发挥。越来越多出现的小型知识服务企业,如电脑软件公司、专业产品公司、法律咨询处、专业零售点、医疗服务部门等,将更适合发展专业知识,也更便于创新劳动的产生。因为这些对小企业的管理更容易把握创新劳动的脉搏,及时按市场所需而进行创新劳动。麦当劳在开拓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把握住潮流以及快餐标准化的趋势,从而一举成名。一个成功的企业的主要资源和主要的竞争优势,便是员工的创新劳动。这不像有些智力资产,如专利药品、版权图书、软件等那样容易掌握。
    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有四种企业形态在经济中占有了日益增大的份额:(1)资本密集且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业、公共设施、自然资源等企业;(2)劳动密集而市场受保护的企业,如食品加工业企业;(3)非知识密集行业或单调而高度自动化的服务业企业;(4)知识密集的服务业企业。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化,这些企业形态将在各行各业中出现,包括金融业、保健业、事业服务业(咨询、法律、工程、建筑)、教育软件服务业、电脑软件公司、科学研究公司和娱乐业等。
    在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工人的劳作以物质生产为主。从职业的角度来看,钢铁工人的工作是为了提高钢铁厂的产量,物质极为重要,而人是次要的。传统的汽车装配厂也是一样,主要工作是装配线上进行反复的安装。那时,改善生产力的技术是为了加快装配线的速度。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时代,金钱和物资的首要作用是发挥劳动者创新劳动的潜力和生产力。同样地,电脑也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但办公室职员不必配合个人电脑的速度,而是电脑顺应人类。当人们进行其他工作时,电脑屏幕的数据还可以继续保留。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过去以物为本的企业,将不断转向以人为本。以物为本的企业,以类似军队的等级组织管理企业,管理人和员工有显著的区别,有如军队的军官和士兵的区别一样。管理的分层是将军或高级主管,军官或经理,士官或领班,士兵或工人。在这种企业中,下达命令或服从命令是标准化的沟通和反应方式,企业很少努力对低层人员充实知识或开发他们的脑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变为以知识或信息为基础的公司,由教育程度颇高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通过组织,主导并管理同事、客户以及决策层所反映的事情。这种组织的特点是等级少,管理人员不多,非中央集权,非正式小组。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扮演实际操作和调度工作的主要角色。这类企业的最重要财富是创新劳动者,以最大的投入支持一大群从事创新劳动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并非以传统的等级模式组织在一起,而是根据每个工作项目和非正式的跨项目小组而结合,每一个计划由一个主持人领导,他必须依照不同的科目补充新成员以达成其目标。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时代,新形态的公司组织中将趋于没有层级的架构,职员不再期望有明确的升迁制度,经理人也不再运用对组织的忠诚激励员工,取而代之的是以员工发展的观点看待工作,并不断为从事创新劳动者提供培训和专业就职机会。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科技进步与创新劳动的关系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使我们必须尽可能向劳动者的劳动注入更多的科技含量,以不断增加劳动者利用高科技手段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能力。面对这种情况,一些经济学家,常常依据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理解为体力劳动价值论,把科学技术与劳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既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更多地依赖于科学技术,劳动就越来越不重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
    其实,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理解为体力劳动价值论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⑤又说“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⑥他还充分肯定了科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的作用,把科技看作是财富的最可靠形式,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的一个方面。^⑦
    为了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确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科技进步与创新劳动的关系,我们可以提出高科技含量劳动和低科技含量劳动的概念。高科技含量劳动是指,要运用比现行社会一般水平为高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才能从事的劳动,它基本上相当于《资本论》讲的复杂劳动,但更加明确和强调了这种劳动所包含的科学技术内容。低科技含量劳动是指,运用比现行社会一般水平为低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就能从事的劳动,它基本上相当于《资本论》讲的简单劳动,但更加明确指出了这种劳动的低科技含量特征。创新劳动可以在创造科学技术、推进科技进步的同时增加劳动的科技含量,导致高科技劳动产生,高科技含量劳动产生以后又可以产生良性循环,促进产生更多的创新劳动和科技进步。高科技含量劳动和创新劳动虽然可以是两个概念,但它们是可以共存于一个人的劳动之中的,即很多高科技含量劳动同时就是创新劳动,很多创新劳动同时就是高科技含量劳动。
    目前,很多经济学家之所以在肯定科技进步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作用的同时,否定劳动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性意义,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受西方经济学把劳动等同于物的惯性思维影响,把西方经济学有关经济增长的索洛模型,当成了分析不同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唯一依据。索洛模型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⑧它所运用的方法对于分析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贡献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考虑到高科技创新劳动的存在,没有对劳动与物、存量与流量、高科技含量劳动与低科技含量劳动加以区别。根据这个模型计算出的劳动贡献必然很低,但根本不能反映一个国家劳动者的实际劳动贡献,更无法反映一个国家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的实际贡献。
    现在基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对各生产要素产出贡献的计算,通常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有形要素(如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估计总量生产函数后,可以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产出效益后的余值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很多统计学家,根据这个方程的方法计算了我国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都是劳动贡献份额很小。例如,张塞等的计算结果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的贡献率除1990年外,均低于20%,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均低于10%。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明显分为两个阶段:1991年以前,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是劳动、资本和科技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中最高的,1979~1981年连续高于100%,随后有所下降,但始终高于50%;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投入的贡献率迅速下降,除1996~1997年又有所回升以外,贡献率均低于50%。与资本投入的贡献率相反,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较低,1979~1982年和1989~1990年间为负值,但90年代以后则明显提高,1992~1994年间科技进步贡献率高于50%,1994年以来科技进步贡献率持续下滑,经济增长又转为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实现。在1978~1997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以资本投入推动为主,其贡献率平均为64.04%,其次是科技进步,贡献率为18.29%,劳动投入贡献最低,为17.65%。^⑨
    但是,这样的计算结果,不可能全面反映出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实际贡献。因为这种计算所使用的表示劳动投入的数据,只是代表劳动者生活资料价值的工资费用,没有包含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的贡献;它所用以计算劳动贡献份额的回归系数,是在不考虑科技进步的假定下,引入全部国民收入都是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贡献的结果的约束以后,用过去劳动者生活费用投入和过去国民收入的关系推算出来的。
    用这样的方法计算出的劳动贡献份额,只是在排除技术进步因素以后,按照过去代表劳动者生活资料的那些物质资料,和在资本费用上投入的那些物质资料之间,对国民收入的旧的贡献关系,计算出的所计算年份的这两种物质资料之间对国民收入的新的贡献关系。但是,这种物质资料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劳动者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实际的情况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相当于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时把资本的原有价值转移到了新产品上,并且用超过他们生活资料价值的劳动创造了企业的利润和整个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
    资本等物是生产得以进行的重要条件,但它们除了巧合,不会自动按照人的愿望增加自己的财富,它们的旧价值也只有靠劳动者的活劳动才能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去,所以它们的贡献就是使生产得以进行并可以被转移旧价值的贡献。它们的利用状况和旧价值转移状况,都取决于劳动者的劳动。如果利用它们的是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它们就可以被利用得好,它们的旧价值就可以被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劳动者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较大的价值和财富。相反,如果利用它们的是低科技含量劳动,就会发生相反的结果。真正反映劳动在经济发展中
    贡献的指标,是可以用于把人与人相比的劳动生产率这类指标。
    由于人和物是不同性质的事物,它们之间的贡献,是不能用同一尺度比较的。比如,如果我在没有与别人合作的情况下写了一篇文章,我就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它的价值是我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用不着说,这篇文章是我和我的衣服、裤子、鞋、电脑、笔、纸、房子,乃至宇宙和地球一起写的。从使用价值方面看,宇宙和地球当然比我有用、比我作用大,但它们不属于人类,不管写文章这回事,我的文章写得好,就说明我对它们利用得好,我对人类的贡献就大。如果那些物有原有价值,这些价值就能被我转移到新产品上,转移得了转移不了,全看我的劳动如何,对它们利用如何也全看我的劳动如何。它们就是它们,除了巧合不会自动改变自己适应人类。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把科技进步增长率,看作是经济增长率扣除了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增长率以后的余值的做法,把科技进步说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无法说明科技进步的来源。离开了人、离开了物,科技进步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方新增长理论,把科技进步归因于人力资本,但仍然没有说明科技产生的真正来源。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科技进步和教育培训费用等人力资本的物质投资,虽然一般有正相关的关系,如果把“干中学”等也算作人力资本投资的话,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也可以有交叉,但它们毕竟还是两个过程而不是一个过程。谁能知道在一个人身上花费多少人力资本物质投入可以生产出一部《史记》呢?这显然不是可能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果不去研究司马迁,不去研究司马迁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追求,不去研究他的那些经历,不去研究他的那些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怎么能光用物质投入来说明《史记》的产生呢?
    第二,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只有从事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才能创造科技成果,只具有人力资本却不去从事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的人,仍然不可能创造任何科技成果。例如,同样是一个徐庶,在刘备手下出谋划策,起了很大作用,但到了曹操手下,因为不愿意给曹操干事,于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他明明知道庞统要使用连环计给曹操来个致命的一击也不说,那他的人力资本还是没有创造任何科技成果。
    第三,人力资本无法离开高科技创新劳动而发挥作用,人们却可以在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中学习和积累人力资本,增加创造科技成果的能力。这种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在接受教育和培训中所花费的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现在人们都承认,教育是人力资本增加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学生是最辛苦的劳动人群之一,就是承认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是人力资本即笔者定义的人力财富^⑩的来源。二是“干中学”所花费的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有的人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很善于在实践中刻苦自学,最终具有了很大的人力资本,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例如,我国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就主要是依靠“干中学”所花费的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积累了大量人力资本,发挥出了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作用。可见,有人力资本不一定能发挥出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却一定可以积累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人类财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对推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任何物质财富的形成,首先要有能量来促进物质的转化、分解和重新组合。在原始社会,人类主要依靠低科技含量的简单劳动来提供物质运动所需要的能量,也就是主要靠消耗体力。但人类低科技含量劳动的体能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在当时人们所能得到的劳动成果是极其微小的,甚至难以维持温饱,根本谈不上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人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就不断地寻求借助人体外的能量来代替人们自身的能量。这个用自然能量来代替人们自身能量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用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替代低科技含量常规劳动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创新劳动促成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
    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要能创造更多财富,人们必须消耗更多的脑力。因为要使物质按人们的高要求来运动、分解并生产预定的产品(财富),必须有更好的劳动技能,包括对产品和劳动过程的更好设想(设计),对自然能量的更好控制和加工工具的更好制造与操纵等等。而劳动技能和劳动工具的制造与操纵等,都是要求劳动者花费更多的高科技含量脑力创新劳动。
    在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依靠单纯的人类低科技含量体力常规劳动创造财富的情况已经大幅度减少,至少要采用简单的工具和依靠畜力来进行生产。在工业社会里,单纯的低科技含量体力常规劳动更是日益减少,更多的是运用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来操作各种机器。创新劳动的科技含量越高,采用的工具和自然动力就越多,创新劳动的效果就越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越快。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越来越依靠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来支撑。
    在当代,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积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积累,是指劳动者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扩大与深化来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满足人们以及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取得的累积性进展。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积累包含科学发明及其在生产、流通各个领域创造财富中应用的累积性进展。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积累所形成的科学水平的发展提高,是技术进步的理论基础,而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积累所形成的技术进步则是科学发明的扩展与应用,它们密切相关互相促进,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直接产生影响的是技术进步。正如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¹¹而科学技术正是由劳动者的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发明和运用的。劳动者的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积累可以创造科学技术,并利用科学技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快速转变。
    注:
    ①②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3~74、24~2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
    ④MichaelE.Poter(1990),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The Macmillan Press Ltd.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55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5页。
    ⑧RobertM.Solow(1957),"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3):312-320.
    ⑨张塞主编:《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与应用》,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84~86页。
    ⑩裴小革:《建设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275页。
    作者：裴小革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稿件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1月刊
    （本篇有删节，数据及图表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