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联合声明看“宏观经济政策合作”的重大意义

    在中美两国重开交往之门40周年和新世纪第二个10年伊始之际，胡锦涛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发表中美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为中美关系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新动力，奠定了新基础。国际舆论认为，不仅中美实现双赢，而且世界获益。该“声明”是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新时期达成的新成果，推进了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本文仅就“声明”在中美经贸关系中首次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阐明它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一词，毋论在现代经济学课本上或国际协议中，从未出现过。就经济学课本而言，有“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管理”或“宏观经济调节”，但从未有过“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一词。就国际合作而言，有贸易合作、投资合作、技术合作、经营合作、关税合作等，从未有过“宏观经济政策合作”。
    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就具体组织形式讲，是不同国家之间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联席会议，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近几十年来，有多种这类财长与央行行长联席会议，有双边的（如中美），有多边的（如七国集团），有地区的（如中日韩与东盟10+3），还有全球性的（如20国集团）。仅中美两国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近几年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举行过多次，但只有这次“中美联合声明”首次将这种会议形式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这不是对这类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一个简单的“命名”或“称谓”，更不是仅指中美的双边合作而言。“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一词是对各种规模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概括，所概括的是一种制度化的机制，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新机制，而且还孕育着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胚胎。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一词在中美“声明”这一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但我们应从世界的与历史的视野，对“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从广袤而深邃的角度去考察，认识它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对这次“中美联合声明”的重大意义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一、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是适应
    经济全球化需要的新机制　　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经济调控或宏观经济管理，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没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野。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非常完美的，依靠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市场的供求会自然趋于平衡，可无为而治。它虽然承认偶然会出现失业，但只要工人把工资要求降下来，愿接受更低的工资待遇，自然会受到雇佣，因此古典经济学一般不承认会存在什么“非自愿失业”，“失业”都是自愿的。
    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决不像古典学家所描绘的那么“美妙”。它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它固有的三大缺陷：（1）周期性危机；（2）竞争必导致垄断；（3）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把三大缺陷发展到极其尖锐的地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面临崩溃，资本主义经济已无法靠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不得不求助于“国家干预”。随着罗斯福的“新政”，特别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为“国家干预”，特别是为“宏观经济调节”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风靡一时，不仅让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及微观经济学的分野，而且依靠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经济调节（或称宏观经济管理），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远离了30年代那种毁灭性的危机。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使许多人士都为凯恩斯歌功颂德，在纪念凯恩斯著作出版30周年时竟喊出了“是凯恩斯拯救了资本主义”。可是，好景不长，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美国里根总统不得不推行以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为圭臬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尽管货币主义学派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但不反对宏观经济调节，它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凯恩斯主义学派倚重于财政政策，而货币主义学派更倚重于货币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宾在一次研讨会上曾用三句话概括了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对货币及货币政策的三派核心观点及分歧：（1）货币根本不重要；（2）货币很重要；（3）货币唯一重要。第一种意见是凯恩斯主义学派，第三种意见是货币主义学派；第二种意见即萨缪尔森自己标榜的“新古典综合”，后又改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既强调财政政策的第一位作用，也承认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总之，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毋论是凯恩斯学派还是货币主义学派，尽管其侧重点各有不同，却都主张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这是为应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周期性危机所不可或缺的。
    然而，凯恩斯主义所讨论的有效需求问题和宏观经济调节问题，只涉及一国范围内的经济波动与稳定问题。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过去二、三百年间为适应以机械化、电气化科技相联系的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而成长与发展，在政治上要求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反对封建的政治专制和地方割据。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调节只是一个国家行使的主权范围的事，维护一国国内市场的统一性与稳定性。但在与信息化科技相联系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单靠各国致力于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不足以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
    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贸易、金融、信息网络把世界各地紧紧捆绑在一起，突破国界，把全球作为统一市场，通过有效的分配与再分配，使各地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发挥，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好处。
    但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与之俱来的弊端，经济全球化，各种风险的传导机制也全球化。值得提及的是，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支重要生力军。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衍生产品形成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会通过利率、汇率、股份、各种衍生产品的金融网络，把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很快传导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也可让一国虚拟经济风险扩散到本国或别国的实体经济。不仅如此，金融投资资本，特别是金融投机资本不仅会利用某国或某个地区的制度或政策的漏洞进行冲击，甚至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为地制造金融市场的动荡。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中，危机首先发难于泰国，固然由于泰国自身金融体系不健全和政策失误（如吸收短期投资过多和实行泰铢自由兑换过快），然而即使像金融制度较健全的香港，也遭到被索罗斯为首的量子基金以其巨额投机资本在金融市场上人为地制造出金融风暴。虽然索罗斯最后以几十亿的亏损败下阵来，但香港却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海啸。
    可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防止经济危机或风险，需要一个跨国界的（区域的或全球化）统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行统一的宏观经济管理（或调节）。国际社会曾有人议论过所谓“世界政府”，这根本不现实；为了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杰弗里·加滕教授于2008年11月3日在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呼吁“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中央银行”，这个主张也不现实。不用说，建立“全球性中央银行”不可行，即使建立区域性超国界的宏观经济调节也不现实，因为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涉及各国主权。谁都知道，欧盟经营了几十年，虽建立了共同市场，建立了中央银行，确立统一货币（欧元），虽说可以实行地区性、超国界的统一货币政策，但迄今无法实行地区的、超国界的统一财政政策。更且，英国仍坚持保留本国央行和英镑以及自己的货币政策。所以，尽管经济全球化要求有跨国界（地区或全球的）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或管理），但目前不可能做到，而且在未来很长时期也未必可望做到。怎么办？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地区范围内或全球范围内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以便在相当程度上发挥跨国间的宏观调节的职能。如近几年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而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旗下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20国集团，就国家数讲不过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1/10，但它包括了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G20国家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85%，人口占全世界的1/3，它的活动及影响具有全球意义。
    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在平时应以经济（金融）监管为重点，增强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以防经济（金融）危机或风暴发生；一旦发生经济（金融）危机或风暴，则重点应是如何联手共同应对和克服风暴。
    二、“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对世界旧秩序的
    突破，世界新秩序的孕育和胚胎　　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是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应对经济（金融）危机或风险的新机制。令人瞩目的是，这个国际合作机制之所以称“新”，主要是新在它产生于联合国框架之外，它突破了世界经济的旧秩序或旧格局，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孕育着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秩序。
    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建立的国际合作组织。还在大战结束前夕，1944年44国在美国达成《布雷顿森林协议》，这个“协议”有两大成果：一是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二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大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当初建立这些机构，主要是帮助战后有经济困难的国家恢复与发展经济，后来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二者之间有一明确分工：世界银行主要是给不发达国家提供项目建设的长期贷款，而国际货币基金则为出现外贸逆差而有支付困难的不发达国家提供周转性的短期贷款。二者均没有协调各有关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不能适应上世纪60~70年代后出现的、日益增强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势的要求。要在地区内或世界范围内实现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只能突破传统的国际秩序而在联合国框架之外进行。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而召开的G20历次首脑会议及相关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都是应主办国元首之邀而召开并在主办国进行，既不是由联合国召开也不由联合国秘书长主持，而是由G20首脑协调确定下次G20会议的主办国。会议的主角是G20首脑及其财长与央行行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虽应邀出席会议，却作为被讨论的对象，由首脑及部长们讨论决定就扩大公共投资，加强金融监管，给IMF增资，反对保护主义，调整投票权份额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形成决议，以适应全球化条件下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这些决定与共识，不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所能做到的。这充分表明，传统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有关机构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需要有G20之类的新机制来实现。
    其实，传统秩序和机制之无能为力和对新秩序与新机制的呼唤，早已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美国利率上调导致美元汇率在1979~1984年间上升了60%，1985年国际汇率剧烈波动，迫使美、英、法、德、日五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旅馆（Plaza Hotel）召开紧急会议，并达成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序地下调。这次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会议，竟然没有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参加，而这两个国际机构确实没有调节汇率的职能。1986年上述五国增加了意大利和加拿大，由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东京开会，决定每年定期就汇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息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外贸差额以及外汇储备状况九大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监督、磋商和协调。这一来，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联席会议便机制化、制度化了。后来，国际汇率市场多次出现巨大波动，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多次联手采取集体干预行动，取得了成功，平息了金融市场的风波。
    七国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增加了俄罗斯而成为八国集团，但就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而言，起作用的还是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但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这一机制，只是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或所谓“富人俱乐部”，未能反映近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促成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兴起。近几十年来，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地区，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悄然崛起。据报道，新兴经济体占全球财富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33.7%增加到目前的43.4%，几乎快占有半壁江山。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和格局的重大变化，迫使世界经济秩序和合作机制不得不作相应的调整。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七国集团发起于1999年成立了20国集团，把一些重要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当时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还只是一种对话机制。最近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严峻情况，迫使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不得不吸收主要发展中国家而多次召开20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及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对话、磋商和协调。而且G20匹茨堡会议（2009年）建议这种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并决定2010年6月和10月分别在加拿大和韩国举行。这便把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推向机制化和制度化。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所实现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要比七国集团更具有全球性，而且会议的性质和职能比以往G20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即通过对话、磋商和协调，实现跨国界的“宏观经济调节”。
    从1985年广场会议到2010年G20会议所实现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都是在联合国框架之外的新机制。它表明二战后初期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和经济机制，已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要求有突破与创新。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还只是意味着对旧世界秩序的一种“突破”，那么G20所形成的机制，则意味着新秩序的孕育或胚胎。无怪乎英国《每日电讯》2009年4月3日就G20伦敦会议头版发表文章，采用了如此振聋发聩的大标题“G20：布朗宣布世界新秩序”。
    总之，世界经济结构和格局的变化，势必突破世界的秩序，呼唤并孕育世界新秩序和新机制。事实表明，G20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不仅应运而生，而且较成功地应对了这次来势汹涌的世界金融危机。据预测，2010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达7.1%，支撑和带动发达国家获得了2.7%的经济增长。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所说：“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前已经崛起，在危机中继续崛起，未来仍将崛起”（徐伟，2010）。正是世界经济新结构和新格局，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双边、多边、地区、全球）这一新机制的茁壮成长和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孕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机制“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要求有
    新的“道义准则”——“国际责任感”　　据前面所述，中美联合声明中所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在现实中早已出现，至少在1980年的广场协议以后还见诸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以及一些区域性的这类会议，尽管有行动但从未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一词。然而，正是中美联合声明第一次给这类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这个新机制冠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的字眼或表述，这表明人们对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机制，在认识上有一个深化、提升的过程。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意识落后于存在，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化、提升的过程。以宏观经济调节或宏观经济管理为例，这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机制，也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但从罗斯福“新政”到凯恩斯“通论”，都没有提到“宏观经济调节”或宏观经济管理，迨至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才在实践中确立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并以IS和LM模型纳入宏观经济学理论。从罗斯福“新政”到“宏观经济调节”的过程，标志着人们对“宏观经济调节”这一机制的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深化、提升的过程。“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也同样经历了这样认识深化、提升的过程。中美两国举行过多次财长与行长会议，最近举行中美联合声明才把财长与行长的国际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机制提出，即“宏观经济（国际）合作”。它标志着人们对这个新机制的认识，已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提升。这种新机制，可以是双边的、多边的、地区的或全球性的，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而产生的，履行着跨国界的“宏观经济调节”职能。这一新机制的提出与确立，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中美联合声明”的重大意义，还不仅在于它首次把财长与行长会议确立为一种新经济机制，还在于它从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新秩序与新机制的要求出发，确立了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所要求的显性规则和隐性道义责任。这里所讲的是显性规则，是“声明”中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所谓“相互尊重”，就是合作各方不论是大国或小国、富国或穷国都须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及国家核心利益；“互利共赢”，就是反对损人利己。“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一基本准则，不仅适用于双边和多边，也适应用于地区和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只有建立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国际合作才有生命力，才能成功与持久。
    可贵的是“中美联合声明”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合作”的协议，贯彻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隐性“道义责任”，这就是“国际责任感”。虽然“声明”曾提到双方承诺“国际责任”，但未明确提出哪些“责任”。然而，“国际责任感”一词虽未见诸文字，却作为一种隐形的“道义规范”或“道义准则”，渗透于协议的字里行间。
    所谓“国际责任感”，就是国际合作中，各国不仅要对本国人民的福祉负责，也要尊重合作伙伴、邻国和本地区乃至区域人民的福祉；不仅要为本国的经济稳定与发展负责，也须考虑合作伙伴、邻国以及本地区乃至区域外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需要。诚然，国家有大小，经济有强弱，各自承担的国际责任，应与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水平相适应。但重要的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强国或大国，须在观念上、精神上都要有“国际责任感”这种“道义观”。“联合声明”涉及中美战略关系的安全互信等许多方面，但仅就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而言，其间也包含“国际责任感”，它至少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1.中美两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既是为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也着眼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联合声明”强调“为推进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双方同意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与合作”。为此，美方承诺“将重点减少中期联邦赤字，确保长期财政可持续性，并对汇率过度波动保持警惕”。中方承诺“继续加大力度扩大内需”，“继续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声明”还申言“双方同意继续实施前瞻性货币政策并关注其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两国支持欧洲领导人为增强市场稳定性和促进可持续长期增长所做出的努力”。这一切充分表明，中美两国政府都是负责任的政府，不仅对本国经济和本国人民福祉负责，而且关注其对世界经济和各国人民福祉的影响，注重促进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合作所要求的“国际责任感”。
    2.以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明智地和务实地对待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问题。　　20国集团提供的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是在联合国框架之外的新机制，是国际新秩序的胚胎。传统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秩序是以美元为核心的体系与秩序，也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深层次的体制根源。如何改革这一传统体系和秩序，国际社会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将旧体系推倒重来的激进主张，即立即彻底推倒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当前“一主多元”格局，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二是主张“渐进式”改革。大多数主张“渐进式”改革，因为“推倒重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或金融市场重大波动或震荡，损失太大。
    我国周小川行长曾提出建立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建议立即获得“金砖四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同。不过，这是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提出的。胡锦涛主席在G20金融高峰会上讲，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要坚持“全面性、彻底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显然，只有建立一个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才会是全面的、彻底的，但这一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是渐进的，才能稳步推进，取得实效，要以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以渐进的方式去探索、推进。
    “中美联合声明”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这种国际责任感。“联合声明”强调“双方承诺致力于加强全球金融体系和改革国际金融框架”。同时，又强调“双方重申支持20国集团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重申承诺20国集团首尔峰会公报中的承诺”，“双方支持20国集团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并承诺加强沟通协调，落实20国集团峰会承诺”，美国声明“美方支持中方逐步推动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努力”，等等。这一切表明：两国一方面表示要改革传统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传统的金融框架；另一方面又承诺要支持20国集团所体现或承载的新机制，而且要让新机制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实际是寓“育新”（培育新机制）于改革之中，将“育新”与“革旧”合为一体，以渐进方式用扩大“新机制”的作用去推进传统体系和传统机制的改革。这是以积极而又务实的负责态度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充分体现了对国际社会务实负责的“国际责任感”。
    3.中美双方承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表现出经济大国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态度。　　历史告诉我们，“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是欠发达国家或后进国家为抵御先进国家的货物倾销、保护本国幼稚工业而采取的防御性手段。这在当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而今，却完全变了，保护主义的阵阵喧嚣声却来自发达国家，矛头却指向发展中国家，这就既不合理也非常有害。
    当今发达国家鼓吹“保护主义”而指责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过大，特别是把矛头指向中国，这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发达国家把一些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加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当地的廉价资源（劳工、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这是市场竞争规律所使然。但就发达国家讲，原本国内的出口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取得“国民待遇”，变成所在国（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这种“出口”，本是发达国家出口企业在海外的“延伸”，现在却变成所在国（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顺差，这就把事实完全“扭曲”了。例如，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有5万家，其中出口企业有2.2万家，以经营Ipod为例，一个Ipod在美国售价为299美元，而它在中国的加工费只4美元，这200多美元的销售收入全归了美国公司，而出口额和贸易顺差却记在中国户头上。美国一些议员以此指责中国“倾销”，岂非悖谬之极？此其一。更且，“保护主义”十分有害。若发达国家都用“保护主义”来围堵发展中国家，势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大批制造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凋敝。要知道，迄今为止，是新兴经济体引领全球经济复苏，若把这个“引擎”损坏了，势将殃及全球。在全球化时代，对抗金融危机需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复苏经济也同样需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切忌搞“保护主义”，损人利己或与邻为壑，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中美联合声明重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正是体现了以大局为重的“国际责任感”。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向以“国际责任感”自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表现出并在中美联合声明中体现的这种“国际责任感”，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宏观经济合作所需要的一种国际“道义准则”，是新时代文明的一种体现。
    所以，毋论是“中美联合声明”第一次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这一新机制，还是它虽未明确提出但实际凸现的“国际责任感”这一国际道义准则，都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它们的重大意义将在历史的进程中日益显现出来，因为它们是全球化时代要求的新机制和新精神。
    
    参考文献：
    特伯特·斯坦，1989：《总统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
    保罗·肯克迪，2009：《新的世界秩序将在2009年出现，美国将衰落》，《盐湖论坛报》〔美〕1月9日，见星岛环球网1月9日。
    拉尔夫·埃帕森，2010：《新世界秩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走向大外交》，《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2月8日。
    徐伟，2010：《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中继续崛起》，《中国经济时报》1月30日。
    (作者：黄范章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责任编辑：钟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