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研究的四种经济学范式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不断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从官方到学界都积极探索,努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讨经济转轨的内容、路径与实现方式,从而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多种转轨经济学范式。从其基本内容与主要影响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轨的研究主要有四种经济学范式,即新制度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范式与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转轨研究范式。认真分析这些转轨经济学范式,对于我们科学地总结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与转轨的实践经验,科学地推进转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正确而有效地指导我国未来经济转轨实践,是十分必要、非常重要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转轨成本-转轨收益”范式
    以制度变迁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我国经济改革与转轨的理论与实践影响较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学说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研究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证明了市场机制在法律制度领域的适用性,从而把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与对权利配置效率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用新制度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转轨问题。特别是中国的许多年轻学者,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一个制度变迁和产权重新界定过程的理论,由此逐步形成了转轨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转轨范式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转轨的理论研究,另一个是对转轨中经济运行的实证或经验研究。转轨理论研究主要是在一种转轨定义下探讨如何推进转轨的基本理论,提供一个可以用于转轨经济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对转轨中经济运行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根据俄罗斯、东欧和中国的转轨实践来总结转轨经济的基本经验和比较不同的转轨路径、转轨模式。其中,有些经济学家对转轨进行更为理论化的探索。例如,张曙光、盛洪、樊纲和林毅夫等借鉴新制度学派理论对转轨过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认为渐进式变革将是阻力较小、成本较少的一种选择。根据新制度经济学转轨理论,经济转轨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其收益的理想预期。当改革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制度的供给与制度的需求相等时,制度处于均衡状态;当改革的预期收益大于改革的成本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因此,转轨的过程实质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转轨理论认为,不仅要研究转轨的动因的性质,而且要研究如何使转轨成本最小而使转轨收益最大、转轨阻力最小而使转轨方式最为可行,这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经济转轨研究的基本取向与明显特征。增量改革、体制外改革、双轨过渡、计划权利的交易以及买入型变迁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根据盛洪的归纳,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市场化改革道路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主要有六个方面:(1)体制外改革。所谓“体制外暠是指在现有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如乡镇企业的发展,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新产品的出现,以及经济特区的崛起等。(2)增量改革。所谓增量改革是指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国有企业或农民在完成他们对政府承担的义务以后的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安排,包括在定价、销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面的安排。(3)特许改革或试验推广。将市场化改革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如地区、产业甚至企业)之内,目的是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改革的试点,可以积累改革经验,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在更大的范围乃至全国推行改革。(4)补贴改革。当一种改革方案会给一部分经济当事人带来损失时,为了使这一改革能够在较少阻力下实行,中央或地方政府对这些改革受损者相应的补偿,这被称为补贴改革。(5)计划权利的交易。计划权利是指可以以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影子价格)的计划价格“出售暠某种资源或产品的权利,实行价格双轨制。在价格双轨制的条件下,就有可能通过计划权利的交易(两种价格之差)来实现定价制度的改革。(6)局部改革或渐进性。这种改革方式的特点是:将市场化改革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分解为较小的单位,然后逐步在空间和时间上扩展和推广(盛洪,1996)。根据新制度经济学“转轨成本-转轨收益”范式的解释,以渐进性、双轨制和增量改革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方式不仅是切实可行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
    二、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化经济改革暠范式
    以“华盛顿共识”为标本的新古典经济学转轨研究范式,是一种新自由主义范式。新古典经济学转轨研究范式的主要代表人物不仅有萨克斯、科尔奈等国外学者,也有是以胡永泰、杨小凯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学者。这种转轨经济学范式是以亚当斯密所建立的“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每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亚当 . 斯密构建出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20世纪90年代前期,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东欧以及前苏联转轨国家基本按照“华盛顿共识暠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其中包括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在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初期,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基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这些国家开了药方,希望按照一种理想模式大规模地、迅速地、全面地建立起一套西方式的游戏规则体系,从而带动这些国家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经济的繁荣。
    新古典经济学转轨范式认为,只要将产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同时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中央计划转向自由市场配置,就可以促进国民储蓄和资本形成,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以激进方式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根据新古典教科书所达成的迅速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战略被称为经济转轨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这一共识强调财政纪律和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主张金融部门和贸易部门的自由化,主张对汇率、利率和外国投资放松政府管制,并强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保护私人产权,其要旨仍在于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所谓稳定化就是通过严厉的紧缩性财政和金融政策以及一系列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强制性措施,迅速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使宏观经济趋于稳定;所谓自由化就是通过“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暠实现价格的自由化,通过废除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以及通过放弃外汇管制和垄断,实现外汇的自由化;所谓私有化就是通过归还、出售、租赁、股份制改造等产权制度改革,将国有经济民营化,最终塑造和确立市场经济的主体。只要采取这些措施,前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共识。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典型是以萨克斯主张实行“大爆炸”或“休克疗法”为核心的转轨方式。萨克斯不仅主张实行以“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自由主义纲领,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他的政治自由主义纲领。萨克斯等人认为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主张全面实行以“私有化”和“民主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化经济改革”范式的解释,以激进性、大爆炸和休克疗法为主要特征的俄罗斯经济转轨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必然的,但实践结果是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灾难,以致普京不得不予以纠正,加强政府干预和控制,才避免了俄罗斯的崩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暠范式
    从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主导了中国近20年的改革取向。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转轨实践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见之实践的现实代表。正如“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物一样,“北京共识”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具有合理性。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而是几个社会共有的。计划与市场都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与方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二是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具有必要性。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有效手段,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三是认为社会主义能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照中共“十四大”报告的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和特征,同时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作为市场经济,同样是以市场作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的经济,是由市场机制,也就是价值规律调节运行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在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理论的假定前提有三:一是体制中性论,即认为经济体制不同于经济、社会制度,它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可以与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相结合;二是市场经济手段论,即认为计划与市场都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与方法,可以为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利用。三是“利益一致”与“帕累托改进”论,即认为在改革与转轨过程中全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应当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然后帮助与带动其他人富起来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转轨理论的核心思想是:(1)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市场化改革应当维护与完善而不能瓦解与破坏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应当进行大胆实验、探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改革与转轨只能是渐进性的,在经济改革中应当正确处理改革与稳定、发展的关系,不能因推进改革而影响发展、破坏稳定。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的实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中用市场机制对原有的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陈甬军、徐强,2002)。栚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它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张宇,1997)。栛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改革与转轨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转换资源配置方式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从转轨实践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同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进展并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遇到了许多两难问题,这些问题是:体制外增量改革与国企改革的滞后性;农村改革与城镇改革的冲突性;消费结构转变与收入水平提高缓慢的矛盾性;国内体制转轨、经济发展与“入世”后受经济全球化冲击的紧迫性。所有这些由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一些两难问题,显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学研究者触及甚少以至于没有很好解决的“过渡难题”。因此,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包括对中国的改革命运关心的国外学者,应当多投入时间来研究这些问题。中国的渐近性转轨模式的有效性已经被实践所证实,但中国的转轨还远未完成,接下来所要解决的多是一些核心性的问题,如产权、利益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所以,未来的改革与转轨将会是一个加速制度创新的过程(关晓光、汪毅霖,2006)。
    四、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化生产方式-市场型社会主义制度”范式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而深刻变迁的整体性过程,因此,只有用整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这种整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的最高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张宇,2000)。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成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科学范式。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社会结构变革理论为我们研究经济社会变革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于金富,2006)。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一定的生产方式必然形成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二者共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政治的、法律的和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它从根本上和总体上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决定着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恩格斯在论述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制度及其变革的决定作用时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暠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就是“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暠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变革首先是从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开始的,然后是生产关系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变革,最后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变革的根本动因,在于其内部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了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各种形成要素及其内部联系的基础之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变革的根源、过程以及研究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阐述社会革命发生的过程时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我国经济转轨分析中,有的学者主张采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即“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分析范式对社会主义经济转轨进行深入而系统的分析。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利益诱导,也不在于政府保证民生、顺应民意的良好愿望,而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运动。就其实质而言,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绝不是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而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中国经济转轨的实践经验也充分证明经济转轨绝不只是经济体制的转换,而是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从劳动方式的变革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全面实行了农户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企业自主经营制度;从生产形式的变革来看,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可以划分为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大历史阶段,商品化———市场化是贯穿整个经济改革过程的主线。中国经济转轨不仅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也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伟大变革。中国经济转轨在保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蓬勃发展;在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存在与改革的同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新型公有制形式也迅速发展起来;在联合劳动健康发展的同时,雇佣劳动和个体劳动等劳动形式也普遍形成。其次,从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来看,中国经济转轨打破了以往的管理制度及其命令与服从的等级依附关系,逐步确立了自主化、民主化、社会化管理制度,从而形成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资本收入、技术要素与管理等其他要素收入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根据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转轨研究范式,实行市场化的经济转轨不仅要求实现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而且要求实现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结构的全面变革;中国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不是要走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全面构造以市场化的生产方式为核心、以民主法治为保障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
    五、研究的主要结论
    从总体上来看,上述四种转轨经济学范式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试图回答与解决这样几个基本问题:(1)经济体制是中性的还是具有特殊的品性,经济转轨是单纯的体制改革,还是全面的经济社会系统变革?(2)原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经济效率低下,还是权利结构失衡?经济转轨的核心问题是转换资源配置方式,还是变革社会制度结构?(3)转轨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主张实现全面、深刻的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还是单纯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各种转轨经济学范式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与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范式都倾向于认为经济转轨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源配置问题,即实现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到市场的置换,而不是制度结构变革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认为,经济体制具有其特殊的制度品性,绝不存在什么中性的或一般的经济体制,经济转轨必须实现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的匹配。为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明确地指出经济转轨是一场全面、系统的社会变革。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主张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而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变革,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则主张变革传统计划型社会主义模式,全面构造以市场化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因此,在经济转轨中进行制度变革与创新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绝不能实行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宪政转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宪法秩序所规定的权利配置及其利益结构在本质上都是不合理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发的市场力量与垄断的资本力量过于强大,而政府的作用与公众力量则明显不足。近年来,美国之所以爆发了次贷危机,并迅速发展成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从其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广大人民收入增长缓慢、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这也充分说明,没有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制度创新,就不可能真正形成合理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就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注:
    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陈甬军徐强:《过渡经济的本质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与科尔奈和萨克斯教授的讨论》,《改革》,2002年第4期。
    张宇:《过渡之路: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关晓光汪毅霖:《不同宪政秩序下的转轨路径与转轨绩效》,《财经研究》,2006年第1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618页。
    于金富:《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
    (作者：于金富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白丽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