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

     面对经济景气循环，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经济体都明显暴露出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以我国为例，钢铁、水泥、煤化工、多晶硅、电解铝乃至风电设备等一系列主要行业均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一方面，产能过剩引发市场恶性竞争、经济效益难以提高、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人员下岗失业、银行不良资产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严重影响经济复苏的效果。另一方面，它更给应对全部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提出不可忽视的限制，如果社会投资甚至四万亿元政府投资大量流入业已过剩的行业，则短期可能促进增长，但长期则会进一步加剧过剩，造成难以平复的困局。
    这一轮严重的产能过剩并不能简单地由经济的周期波动解释———虽然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大幅下降自然地使产能过剩显现出来，但产能过剩也完全可能与金融危机互相独立分别发生。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如外部经济条件十分繁荣的2003-2006年，过度投资引起的产能过剩在我国就已经显现出来。 2005年，国家发改委集中力量调查公布了几大行业的产能过剩情况，而当时大量拟建、在建产能使产能过剩呈加剧的态势。这种背景埋下了重大的隐患，大大加剧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深入探究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能帮助我们更加理解当今局面的成因和其中蕴含的一般规律，进一步作为政策设计和实施的参考，以更好应对产能过剩问题带来的重大挑战。
    对于上述提及的独立于需求下降而发生的产能过剩现象，林毅夫在《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2007）一文中曾提出以下理论思考：发展中国家企业所要投资的产业常常具有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等特征，因而全社会很容易对有前景的产业产生正确共识，在投资上出现“潮涌现象”导致产能过剩。该文也指出，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发生“大而频仍”，成为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乃至重构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问题。政策角度上，不仅需要对产业层面做出相应安排，在宏观政策与经济发展战略方面，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林毅夫强调“潮涌现象”在宏观理论及政策层面上的重要意义，也提到“企业之间很难协调，而无法避免这种投资一齐涌向某一大家看好的产业的现象发生”。
    在林毅夫的基础上，本文放松了宏观经济学经典理论中“国民经济中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何在是不可知的”这一重要暗含假设，考虑在对国民经济中产业的兴旺前景可正确预知、存在社会共识时，社会投资可能集中涌入某行业的“潮涌现象”。这样，产能过剩不仅是经济周期的直接产物，更可能是由（在对投资总量和其他企业行为）不完全信息下的投资决策所引发、在发展中国家中频仍出现和必须应对的问题。本文结果有助于更深入理解产能过剩现象，并作为政策制定的启发和实施的参考。
    模型讨论表明，良好的社会共识引发社会投资大量集中于相关行业，即使投资企业均是个体理性的，但分散的企业之间在投资时难于协调的事实（在本文具体化为各企业对行业内企业总数量的不确知）仍然会导致在投资项目建成之后，发生产能过剩的可能性。随着实际企业数目的增大，行业中产能过剩的情况越发严重，激烈竞争导致价格大幅下跌，投资回报低落，甚至大量企业亏损破产乃至金融机构呆坏账持续上升等后果。
    随着社会对行业良好前景的共识更加强烈，或预期中的行业前景进一步变好时（本文中表现为产业的升级、较低的成本或较好的价格弹性等），涌入的企业数目和社会投资会更多，企业间相互了解、协调的难度也随之加大，行业会以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剧烈的程度发生产能过剩。即使假设这种涌入已被各企业无偏的估计到，本文仍可以描述以较大可能发生的产能过剩，并伴随着更加严重的后果。
    这种由投资层面引发的产能过剩，在投资拉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但却为大多数已有理论所忽视。理解这种产能过剩现象的机制，有助于更清楚地判断经济形势、制定相应的产业及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在产业层面包括对企业和项目加强管理和服务，积极搜集和发布信息，制定适当的环保、能耗标准，完善企业退出机制等；而需慎行政府替代市场对产能进行直接干预。在政府的服务和引导下，应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宏观层面包括在应对危机时对刺激经济政策加以区分，避免投资流入已过剩行业；并在产业调整和升级中根据自身禀赋特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培育更多适宜的新兴行业和经济增长点，以此应对产能过剩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的挑战。
    作者单位：林毅夫，世界银行；巫和懋，邢亦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摘自《经济研究》（京）,2010.10
    原文约20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