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富饶 ——《石器时代的经济学》书评

      书籍简介：《石器时代的经济学》，萨林斯著，三联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该书重新发现石器时代实际是一个丰裕的社会，人们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还组织起一种受亲属关系和社会权力等级影响的家户生产模式。不仅在生产方面，原始社会的交换活动也和宇宙神话、社会规范等价值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
    受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的影响，萨林斯参与到了形式论与实体论的论战中来。基于经济人类学的实体主义观点，萨林斯认为，人的生产活动体系承载了整个文化结构，物质理性是植根于文化体系里的，是由人们之间的关系所构成。因此，生产活动与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嵌合于社会文化结构这一思想也就成为了《石器时代的经济学》一书的理论脉络。基于非西方社会（如斐济和夏威夷土著）的研究，萨林斯阐释了生产模式与互惠、亲属以及政治制度的关系。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一张阳光与风雨交加的“石器时代”图景。在本文中，我们尝试对这些关系与图景作一般意义上的解读。
      贫穷与富裕：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反思
    现代社会的贫穷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萨林斯认为尽其研究的非西方社会是“原始（原初）”而“丰裕”的。所谓的“原始”即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下非西方社会里普遍微少几近贫乏的物质财富，而“丰裕”却是这些社会里人们的合理的生产方式和较为积极的心态。萨林斯用大量篇幅和统计数据解释了为什么非西方社会里的人们安于贫乏的物质生活。事实上，部落社会的生计方式主要是采集、游猎或游耕。这种生计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频繁地迁徙，为了生活和迁徙过程的便利，繁重的物品也就成为了累赘。“对于游牧民来说，游动性和财富的积累是截然相对的……物品运输的相对便利性超过其稀缺性或劳动价值，也决定了他的实际价值。”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追求人身的自由，甘愿看低和放弃贵重的财富。“他们（指雅甘人，南美印第安人一支）厌恶拥有任何一件和所有物重样的物品，要的只是‘自信的表现’。”这些“自信的表现”在原始社会中显得十分重要，体现于人人敬重的地位以及过人的工具制作本领，甚至在打猎过程中的勇猛表现。因为这些“表现”直接涉及到人们未来几天的食物来源以及部落群体的稳定。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部落社会人们对财富的“不屑”态度和资源积累意识的缺失恰是与生存环境的合理互动。因为频繁迁徙的生存方式使得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在这种社会里人类的生存绝对的依赖于环境。人们物质上对环境的依赖促使了心理上对自然的敬畏，人类学的“万物有灵”理论依据于此。萨林斯在文中便没有直接涉及环境可持续的问题，事实上没有物质财富观念的社会对环境的保护意义更大。
    从另一个层面，萨林斯极力反思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观念。在生产方式上，萨林斯结合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分析了工具与人的关系。“工具并非简单地为了个体使用而设计，而是人类身体的人工延伸，是身体的附属物，用以提高身体的体力优势；或用以完成人类徒手难以实现的最后工具。在这里工具传递出来的是人的能量和技巧，而非工具自身的。但是，最新的技术发展颠倒了人与工具之间的这种关系。谁才是工具已经变得真假莫辨了”。而在这个最新技术的社会里，当人们大张旗鼓庆祝机器终于替代人工，经济效益几十倍增高时，大量饥饿与灾荒的消息却不绝于耳。人们不得不为着填饱肚子长时间的干着超过自身能力的活。在这个表面上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界里，贫富差距的沟壑一眼能辨。这里充斥着饥饿、哭泣、战乱……所以萨林斯总结出了段首的论断：现代社会的贫穷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在第一章的结尾，萨林斯对这些反思进行了理论上的升华：文化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了生命法则的底线，走向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人类前进的每一个脚步都使他双倍远离自己的目标。这些文化结构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既是权力的也是财富的。这些结构具备实际意义，是技术发展的必要组成，但它们在丰裕社会的同时，也调整了财富的分配，区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世界上最原始的人们拥有极少的财产，但他们一点都不贫穷。贫穷不是东西少，也不仅是无法实现目标；首先这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他自文明而诞，马上就成了阶级之间可恶的划分。
    分散与聚合：亲属关系与家户生产模式
    萨林斯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了原始社会经济生产的低度与高度模式以及与之相对应所形成的分散与聚合的社会架构。萨林斯认为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反社会的（antisociety），这个反社会的性质体现在原始经济的生产目的是生计，而不是交换。家户生产模式是萨林斯在本书中讨论的重要概念。在文中，家户事实上是一种生产单位，便不是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单位。家户是一种小（petite）经济。这里的“小”是相对于部落社会作为一个经济整体的“大”而言的。家户经济之“小”体现在家户全身心投入生产，完全掌握劳动力的配置和使用，全权决定经济目标，家户本身的内部关系，比如夫妻关系、父母和子女关系，构成了社会生产的主要关系。这种“小”经济的典型特点是具有离心力，因为具有内部的稳定结构，无需依靠外部的扶持。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各个生产单位就为越离越远，整个社会呈分散状态。因为生计生产的经济对资源的利用率低，劳动力数量与生产能力成反比，于是形成了低度生产模式。这似乎只是萨林斯对原始社会经济生产的合理假设。事实上，部落社会很少出现支离破碎，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每个社会其实是一个整体，萨林斯认为，这种整体性质的维系靠的就是亲属关系。“人际亲属网络会以各种方式催动家户剩余劳动，并且它们也不同程度上遏制了家户生产模式固有的离心运动。”亲属制度之所以能够推动生产模式由低度向高度转变，主要的动力就是亲属间的“互惠”。互惠是等价礼物交换的过程，而这些交换的礼物来自于高度生产的家户经济体系下的产品剩余。将亲属制度类推到原始政治关系，酋长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户生产单位中的亲属成员，酋长参与大家户里的互惠关系，通过互惠不断提高自身权利和地位，事实上也就维系了其在家户里的政治地位。如美拉尼西亚的大人物制度和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夸富宴。这种互惠关系有效地抑制了处于低度生产的“小”家户的离心运动，把部落社会整合成为一个为维系这种关系而进行高度生产的有序的整体。
    战争与和平：礼物交换与社会关系
    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交换是和平解决的战争，战争是交易失败的结果。礼物是原始社会达成和平的方式，而在现代社会，和平则需要国家来维系。萨林斯从莫斯《礼物》一书中的政治观点出发，延续家户高度生产模式的政治制度，将礼物交换与政治变幻相联系。从而得出礼物即为社会契约的结论。萨林斯将原始社会的礼物契约与政治哲学家们的社会公约进行了比较。认为与文明社会公约的强制性个体服从整体不同，原始社会的礼物契约更具有自由精神。它是人们之间或团体之间相互联结的互惠关系，“群体之间因交换而结盟，相安无事，而非惴惴终日”。正如莫斯的观点，原始社会一直抗争着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永远在寻求着和平的契约。萨林斯主张原始社会的物质层面的交换在没有涉及广泛的经济利益之下都在进行着政治上的协调。在这个意义上，礼物是一种社会政治关系的启动机制。
    除了作为政治关系的启动机制外，礼物还充当着其他社会关系的启动机制。就交换的实践和社会分工而言，原始社会的交换很大程度以再分配的形式进行，如上文所提到的夸富宴。交换与生产彼此联系在一起，即使是负责再分配的主体也是生产与交换的统一体。而现代社会交换与生产彼此相分离，人们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彼此之间的联系仅为所需匮乏之时。
    此外，在原始社会中，互惠与亲属关系的确立有着直接的联系。“兄弟”很重要。“在一个常患不足的社会中”，贫困与匮乏使人变得慷慨，然而这在亲属社会和亲属道德中更为盛行，也更好理解。原始社会里的互惠更多的体现于物质的交换，这与原始社会的生计方式有关。物质的赠于体现了赠物主人的慷慨，也体现了赠物人与被赠之人的关系。对于互惠的分析，萨林斯提出了一个较有洞见的概念，即互惠结构。他根据互惠的连续性，将互惠分为三种：慷慨互惠、等价互惠和消极互惠。并根据亲属距离的由近及远将其串联成一个同心圆的社会关系网络：家——世系区域——部落区域——部落间区域。可以说，这个互惠亲属结构是我们理解原始社会区域关系的最直观的方式。
    道义经济与理性交换
    这是一本利用人类学方法，透过他者，反思自身的力作。石器时代的经济学中除了石器时代的生产方式值得深究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学主题——交换。文中，萨林斯不止一次将交换作为社会关系的启动机制作为理论分析的核心：交换不仅转变了原始社会的家户生产方式，而且连接了不同的亲属结构和政治层次，进而无意识地规划了整个社会的关系网络。交换之所以是原始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手段，其原因是交换的范围比较广泛。依据交换内容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物质性交换（如商品等）、社会性交换（如和亲、权力等）和符号象征交换；从交换所赖以立足的社会关系基点看，有直接交换、间接交换以及内部性和外部性交换；从交换主体的角度看,有主动性、被动性交换以及支配性、依附性交换；从交换结果上看,则有等价性和非等价性交换以及破坏性和建设性交换,等等。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交换的基础是资源的稀缺性，交易目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原始社会中，交换基础却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交换的目的是互惠。如在斯瓦伊人社会，交换的基础就是亲属关系。与市场经济的利益目的性不同，原始社会的交换更多的是一种道义性经济。这里的道义就是亲属、宗教、道德伦理的概念化。根据萨林斯所提出的互惠的亲属距离观念，我们可以说原始社会的交换事实上是一种理性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的深层意义就是维系自己的社会关系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