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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近年来一度被宣布死亡的西方发展经济学，通过将其理论硬核①回归经典分工理论“杨格定理”，在高级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获得了范式重生，成为当前应用经济学前沿领域最坚实的模型基础。分工理论“马克思命题”较之“杨格定理”更具方法论优势，将理论硬核回归到“马克思命题”，可以使20世纪中后期兴盛一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经济学）在“技术—分工—交换—制度”的框架下获得范式重生。这一新分析范式能够对经济发展的内生演进过程进行恰当的动态解读，为重振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提供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杨格定理 马克思命题 硬核回归 内生演进 范式重生
作者简介：刘刚(1979-)，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山东日照276826）。
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宣布经济学新古典范式不适应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决定回归古典范式②。由此西方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被提出③，并在60、7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④。然而，刘易斯和“结构主义”向古典范式的“回归”未能准确把握古典经济学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硬核⑤，无论是“结构决定论”还是“劳动力无限供给前提”均因理论基础薄弱而未能发挥统领整个分析范式的理论硬核作用⑥。最终“结构主义”范式在与新古典范式的竞争中败下阵来⑦。8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宣布新古典范式完全可以更好地解决发展经济学所讨论的问题，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已经死亡⑧。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但是，这种盲目的经济自由化主张却在90年代后期遭遇了更为严重的挫折⑨，宣告了新古典范式在经济发展理论上的失败。新古典范式的失败，促使西方发展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再次回归古典范式——这次“回归”中，福基塔⑩、克鲁格曼(11)和墨菲(12)等首先明确了“理论硬核的回归”，将发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理论硬核确定为“杨格定理”(13)；他们基于这一理论硬核，借助高级数理模型使西方发展经济学成功地在“高级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获得范式重生。克鲁格曼等人的高级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产业集聚、新经济地理学等应用经济学前沿领域最坚实的模型基础。
这种基于硬核回归的范式重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不无借鉴意义。在20世纪50-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形成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经济学），并盛极一时(14)。但是，它们也未能准确把握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硬核，多数理论停留在“国际剥削”、“依附论”和“生产浪费”等表面问题上。近年来，这些理论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借鉴西方高级发展经济学的硬核回归和范式重生，重振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分工理论“马克思命题”的硬核优势
正如克鲁格曼所言，西方高级发展经济学将理论硬核回归到“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反过来又受劳动分工的影响”(15)——即分工理论“杨格定理”。本部分先分析“杨格定理”以及以其为理论硬核的西方高级发展经济学的范式重生，再将分工理论“马克思命题”与“杨格定理”相比较，明确“马克思命题”作为经济发展理论硬核的方法论优势。
1.“杨格定理”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范式重生
“杨格定理”是杨格对新古典范式偏离古典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精髓的纠正。他认为新古典范式的均衡分析不适用于对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分析形成均衡的力量，即分析任何时点形成切线的力量，都不能说明这个领域的特点是脱离均衡的运动，是从以前趋势的分离”(16)，因此要分析经济发展问题需要回到古典经济学的斯密分工理论。斯密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提高技术和生产效率，更专业化的分工需要更大的生产规模，生产规模又取决于市场需求规模，所以“分工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17)——这就是“斯密定理”。依照“斯密定理”，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是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交易效率、为市场交易扫除障碍，因此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是斯密最为推崇的制度形式。斯密的分工理论将市场交换、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和制度环境四者相关联，“这一原理是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最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18)。但是，新古典范式却将理论局限在了市场供求方面，偏离了这一原理的精髓。当然，新古典范式的这个缺陷也与“斯密定理”的逻辑倾向有关：“斯密定理”把市场交换与劳动分工的关系确定为分工单向地取决于交换，忽略分工对交换的反作用进而忽略分工与交换的双向互动关系，是新古典范式“只见市场不见其余”的理论源头。纠正新古典范式的缺陷最终需要在理论硬核上突破“斯密定理”这种单向决定论的方法论局限。所以杨格尝试将分工与交换的关系确定为双向互动关系：“用一种包容的观点来看，……市场概念在包容的意义上是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根据广义的市场概念，亚当·斯密的定理可以更改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19)。
杨格通过模糊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的界限，确立了交换与分工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为阐释经济发展的“内生演进”过程提供了理论硬核。根据“杨格定理”，产业之间的“交互需求”关系使各产业的规模扩张相互关联；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规模扩张所推进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也在各产业之间形成互动。克鲁格曼批评赫希曼、刘易斯等人未能把握这一定理的精髓(20)，最终导致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衰落。通过将理论硬核回归“杨格定理”，墨菲等人重构了“大推进”模型，利用“多重均衡”、“货币外部性”等工具，实现了对经济发展“内生演进”过程的模型化(21)。以此为基础，克鲁格曼等人的新模型层出不穷，将高级发展经济学的动态分析模型拓展为产业集聚、动态比较优势、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化等应用经济学前沿领域的核心理论(22)。直到现在，高级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势头依然迅猛，已经成为当前应用经济学前沿领域最扎实的模型基础，也是影响经济发展政策最重要的新理论。
2.“马克思命题”的硬核优势
分工与交换的双向互动不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和“杨格定理”独有的见解，在这方面马克思有更为经典的论述。与杨格模糊市场与分工界限的做法不同，马克思直接把分工与交换的互动关系界定为“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23)——这就是分工理论“马克思命题”：“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因为每个人为自己劳动，而他的产品并不是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进行交换，这不仅是为了参加总的生产能力，而且是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料……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促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24)
马克思还区分了社会分工与个别分工：“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而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25)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两类分工”思想。引入两类分工思想，“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的“马克思命题”就落实在社会分工与个别分工两个方面：社会分工与产品交易互为条件，个别分工则与要素交易互为条件。劳动分工的关键就是分工合作的双方“互享对方劳动”。实行社会分工，生产者分别生产相应的产品，要“互享对方的劳动”，就必须进行产品交换，互通有无。对此，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26)个别分工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生产者相互配合、“互享对方劳动”的过程，但是要组织不同的生产者进行这种合作生产，通过“要素交易”将各方的生产要素合并使用，同时按要素价格来分配劳动成果。对此，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27)。综上所述，“分工—交换”格局包括“社会分工—产品交易”格局和“个别分工—要素交易”格局两个方面。此外，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社会分工与个别分工之间，产品交易与要素交易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转化(28)。
依据分工理论“马克思命题”，可以超越“斯密定理”和“杨格定理”更为深入地理解“分工—交换”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社会分工—产品交易”方面，新行业的出现以及各行业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与产品市场交易范围的拓展互为因果(29)：在“个别分工—要素交易”方面，单个企业内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生产规模与这一企业所组织的要素交易规模、组织这些要素交易所需的资本规模互为因果。此外，产品市场交易总规模由各企业通过要素交易所组织的生产规模构成——这种存在于产品交易总规模与各企业要素交易规模之间的关联机制体现了社会分工与个别分工的互动关系。可见，“分工与交换互为条件”的“马克思命题”，不仅表述得更明确更科学，还更具操作性。马克思说过：“第二类分工从某一方面来看，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30)分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具有理论硬核的属性。把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硬核回归到分工理论“马克思命题”，符合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同时正如前面的分析，“马克思命题”也比西方高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硬核“杨格定理”更具方法论优势。
二、“马克思命题”硬核统领的“技术—分工—交换—制度”范式
“斯密定理”反映了斯密分工理论将劳动分工、市场交换、生产技术和制度环境四者相关联的科学性。这一思想也在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31)中得到了继承和完善。一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技术的高低代表了生产力水平，制度环境是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结合近年来学者们对“生产方式”概念的进一步解读(32)，可以将生产方式理解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生产的方式，在技术层面上，它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和劳动方式；在制度层面上，它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33)。分工和交换分别体现了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社会形式(34)。生产的技术方式主要体现为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方式，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操作也要以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为基础。生产的社会形式体现在人们相互的交换行为之中，交换的前提和结果都是人对物的排他性的占有；交换的比率，即产品和要素的价格，体现了人们对社会总产品和劳动成果的分配。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技术层面和生产方式的制度层面，分别与技术、制度、分工和交换四个范畴相对应。“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可以通过“技术—分工—交换—制度”范式进行阐释。生产方式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体现为“技术—分工”和“交换—制度”两个互动关系。
(1)“技术—分工”的互动关系：技术决定了生产过程中人们的分工协作方式，进一步决定了在分工协作过程中劳动者对物质资料的操作方式；反过来，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又推动技术的进步。
(2)“交换—制度”的互动关系：所有权和市场制度是交换存在的前提，交换范围的拓展和新的交换方式的出现，都需要新的制度保障；反过来，交换所带来的潜在收益是保证相关制度条件得以存续的经济基础，这些经济利益的演变趋势指定了制度环境的变迁方向。
在“技术—分工—交换—制度”范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分工—交换”的互动为中心环节。以“马克思命题”为理论硬核，将“分工和交换互为条件”加入“技术—分工—交换—制度”范式，可以形成一个互动演进的动态分析范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体现为关联着技术的分工与关联着制度的交换之间“互为条件”的动态演进过程。这个由“马克思命题”统领的动态分析范式有助于研究经济发展的内生演进过程。
三、“技术—分工—交换—制度”范式的重生与动态化
以“分工—交换”为中介研究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互动演进，使“技术—分工—交换—制度”范式进一步动态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非新奇。1884年，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基础上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35)，就以“三次社会大分工”和货币的发展史为中介，深入解析了由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技术进步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形成的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联。20世纪60年代，欧洲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也沿着这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路线，尝试将人类社会的进化与相关经济范畴的演变相统一，以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36)。本部分把曼德尔的有关案例引入“技术—分工—交换—制度”范式，从“社会分工—产品交易”、“个别分工—要素交易”两个方面阐释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联机制，实现这一范式的重生和动态化，以解释经济发展的内生演进过程。
1.“交换—分工”从无到有
“分工—交换”并非与生俱来，以此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相关理论范畴也有其形成和演化过程。把市场经济的制度条件和理论范畴视为“永恒”是新古典范式无法解释经济发展动态演进过程的方法论症结。要解释经济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需要从“分工—交换”尚未形成的原始状态开始。这种原始状态的存在并非主观臆断，事实上，某些原始部落甚至无法理解“分工—交换”关系：“巴西中部的印第安人不断地向德国探险家卡尔·史坦宁询问他的裤子、蚊帐和许多其他物件是不是他自己造的。当他们听说不是的时候，他们十分惊讶”(37)。
部落间最初“分工—交换”关系的形成源自物质利益的驱动。“原始人群取给于外来产品的方式有两种：简单交换和掠夺战争……经验也告诉强大的人群：由于想得到其他产品而消灭力量较弱的人群，结果会弄得什么都得不到”(38)，“新几内亚猎首级族蒙都古毛尔往往游荡得很远。这不仅是寻找敌人，攻其无备，而且也为了寻找商业联系……他们向东部沼泽地带饿得骨瘦如柴的部族买火罐子，买菜篮子，买蚊帐……他们说必须留神不予赶尽杀绝，否则就会弄得连一个活的制罐人都没有了”(39)。
当然，仅存在利益驱动是不够的。食物等生存必需品的剩余是分工的物质基础。探险家卡贝夏·德·瓦卡在美洲发现一些印第安部落已经掌握了用麦秆编席的技术，但是他们几乎从来都不为自己的住所编织这样的席子，原因就在于“他们要用全部时间来搜集食物。因为，要是把时间用于别处，他们就要受到饥饿的折磨”(40)。经常的剩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随着许多部落和邻近族类经常生产出少量的剩余，地区专业制就扩大为经常的交易网，并形成真正的地区分工。……这些部落在特产的基础上逐步进行常规的交换”(41)。反过来，稳定的“分工—交换”格局也促使这些部落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形成互动演进。
2.“社会分工—产品交易”、“个别分工—产品交换”格局下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
首先，“社会分工—产品交易”推动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互动。部落之间的产品交换，使该部落的生产规模可超越部落内部的需求数量。更大的生产规模促使这个部落再实行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更为专业化的分工又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客观条件。与该部落形成“分工—交换”关系的部落，不受该部落的内部权威控制，具有自主选择权。任何一个部落，要争得交易机会，获得“分工—交换”背后的利益，都必须增加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这就需要改进生产技术——竞争压力促使该部落形成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观愿望。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兼备，技术进步得以实现。部落间的“社会分工—产品交易”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改变了部落间的制度安排。经常的产品交换把“原始人群取给于外来产品的方式”(42)稳定在了“产品交换”上，显然，“战争掠夺”需要受到明确的约束，为了保证稳定的产品交换能够得以实施，就必须承认对方对物品的所有权——部落间形成彼此认可的制度约束。推进这一制度变迁的正是“分工—交换”格局背后的经济利益。
其次，“个别分工—要素交易”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互动。不存在要素交易的条件下，生产的规模局限于生产者自有要素的规模。为了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该部落会发动战争掠夺土地和人口。如果人们对土地的占有获得认可，劳动者获得对劳动条件的自由选择权，那么这种暴力掠夺会被要素交易替代。要素所有权的确立和要素交易秩序的形成，构成制度变迁的新内容。推进和完成这一制度变迁的，是“个别分工—要素交易”背后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是要素交易和个别分工推动技术进步的结果。要素市场为其参与者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要素所有者可以把自己的要素转让到出价最高的生产领域，不必局限于自己对要素的使用；生产组织者可以选择质量、数量和价格最合适的生产要素，而不再受自有要素规模的限制。更大的选择空间意味着更广的竞争范围和更大的竞争压力，这些竞争使各部落形成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观愿望。要素交易使得生产者可以组织超出自有要素规模的生产，从而可以安排更为专业化的分工，这又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客观条件。
3.“技术—分工—交换—制度”范式的动态化
总结“社会分工—产品交易”和“个别分工—要素交易”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展过程，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互动演进的过程，“分工—交换”格局的深化是这个内生演进过程的中介。更为专业化的分工能够推动技术的进步，带来经济利益的增进。更为深化的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也在人们之间形成更多的产品交易和要素交易关系，拓展了交易的范围，使其参与者形成更多的选择权和更大的竞争压力，这又反过来迫使人们有充分的积极性去实现分工深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潜在利益。同时，更广泛的交易关系也需要人们就所有权和交易秩序确立更为细致、科学的制度安排。反过来，正是那些由更广泛交易关系联结的专业化分工，通过推动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利益的增进，为人们推进制度变迁提供了物质激励——这些增进的利益也成为相关制度环境得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在“技术—分工—交换—制度”四者相互关联的内生演进过程中，围绕着潜在经济利益的合作、竞争行为贯穿始终。这些合作关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格局：合作分工背后的利益竞争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体现为人们在产品交易和要素交易中确定的交换比率(43)；人们的合作与竞争秩序构成社会制度环境；同时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的竞争压力促使人们通过越来越专业化的分工合作来推动技术的进步，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四、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过程是“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水平提高—市场交易范围拓展—制度变迁”四者交互推动、自我强化的内生演进过程。这个“自我强化”过程的各个环节也分别受到相关因素的制约。分工和专业化对技术进步的推动受制于知识的积累和社会平均教育水平，市场交易范围的拓展受交易效率水平的限制，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易受制于各部门间的比例关系和产业结构，个别分工和要素交易受制于社会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速度。无论哪一个动态演进环节被其制约因素“减速”或“叫停”，上述经济发展的内生演进过程都会因此而放缓或停止——这也是经济发展会在某些地方停滞却在另一些地方飞速发展的原因所在。推动经济发展进程的关键也是克服产业结构、储蓄率、交易效率和教育等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分别是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不同学派各自关注的焦点(44)。在同一个范式中囊括对上述诸因素的综合分析，正是这个新范式的优势所在。这一新范式也为我们重振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注释：
①指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意义上的“硬核”，即统领整个理论分析范式的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
②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③巴拉舒伯拉曼雅姆：《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梁小民译，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④巴拉舒伯拉曼雅姆：《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梁小民译，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⑤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蔡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30页。
⑥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张定胜、张永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⑦理论上新古典范式成为经济发展理论的主流；实践上拉美国家计划干预的失败被认为是“结构主义”范式的失败，而“东亚模式”的成功则被认为是新古典范式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奏效的结果。
⑧D. Lal, 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Hobart Paperbark 16,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P. 109.
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拉美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使“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政策遭遇挫折。
⑩K. Fujita, A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odel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Differentiated Product Approach,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1988, Vol.25.
(11)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蔡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2)K. Murphy, A.Shleifer and R.Vishny,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Vol.97.
(13)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蔡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4)张雷声：《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2期。
(15)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蔡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6)阿林·杨格：《规模报酬与经济进步》，贾根良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1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7页。
(18)阿林·杨格：《规模报酬与经济进步》，贾根良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19)阿林·杨格：《规模报酬与经济进步》，贾根良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20)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蔡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30页。
(21)K. Murphy,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Vol.97.
(22)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张定胜、张永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1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3页。
(28)孟捷：《产品创新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载《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9)“杨格定理”的认识也主要局限于这个方面。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4页。
(31)吴易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32)吴易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33)包先建：《1997年以来国内关于生产方式理论研究述评》，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34)也有学者认为分工和交换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内容，对此学界尚存在一定的争论；尤其是对于是否将交换视为生产方式的内容存在争论。本文认为，生产方式在技术和制度层面上的特征会分别体现在分工和交换之中，分工和交换的意义也仅限于用于考察生产方式特征的两个角度，不将分工和交换视为生产方式的内容。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8页。
(36)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廉佩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10页。
(37)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廉佩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4页。
(38)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廉佩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8页。
(39)米德：《性别和脾性》，第123页，转引自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廉佩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8页。
(40)海尔科维茨：《原始民族的经济生活》第47-48页，转引自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廉佩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4页。
(41)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廉佩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2页。
(42)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廉佩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8页。
(43)产品交换比率即产品价格，围绕产品定价的竞争过程是不同产品生产部门瓜分社会总产品的过程，社会总产品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格局体现为各部门产品价格的差异。要素交换比率即要素价格，围绕生产要素定价的竞争过程是不同要素所有者瓜分生产收益的过程，各部门内部生产收益的最终分配格局体现为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
(44)西方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理论强调部门间的产业结构问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把储蓄率的提高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舒尔茨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人力资本和教育的作用；在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则是交易效率的提高，即交易费用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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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