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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构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基点和平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之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关联，揭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质和社会主义与生态发展的兼容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尝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赵凌云，男，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63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面向当代，发展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照视域，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直面、分析、解释、说明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当代问题，特别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其次，要发展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分析方法，使之适应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和当代问题历史走向的说明和解释。最后，还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走向理想社会进程的指导价值。
生态学提供了一个从上述三个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现实基点。生态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当代进程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迫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发展模式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哪种制度能够解决好这一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优越性所在。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否说明和解决生态问题？资本主义能否解决生态问题？社会主义能否解决生态问题？这些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是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一部集大成的力作。我认为，该书不仅构建了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而且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实践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生态问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
马克思主义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须当代化，即根据实践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变化是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任务是构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基点和平台。
在奥康纳看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路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学改革”。这就是说，生态问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
首先，自然史是劳动史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全部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劳动发展史，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2](P254)。但是，解读劳动史必须联系自然史。正如奥康纳指出的，“要想在自然界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之间划出一条简单的因果之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的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等三种劳动组织形式具有不同的生态后果。因此，“自然史或多或少是人类劳动史的一部分”，“自然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劳动者的斗争的历史”[1](P41,45)。
其次，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来看，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当代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问题在当代的集中体现。“环境史问题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时期所凸现出的各种历史问题之发展的顶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结构转型至少已经用一种粗略的逻辑，书写了其自身的历史叙事，这种历史叙事与发生在政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整体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或‘自然’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是相对应的。”[1](P85)
第三，资本主义历史内在矛盾的演变决定了历史书写主线的演变。环境史历史书写模式已经成为解读资本主义的历史书写模式发展的顶端。迄今为止，解读资本主义的历史书写模式已经经历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环境史四个阶段。环境史要吸收前三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因为，从理论上说，环境史就是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的兼容和扬弃。同时，“自然越是被当成劳动、财产、剥削及社会斗争的历史的结果，我们的未来就越有可能是可持续的、公正的以及具有社会正义性的”。[1](P113)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与生态学结合的基点。在奥康纳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虽然存在着“生态感受性”的缺失，但的确存在着生态学视角的理论基因。马克思在关于未来社会的观点中，有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今天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的思想。马克思一方面十分关注把总体上的劳动力生产过程和具体的生产过程统一起来，用今天的话说即“生态规则性”过程。另一方面，他对当时的生态问题，如农业中土地质量和数量问题的讨论很感兴趣。恩格斯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3](P508)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无疑是处在一种辨证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中的；他们认知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意识到了构建一种能够清楚地阐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关系的理论的必要性；至少可以说，他们具备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1](P86)
二资本主义与生态发展的对抗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之一是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反生态的和反自然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破坏性作用。恩格斯曾经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报复我们”。[3](P108)马克思注意到，都市化和农业的商业化破坏了人与土壤之间的物质循环。但是，总体上看“没有把生态破坏问题视为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问题”。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种生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朴素遗产，不管是对生态系统的分析，还是对热力学系统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分析，都没有融入到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理论和经济危机的理论之中”。[1](P198-199)
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的反自然性质来源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来源于“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或者说资本的自我扩张与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资本的扩张成为一种无限制的必然趋势，“自然界本身的节奏和周期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的”[1](P16-17)。因此，资本必然将自然看成是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尊重生态规律与发展资本主义是矛盾的。
资本主义是通过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的一系列中间环节反自然的。这些中间环节包括技术、矿物燃料能源、城市化、殖民制度等。
技术的发展成为资本反自然的中介。伴随技术的发展，一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脱离自然，不需要“第一自然”。资本主义独特的时空统一体把生产从原来的文化和自然形式中脱离出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发展不仅消解文化，而且消解“第一自然”。技术进步在经济领域中是一种胜利，可对生态领域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
能源的利用也是资本反自然的中介。瓦特蒸气机用烟煤取代无烟煤，解决了无烟煤燃烧效率低下的技术问题，却带来环境污染。烟煤带来二氧化硫，形成酸雨，降低土地肥力。同时，对煤的过分开采导致水污染。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环境服从利润和效率。
城市化也成为资本反自然的中介。在资本主义内部出现了农村与城市的冲突。城市居民的生活是以牺牲自然界为代价的，他们直接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恶化。
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则是全球性反生态的罪魁祸首。非洲和作为原材料供应地的新大陆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生态和人类悲剧。资本使北部国家战胜了贫穷，可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环境质量的下降，从这一角度看，北部国家的经济、财富增长显然是一种矛盾的事实。北部的高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全球不可再生性资源的衰竭、可再生性资源的减少以及对全球民众生存权利的掠夺。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面临的矛盾日益拓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价值实现的矛盾，即生产无限扩大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奥康纳定义为第一重矛盾。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与生态发展的对抗性质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态危机的发展，资本主义日益破坏自身的生产条件。伴随生态条件的恶化，地租日渐提高，远距离运输成本日渐增大，生态问题提高劳保费用，进而降低剥削率，全球环保运动也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成本的提高。总之，当今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也是资本的不充分发展的危机。危机不仅来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需求的层面，而且也来源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成本层面”[1](P20)。
鉴于上述分析，奥康纳认为，与生态发展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1](P331)。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持续发展。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既然从生态学角度看资本主义不可持续，那么，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生态上的可持续性。
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能达到生态平衡。奥康纳明确指出，“坦率地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态危害性要比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它们的反革命行为的危害性小得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所以对于它们来说，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不一样的”。由于社会主义不是以利润为生产目的，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不是社会制度，而是官僚体制中的不协调的机制。“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1](P409-418)
社会主义的生态可持续性只是理论上的，无论前苏联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证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难以真正走向生态可持续发展。因此，取代现行资本主义的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与生态学结合的社会主义，即生态学社会主义。
在奥康纳看来，整体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具体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实践在现实中是存在的。
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构建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本身为一种生态学社会主义趋势创造了条件。”因为：其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成本外化的基础上的。”其二，“大部分世界性的生态问题是不能在地方性的层面上获得恰当阐述的”。[1](P430,432)
另一方面，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融合将构建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还赋予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离开了对‘生产的社会统辖’，缺少一种‘对自然的深刻的科学理解’为基础的社会计划，一种在生态上可持续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1](P435,447)
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以后，“‘社会主义’至少应该使生产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生态学应该使得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止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1](P439)
奥康纳所说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的绿色运动。绿色运动之所以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因为其目的是解决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而且，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在奥康纳眼里，一方面，生态危机是一个“阶级问题”，国际上的生态运动因此成为阶级斗争。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尽管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有生态运动，但是，两类国家的环境运动有不同的模式：在南部国家，环境运动最重要的主题是防止资源的耗尽和衰竭；在北部国家，环境运动的主题是防止和治理污染。更重要的是，北部国家是剥削阶级和消费阶级的化身，南部国家则是被剥削阶级和生产阶级的化身。另一方面，奥康纳不仅认为失业、低工资、污染、疾病等社会问题的根源是财产权力结构的不合理、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的不合理，而且依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语境重新定义了阶级斗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生产条件，包括劳动力、经济基础以及自然界，资本主义对生产条件的威胁，已经不仅是利润积累的问题，而且是社会和自然环境即人类的生活资料以及人类生活本身的可存在性问题。因此阶级斗争要被扩展出人类自我认知的理论视域。环境保护运动致力于追求环境和社会正义。因此，环保运动是阶级斗争性质的。虽然奥康纳在理论上充满信心，也看到了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性质，但是，他对现实的生态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是充满失望的。首先，就像桑巴特早在1906年考察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后得出的结论一样，[4]奥康纳对美国绿色运动的状况深表失望。美国缺乏推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的社会运动的群众基础。“美国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美国保持了前资本主义的英国个人主义对美国文化所造成的影响，二是因为劳动的工资形式和需求满足的商品形式在美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1](P456)换句话说，美国的大众已经普遍被资本和消费主义收买。
其次，他对全球性生态运动的力度和影响深感失望。本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断累积的经济与生态危机并没有为社会变革、社会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或社会革命提供新的契机，相反，他们所导致的是全球资本和富裕国家的统治与剥削结构的重构”。[1](P51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被资本所消解。本来，根据马克思的思路，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具体劳动从属于抽象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数量重于质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却常常是由争取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充分就业、控制租金、资助小农场主等所构成的，或者说是由对分配性正义的追求所构成的。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某种定性的理论批判，但是却进行一种定量的政治实践。从逻辑上讲，传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导向生产性正义，它却导向了分配行正义。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批判，但后来却致力于改革资本主义的交换方式。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发展的几点启示
（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确定马克思主义依然可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遭到普遍拒斥。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一种有致命缺陷的理论、一次失败的思想努力、一种类似于前苏联的并非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那种东西而遭到拒斥。马克思主义成了那个连同前苏联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盆洗澡水一起被泼出的小孩。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可信，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很显然，在以任何形式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前，首先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可信性。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依然是可信的。首先，马克思主义还可以解释当代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当今世界的主要轮廓几乎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所凸现出来的理论视域中被解读出来，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一自由主义的经典就难以做到这一点。这些轮廓包括：政府与企业正在把这个世界上的更多的平民收入囊中；更多的人沦为雇佣劳动者；更多的雇佣劳动者处于失业、待业或就业不充分的状态之中；需求满足型的商品形式以及消费主义更为普遍化；资本更为集中；工业资本以及金融和商业资本更为国际化；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以及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更高；全球债务问题日趋严重，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或金融萧条；全球环境危机日趋恶化等。
其次，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轴心关系依然存在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出，资本主义的轴心关系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这一关系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是指认阶级斗争的概念和事实，其首要含义是指“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劳动强加在工人阶级身上”。“过度资本主义化的世界经济和被马克思称之为通过危机来完成的全球资本积累，已经使资本对劳动者的压榨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统治阶级来说，成了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1](P2)
第三，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劳动者用以反击全球化资本剥削的理论武器。尽管劳动者在国际范围内开始了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由美国所操纵的全球资本机构的抵抗，但是，全球范围内的劳动者尚未找到和实施用来抵制全球资本权力的有效的组织形式、策略和方法。如何强化劳动者的力量，是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任务之一。正如美国学者唐纳德·伍斯特所说，通过环境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对话，“能极大地增强对话双方的力量”[1]。
总之，正如德国学者根瑟·罗思所说：“对马克思的关注是毫不为奇的，因为与马克思的名字相联的政治意识形态，为世界上很大地区的政府提供合法性证明：还因为在其他许多国家里，由于面对着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的革命情绪无法平复，其激进主义的态度维持着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的进步虽然为人们所渴求，但不能解决生存抉择的需求问题，而马克思和韦伯则是这方面的榜样”。[5]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拓展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视域
从全球范围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及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现实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能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体系后，列宁根据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实际，建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此后，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停滞在列宁构建的理论体系之中。已有的批判，往往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次，缺乏严谨的理论构建。
我很赞同奥康纳关于资本主义矛盾依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逻辑线索展开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政治的和经济的批判，此后，20世纪上半叶，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文化批判。今天，环境问题已经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无疑应该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能力的重要视域。
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学批判，似乎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一股思想浪潮。Dawn Acemoglu,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Robinson(2001)发现，欧洲人在殖民中建立的拓垦制度为殖民地留下严重的生态后患。[6]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有力地证明，英国之所以较早爆发工业革命并取得成功，是因为英国通过向别的国家转嫁生态包袱而成功地降低了自己的生态负担。[7]艾尔弗霄德·W·克罗斯比在《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的生态扩张》一书中则证明，900-1900年间的三千年间，欧洲人通过扩张在温带地区取代原住民，与其说是军事征服问题，不如说是生物学问题。[8]法国学者阿尔贝·雅卡尔在《我控诉霸道的经济》一书中则控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霸权：西方国家已经控制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不可再生资源，占全球人口20%的西方人消费着占全球80%的生态资源。[9]
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中，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我们看到，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例如，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将生态危机归结为科学技术和分工，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实现的人类从自然界的分离以及人对自然界的统治和支配，对人类解放并不必然带来进步，因为其代价是劳动在社会上和心灵上的划分，这种分工使人类受到越来越多的压迫，劳动分工使人同自然异化，是罪恶之源。[10]马尔库塞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解读这种危机。在他看来，人以精神上的代价从自然获取生活资料，把自然看成盘剥的对象，使自然服从于商业组织，使自然成为商品化的自然界、军事化的自然界，形成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时采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时是不同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它根源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办法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真正保持人与自然的平衡。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在维护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且，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批判中，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充分认识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张力
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前提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张力。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张力的前提在于下述三个方面：一是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二是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三是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这三个方面的认识缺一不可。
首先，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肢解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做法。
马克思自己说过，“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都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11]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他们的理论作具体分类，相反，他们坚持，他们的理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层面批驳杜林，将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方面。后来，列宁出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分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种划分一直延续下来，而且越分越细。应该说，在研究工作中，按学科的具体研究对象进行分门别类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但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上，则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因为这三个组成部分虽然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但是，它们的最终要说明的问题以及采用的方法却是一致的，因此，是不能分割的。采用这种分割的方法会导致我们肢解马克思主义，导致教条主义。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从整体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例如，奥康纳就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尽管在具体的运用中有这样和那样的不科学成分，但这种方法应该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意的。
其次，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言说模式和理论解读具有特定历史条件的痕迹，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话语言说和理论构建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必然制约这一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承认这一点，并不降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因为，在当时，资本主义的矛盾，包括文化矛盾和生态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尖锐的程度。“一种独特的工业资本主义文化和自然还处在其胚胎阶段，正统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文化和生态的因素，因为根本还没有特殊的资本主义文化和自然可以成为其理论对象”。“马克思是在一种‘前人类学’(preanthropological)的阶段进行话语言说的，在这种阶段，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历史尚处在不发达状态”。[1](P73)而且，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时代任务。“在他那个时代，马克思所面临的问题是必须表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1](P438)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巨大的理论空间，因为，伴随人类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人类的思维模式和言说模式必将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跟上这种变化。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试图吸收新的科学理论模式的尝试。因为，在当代，“生态科学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顶峰，正像环境史的书写模式是过去的历史书写模式的一个顶峰一样——生态科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必须把贯穿在所有的科学分析层面的个人主义或原子主义方法论与有机论或有机主义的方法论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还要包含比其他的科学更多的分析层面，因为这些科学是仅仅限定在具体的、特定的分析层次上、其他科学当然也应该是辨证的，但与生态科学相比，他们被限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因此，只有生态科学才是真正辨证科学”。[1](P117)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特定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读也是历史性的，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式。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范式就存在明显的弊端。这种模式起源于《反杜林论》中杜林的哲学体系，后来成为苏联“教科书”模式的蓝本，尔后又被借用为中国“教科书”范式。这种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的问题是它在本质上是以二元割裂为整体特征的范式。在其理论视野中，自然界是无人的自然界，历史是无自然的历史。在理论逻辑形态上表现出诸如自然与历史、存在与社会存在、意识与社会意识、知识论实践与生态论实践等一系列范畴、原理的背离或悖谬。[12]
再次，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长期以来，我们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但实际上，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非主流理论，往往一律采取拒斥和斗争的态度。如果说在革命时代、冷战时代，采取这种立场，还有某种政治的原因，在当代，这种态度已经没有任何依据。如果一味地予以拒斥和斗争，只会导致“唯我独马”，“唯我独社”，阻塞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封闭而狭隘的理论体系。
如何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从形态学的角度看，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一种存在形态。从功能上看，它构成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股力量。
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最多的是它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这种变化实际上是针对特定历史条件的理论视角调整。在西方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充分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证研究表明，美国的蓝领工人大部分是反对技术革命的。桑巴特的研究表明，大部分美国工人已经被消费主义收买，只是采取为自己的直接经济利益而斗争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新社会运动”，肯定其阶级斗争性质，正是直面现实的理论调整。
因此，我们很难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弃了阶级斗争，而是采取了新的阶级斗争分析的理论框架。尽管新社会运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设视域中一般被指认为非阶级性的或者是多阶级性的，但是，正如奥康纳所说的，所有这些斗争都存在一种阶级性的维度，因为“凡是与生产条件相关的问题都是阶级性的”。[1](P24)而且，这一斗争的一面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劳动者阶级，对立面是资本。
从理论功能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流”，我们很难从实践与否和科学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支流或非主流。因为它存在的条件与我们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式和发展方式与我们也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流”，那么，它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发展。
因此，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我们并不孤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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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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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91(December), pp. 1369-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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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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