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下）

四、工资运动与宏观经济失衡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工资的决定过程完全是一个微观问题，劳动供求双方的试错性交易行为，促使均衡工资水平和充分就业成为劳动市场波动的中心趋势。通过引入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劳动市场的局部均衡状态和宏观经济均衡状态完全协调起来：均衡工资水平不仅保证了充分就业的实现，而且也同时保证了总产出与总需求的恒等。在上述分析逻辑中，“货币中性假说”和“理性人假说”构成了两大支点。“货币中性假说”突出强调货币的即时交易功能，货币仅仅作为交易媒介被引入，因此不会影响真实经济部门的均衡状态。将货币经济简化为物物交换经济，不仅忽略了货币的其他重要职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也因此被消解于无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在完全被隐藏起来。在物物交换经济模型中，总量均衡问题实质上蜕变成总产品内部结构是否合理的问题：即总产出所包含的全部商品，在某个均衡的相对价格体系中能否确使其使用用途相互契合，从而保证所有商品市场都实现市场出清。借助于“理性经济人”假说，只要市场机制能够自由地发挥作用，那么个人就会根据价格信号，进行理性选择和决策，及时调整生产和产品结构，保证总产出内部的相互为用，实现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总量均衡。概而言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工资的变动过程与总供求的均衡是相互独立的。(19)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工资变动过程与总供求均衡具有内在的关联与互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工资的决定，不仅仅是一个关涉到劳动市场交易活动的微观均衡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剥削问题，而更是一个关涉到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过程中矛盾展开和深化的问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也具有强烈的整体性、宏观性色彩。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无论生产采取何种社会形式，其最终目的都一定是消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清楚地指出，消费……生产着生产……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分工与交换的空前扩展使得社会生产的迂回程度加深了，但生产对消费的这种依赖关系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正如布哈林所清楚阐述的那样，“我们就看到一连串的产业，它们互为市场，它们遵照整个生产过程的技术——经济连续性所决定的某种明确的秩序组成一个链条。但是，这个链条是以消费品的生产告终的，而消费品只能……直接地供个人消费……”(20)和所有其他类型的社会相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存续与发展也不能脱离生产与消费间的统一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工资与利润的矛盾对立运动，却使得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过程中不断呈现出打破这种统一关系的尝试。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的基本线索，资本家仅仅是人格化的资本职能的行使者，其典型的行为模式是进行资本积累而不是生活消费，因此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体的就自然只能是雇佣工人，而工资收入总额的变动也因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变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经济行为存在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被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精辟地总结成，“资本家得到他们花费的，工人花费他们得到的”。
    如前所述，工资的决定过程实质上是资本与雇佣劳动间分割新价值，确定剩余价值率的过程。而技术进步的推动趋于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水平，并因此不可避免地对一般利润率水平施加了持久而严重的向下压力。为了应对这种不利影响，资本总是与此同时不断提高剥削程度，通过抬高剩余价值率来保持一般利润率的稳定。显然，提高剩余价值率，对资本而言是理性的个体反应，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工资总额增长日益落后于利润总额的增长，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与积累，也因此采取了对抗性矛盾的关系模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典表述得那样，“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21)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按照这一线索，构建了消费不足论的基本框架：“既然控制资源和资金使用方向的资本家们的行动方式，会造成这个比值的稳步下降，又由于生产过程的性质迫使这个比值至少接近稳定，所以，消费的增长本来就落后于消费品产量增长的趋势。”(22)“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种趋势，即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大快于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使消费品的潜在供求关系受到歪曲。这种形式可能以两种方式之一出现。或是(1)生产能力实际上有所扩大，只是在数量日增的消费品开始进入市场时困难才表面化。因此，就有这么一个临界点存在，超过了这一点，在正常的有利可图的价格下，供给多于需求；当这一点过去以后，或是消费品的生产，或是新增能力的生产，或者更可能的是两者在一道，也会遭到削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趋势就表现为一场危机。或者(2)有闲置的生产资源存在，它们没有被用来变成追加的生产能力，因为人们认识到，追加的生产能力，同对它所能生产的商品的需求比起来，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趋势就不是表现为一场危机，而宁可说是表现为生产的停滞”(23)。总而言之，相对于利润总额——剩余价值总额——的增长，总消费力——工资总额构成了总消费力的主体——的增长日益相对萎缩，这种相对萎缩抑制了消费品产业的扩张速度，并进而抑制了资本品生产的扩张速度，从而导致资本积累过程受到无法逾越的刚性限制。积累和消费间对抗性矛盾的深化，使得生产过剩、资本过剩、消费不足、增长停滞等现象成为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过程的常态，而经济危机则成为克服这些消极常态的强制性解决途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的相关研究指出，在经历了二战后20多年的繁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生产过剩状况在累积中变得愈发严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性的生产能力与产量的双重过剩状况不断恶化，并因此导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步入长期性衰退和停滞阶段。(24)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矛盾的解决，是无法经由经济个体的某种努力而实现的。凯恩斯曾寄希望于改造经济个体的消费模式，通过摈弃“节俭美德”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以此摆脱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但事实上，仅仅从个人消费行为出发来解决这一矛盾，是根本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对于资本家而言，竞争的外在压力和获取更多利润的内在动力，使得其消费力的增长因消费意愿不足而受到强烈限制，其消费模式非常符合凯恩斯式的边际递减规律；而对于工人，其消费力增长的限制则并非来源于消费意愿不足，而是来源于其收入——工资增长——的约束。总结来说，资本主义经济中固有的消费不足趋势——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完全是单个资本理性行动的自然结果，是符合资本利益的合理选择。因此，雇佣劳动者阶层相对贫困问题的缓和与解决，积累与消费间对抗性矛盾的缓和与解决，不可能求助于资本本身的个体性努力，也不可能依赖于资产阶级的“良心发现”；事实上，因果关系恰恰相反，上述矛盾的深化阻碍了资本本身的存续，客观上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不得不做出各种调整，这些制度性调整，消解了工资相对于利润无限度下降的趋势，使得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趋势保持在某种“合理”限度内。就此而言，工资的决定过程，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微观均衡问题，而肯定是一个关涉到资本积累、生产迂回程度、消费能力等一系列因素的整体性问题，只有在综合考察资本主义整体性矛盾运动的框架中，才能全面理解工资运动的方向和轨迹。
    五、工资运动的历史性趋势
    20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实际工资水平呈现出迅速上升的态势。以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变动情况为例，国内研究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14年到1967年短短50多年里，工人的平均小时名义工资从0.22美元上升到2.92美元，增长了1227%；平均小时实际工资也从0.22美元上升为0.88美元，增幅达300%。(25)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幅度更为显著。“从1949年到1971年，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美国1.6%，日本6.7%，联邦德国6%，英国3%，法国3.9%”(26)。另外，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中的相关数据，对美国雇员阶层年收入状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在1959-1999年间，美国雇员阶层的年名义工资和年实际工资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
    
    图41959-1999年间美国雇员阶层的年收入状况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附表B-28，附表B-35，附表B-60，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导致实际工资呈不断上升趋势的原因，无外乎两类原因：第一，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劳动边际产量的提高，即劳动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在劳动供给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劳动需求曲线的右移促使均衡实际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市场上现实的实际工资水平因此呈上升趋势。(27)第二，劳动市场的特定市场结构和交易条件，限制了均衡实际工资的实现，导致现实的实际工资水平长期高于均衡实际工资。事实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实际工资上升趋势时，更为倚重第二种分析思路。也就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实际工资的提高趋势与不断恶化的失业问题之间建立了直接关联。概而言之，这种解释包括两个基本线索：第一，劳动市场是一个竞争不充分的市场，劳工阶层组织起来的工会构成了妨碍竞争机制的首要垄断组织，而信奉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理念的政府则是妨碍竞争机制的第二种组织——其超经济力量对劳动市场自然均衡状态的扭曲甚至超过了工会，这两类组织的存在导致现实工资水平持续高于均衡工资水平。第二，和其他类型的市场相比，劳动市场的信息不完全性更为突出，相对于劳动需求者而言，劳动供给者拥有信息优势，为了克服信息不完全引发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厂商通常会选择提供一种效率工资模式，即人为地加大劳动供给者失业的机会成本，提供一种高于均衡工资水平的效率工资。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契约交换理论，更是一种社会生产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工资长期运动趋势时，关注的重点就不是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市场结构与交易条件，而是与技术变革紧密关联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物质资本与活劳动结合的具体形式——的不断的变革，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运动提供了基本依据，并因此在根本上规定了工资运动趋势的历史性特征。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历史性趋势，当然是指工资相对运动的历史性趋势，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辩证法方法论原则，工资绝对量的运动——即实际工资增长率的变动，仅仅具有次要的、补充性的意义。(28)
    随着技术进步过程的展开，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组织方式也相应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历史上看，伴随着技术变革的不断展开，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经历了不断调整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简单协作的手工工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的出现，第三阶段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出现。(29)这一变革过程，突出表现为生产过程中内部分工的不断深化。随着生产过程中内部分工的深化，个体性手工技巧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与现代化机械作业流水线相匹配的活劳动通常是那种整齐划一、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这一变化，导致劳动者自身异化为生产工具的附属物。就此而言，生产过程内部分工的深化对雇佣劳动者的相对地位，以及工资的相对运动，产生了强大的负面影响。正如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分析所表明的，“首先，通过将复杂的只能由工资相对较高的熟练技术工人来完成的工作，分解为一个贯序的由一系列简单的‘局部工作’构成的工作体系，资本家一方面可以采用工资较低的非熟练工人，甚至是童工来完成同样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种分工的竞争削弱在岗的熟练工人的谈判能力，降低其工资水平。……其次，通过精心设计的劳动分工体系，资本家可以将原来复杂的生产工艺简化为一系列简单的技术动作，可以打破熟练工人对劳动过程的信息的垄断，更好地监督工人的劳动过程，从而在相同的工资水平下获得更高的劳动强度，提高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率”(30)。不仅如此，如前所述，机器大工业的出现迅速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水平，日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被不断造就出来。这种内生性失业现象，在直接生产过程以外，在劳动市场的契约交易过程中，对工资的相对运动施加了巨大的向下压力。
    不可否认，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和生产过程中内部分工的发展获得了质的飞跃，生产效率也因此得以大大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变革和发展只能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相反，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和分工的深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形式和一般特征，它贯穿于人类文明进步过程的始终。就此而言，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和分工的深化，又倾向于造就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质性因素”，这些因素提供了通向未来社会的可能性路径，也因此展示了工资相对运动的乐观前景。
    大体上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程中的内部分工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发展趋势，即资本所有权和资本控制权的分离，由此形成的新型企业制度被伯利与米恩斯称之为现代公司制度。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职能尚未分化，资本控制权由资本所有者承担；这样，当资本所有者组织生产活动，以实现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结合过程时，其理性行为的全部目的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利润与工资间的对立运动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当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资本职能的分化势在必行，以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制度，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变迁的一般趋势。在现代公司制度中，股权的高度分散使得财产所有者对控制权行使的约束不可逆转地弱化，“被动性”财产——尤其是股票——逐渐地丧失了它的“资本”功能。它从根本上变成了一种分配流动性财富的方法，变成了一种收入（它不必为了资本目的而聚集）分配的渠道(31)；与此同时，日益独立的控制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利益分歧变得越发明显而巨大，协调与平衡各种相关利益集团——股东仅仅是其中的一环——的关系，已经取代传统的利润最大化指标，成为公司控制者进行决策的行动指南。控制权形态的演变过程以及经营者控制权的出现预示着，“对大型公司的‘控制’应该发展成为纯粹中立的技术统治，去平衡社会中不同集团的各种要求，以公共政策而不是以个人私利为基础，将公司的收入分配给每个集团”(32)。
    以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为特征的新型分工组织方式，使得资本与雇佣劳动间的矛盾运动也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一方面，股权的高度分散与流动，使得雇佣劳动者得以持有少量股票，某些欧洲国家甚至以立法的形式赋予了雇佣劳动者持有本企业股票的权利，由此获得的股息收入构成了“另类”劳动报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实质上意味着工资相对于利润的向上运动；另一方面，尽管相对于雇佣劳动而言，控制权仍然与所有权维持了更紧密的联系，但摆脱了所有权严格约束的控制权，确实有助于缓和利润与工资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平衡包括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在内的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关系，已经成为公司控制者的首要共识。作为管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受托人”，职业经理人阶层“起着平衡许多不同参与者和企业的利益群体（包括顾客、雇员、供应商和社区）之间利益的作用。股东仅仅被列为这些必须尊重的群体中的一员，而且是被列在最后的”(33)。显然，这种变化有利于雇佣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所有者地位的改善，并因此对工资的相对运动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以“经理革命”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调整，从根本上讲，是资本职能为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尽管职业经理人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发达的股票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存在，股东用“脚”投票以及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竞争，仍然使得资本控制权的独立行使不会在根本上背离资本的利益。而且，为了有效约束公司控制权，使其尽可能符合资本所有者的目标函数，针对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股票期权制度被发明出来，众多职业经理人现在都成为其所属公司的股东。这些事实表明，以资本职能分化为内容的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不会对利润与工资的对立运动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与此相比，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内部兴起的另外一种趋势，对于工资相对运动而言则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趋势表现为雇佣劳动主动参与权的逐步显现和成长，“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恰恰是对这一趋势的理论反应。
    在20世纪石油危机爆发以前，福特主义一直是现代化生产组织方式的代名词，高度专业化的自动机械流水线，使得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对机器的从属关系表现得异常明显。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的批量规模生产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与此同时，强调发挥劳动者主创精神的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模式则不断涌现。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罗贝尔·布瓦耶(Boyer, R.)认为，这种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模式具有许多新的特征，如：“持续的产品／工艺创新；终身雇佣的具备高技能和高归属感的雇佣工人；对剩余的折中分配”(34)，这些新特征无疑都与雇佣劳动者主创精神的发挥有关。美国经济学家艾里克·斯万热杜夫(Swyngeduouw, E.)在比较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适时生产模式后总结到，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模式将雇佣劳动者从高度专业化的分工模式中解放出来：各种工作权限的界限划分逐步模糊化，雇佣工人面对多重任务，劳动组织更加水平化，在岗培训和学习成为劳动者的长期必修科目，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团队责任感得到加强，其薪酬津贴制度也更加多样化，核心工人甚至拥有高度的就业保障。(35)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戴维·哈维(Harvey, D.)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需要具有高度技能的劳动力，以及理解、贯彻和管理新的却更加灵活得多的技术创新与市场定位模式的能力，资本主义核心企业越来越依赖于为了未来积累而调动作为一种工具的知识劳动力，劳动力内部就出现了有高度特权的、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授权的阶层”(36)。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出现，尽管仍旧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界限，尽管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间的主导—从属关系，但作为技术进步的产物，它确实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了劳资关系的相对地位，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动参与权得到增强，某些学者更将这种变化视为劳动者重新获得生产控制权的先兆。劳动者是否能够最终取代资本所有者获得生产控制权，无疑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但目前我们至少能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强调雇佣劳动者主创精神的生产组织方式，提高了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相对于利润的运动因此呈现出令人乐观的前景。
    最后，我们也不能忽略，雇佣劳动者主体意识的成长对工资相对运动同样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厂组织方式相适应的协同性劳动，其现实载体不是冷冰冰的没有生命的机器人，而是有着独立意识和能动创造性的活生生的人。协同性劳动在加速机器运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在重塑着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卢卡奇所强调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决不单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化的产物，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在协同性的劳动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获得了现实的基础和条件。劳动者之间有意识的组织和联合——其现实表现形式为工会组织，加强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施加的消极影响，尤其有利于保证在业劳动者工资相对运动的稳定。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工会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异形”，是对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扭曲；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观察，工会组织的出现则恰恰是资本与劳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二战以后，工会组织力量不断强大，劳动市场上的工资决定过程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尤其是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确定工资水平，一度成为普遍流行的模式。正如许多经济学家论述的那样，工会组织的存在，使得劳动市场上的价格决定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向下刚性特征，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中，这种刚性特征使得劳动者的相对地位以及工资收入的相对运动获得某种程度的改善。
    六、小结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工资理论不是有关劳动市场局部交易均衡如何实现的微观理论，也不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无产阶级利益辩护的意识形态，而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发展进程分析的基本组件。从这一视角看待工资的决定问题，意味着我们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单纯讨论一般性的市场交易关系，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考察生产力进步以及由此引致的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更意味着工资决定过程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有机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理解这个“部分”。显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中，我们无法得出均衡工资的合适位置，但这原本就不是马克思的本意；而对于审慎的研究者来说，理解资本主义工资决定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矛盾运动，恰恰走出了迈向资本主义经济整体性运动分析的重要一步，它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路径。
    注释：
    ①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并不认同“等价交换规律”，在他们看来，交换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交换双方都认为交换后的结果是对交换前状态的福利改进，因此交换活动本身就是价值增值的源泉。显然，这种观点的背后暗含着对价值的重新定义。换而言之，这种观点将价值定义为商品对人的效用，即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使用价值范畴。按照这种定义，“‘贸易使产品增添价值，因为同一产品在消费者手里比在生产者手里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严格说来，贸易应看作是一种生产活动。’……如果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买者比对卖者更有用，那末商品的货币形式对卖者比对买者就更有用。不然他何必出卖商品呢？因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例如，买者把商人的袜子变成货币，严格说来，就是完成一种生产活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对于任何一个抱有严肃科学态度的学者而言，个人的主观效用评价活动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以此来衡量具有明显客观属性的价值增值过程，当然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前提假设。而且，依据这一前提假设，我们根本无法辨识交换活动之于生产活动的本质差异，它不仅不是稳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是引起更多理论误解与混淆的根源。
    ②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劳动者通过所有权的方式而与生产资料形成的自然结合，使得这一价值增值过程始终处于潜在的状态。
    ③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商品的价值与劳动力自身创造的商品的价值，也当然存在差额，这种增值额同样构成了前资本主义经济体手工业部门经济增长的基本内容。但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雇佣劳动式的生产方式并不普遍，整个手工业部门的生产分散在众多的手工业作坊那里；与之相应，手工业部门形成的价值增值也因此分散在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手中。价值增值的分散化，导致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业部门很难实现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停滞无疑又反过来阻碍了价值增值过程的动态扩张。
    ④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⑤张衔：《马克思对“斯密教条”的批评及其现实意义》，载《教学与研究》，2004(2)。
    ⑥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19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⑦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19页。
    ⑧⑨参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彼得·温纳齐克：《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121～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⑩确实，进入20世纪，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省和不变资本各要素的贬值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省，主要归功于机器设备和建筑物使用上的节省。根据统计，从1870年至1913年，美国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与职工平均占用设备净存量的年均增长速度大致持平；但在此后的60年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达2.45%；而职工平均占用设备净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78%。这表明，为取得一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只需要增加较少的设备数量即可达到。与机器设备的使用相比，建筑物使用上的节省更为显著。从1929年到1984年，美国制造业的设备存量增长约六倍半，而建筑物净存量只增长了约一倍半，职工平均占用的建筑物量仅增加了40%（参见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131～135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与此同时，技术进步脚步的加快，也大大加剧了已有不变资本，尤其是固定资本的贬值速度。按照乔治·雅西的计算，美国制造工业中包括建筑物在内的固定资本实际平均持续时间，1945年为12年，1950年为10.3年，1953年为9.4年，1961年为8.5年（参见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26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参见安沃尔·赛克：“经济危机理论史导论”，载《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233～234页，激进政治经济学联合会，1978。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476～477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91页。
    (15)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200～202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99页。
    (17)同上书，701～702页。
    (18)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3页表1-1，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9)关于这一问题，凯恩斯确实具有独创性贡献。“当大萧条开始时，大部分经济学家以为降低工资可以消除失业。凯恩斯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作为生产成本的工资转向作为需求来源的工资。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厂商通过降低工资节省下来的钱，会因为消费需求的下降而重新丢失。从结果上看，降低工资限制了消费需求，为进一步的工资下调造成了压力”（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2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但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们，通过强调凯恩斯效应和庇古效应的重要性，实际上消解了凯恩斯的这种独创性贡献。
    (20)转引自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1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272～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2)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203～2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3)同上书，201页。
    (24)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第一章，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5)仇启华，姬兵：《当代资本主义若干问题研究》，174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26)同上书，187页。
    (27)对于这种技术决定论的简化逻辑，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提供了典型的反例：以战后美国经济的增长轨迹为例，在1950-1965年间，美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繁荣，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以2.9%的年均速度实现增长，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而在此后的1965-1973年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幅度高达3.3%，但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却下降到1.9%（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第一章，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8)实际工资的运动趋势，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逻辑。某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解释实际工资增长趋势时是软弱无力的，马克思所论述的绝对贫困问题早已经被消解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已经过时。显然，这种观点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精髓，其结论暴露了自身的狭隘视野。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要求实际工资呈现下降趋势；相反，实际工资的不断增长反倒是马克思主义工资理论更合理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技术进步的重要结果，就是人类经济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张，这意味着人类劳动在工资品生产中的投入份额不断下降。而与此同时，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工资品的绝对数量也在不断增长。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工资品价值的不断下降，其表现是工资品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就此而言，即便是劳动力价值相对于剩余价值不变甚至下降时，实际工资的不断增长仍然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29)详细论述参见谢富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演进》，载《高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346～3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0)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118～1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1)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财产、生产与革命》，载《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2)同上书，362页。
    (33)同上书，13页。
    (34)谢富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演进》，载《高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357页。
    (35)同上书，358页。
    (36)同上书，359～360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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