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活生生的矛盾”——马克思论资本的文明面及其悖论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它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又使人类陷入各种严重的社会病症和文明灾难之中不能自拔。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这种“二重性”或“悖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只有深入到价值和剩余价值运行的经济层面，才能看清资本的真正本性、历史作用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马克思 资本 文明面 经济悖论
    作者简介：王峰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北京 100084
    资本是我们时代的“以太”和“普照之光”。资本的强势渗透和强力冲击，不仅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而且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秩序。以资本为敌、拒资本于国门之外的刚毅已成昨日的回忆，但一味地迎合资本、甚至被资本摆弄于股掌之间的孱弱，也已然使我们付出惨痛代价。经济衰退、环境恶化、官场腐败，无不留下资本作案的印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呼唤着对待资本的历史主义态度，一如马克思那样，一方面充分肯定资本传播文明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另一方面又对资本带来的各种社会病症和文明灾难给以无情揭露、批判。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以最小的历史代价，走出这个资本强势的年代，并有足够的力气迎接新时代的黎明。
    一、资本的“文明面”
    资本是组织物质生产的一种形式，资本主义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所以，历史地看待资本和资本主义，就必须首先确认：资本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的趋势，“资本的趋势是……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这便成就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对此，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他把资本的这种趋势誉为“资本的文明面”或“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①。那么，在现实中，资本是如何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呢？
    （一）通过“简单协作”来发展生产力
    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是“简单协作”，它把人数较多的工人集合在一起，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从而促成了从分散的“单个劳动”向集中的“结合劳动”或“协作劳动”的转变。在这里，虽然分工还不起重大作用，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与行会手工业相比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生产力却获得了极大提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②。就前者而言，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工作效率。就后者来说，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此外，即使许多人只是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协同劳动，也会由于生产资料使用方面的节约而使劳动生产力提高。马克思把从协作中产生的生产力叫做“劳动的社会生产力”③，并认为生产力的“这种提高不费资本分文；资本无偿地获得这种提高了的劳动生产力”④。
    （二）通过“分工协作”来发展生产力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则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是以两种方式产生的。一种方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另一种相反的方式是：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家所雇用。与手工业生产的简单协作不同，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里不仅存在着协作，而且出现了劳动的分工。在以第一种方式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中，一种商品的生产逐渐地分成了各种特殊的操作，其中每一种操作都固定为一个工人的专门职能，全部操作由这些局部工人联合体来完成。在以第二种方式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中，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者同时进行。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转化为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在这两种情况下，由单纯技术的原因所决定，不仅不同的操作需要由不同的工人来完成，而且，完成同一种操作所需要的持续时间和工人人数等也绝不是任意的。各种不同操作和完成这些操作的不同工人之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空间上的“集合”，而是彼此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关系”。这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原则，它“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组成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⑤。由于分工原则的建立，与手工业生产相比，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了。如：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劳动方法的完善引起的生产力发展。又如：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工业者，必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断他的劳动流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一旦手工业者整天不断地从事同一种操作，这些空隙就会缩小，或者说会随着他的操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这是工作日中空隙的减少引起的生产力发展。不言而喻，分工协作也属于“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应用”，从分工和协作中产生的生产力也是一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⑥而且，这种生产力也被资本家无偿地据为己有，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协作因而成了“不费资本分文的机器”⑦。
    （三）通过机器的应用来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⑧这就是说，劳动本身质的变化，即从简单协作向分工协作的转化，使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而劳动资料或劳动工具的质的变化，即从手工工具向发达机器的转化，则使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
    机器与手工工具的本质区别，既不在于“简单”还是“复杂”，也不在于提供动力的是“人力”还是非人的“自然力”，而在于：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那些手工器具和工具无论在形式上发生多么大的改变，它们总是“人的工具”，也就是说，是依靠人来“使用”和“操作”的；而在机器大工业中，这些工具则不再是人的工具，而是转化为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所以，“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⑨。当然，有机器不一定就有机器生产。最早使用牲畜、水、风作为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抽水、拉风箱、捣臼等等，部分地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个别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只有在出现“发达的机器”即工具机构连同发动机构和传动机构都发展为机器，工具机降格为其中的一个“简单要素”，从而引起生产方式改变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才进入机器生产阶段。机器大工业把手工业工人之间的“简单协作”转化为许多种“独立机器”之间的协作，“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一个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一个缝纫厂”⑩。机器大工业还把工场手工业工人之间的“分工协作”转化为一种不同于“独立机器”的“机器体系”，这表现为“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联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在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协作，使各个特殊工人小组形成一定的比例数，同样，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不断地互相交接工作，也使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形成一定的比例”(11)。机器大工业更是产生了“自动的机器体系”，使得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边照料。不难理解，机器大工业极大地推动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地减少了，或者说，在单位时间里生产的产品数量大大地增加了。马克思把从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的变革中产生的生产力，叫做“劳动资料的生产力”或“机器即死的生产力”(12)。
    （四）发展生产力的其他途径
    第一，无论是简单协作，还是分工协作，都需要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为此，人口的增长就是绝对必要的前提。马克思说：“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增长，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13)所以，资本主义内在地“要求”人口增长。以前的情况则相反，由于“对生产条件（所有制形式）的一定关系表现为生产力的预先存在的限制，而且这种关系只应被再生产出来，所以，总括了一切生产力发展的人口的增加，尤其要遇到外部的限制，因而表现为受限制的东西”(1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口增长因其为分工和协作提供生命材料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不过，“人口增长也是一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15)。
    第二，大机器生产是与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分不开的。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16)这样，一方面，“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17)。另一方面，“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从而使“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18)。“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19)。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有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
    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的生产力。马克思把从自然力的应用中产生的生产力叫做“自然生产力”。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无须付代价的自然要素……是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也就是，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加入生产的”(20)。当然，这里的自然生产力指的是转化为生产过程的“内在要素”，如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自然”，而不是自在的大自然。应用科学力量的情况也复如此。马克思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1)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因此，科学力量是生产力。但是，资本家必须“通过使用机器”才能实际地占有这种生产力，这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只有转化为生产力的要素如机器，才能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与自然生产力一样，科学生产力也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他说：“另一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是科学力量。”(22)
    第三，机器大工业或工厂制度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具有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这迫使资本为找到原材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奔走于全球各地。马克思说：“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因此，“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商业在这里不再表现为在各个独立生产部门之间交换它们的多余产品的活动，而是表现为生产本身的实质上包罗一切的前提和要素”。世界市场由此形成。所以，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对世界市场具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23)。世界范围内提供更廉价原料的贸易，可以造成生产力的增长，而作为这种贸易的物质前提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善本身就“属于发展一般生产力的范畴”(24)。因此，世界市场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资本的“经济悖论”
    肯定资本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资本的一个方面的把握。如果仅限于此，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就是极其浮泛极其贫乏的。马克思把思想的触角同时指向资本的另一面，他极为深刻地指出：“资本本身就是矛盾”，“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25)。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26)。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知识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27)；与此不同，“属于资本概念的东西却是：增长了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弱”(28)。从前，贫困或是劳动以外的原因所致，或是劳动生产力不发展所致；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此意义上，资本又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资本的这种矛盾性以种种“悖论”(29)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协作悖论
    从手工业的“简单协作”来看，虽然说资本主义促进了人类劳动从单个或独立的劳动向结合或联合的劳动转变，但是，对工人而言，这种联合具有一种“外在性”。因为，“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30)。劳动的结合或联合，不是“劳动”本身的自主联合，而是在资本中介和强制下的联合。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被资本家以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无偿地据为己有；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因此，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也正是因为“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31)，所以，从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中，工人得到的是也只能是劳动时间的延长、劳动强度的增加、劳动环境的恶化和身体条件的每况愈下。这可谓是一种“协作悖论”。
    （二）分工悖论
    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来看，在各种操作分离、独立和孤立之后，工人就按照他们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建立，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发展起来(32)。每一个生产过程都需要有一些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简单操作。现在，这一类操作也硬化为专门职能，从而断绝了同内容较充实的活动要素的流动的联系。工场手工业发展了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把工人分成不同的等级，此外还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因此，“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不仅各种特殊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33)。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简单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所以，它使以前独立的工人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绝对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并且，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34)这可谓是一种“分工悖论”。
    （三）机器悖论
    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分工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35)。这就是说，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和协作尚是一种“劳动”的、“人”的和“主体”的分工和协作，而机器大工业的分工和协作，则完全被技术化或客观化了，变成了一种“物”的、“技术”的和“机器”的分工和协作，变成了纯粹由技术手段和条件决定的各种工具和机械装置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不再与劳动者的劳动本身有任何干系。
    这样，“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36)。在手工业生产中，工人必须精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技艺；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工人尚需掌握一种技艺；而在机器大工业中，“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37)，工人连一种技艺也没有了。工人的劳动变成一种“毫无内容”的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没有一种劳动按质量来说比它的报酬更低，没有一种劳动像它一样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较短的时间就能大量地得到。结果，“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38)。在资本家面前，工人变得更为软弱无力。他要么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接受工厂主的种种苛刻要求，要么就被“抛向街头”，成为失业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
    所以，我们看到，机器并没有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相反，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机器也没有减轻工人劳动的强度，相反，在工厂中，工作日的延长同劳动强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时并进的。一方面，机器生产消灭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物质—技术”基础。因为，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旧制度最初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39)。机器迫使“未成年人”和“半成年人”即儿童和少年像成年人一样从事劳动，剥夺了他们游戏的时间和受教育的时间，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人的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取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机器大生产，把工人变成了予取予求、随意欺辱压榨的活的工具。由于工业循环的周期性变换，在生产繁荣和市场扩张时期，工人被吸纳进来；在生产衰退和市场紧缩时期，工人又被无情地推出去。机器生产还经常被技术进步——它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所打断。“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而工厂的单纯的量的扩大在把被逐出的工人吸收进来的同时，还把新的人员吸收进来”(40)。就这样，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状况上遭遇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性，成为正常的现象。这可谓是一种“机器悖论”。
    （四）其他悖论
    第一，“人口悖论”。资本一方面激励人口生产，另一方面又把一部分人变成“过剩人口”。这是因为，虽然直接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业性质和独特的历史性质”的，不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资本的趋势”是把剩余价值生产的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如果说，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要使工作日得到最大程度的延长，并使同时并存的工作日达到最大数量”；那么，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一方面……要使必要劳动时间减到最小限度，另一方面也要使必要工人人数减少到最小限度”(41)。如果说，“在第一种形式即绝对剩余劳动形式中，所使用的劳动量必然同所使用的资本按同一比例增加，那么在第二种场合，所使用的劳动量增加的比例要小一些，而且同生产力的增加成反比”(42)。如果说，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要求“增加劳动人口”，那么，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则要求“减少相对劳动人口”，尽管劳动人口的绝对数可以保持不变。如果说，第一种形式“只允许非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相比占有很小的比例”，那么，第二种形式“由于所需要的活劳动量比所使用的资本量增加得慢，所以允许非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相比占有较大的比例”(43)。
    第二，“自然悖论”。一方面，资本广泛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自然力量，例如把土地提供生命食粮的巨大潜力和能量充分地发掘和展示出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却“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44)。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但它同时破坏了作为一切财富的源泉的“土地”和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45)。资本使人的生命源泉近乎枯竭，使人赖以立足的自然基础濒临毁灭，使人的自然“家园”朝不保夕。不仅如此，被工厂生产严重污染了的土地和自然环境，反过来成了使人遭受贫困和疾病折磨，使人难以生存下去，否定人、反对人和敌视人的异物。
    第三，“科学悖论”。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46)。科学同直接劳动即工人的彼此分离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因为，工人从此服从于资本的统一指挥和管理；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工人蜕变为一种只需要掌握一种技艺的“畸形物”；在机器大工业中得以最终完成，因为，大工业剥夺了工人的一切技艺和才智。
    生产过程的科学化和科学与劳动的分离，使得直接劳动“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47)。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48)。科学也异化为一种与工人相对立、相反对的外在力量。
    第四，“世界市场悖论”。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形成，打破了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限制，扩大了人活动的范围，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另一方面，资本又借助于世界市场，培植出一种“中心—外围”式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般存在条件，世界市场的扩大与殖民制度是相辅相成的，机器大工业则“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同时，“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外国的殖民地化，而这些外国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结果，“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49)。由于处于外围和半外围的“农业民族”的产品，只能按照小于个别价值的社会价值或国际市场价值出售，所以他们遭到中心国家的严重盘剥。
    总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50)。这是对资本的矛盾和悖论的绝妙概括！
    三、资本悖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面对资本的种种悖论，面对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遭受的种种苦难和不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之归结为物质和技术层面发展生产力绕不开的“短暂的不便”，“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51)而工人阶级方面呢？也同样把全部的不满和愤怒都发泄到“机器”身上。自从采用机器之后，工人便“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52)，而不是反对这种生产方式本身，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则立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雇佣劳动制度，对资本陷于悖论的经济根源进行了深度剖析，由此拉开了就文明悖论和现代性问题进行真正科学批判的序幕。
    （一）发展生产力本身并非资本的目的所在
    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是一切剥削制度的共性。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例外。但是，在此之前，剥削者实现剥削的方式，依靠的是“直接”的统治和从属关系，依靠的是赤裸裸的“暴力”；与此不同，资本家阶级则把市场交换和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实现剥削的方式和手段。所以，资本之所以具有文明作用，之所以传播文明，之所以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即有利于资本从雇佣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从而达到资本价值增殖的目的。这是因为，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不是用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产它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当生产力得到普遍提高时，资本家阶级会从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绝对缩短和“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对延长中得到“相对剩余价值”；而当某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通过种种手段和途径，把自身的“个别生产力”提高到社会平均的生产力水平之上时，由于他可以按照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又低于它的社会价值的价格来出售，所以不仅能够获得生产力的平均水平上的“相对”剩余价值，而且还能获得高于这个平均水平的“超额”剩余价值。这里，“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因此，“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53)。在此意义上，资本家充当了推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充当了资本家阶级实现价值增殖目的的“自觉”的工具。
    （二）资本发展生产力的狭隘性和限度
    一切都必须绝对地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例外。当这种发展和进步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实现的时候，它就宁可不要文明，宁可人为地阻止甚至是破坏生产力。以机器的应用为例。
    资本家决不会无原则地采用机器生产，而且，资本家采用机器生产的标准，不是能否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是能否提高和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资本”的生产力，也即提高生产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的能力。马克思说：“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作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资本才采用机器。”(54)因为，即使机器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但并不一定就能够提高或能在较大程度上提高资本的生产力。如果机器不能提高资本的生产力，资本家就不会采用机器生产；如果不能在较大程度上提高资本的生产力，资本家也不会积极地采用机器生产。因此，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界限与一般采用机器生产的界限是不同的。
    马克思指出：“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么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因为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55)这就是说，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小于所使用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情况下，而不是在机器的价值小于机器所节省的价值即社会劳动的情况下，资本家才会采用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使用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比“机器所节省的价值”要小得多。尽管说只要机器的价值小于机器节省的价值，使用机器生产就意味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甚至是一种巨大的提高，但却不一定就意味着可以提高资本的生产力，或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提高资本的生产力。由此可见，资本应用机器的“界限”是极其狭小的。马克思以机器发展史上的大量事实印证了这种狭小性(56)。
    （三）“文明病”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是劳动过程的“人—主体”因素变革的结果，如劳动本身的分工和协作，提高了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程度，从而引起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是劳动过程的“物—客体”因素变革的结果，如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的扩大和提高、劳动条件的节约和自然力的应用等，引起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进步和发展，绝不是由资本决定的发展，更不是资本本身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一再强调，要把劳动条件的节约与劳动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节约”区别开来，要把“社会内部的分工”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区别开来，要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57)。
    这样，就不难理解，使资本陷于“悖论”，使文明沾染各种“病症”，使生产力变成“破坏力”的祸首，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生产力、劳动条件和机器等等本身来说，它们不过是一些物质力量、物质条件和物质机构，绝不会患上什么“文明病”，也无所谓“生产”还是“破坏”，更谈不上什么“悖论”。但是，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些“物质”的东西却可以有、也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应用”，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果”。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58)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因此，劳动资料才会排挤工人、扼杀工人，借助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机器应用和生产资料的节约所表现出的“对抗性”和“杀人的一面”(59)，并不能让机器和生产资料本身来负责，它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节约的必然产物。同样，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造成人的畸形发展的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60)。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才造成了科学、自然力、社会化劳动等等同工人的“分离”和“异化”。马克思说：“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61)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的共同点是，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这种“颠倒”，固然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特别是随着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但是，它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一种社会的现实，即自动机器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从而“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62)。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63)。社会生产的“目的”与“手段”的颠倒，“劳动”与“资本”的颠倒，“人”与“物”的颠倒等等，无不打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印记。如果说，这些颠倒，这种种“人—劳动者”为“物”所支配、宰制、反对和否定的悖论，就是所谓的“现代性问题”，那么，这一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范畴。不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高度，不站在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目的的高度，就无法理解现代性问题，就无法理解资本的种种“悖论”；同时，也就无法找到消解悖论、消除病痛、祛除病根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更无法把握资本主义最终走向消亡的深层历史动因。
    （四）资本悖论不仅包含着反“人—劳动”的性质，而且包含着一种“自反性”
    马克思指出：“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64)资本之所以具有全面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要求，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资本的价值增殖，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资本必然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就在于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或者说，减少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必要劳动的比重”(65)。这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以往各种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在所有以前的生产形式下，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占有的基础，相反，对生产条件（所有制形式）的一定关系表现为生产力的预先存在的限制”(66)。所以，埃及的国王或伊特鲁里亚的祭司贵族把劳动者的“新的活的剩余劳动”用来修建金字塔，而资本则用来“使对象化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产品增殖价值”(67)。
    但是，资本所具有的全面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68)。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发展生产力与资本价值增殖的目的就会发生尖锐矛盾。这时，资本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基础的狭隘性——只是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而发展生产力，并且把“物的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人的生产力”的萎缩的基础上——就会暴露无遗。资本发展生产力的这种矛盾性，不仅包含了资本与“人—劳动”的发展相反对的一面，同时包含了促使资本消亡的“自反性”的一面，正是这种自反性最终把资本主义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资本的悖论和矛盾使资本走向消亡，资本是在矛盾中消亡的。马克思从“客观规律”——“主体—价值”的层面，或者说价值评价和文化批判的层面，具体揭示了资本消亡的内在机理(69)。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390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8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01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21～42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68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27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30、432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35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36、43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5、11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7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0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68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4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4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6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42、40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6页。
    (2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4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7页。
    (29)马克思把资本的这种矛盾性叫做资本的“经济学上的悖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69页）。
    (3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85、386～387页。
    (3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87页。
    (3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3页。
    (3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17页。
    (3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22页。
    (3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43、437页。
    (3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86页。
    (3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83页。
    (3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86页。
    (3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85～486页。
    (4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23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9页。
    (4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79、579～580页。
    (4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7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4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3页。
    (4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19～52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7页。
    (5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08～509页。
    (5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92页。
    (5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70、369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6页。
    (5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51页。
    (5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51～452、452～453、453页。
    (5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4、406、508页。
    (5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97页。
    (5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2页。
    (6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95页。
    (6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87页。
    (6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87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25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9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08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9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9页。
    (69)王峰明：《资本的囚徒困境与资本主义的终结》，《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