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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一个重大现实意义，就是它科学地揭示了利润和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事实，这一以人为本的经济学说，为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其他学说无法替代的理论基石。我们今天再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特别需要以这一理论的生产过程二重性理论为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这一理论的绝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保护人力财富，以这一理论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促进劳动和劳动者的解放。
关键词：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人力财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作者简介：裴小革，经济所研究员，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西城区月坛北小街2号院2号楼，邮编：100836，电话：13683695503，电子信箱：peixg@cass.org.cn pei-xg@163.com
本文是裴小革负责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得到颜鹏飞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项目批准号：11JZD004）的资助。
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和创立，是马克思主要著作《资本论》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伟大科学贡献。按照剩余价值理论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一个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方向，简言之，应是以人为中心，随着人的创新劳动的持续积累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从满足人的有限的物质自然性需求到满足人的无限广阔和全面发展的精神社会性需要的发展。剩余价值理论以人为本的经济学说，为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其他学说无法替代的理论基石。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就剩余价值理论的应用与创新发展问题，做些简要探讨。
一、以生产过程二重性理论为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具有二重属性。它首先研究了劳动过程，这就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剩余价值论承认，在这种生产使用价值或称效用的过程中，需要有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即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可以作为对研究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生产的意义上，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后，被包容进剩余价值理论的。
但是，剩余价值理论又认为，这种纯粹对于劳动过程的研究，涉及到的只是生产过程的简单的、一般的、抽象的（把各个时期中所特有的具体条件抛开）各要素。所以它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i]
本来，人类并不是孤立地从事生产的，为了生产必须在他们之间结成一定的社会的联系，这就是生产关系，也就是他们在它下面从事生产的社会形态，它适应着社会生产力——从而，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而各有不同。因此，劳动过程在各种社会形态之下，也具有各不相同的、特殊的、具体的要素。但是，这里首先来考察的劳动过程，只是已经把具体要素抛开后的、一切社会形态都共有的一般形态。所以，这里考察的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ii]
因而，要想了解资本家管理下所实行的劳动过程，也就是要想明了剩余价值怎样被生产出来，那么，就要进一步来阐明在资本家管理下为资本家服务的劳动过程的特殊性。“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iii]所以，剩余价值理论认为，经济学不能仅仅研究存在三要素相互关系的劳动过程，还要研究为资本家服务的劳动过程的特殊性，即价值增殖过程。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且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小业主组成的市场经济中，在劳动过程中，一方面，生产资料转移了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活的劳动创造了新价值，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产品的总价值。但是，在存在资本与劳动相交换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价值增殖过程。
价值增殖的关键在于，存在劳动力这样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价值的源泉。比如，资本家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假定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者却能劳动一整天，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个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就是价值的增殖部分，也就是被资本家白白占有的剩余价值。所以，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
剩余价值论在分析商品时，指出商品是由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构成的。以后又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也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有用劳动，同时又是生产价值的抽象的人类劳动。这里，马克思指出，包含在商品及生产商品劳动中的这种对立，又在这里把自己表现为商品生产过程不同方面的差别。也就是说，就简单商品的生产过程来说，它是劳动过程（使用价值的形成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就资本主义商品的生产过程（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来说，它是劳动过程（使用价值的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只有从这个对立物的统一上，才得到合理的理解。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上述分析评论道：“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要排除任何欺骗，排除任何暴力的任何干涉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于是问题就是：即使假定相等的价值不断地和相等的价值交换，又怎样才能不断地使卖出贵于买进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iv]
可见，根据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包含着生产关系，它使劳动者无法享受到自己劳动成果、生产力发展受到阻碍，发展破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要建立与现代社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把最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让他们能够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破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使社会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笔者认为，这种生产关系可以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适应生产力已经社会化的新情况，改变资本主义单一的纯粹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模式，推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关系格局，使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私人经济等都可以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其中，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公私经济也可以彼此兼容和互相渗透。一方面，国家可以对许多私有制企业投入大量的公有资金，尽管不一定能达到控股的目的；另一方面，公有制企业的股份部分出售给私人，虽然私人的股份不一定能达到居支配地位的程度。这两种情况都使得公有制企业的含义变得比较复杂。基于这种复杂情况，不应再把公有制经济组织看作是必须纯而又纯全部资本都归公有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政府当局公共团体可以凭借其对组织的所有权、控股权或管理条例，对其施加直接或间接支配性影响的经济组织。我们可以把比较典型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分为以下三类：
1．非独立型公有制企业。它们不具备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的资金运动，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一部分，如政府的印刷厂等。这类公有制企业数量是比较少的。
2．特殊形态的公有制企业。它在组织形态上是独立的，但不自负盈亏，由政府预算拨款，并由政府统收(利润全部上交)、统支(亏损政府弥补)。按其管理特点，这类企业又可分为以下两种：
一种是由政府部门或类似的政府机构直接管理的企业。这类企业一般存在于以社会服务为基本目标的公用事业行业。如铁路、邮政、电讯、煤气、自来水等。有的学者把这类企业称之为国营企业。
另一种是具有特定法律地位、受某一政府管辖但拥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的企业。例如，英国的一些被国有企业化的企业，其管理机构是一些国营公司。有的学者把这种类型的公有制企业称为国家主办企业。
上述两种形式的公有制企业，都是以国家某项法规为依据而成立的，因此必然要以国家某个方面的具体目标为企业活动的宗旨。
3．以盈利为目标的公有制企业。它们是具有法律地位的独立法人，除了股份全部或部分归国家或归公所有，即股东全部或部分是政府或某种公共团体以外，具有与私有制企业相同的法律地位，即依《公司法》设立和运营，享有完全独立经营管理自主权，它与私有制企业的管理方式基本相同，一般都实行股份制，生产和分配都要受到众多股东和除股东以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制约。
以上是按照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经济独立性程度不同来分类的。除此之外，还可以按照公有制经济组织所在的不同领域，将其划分为以下五类：
1.基础设施领域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如主要公路桥梁、码头、水坝、电力设施等，在很多国家几乎全都是由公有制经济组织筹资、建造、经营和管理的。
2.公用事业领域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如交通、运输、电力、供水、灌溉等领域，各国多数情况下也是由公有制经济组织经营和管理。
3．社会福利和非盈利目的的事业领域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如低租金住房、医疗卫生等，各国有相当大部分是由公有制经济组织举办的。
4．金融业领域的公有制经济组织。这个领域各国情况不同，通常是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私有制经济组织同时并存。
5．一般工商领域的公有制经济组织。这个领域可以有较多私有制经济组织，但公有制经济组织也应占相当比重。
第二，在企业生产规模已扩大到相当程度的情况下，要改变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协调性，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通过征税、补贴和政府支出等措施，使各个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都部分地由社会所有和支配。
这是因为在一个企业生产规模越大，它就越需要社会其它部门与它的配合，如果没有这种配合，整个社会生产将无法进行，其后果不堪设想。由于生产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在当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联系举足轻重，利害攸关。大型客机、航天飞机的研制和生产，需要上百个专业的协作；核电站的安全与否，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大型化的生产力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对金融、保险、通讯等行业依赖程度高，从而使整个社会生产对金融、证券、电力、通讯等行业的依赖程度也在增大。
为此，政府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利用从各类企业和个人集中起来的剩余价值承担起调控经济、管理经济的责任，确保经济运行的有序性。政府尤其要小心翼翼地加强对金融、证券。电力、通讯等行业的调控管理，防止因某一个环节出问题导致整个经济的混乱。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一旦一个重要股票交易所的股票暴跌，就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甚至引发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一旦一座重要城市全城停电哪怕只24小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就可能陷入瘫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再固执地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奉行的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单方所有、单方独占、单方支配”的无协调状态，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科学发展的需要了。
第三，适应研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创造性劳动已成为主要劳动方式的新情况，改变劳动者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中的地位以及劳动者同资产者的关系。恩格斯曾经这样描绘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v]在这样的关系中，资产阶级独占剩余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在科学技术革命导致的智能型和创造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恩格斯当年描绘那种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生产关系必须加以改变。
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着劳动者的地位，提高着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新的科技革命使自然资源优势以及资本优势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而技术资源的主导地位急剧上升，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从而决定了一大批从事创造性劳动的“金领工人”成为企业生存、发展以及提高竞争实力的关键。
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必须保证劳动者拥有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必须确保劳动者既是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者和开发者，又是新技术、新产品的拥有者；必须维护劳动者在劳动中的自主性和参与管理和剩余价值分享的权利。惟有如此，众多的高素质工人才能充分施展其才智，最大限度地调动其灵感，做好创造性的劳动，生产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
可见，在科学技术革命连续发生的新生产力条件下，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高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地位是推动经济科学发展所要求的。资本主义那种把劳动者当成雇佣奴隶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无法继续维持了。因为，它不仅会激化劳资矛盾，更会扼杀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企业及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实力下降，使生产过程难以为继，企业和国家逐步陷于经济停滞状态。这在当今时代中是十分可怕的。
有上述特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必然要出现，主要是因为在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推动下，固守单一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模式，经济很难平稳发展，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难以缓和。在金融、核电、民航、航天、电力、通讯等领域，离开了国有经济，国家便失去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有效调控的经济基础，整个社会经济也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在一些高技术领域，离开了职工股份所有制和利益相关者经济，将无法充分发挥众多科技人才的技术优势，也无法保证这些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资产阶级独占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基础，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得到更好发挥，并可以有机会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最终一定会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大的社会生产力。
二、以绝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保护人力财富
马克思对于商品中所含的劳动的二重性曾说：这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vi]。在创建剩余价值理论的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也是最先由马克思提出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两个术语都是由马克思创造的，这之前，在经济学中还未曾见过，它们在剩余价值论中，是起重要作用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实体，是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人类劳动，在这里面，不含有使用价值的一个原子。因此，倘若一定的劳动对象或劳动数据全然是自然物，不要为它们的生产支出任何人类劳动（劳动资料大体都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但劳动对象中除我们特称之为原料者外，都是自然物），在劳动过程上，无论它们有怎样的用处，它们也和日光、空气之于农作物有重大作用而没有任何价值一样，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因而也不能以任何价值转移到产品去。
但是，在资本家所投下的资本中，“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vii]这样，“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viii]
剩余价值理论利用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在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或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讨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过程，建立了它的绝对剩余价值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ix]在那种情况下，只是靠延长劳动时间剥削剩余价值。从而，资本从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形成之日起，就横暴地靠延长劳动时间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致引起工人反抗，促使国家通过立法强制缩短劳动时间。于是不能任意延长劳动时间的资本家，受着剥削最大量剩余劳动的冲动的驱使，才会向抵抗最少的方面进行新的打算，想办法攫取相对剩余价值。
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二律背反”学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在研究工作日长度时，把雇员说成像为自己种田的农夫一样的孤立个人，可以用对闲暇和收入的替代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日长度。与他们不同，马克思绝对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二律背反”学说，是以它对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生产关系的研究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工作日的长度在一定的劳动力生理的和社会道德的界限之内，是一个可变的量。在这个限度内，资本家力求延长工作日的界限；反之，劳动者则要求标准长度的工作日。这两个要求在商品交换上表现为同等权利。“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x]
绝对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二律背反”学说，可说是马克思绝对剩余价值理论最精彩的叙述之一。这种详细而鲜明的研究证明：大工业下的劳动者整个阶级力量的增大，是限制工作日长度，改善劳动者生活状况，争取他们的解放的先决条件。标准工作日的获得，可使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劳功者阶级的健康和体力得以恢复，保障他们能够增进知识，相互交际和从事社会的政治的活动。
资本家为延长工作日，破坏对工作日的限制，发明了所谓换班制度。英国的工厂劳动者，反对这种制度，为争取标准工作日而进行斗争，他们在15世纪中叶争到了十小时法案，在当时，“英国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并且是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家。”[xi]在获得这种胜利以前，对于劳动者来说，所谓自由出卖劳动的时间，实在是被强迫出卖劳动的时间。只有劳动者的斗争才能使劳动者自己取得一种国家法律，以阻止由于同资本缔结契约，而在去死和去做奴隶的状态下，出卖自己及其家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这些都是国际工人阶级斗争的最初的成果。
绝对剩余价值理论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斗争的进步意义。马克思在有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篇手稿中指出，不顾工人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没有预先决定和预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所束缚的生产”，存在着“生产与生产者相对立，生产对生产者漠不关心。实际的生产者表现为单纯的生产手段，物质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xii]这些对立是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因这种异化所造成的广大生产者的贫穷和受奴役而受制约，消除这种制约主要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这个异化过程中，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xiii]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绝对剩余价值理论这些论述的正确性。
但是，虽然绝对剩余价值理论早在100多年，便揭示了资本主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保护人力的矛盾，并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xiv]，但这种以人为本的理论在其后的100多年里并没有引起很多国家决策者的高度重视。长期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西方经济理论，是一种以物为本的理论。它们认为财富就是物质收入，经济发展必须以物质收入的增长为核心，物质收入是唯一财富，人力只是资本、只是增加收入的手段。因此，追求物质收入的无限增加是至高无上的目标。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核心，成为评价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和衡量国民生活水准的象征。于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发展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对经济高速度增长目标的热烈追逐，驱使着人们的发展行为和发展方式。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这种经济理论一度占据统治地位，支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虽然说它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方面确实起过历史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它的片面性、局限性及其弊端逐渐暴露并日益突出。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硝烟的人们格外地渴望和平与繁荣，他们开始逐渐把目光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相互促进之中。国际社会围绕经济发展的内涵和重点，先后形成了各种不同于传统财富概念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如：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核心的“基本需求战略”，以人的发展为轴心的“生活质量”战略和“内源发展战略”，以人和自然协调发展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这些发展理论和战略的演变更迭，反映了当代人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剩余价值论关于经济发展要“以人为中心”或者为“目的”的理论，又一次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使人们冲破西方经济学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在世界各国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科学发展思潮。
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起点和表象上看，似乎重点在于解决生态环境的危机，但其深层的更带有本质性的目标则是促进人的发展。例如在1991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NCN）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组织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重要文件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害能力之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xv]。该战略中提出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9条基本原则，强调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生物的多样性；同时还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呼吁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各不相同的发展目标。但只有在“发展”的内涵中包括有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获得必须资源的途径，并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人权的环境，只有使我们的生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得到改善，才是真正的“发展”。
可见，随着人力以及作为其附属物的健康、知识、科学、技术、信息、经验等越来越成为财富增长的关键要素，以绝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保护人力财富越发必要。虽然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可变资本理论创立一个世纪后，即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提出了与可变资本理论具有类似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但是，由于他们抛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说明劳动在人力取得和发挥作用中的特殊作用，也没有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只把人力作为创造物质财富工具的局限，还把对人力的投资与人力本身混为一谈，所以，这种理论在揭示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方面，其实远没有可变资本理论那样科学和深刻。我们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建立人力财富理论，既吸收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一切合理因素，又继承被它抛弃的可变资本理论，可以更好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保护人力财富。
三、以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促进劳动和劳动者的解放
与延长劳动日生产的剩余价值即前述的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应，马克思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xvi]他指出，相对增大剩余价值时，归工人所得的价值减少，从而归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增大，所以“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xvii]为全面了解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这一观点的客观依据，读者还可以阅读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一书的第十二节“利润、工资与价格间的一般对比关系”以下数节。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这里论证的，是劳资之间政治经济力量差距悬殊，只能依靠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协调人们之间的生产分配关系的情况。西方经济学在人人平等不存在财产差距的假设下，推论出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生产和分配一切和谐、利益均衡的结论；马克思在劳资之间并不平等和财产存在巨大差距的假设下，推论出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结论。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前提和结论才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早期自由放任单一交换机制经济都在工人运动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崩溃了，它们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都已经引进了劳资之间的集体协商和政府干预机制。单凭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是不可能使经济走向所谓“一般均衡”的。
剩余价值理论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也是从作为使用价值生产过程的劳动过程的考察开始的。它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证了使用机器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它没有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停留在仅对人和物的关系的论述中，而是在研究使用价值生产的基础上，进而研究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即研究了大机器的使用价值生产过程如何同时又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指出，机器的生产效率是由“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xviii]来测量的。只要“机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xix]，那么，机器的生产效率大体上就可由使用机器时比使用工具时究竟能节约多少人类劳动力来计算。只要上述的差额存在，机器的生产效率就远比工具大。使用机器会减少生产一定量的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换句话说，“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末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xx]
但是，因为资本只支付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支付所使用的劳动的全部等价。工人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譬如一日12小时中，只得到相当6小时劳动的工资，剩下6小时的劳动，作为无偿劳动而无代价地送给资本家。所以，从资本家的立场来说，生产一定产品所需要的费用，不是根据生产该产品所必要的劳动量来计算，而是根据付给这种劳动的工资额来计算。因此，对于资本家来说，机器使用的界限是：机器的价值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差额。
假设剩余价值率（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比）是100％，那么，相当于劳动力价值（即资本家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的价值）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工人所提供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的一半。新发明的机器，尽管生产它所费的劳动，比较因使用它而节约的劳动显然为小，但是，往往在很久时间内，资本家却不使用它，其原因确实就在这里。
由于劳动日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就会发生：例如美国现在使用的机器，在日本却不使用；而且在同一国家里，因时期不同而不同；在同一时期又因产业部门不同而不同。因而，某一时期不用的机器。以后又使用起来，某一产业部门不用的机器，又在别一产业部门使用了。并且为了研究的方便，这里假定工资与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工人的实际工资往往是低于他的劳动力价值，或高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因而，对于资本家来说，用不用机器的现实界限，实际是要比较“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这是实际上支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引者注）”[xxi]。
所以，“即使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量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之间的差额保持不变”[xxii]，对于资本家来说，机器使用的界限仍然能够有显著的变化，“因此，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像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德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荷兰使用，十八世纪法国的某些发明只能在英国使用一样”。[xxiii]马克思就英国举出许多实例并说“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xxiv]这里从那许多实例中摘录一条。“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有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xxv]。
马克思用大量事实表明，“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xxvi]所以，只有废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才能改变工人的命运，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有些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将人和物相等同的生产费用价值论为依据，仍然认为节约机器的费用和节约工人的工资的意义是一样的，为了增加企业家的利润应该尽力压低工人的工资，是逆历史潮流的，也是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应用和创新剩余价值理论，需要以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解放劳动、劳动者。与西方经济学这种以物为本的理论不同，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看来，经济发展方式的一切转变既依赖人的发展又为了人的发展，人力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手段，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既是资本，更是财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劳动、劳动者。这种观点的科学性表现在，第一，它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标的设置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归于满足人的发展需要。这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可以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给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利益和实惠。
第二，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手段中，强调了解放劳动、劳动者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他手段的决定性作用。把解放劳动、劳动者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坚持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主体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唯物史观，重视广泛动员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与首创精神，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承和弘扬了党的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承认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把人力资源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来认识、开发和管理，有利于促使我国由传统的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源强国，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优势，符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需要。
这就需要摈弃片面追求GDP产出而不计资源环境成本投入、只重视物质财富积累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屡、只考虑当代人不顾及后代人的发展理念，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扩大内需保民生结合起来，改善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状况：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几亿农民，特别是失去土地而生计又没有完全落实的农民；人数在1亿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作为工人阶级尚不稳定部分的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新的社会阶层；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弱势群体，等等。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继续加大对“三农”、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重大改革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积极开展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减轻居民合理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负担等措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归根结底要依靠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的参与和支持，可以说，这些措施既是扩大内需保民生的，也是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8-209页。
[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9页。
[iii]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8页。
[iv] ［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v]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360页。
[v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页。
[v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5－236页
[vi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6页。
[ix]［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4页。
[x]［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2页。
[x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2页。
[xii]［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xiii]［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xiv]［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222页。
[xv]江苏省科委：《“中国2且世纪议程”与可持续发展培训教材》，江苏省科委社会发展处1996年编印，第25页。
[xv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页。
[xv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1页。
[xvi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8页。
[xix]［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8页。
[xx]［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0页。
[xx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1页。
[xx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1页。
[xxi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1页。
[xxiv]［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2页。
[xxv]［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2页。
[xxv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3页。
[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9页。
[ii]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8页。
[iii] ［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iv]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360页。
[v]［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页。
[v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5－236页
[v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6页。
[vi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4页。
[ix]［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2页。
[x]［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2页。
[xi]［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xii]［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xiii]［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222页。
[xiv]江苏省科委：《“中国2且世纪议程”与可持续发展培训教材》，江苏省科委社会发展处1996年编印，第25页。
[xv]［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页。
[xv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1页。
[xv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8页。
[xvi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8页。
[xix]［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0页。
[xx]［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1页。
[xx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1页。
[xx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1页。
[xxiii]［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2页。
[xxiv]［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2页。
[xxv]［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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