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新探讨

内容提要：国外学者在马克思文本基础上对国际价值理论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不平等交换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国际上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思想，但是在论证上并不完善。谢克从批评货币数量论的角度揭示出比较成本理论在现实中并不成立，并认为价值转移并非一定不利于不发达地区。谢克的观点在黄金非货币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具有现实性。日本和韩国学者立足于文本研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变化的思想。
    关键词：国际价值理论 国际价值规律 不平等交换 全球化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谢富胜，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世界市场的发展的内容之一。马克思提出过著名的“六册计划”，并把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最后部分，但是马克思本人却没能完成这部分理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围绕国际价值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将对外贸易看做是与资本输出同样重要的国际剥削机制。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和斯威齐（Paul Sweezy）等的成果为后来研究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建立了基础。日本的宇野宏藏、名和统一等学者则着意挖掘马克思的文本，研究了国际价值规律等基础问题。中国一些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了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剥削问题。20世纪60至80年代，一些学者围绕国际剥削和价值转移是否存在、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利、国际分工的不平等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最近，有学者开始重新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和国外学者的著作，尝试系统地构建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①
    从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的内容来看，国际价值理论主要涉及以下问题：第一，国际价值的实体是什么，或它由什么决定？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如何变化？如何发挥作用？第二，世界市场上是否存在剥削？它的形式、原因和效应是什么？尽管国内学者对上述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或者以注解马克思的文本为主，或者对一些现象进行实证或经验研究。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对国际价值理论的研究则更好地挖掘了马克思的文本，并形成了多样化的国际价值理论。
    一、不平等交换和国际价值理论
    早在1907年，鲍威尔（Otto Bauer）就提出如果有机构成不同，对外贸易将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并且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不仅剥削本国工人阶级，还不断占有不发达国家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20世纪20年代，格罗斯曼提出国际上的利润率平均化将使价值从不发达的亚洲向发达的欧洲转移。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指出，由于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出口商品包含的劳动量比较少，因而价值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但却是，斯威齐在20世纪40年代明确地反对说，平均利润率在国际上根本不能形成，价值也不可能发生转移。[1](p190)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和阿明（Samir Amin）再次系统地论述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等交换和后者向前者的价值转移，并总结说，对外贸易只会维持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和加深发展的不平等。
    不平等交换理论在形式上接受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模型，但却是建立在不同的假设之上。李嘉图假设资本和劳动力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因而造成了不同国家在生产和分工条件上的分割，从而“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内，利润总是处在同一水平上，或者只是因为各种资本用途在安全和是否适意方面有所不同时才会有所差异。但在不同国家间情形就不如此”。[2](P113)然而，不平等交换理论认为李嘉图的假设并不符合国际经济现实，并进行了修正。第一，在世界上，资本具有足够的流动性，并且基本可以保证在国际范围内形成平均利润率。第二，劳动力不具有流动性，并由此形成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足够大的工资水平差异，而且这个差异大于生产率水平上的差异。第三，有机构成高的部门集中在发达地区，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集中在不发达地区，且每个地区都是某种商品的唯一生产者。
    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不平等交换理论将《资本论》第3卷中的价值转型模型运用在世界市场上，建立了世界市场上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形成模型，并揭示了等价交换背后的不平等性。在世界市场上，发达地区的高有机构成部门和不发达地区的低有机构成部门之间通过竞争和资本的自由转移形成了平均利润率和各自相应的生产价格。然而，根据马克思的国内价值转型模型，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的生产价格高于商品价值，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则反之。从而，全世界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了再分配，发达地区可以用较少劳动交换到较多劳动，剩余价值从不发达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这种“价值转移”就是不平等交换。
    进一步，伊曼纽尔定义了“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平等交换。广义的不平等交换“仅仅是在工资相等而资本有机构成不相等时由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而引起的”；狭义的不平等交换的特点“在于工资和有机构成都不相等”。[3](P176)因为单纯的资本有机构成差异既发生在国内市场也发生在世界市场中，而且是由不同部门的专门技术特点所造成的，所以，资本有机构成差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特征，一国不能因其资本有机构成低于他国而抱怨在同其他国家的交换中失去剩余价值。相比之下，工资水平上的差异则起因于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历史、道德、制度差异和劳动力的不流动性，所以，只有工资的国民差异导致的资本有机构成差异才是不平等交换的根本原因。这种工资水平差异导致的不平等交换被伊曼纽尔称为精确或严格意义的不平等交换。
    在依附理论的语境下，不平等交换被看做是维持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的一个基本机制。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以划分为自主中心积累的中心国家和依附这些中心国家的外围国家，而规避工资增长是促使中心国家向外扩张、制造并巩固这种依附关系的动力。在中心国家，工资“既是一种成本又是能产生对模式运转很重要的需求的一种收入”；而在外围国家，工资“仅仅表现为一种成本，需求则来自其他方面——或者来自国外，或者来自社会特权阶层的收入”。[4](P162)当工资增长没有严重影响利润率时，中心国家主要依靠非扩张性的自主中心积累。而当工资增长严重挤压利润时，中心国家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资本外逃、设立分支机构、外包和转包、建立合作关系等资本输出手段来抵抗利润率的下降。与中心国家相反，由于外围国家的工资较低且增长缓慢，但剩余价值率较高，因此这里的利润率也较高。所以，中心国家通过向外围国家进行资本输出来获得较高的利润率。中心国家依靠在技术创新、金融控制、自然资源、信息通讯和武器上的垄断力量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来维持这种中心—外围积累体制。阿明认为，“资本输出能使各种形式的生产在外围国家建立起来，那些生产虽然是现代化的，但却享有低工资成本的好处，就在那时，不平等交换出现了。”[5](P157)
    但在细节上，阿明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与伊曼纽尔有所不同。第一，阿明提出不发达的外围国家具有二元结构。中心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将从外围国家榨取的剩余价值重新投入外围国家的出口部门。由于中心国家的资本的生产率、技术水平、组织形式优于外围国家，因此，中心国家就在外围国家催生了“发达”的出口部门，而外围国家资本则被迫转移到“落后”的农业、手工业部门之中。第二，阿明认为部门内和部门间都可以形成平均利润率，发生价值转移。
    二、对外贸易和国际价值规律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谢克（Anwar Shaikh）对不平等交换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谢克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没有在根本上撼动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比较成本理论。与其他学者不同，谢克从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价格理论入手，批评了比较成本理论，并且提出了对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上的商品流通、资本流通和生产资本流通的马克思主义看法。[6]
    （一）货币数量论与比较成本理论的谬误
    谢克认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是以古典的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在比较成本理论中，葡萄牙在酒和呢绒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出口这两种商品。相反，英格兰则进口这两种商品。持续的贸易逆差迫使英格兰输出黄金到葡萄牙。经过一段时间，英格兰的黄金外流将使它的国内货币供应量下降，因而英格兰的货币价格水平将下降；而葡萄牙的黄金流入将使货币价格水平上升。由于两国的价格运动，英格兰的最小劣势商品（呢绒）迟早将转变为比较优势商品，并比葡萄牙的同种商品更廉价。一旦英格兰在呢绒上的比较优势确立起来，双向贸易将发生，每个国家都将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贸易所得根据贸易条件在英格兰和葡萄牙之间进行分配。
    但是，货币数量论本身存在谬误。在葡萄牙，超过需求量的（黄金）货币供给增加将退出流通领域，或者被贮藏起来，或者作为奢侈品被消费。在银行制度下，过量的货币供给将增加银行的可贷资本供给，从而降低利息率，并刺激资本家为投资进行借贷。最终的结果是生产的扩大。即使当初货币供给增加确实刺激了有效需求，并引起价格水平的上升，然而生产的扩大会将价格水平拉回原来的水平。最后，总的效应是价格总额上升，而不是价格水平上升。所以，在李嘉图模型中，英格兰在呢绒上不会形成比较优势，而葡萄牙也将维持在酒和呢绒上的绝对优势。
    从货币形式的可贷资本的国际流动看，比较成本理论也存在谬误。在英格兰，持续的黄金外流带来的利息率提高将抑制投资和所有商品的生产。相反，在葡萄牙，持续的黄金流入将降低利息率。随着时间推移，在某个时刻，对于葡萄牙的资本家来说，将货币资本借给英格兰将更为有利。这时，短期的借贷资本将从葡萄牙流向英格兰，英格兰的利息率会随之下降，葡萄牙的利息率会上升，直到在某个短期资本流动水平上二者相等。但是，这种平衡不能持续下去。英格兰不仅要偿还贷款，而且要支付利息。净效应一定是黄金从英格兰流出。最终，英格兰会屈服于其落后的后果，并且将它的进口限制在与它的出口能力相适应的水平上。
    李嘉图模型的另一个缺陷——这个缺陷也存在于发展经济学激进派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中——是假设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英格兰）在所有商品（酒和呢绒）的生产上都缺乏效率，从而没有出口能力。实际上，尽管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在总体上落后，也能生产特定的商品。而且，与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中的相应商品相比，这些商品具有极大优势。
    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唯一可能的出口商品仅限于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生产率生产的那些商品，或独有的商品。总体上，这些类型的商品将反映出一些特殊的地区性优势，如好的气候条件、某种自然资源的丰裕、有利的地理位置、资本之间的竞争较弱等。这些优势大到足以克服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总体上较低的生产率水平。从世界市场结构来看，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之所以可以出口这些商品，或者是因为它们仅在世界市场上充当边缘角色，或者是因为更高效率的资本不愿意在世界市场上供给这些获利不高的商品。
    （二）生产资本的国际流动
    以批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提出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二元结构为基础，谢克主要从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角度考察了生产资本的国际流动——即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将现代化进程区分为两个方向：内部现代化和外部现代化。在仅有商品资本流通的情况下，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资本家有可能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从而开启内部现代化进程。但是，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一些不利因素将阻碍内部现代化进程，包括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方式的高成本和大规模，配合某项新技术而必须改造其他技术的成本和复杂性，以及劳动过程的重新组织等。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先进资本还会试图阻止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改变自己地位的努力。结果，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内部现代化可能会让位于由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先进资本主导的外部现代化。
    这种外部现代化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性。第一，那些阻碍内部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恰恰有利于外部现代化，原因是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资本家拥有更多的可供投资的资本，掌握成熟的现代技术，并且能更容易地进入世界市场和雇到必要的熟练工人。第二，那些有利于内部现代化进程的因素也倾向于引进外部现代化。这主要是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低工资。忽略运输费用，且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当资本考虑投资地点时，地区之间的唯一差异就是工资差异，也就是生产率、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和工资率差异的综合效果。
    在部门上，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出口部门和国内生产部门都不能幸免地被外来资本侵蚀。首先，出口部门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利润率，而且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最为密切。外来资本将看重这些部门的盈利性和低成本，尤其是低劳动力成本。此外，即使外国资本必须从本国运送工人到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它们的较先进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优势也能使其利用当地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创造高额的利润。同理，只要国内生产部门能够为资本提供高额利润，外来资本也会进入这些部门。
    （三）价值转移的净效应
    谢克区分了两种价值转移：对于同一部门，生产率高于世界平均生产率的资本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对于不同部门，有机构成高于世界平均有机构成的部门将获得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反之则反是。从而，对于任何地区或国家来说，价值转移的净效应取决于二者之和。
    因此，价值转移的净效应并不必然不利于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在不发达地区，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石油、采矿业等）中的高生产率资本将获得双重价值，而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农业等）中的低生产率资本将失去双重价值。但是，净效应取决于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部门结构。显然，从部门结构来看，只有后者的劣势超过前者的优势时，价值转移的净效应才为负，否则将等于甚至大于零（见表1，其中加号表示获得价值，减号表示丧失价值）。
    
    针对不平等交换理论将工资看做价值转移的决定因素，谢克认为工资差异变化不能改变既定情况。首先，在部门内的价值转移上，对于个别资本，工资变化改变的只是利润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其次，在部门间的价值转移上，如果保持世界平均工资水平不变，工资差异的变化将提高有机构成高的出口部门的工资，从而降低其利润率，而对有机构成低的部门的影响则反之。根据伊曼纽尔的国际生产价格图示，这将意味着低有机构成部门转移出更多的价值，同时高有机构成部门也将获得更多的价值。因此，工资差异的唯一效应是增加这两种逆向价值转移的数量，而完全有可能不改变价值转移的净效应。
    三、世界劳动和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变化
    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的另一个研究方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工资的国民差异”一章和《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等处论述过这一问题。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发生联系的经济体具有截然不同的经济条件，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在生产方式、部门结构、生产规模、劳动过程、阶级构成、劳动生产率、劳动强度、参与世界市场的程度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内容和作用方式并不同于国内市场的情况。但是，对于国际上价值规律变化的具体机制还存有争议。日本学者中川信义和韩国学者李采彦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
    （一）围绕国际价值实体的争论
    关于世界市场上的国际价值决定，马克思曾提出：“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7](P614)
    以这段文本为依据，中川信义提出国际价值实体能够还原为世界劳动（universal labour），国际价值的大小可以由世界劳动的量来决定。这一世界劳动是指承担世界再生产的劳动，它具有世界性和间接性，超越了空间但并不超越时间。首先，世界劳动的界定并不受生产方式差异、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只要是为世界市场进行商品生产的劳动，就是世界劳动，就具有世界性。其次，与国内的社会必要劳动相同，世界劳动也不是直接的东西，而是通过世界市场上的交换表现出来的间接的东西。[8]
    李采彦则认为马克思的“universal labour”指的不是世界劳动，而是一般劳动，这两个概念存在着本质的差别。② 世界劳动是与国民劳动相对应的劳动。由于劳动力在国际上缺乏流动性，而且不同时刻劳动的内涵不具有可比性，所以，世界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能成为国际价值的实体。但是，一般劳动是可以作为一切商品的价值衡量尺度的抽象劳动，可以用来衡量和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生产的商品。因此，一般劳动才是国际价值的实体。李采彦认为最适合的一般劳动就是生产世界货币（如金）的劳动，因为世界货币具有在世界市场上支配一切商品的权力。[9]
    但在现实中，黄金已经逐渐丧失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纸币成为黄金非货币化时代的通行价值符号。针对这一现象，李采彦进一步提出纸币像商品一样也是有价值的。纸币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够交换到的商品的价值。纸币是商品，不是因为它是劳动产品，而是因为它不能免费得到。由此，纸币在国际上的流动和商品交换就决定了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通过比较世界货币、各国货币所能交换到的商品的价值，汇率就能确定下来。[10]
    （二）国际价值决定与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差异
    马克思曾提出：“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11](P614)这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第一个变化。
    中川信义提出国际价值量取决于商品的数量，而后者又取决于劳动强度差异。在世界市场中，商品的国际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世界或者国际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同种商品的国际价值是相同的。然而，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劳动强度较大的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国际价值量。另外，由于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折算为更大的劳动强度，生产率更高的劳动比生产率较低的劳动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国际价值量。[12]
    在论述生产率上的差异被算作劳动强度的差异时，李采彦暗含地假设了同种商品具有同样的国际价值。对于发达地区来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增加了商品量，另一方面则降低了单位商品的国民价值。但是，只要发达地区商品的市场需求足够大，并且足以使得国际价值不能降到新的国民价值水平，那么，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为发达地区带来了超额剩余价值。相反，欠发达地区商品的世界市场需求总是饱和的，商品的国际价值能更迅速地降到新的国民价值水平，所以不能从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得到多少好处，还可能迫于竞争低于价值出售商品。因此，生产率差异能带来与劳动强度差异同样的结果。[13]
    （三）货币的相对价值差异
    马克思提出：“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14](P614)这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第二个变化。
    李采彦认为，世界货币的相对价值体现了世界货币在不同地区所能实际购买到的商品数量。在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相一致的情况下：（1）如果仅以贸易商品（traded goods）来表示，由于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已经被确定了，世界货币的相对价值在不同的地区之间都相同。（2）在非贸易商品（non- traded goods）上情况则不同。在发达地区，因为较高生产率被算作较大的劳动强度且劳动强度差异不能被消除，所以，贸易商品的价值总是高于国际价值。进而，只要非贸易商品与贸易商品的价值关系不变，非贸易商品的价值也倾向于被拉高。所以，世界货币在发达地区买到的商品少于在不发达地区买到的商品，即货币相对价值在发达地区较小。当贸易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不一致时，价值高估的情况还是存在的，结论依然成立。[15]
    与此不同，中川信义别出心裁地从“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角度考察了货币的相对价值。货币的相对价值被定义为一定量货币所代表的或所支配的国内劳动量，而货币的价值则取决于一国生产货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给定货币的价值不变，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各种商品的价值较小，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就较大；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不发达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低，各种商品的价值较大，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就小。如果给定各种商品的价值不变，那么，货币价值的变化不会改变货币相对价值的国际差异。[16]
    （四）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差异
    在《资本论》第1卷《工资的国民差异》一章中，马克思论及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变化是为了说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差异——“即使撇开不同国家货币价值的这种相对的差异，也常常可以发现……相对的劳动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在后一种国家却比在前一种国家高”。③[17](P614－615)这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第三个变化。
    对这一规律变化，李采彦给出的解释是：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但给予工人的报酬不会侵蚀全部的价值增加额。资本在收入分配上所得的比例始终超过工人所得的比例。这一解释可以被看做是“工人阶级相对贫困”理论的重复。[18]
    与此不同，中川信义从工资绝对数和相对数两个角度考察了工资的国民差异。在绝对数上，中川信义分别比较了名义计时工资和名义计件工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这两组工资差异：（1）要比较名义计时工资，必须将各国相同产业的平均日工资除以各国的平均工作日长度。类似地，要比较名义计件工资，必须将各国相同产业的平均日工资除以各国每个工作日的平均产出。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都较高，所以其名义计时工资和名义计件工资都较低。（2）根据前面的定义，因为发达国家的货币相对价值较大，所以名义工资也高于不发达国家。而且，因为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比不发达国家高，所以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也较高。在相对数上，中川信义撇开了货币的相对价值的影响，认为在发达国家，因为劳动强度和生产率较高，所以相对于剩余价值，资本家实际支付的工资要少。这与李采彦的解释相同。[19]
    （五）国际剥削理论
    针对国际剥削现象，马克思曾提出“通过欺骗行为，由于一个人得到了另一个人失掉的东西，也可能获得利润。在一个国家内，亏损和盈利是平衡的。在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20](P112)这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第四个变化。
    按照马克思文本的前半部分，李采彦将“国际剥削”定义为以“贱买贵卖”为形式的欺骗。因为世界市场上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强度差异和垄断不能被消除，所以欺骗行为始终存在。拥有垄断力量的发达国家或者能够以高于国际价值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商品，或者能够强制其他国家以低于国际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通过不等价交换攫取利益。但是，李采彦认为“国际剥削”并非不合理。原因是：第一，被欺骗国自己不能生产某些商品，或者必须耗费极大成本才能生产，所以它们甘愿以高价买入这些商品以弥补空缺、节约成本。第二，被欺骗国面对饱和的市场难以出售自己的商品，所以只能按低价出售以减少损失。第三，为了弥补“损失”，被欺骗国能够继续在其他商品上欺骗其他国家。[21]
    与李采彦不同，中川信义是按照马克思文本的后半部分说明国际剥削的。他首先区分了等价交换、不等价交换和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交换是不是等价的，要看交换是否按照世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国际价值量来进行，是否包含相等的价值量。而交换是不是平等的，要看交换背后是否包含相同的劳动量。进而，中川信义提出，等价交换并不排斥不平等交换，但后者并不意味着国际剥削的存在。国际上不等量的劳动可以被看做生产了同等的国际价值量而相互交换，即在劳动外延上一国“剥削”了另一国。但是，由于国家之间存在着劳动强度和生产率上的差异，劳动强度较大、生产率较高的劳动实际上包含着更多的劳动内涵。因此，在本质上，“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相交换并不是不平等的。中川信义认为，真正的国际剥削是以超额剩余价值的形式进行的。不同国家的生产条件可以分为上等、中等和下等。占世界市场比例最大的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将决定国际市场价值。那么，优于这种生产条件的生产者就拥有国际市场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获得国际超额剩余价值。[22]
    四、比较和评价
    总的来看，国外学者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的多样化。不平等交换理论及谢克的批评是对马克思不平等交换思想的拓展。而世界劳动和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变化理论则注重于挖掘马克思的文本，发展了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规律思想。
    （一）对不平等交换理论的评价
    不平等交换理论所揭示的价值转移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是，不平等交换理论在论述上并不完善。第一，不平等交换理论假设低有机构成部门都在不发达地区，而高有机构成部门都在发达地区。这一假设明显过于绝对了，很多学者——包括不平等交换理论者阿明——提出了不发达地区的二元结构理论，以修正不平等交换理论的不现实性。第二，国际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是争议最大的理论问题。尽管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扩展到世界市场上可以得到积极的回答，但是垄断的存在将阻碍这一过程。第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工资是一个独立变量，并且是资本运动的决定因素。资本积累通过产业后备军、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不同地区转移等手段调节着工资水平，因此“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23](P680)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和安德森（Jan Otto Andersson）等学者还提出不发达地区的贫穷、低工资应该归因于生产力的落后，而不是相反。[24](P193)此外，工资差异与不平等交换之间可能只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第四，尽管作为一种客观现象，价值转移是存在的，然而其规模可能不足以造成不平等的发展和中心—外围关系的维持。第五，正如中川信义指出的，不平等交换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命题。[25]用劳动价值论来表示，发达国家的劳动是较复杂的劳动，而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则是较简单的劳动。如果将复杂劳动“换算”为倍乘的简单劳动，那么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实际上包含着等量的劳动，而不是不平等交换。第六，布鲁厄认为不平等交换理论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三重的阶级结构：资产阶级、富裕的无产阶级和贫穷的无产阶级，这与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这一马克思主义传统认识相悖。[26](P194－195)
    （二）对谢克理论的评价
    谢克对价值转移的研究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提出了造成国内价值转移的两个因素：部门间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以及部门内劳动生产率的差异。[27](P170－171)以不发达地区出口部门的二元结构为基础，谢克将这两个因素扩展到了世界市场中，进而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扩展到了国际经济中。④ 实际上，马克思提出的价值规律本来就不应该被限定在一国的国民经济中，“只有对外贸易才使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性质显示出来……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28](P278)
    谢克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价值转移的净效应并不一定不利于不发达地区。受到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倾向于重视资本输出和对外贸易对不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但是，随着资本在全球的运动，价值转移的方向和总量都具有不确定性，不发达地区也可以从剩余价值的全球再分配中得到利益。因此，在黄金非货币化、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谢克的观点具有极强的现实性。
    （三）对国际价值规律理论的评价
    中川信义和李采彦在概念上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变化的思想。但是，仍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中川信义认为，在价值实体上，世界劳动规定了国际价值；在价值量上，占世界市场上最大比例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的劳动才能成为世界劳动，进而决定国际价值量。但是这里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即怎么能够得出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再按照这一平均单位计算国际价值量。相比之下，李采彦的观点则更具有现实性。李采彦认为金本位之下的黄金生产劳动是衡量国际价值的一般劳动。但是，根据李采彦的论述，在纸币条件下，决定纸币价值的劳动实际上又回归到了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上。因此，这里仍存在着对不同国家的国民劳动进行“通约”的问题。第二，关于货币的相对价值，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货币实际上是世界货币，而不是各个国家的货币。因此，我们认为，李采彦的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而中川信义所说的并不是世界货币的相对价值。
    （四）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国际价值理论
    当前的国际价值理论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或前提：世界市场是由相互独立的国家市场并列起来的。它只在表面上是统一的，但实际上依然不能摆脱国家背景。换言之，这些理论一般都假定世界市场可以根据国境线划分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国家各自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并且通过统一的世界市场上的商品、货币、资本流通联结起来，资本在各自的国家独立地进行积累，然后通过外在的世界市场与他国的资本往来。例如，伊曼纽尔论述国际价值转移的基础之一——工资的国民差异时，显然就是以国家为分界线的。阿明的依附理论更直接地论述了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以及资本向不发达国家转移过程中国家的推进作用。其他三位学者的理论也是以国家分立为基础的。这种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世界经济，而不是真正的全球经济。[29]
    然而，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已经跨越了国境线。发达地区的资本可以根据成本收益比较、劳资关系状况、政策环境在全球范围内重组生产和流通。因此，世界经济背景下的价值转移、不平等交换就被资本直接生产过程内部的价值循环代替了。只有考虑到这部分价值运动，才能建立全球化背景下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
    注释：
    ①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学者对剥削给予了不同的定义。一些学者坚持从生产角度定义剥削，即资本对直接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交换也可以导致剥削，即用较少价值交换到较多价值。
    ② 这一区别类似于马克思提出的共同劳动与一般劳动的区别。
    ③ “前一种国家”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后一种国家”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
    ④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谢克和阿明都提到了不发达地区的二元结构、部门内和部门间的价值转移，但是阿明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没有提出部门内可以形成平均利润率。
    参考文献：
    [1][24][26]M.霍华德、J.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A.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
    [4][5]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Anwar Shaikh. “Foreign Trade and the Law of Value, Part 1”. Science & Society, 1979, 43:281-302; Anwar Shaikh.“Foreign Trade and the Law of Value, Part 2”. Science & Society, 1980, 44:27-57.
    [7][11][14][17][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12][16][19][22]久保新一、中川信义：《国际贸易的理论问题》，载《经济资料译丛》，2009(1)。
    [9]Lee Chai-On. “Marx's International Value Theory: Revisited”. Review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2002,19: 193-232.
    [10]Lee Chai-On.“Currency Exchange Rates Determination in the Light of Marx's Labor-Value Theory”. The Third Australian Society of Heterodox Economists Conference,December, 2004,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13][15][18][21]Lee Chai-On.“A new Approach to Marx's Labor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Value”.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September, 2006,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5]中川信义：《“不等价交换”与国际价值论——对阿格里·伊曼纽尔、萨米尔·阿明、克里斯蒂安·帕卢瓦的“不等价交换论”之批判》，载《经济资料译丛》，2003（3）；中川信义：《围绕国际价值论的若干理论问题》，载《经济资料译丛》，2008(1)；久保新一、中川信义：《国际贸易的理论问题》，载《经济资料译丛》，2009(1)。
    [27]托尼·史密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世界市场的地位》，载柳欣、张宇：《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2)，总第9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David Houston, Eva Paus.“The Theory of Unequal Exchange: An Indictment”.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7, 19(1):90－97.
    [29]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