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竞争理论与支持自主创新的竞争环境建设（下）

    五、竞争是资本主义合作的前提和共产主义生成的内在条件
    竞争是资本主义走向合作的前提和必然趋势。竞争直接导致了生产与贸易超出国家的界限从而形成世界市场。竞争的扩大，要求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不断扩展。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本身就是一定范围内的合作。竞争引起的资本集中，要求合作的生产关系越来越紧密，战后以来，国际垄断组织的不断扩张、强大和国际化，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世界市场”中的各种竞争冲突，采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干预竞争、保护本国经济的诸多合作形式，以及世界各国为避免激烈竞争所导致的两败俱伤所采取的国家间合作，都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自身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竞争的全球性困境又导致竞争向合作转化。合作本身是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一体的。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内在的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基于许多个人共同活动的合作与生产方式紧密相连，是一种集体力，表达了生产力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竞争的代价是无比的，因此竞争的资本越来越要求和呼唤多种形式的合作，竞争的全球性要求合作进一步加强。竞争者之间希望通过达成某种合作实现利益均沾、知识共享与交流、共同发展。虽然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治理机制能够解决全球竞争的矛盾，但是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作为虚拟的上层建筑也正在从区域群体的利益出发来防范竞争造成的破坏力而努力从事着大量的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国际合作方式。
    目前，经济已经由一种地域性的经济转变为一种实质性的全球经济，这种以资本关系为主导的全球经济形成了一种全球竞争，全球竞争又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和共产主义生成的前提条件。竞争是共产主义生成的前提。共产主义是全球性生产力普遍发展与世界交往普遍性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所说的“劳动的解放”不是一个国家或地方的问题，而是涉及一切国家的国际问题，其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在当代全球经济中，通过马克思的合作思想就是要寻求那种最优的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解决。也就是说，全球的共同生产是人类自觉合作，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只是一种“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全球经济中的合作形式，虽然带有很强的竞争性、被控制性，但是随着合作的深入，资本主义竞争将超越以市场主义为核心的竞争关系，为社会主义的兴起提供全球性的力量，成为共产主义生成的前提之一。只有在共产主义共同联合体的条件下，每个人才能够在自己的联合中获得自己的自由，建立人与人和谐的关系，逐渐通向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六、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竞争理论为指导，加强支持自主创新的竞争性环境建设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的竞争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竞争，但是撇开制度因素，他们所运用的方法和得出的某些结论，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竞争仍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迪。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遗憾的是，我国的大多数企业长期缺少核心技术，绝大多数企业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陷入贫困陷阱。近年来，为解决这一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中共中央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并将这一战略上升为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强调自主创新不仅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所在。目前，困扰和影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诸多因素中，竞争性环境的缺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说明，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之上的，无论是商品价值的决定、剩余价值的实现，还是为谋求过多利润、提升竞争力所进行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都离不开保障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竞争是推动市场主体进行合理决策的基础，只有竞争才能迫使市场主体对价格信号做出及时反应，促使企业不断根据市场变化，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配置；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主体以企业为主，竞争过程没有始点也没有终点，市场竞争的过程即是企业不断的生灭过程，有更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进化能力的企业才有生存机会，缺乏能力的弱者则被淘汰，并释放出其无法有效利用的资源，从而使这些资源可能流入到有更强组织能力的企业。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就在于此。
    近年来，在推动自主创新方面，我国的竞争性环境建设还存在很大问题，缺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竞争性环境，竞争压力不足或者缺乏市场“倒逼机制”最为明显，表现在：第一，要素市场的竞争不充分或人为扭曲，妨碍了资源的节约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企业进行低成本的竞争，导致产能不断过剩。企业在可以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和大量订单、利润还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谁也不愿冒险技术创新；第二，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行业准入、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给平等竞争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威胁。除天然垄断的领域外，大量的行政性垄断企业，如石油、石化、通信、电力、煤炭等，缺乏竞争的压力和激励。第三，政府主导色彩浓重，靠挑选“赢家”实现创新。由于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掌握过多的资源，如土地、银行信贷等，所以仍然习惯于挑选“赢家”、“获胜者”的传统思路，依靠掌握的大量创新资源，政府往往指定“科技攻关”的重点课题，由政府组织力量进行研究，然后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推进产业化，人为的选择地区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注入大量资源去补贴企业或项目，甚至确定谁是应当大力表彰的“明星企业”或创新人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从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到2012年，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并不尽人意。许多地方仍沿用依靠政府主导和投资驱动发展经济的老路，无法实现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
    一般来说，企业自主创新的外因主要来自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和某些激励，这会鞭策企业摆脱低成本竞争，实现更高层次的技术和能力创新之路。由于任何企业对既有发展模式都有很强的依赖性和惰性，在没有强大的外力或内部变革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轻易地改变传统路径走上创新之路。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中共中央、政府文件等要求“科学发展”、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呼声甚高，而大多数地方和企业我行我素，难以实现真正的创新驱动。
    实践证明，有怎样的发展环境，大多数企业就会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离开市场力量的“倒逼机制”，自主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
    日本早期在汽车、钢铁、缝纫机等产业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与该产业的竞争环境有很大关系。战后的日本，每一个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成功产业，都有几家到数十家的竞争者。激烈的市场竞争几近白热化程度，使得日本企业的创新潜力被充分挖掘出来。索尼公司曾经流传的口号是“不计代价，打垮松下”。各个竞争对手之间往往难分伯仲，彼此大量的模仿跟进，使得产业龙头地位频繁变动。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日本企业试图依赖廉价要素资源在竞争中取胜的想法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企业纷纷被逼走技术创新之路。相反，日本其他的产业却闻不到竞争的硝烟。日本的建筑、农产、食品、造纸、化工原料和纤维等产业，都有卡特尔（集团化）和其他限制竞争的规定，这些产业几乎没有一项曾在国际上成功过。
    深圳是我国最年轻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前主要做来料加工，在创新资源上并没有北京、上海等城市拥有的国家级重点大学、国家级科研机构，国家级科技开发资金支持。但是，通过竞争性市场环境建设，目前，深圳已成为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最好、最具创新的城市。涌现出了一大批有竞争力的自主创新的高科技企业。在通信领域的华为、中兴通讯，在电池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比亚迪，在即时通信领域的腾讯，在医疗设备领域的迈瑞，U盘存储领域的朗科，家电领域的康佳和创维……高新技术产值持续高居全国大城市首位。深圳人均GDP和地均GDP都高居全国第一。2009年深圳人均GDP达9.3万元人民币，超出广州、上海、北京，据全国大中城市首位。而最能说明深圳经济产出效率的是地均GDP产值，在2009年地均GDP中，深圳、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和天津六大城市比较中，深圳为4.2亿元，上海为2.35亿元、广州为1.23亿元、苏州为0.872亿元、北京为0.706亿元，天津为0.638亿元，深圳地均产值是上海的1.79倍，广州的3.41倍、苏州的4.817倍、北京的5.949倍和天津的6.583倍。深圳之所以一跃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领头羊和全国创新型设城市发展的标杆，与其支持自主创新的竞争性环境建设不无关系。目前深圳是公认的全国市场环境和市场功能配置最好的城市，因此，对市场资源调配、产业需求和激励回报均很高，从而吸引了全国甚至全球最佳的创新要素聚集深圳，实现了创新驱动的目的。
    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走自主创新之路，贯彻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搭建公平竞争的舞台，通过竞争性环境建设，创造支持企业创新的环境。通过体制改革，使市场成为“逼迫”和激励企业创新的主导力量。正如吴敬琏教授所言，“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只有全面改革才能打破经济发展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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