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传统金融学和现代金融学的关系

——访厦门大学教授张亦春

魏革军

张亦春教授，厦门大学国家金融学重点学科学术总带头人、香港科学院荣誉博士、厦门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33年生于福建连江，196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历任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是湖南大学等多所院校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亚洲太平洋地区金融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学术顾问，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张亦春教授长期从事货币银行学和金融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货币理论与政策、银行经营管理、证券与金融市场等方面有较精深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中国的金融制度》等；2001年、2005年两次荣获中国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记者：谢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您从1960年开始从事货币与金融教研工作至今已有半个世纪，请您谈一谈未来我国金融学学科建设应该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

张亦春：当前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揭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本质和根本成因。

目前，对此次金融危机的研究和反思已经很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鲜有侧重于金融学学科建设和金融业发展指导原则与方法论的。我认为，我们要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要正确处理传统金融学和现代金融学的关系，既要防止对传统金融学的忽视，也要防止对现代金融学的过度依赖，甚至盲从。

传统金融学和现代金融学的关键差异之一体现在分析范式上，前者强调制度分析，而后者强调数理分析。

记者：如何理解传统金融学的分析范式，这种分析范式的现实意义表现在哪里？

张亦春：具体来说，传统金融学的分析范式是历史的、逻辑的、联系实际的，主要是定性的制度分析、结构分析和趋势分析。

所谓历史的，是指由于事物总是处于运动的状态中，它有发生、发展的过程，必须进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认识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事物本质或规律，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在一个时间截面上尽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还需要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时间序列上的追踪考察。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所谓逻辑的，是指研究符合的逻辑基础，即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其中，历史逻辑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的出现也具有其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相应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现实逻辑是指经济研究中的逻辑过程要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并要符合唯物辩证法；数理逻辑是指经济学中所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必须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

所谓联系实际的，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多搞实地调查研究，积极认识和分析新问题、新变化、新形势，从而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努力理论创新。如果在研究和应用过程中，固守不变的理论和想法，生搬硬套到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上，是会出问题的。这次金融危机中，大量“有毒”资产之所以大行其道，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相关金融机构(如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在实践中没有联系客观实际，而是闭门造车，试图用模型预测和模拟代替调查研究，从而惹出大祸，大损其权威性。

记者：与传统金融学相对应的是现代金融学。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它所倡导的金融理念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何联系？

张亦春：现代金融学是建立在市场有效理论、套利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以及期权定价理论基础上的，是以数量经济学为基础的科学，主要是使用数学和工程方法来研究金融问题，特别是复杂金融产品的定价和动态市场均衡问题。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金融市场复杂性和综合性不断增长，这促使金融机构广泛大量采用借用数学和物理原理的均衡模型、估值模型和风险评估模型等现代金融学精巧的“分析工具”，分析预测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在现代金融学理念迅速风靡全球的同时，传统金融学的制度分析范式由于难以提供类似“准确”的定量分析结果，逐渐被边缘化。

然而，事后看来，这种金融理念的偏失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诱因之一。

首先，金融理念的偏失使得次级贷款的高风险性得以隐藏和累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没有对次级抵押贷款这些原始资产进行历史的、逻辑的、联系实际的分析，“善意”地忽略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是怎么贷出去的、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和还款能力等客观实际，而过度相信通过所谓严密数学逻辑推导出的风险控制模型，从而没有充分意识到次级贷款本身所固有的问题。

其次，金融理念的偏失导致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品链条过长。西方金融市场沉浸在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品研发与盈利的狂热中，忘记了现代金融比传统金融结构更复杂、辐射面更广、效率更高、运转或流动速度更快、联动互动性更强、风险也更大，也淡化了金融行业本身的风险性和脆弱性，特别是伴随层层证券化而来的高杠杆率和高风险，“只要音乐没有停下来，就要继续跳舞”(花旗集团前首席执行长普林斯语——编者按)。而事实上，资产证券化尽管能够转移和分散部分风险，但风险并不会被消灭，事后证明经过层层证券化之后，绝大部分风险并没有被转移出去，反而仍旧留在金融机构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上。

最后，金融理念偏失导致信用评级虚高和失真。以次贷相关结构性产品为例，一方面，评级机构模型的前提条件以及参数设定被限定在一个收入和就业环境良好、房价持续上升的良好经济环境中，没有经过长时间完整周期的验证，评级结果本身存在高估的风险；评级机构对于结构性金融产品的信用增级机制过于乐观，尤其是“超额担保”手段，只要抵押池的本金余额高于所发行的证券本金就认为这种结构金融产品无信用风险之虞，因此大量事实上的“有毒资产”得以轻易获取“AAA”级的评级。另一方面，全球金融体系在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时高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太多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甚至将风险管理外包给评级机构，他们完全依赖评级机构进行基本的风险分析工作，而不是自己进行分析，只要金融产品满足了门槛评级标准就无需担心其内在风险。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说，评级不过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得出的违约概率的指标，它永远不能成为未来的保证。在必须使用外部评级时，还要进行内部独立判断并以此作为外部评级的补充。

记者：的确，近三十年来，西方现代金融学理论在国内影响力逐渐强化，那么作为长期从事金融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资深专家，您在此过程中有什么切身感受呢？

张亦春：我总体的感觉是让我欣喜让我忧，当然欣喜的程度是远远大于忧的。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欣喜的是现在我们大学可爱的学子们，相当部分能够掌握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研究所用的计量模型与软件等都运用的较为成熟与到位。这显示了现在我们各个高校的经济金融学教育工作已经从以前普遍单纯的传统经济学的教育成功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金融学教育，且教学质量有了大大的提高。作为一个经济金融方面的学者与教育者，特别是现代经济金融学教育工作的推动者，我深感欣慰。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现代的经济金融学教育是否过度地注重技术方面的锤炼而忽视了经济学思维的锻炼呢？这就是我忧的地方。归根溯源，经济学是一门来源于生活的学科，而这样的学科注定应该有它自己本身最根本的使命，就是除了解释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之外，还要用适当的方法来改造它。也就是说最终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就是被普通人了解的源自实践又可以指导实践的学问。

因此，除了扎实的经济金融学技术功底之外，我更愿意看到年轻的学子中间能够涌现面对经济金融领域的事物，使用历史的、逻辑的、联系实际的分析方法(当然也可结合使用模型实证方法)，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贡献的人，这则不全部都是技术性的研究工作。在我国的经济金融学教育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但也是充满希望的。

记者：您认为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和金融业发展应该如何借鉴和应用西方现代金融理论，如何处理好传统金融学和现代金融学的关系呢？

张亦春：不可否认，数学语言本质上包含着思维的经济性，是适合于描述不同质的过程的万能语言，是最简练和科学的语言，是精确计算和科学抽象不可或缺的手段，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如果不能掌握数学的符号语言，就像在黑暗的迷宫里游荡，什么也认识不清。而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金融学的现代化标志，体现在金融学的数量化上。金融学理论的数学化和模型化分析使得金融学科具有了严密的分析逻辑，促进了金融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结果的精细化，便于对经济和金融核心要素的分析研究，在金融学应用中也催生了很多新的产品和工具，丰富了金融市场的投资品种。

但凡事过犹不及。正如我前面所说，忽略传统金融学理念，盲目相信、过度依赖现代金融学理念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诱因之一。如果金融理论界和业界能够融合运用传统金融学和现代金融学，我相信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会大大减弱。未来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和金融业发展应该做到兼收并蓄，协调发展传统金融学和现代金融学。

一方面，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历史的、逻辑的、联系实际的分析方法要坚持，当然理论也要与时俱进，要创新，要在创新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僵化的、固定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要与时俱进，需要重视教材和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现在的教材在改进，也大有进步，但是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够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当前，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的教师队伍在不断萎缩，以前高校对这方面的培养和投入很少，现在国内髙校和科研部门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也时有《资本论》学术研讨会，这是非常积极的改进方向。

另一方面，怎样对待西方现代金融学，我认为也要学习，它是一种分析工具，有它的长处和用处。两者具有互补性，我们不应肯定一个，否定一个，而应该兼收并蓄，协调发展。

我要求我的博士生在接受完整的现代经济金融学课程教育(两门高级微观经济学，两门高级宏观经济学，两门高级计量经济学，一门数理经济学)的同时，还要选修《资本论》等经典名著课程。《资本论》不仅是一部博大精深、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而且也是金融学重要的理论宝库，其中有大量关于货币、信用和银行的论述，其核心精华部分仍旧散发着真理的光辉。我还建议学生们采取我以前学习《资本论》的“三部曲”式研究方法，第一步，对原著进行认真的阅读、考证，弄清马克思的本来含义，不人云亦云；第二步，得出的结论联系实际，看能否说明或解释当前国内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发展的实际；第三步，理论上的阐明或对规律的概括与表述，要对指导今后实践具有积极意义。此外，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开设金融史、经济史相关课程，不仅涉及西方的，还会有我们中国自己的。我相信这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完善理论基础、开阔视野、练好内功。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金融学是一门不断变化着的学科，其研究和实践的发展必须借助于方法论的变革，与时俱进地前行。虽然对于在金融分析中广泛使用数学模型历来就有持反对意见者，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为他们提供了论据。但在未来金融学的发展上，我们必须有一个共识，金融分析和研究中见解和思想是最重要的，既要应用传统金融学为问题定性和定向，也要应用现代金融学中的数学模型等工具和手段作定量分析，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有的分析都必须立足于和针对客观实际。

来源：《中国金融》2010年第18期

责任编辑：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