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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本文试图评论关于中国就业状况前景的重要争论。
中国能否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中国是否已经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枯竭，实际工资开始上升？那些日益面临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诸如生病等其他不可预料事件的工人是否给予了适当的社会保障？
本文目的是，通过利用最可信的微观数据，并特别关注由于来源不同而得到不同解释并影响结果的重要的测算问题，从实证的角度清楚地说明中国如何应对上述三个就业挑战。本文分析中所用的一个重要的新信息来源是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其特点是包括了全国性数据，如流动人口(可与2000年人口普查比较)，而且首次包括了工资的信息(与2000年人口普查不同)。
1. 分析中国是否存在就业机会不足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估计中国的失业率。
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上，本文通过运用16～25岁年龄组按照教育水平分类的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的数据证明大学生失业率的上升与其他所有教育水平的失业率下降形成明显的反差。各类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参与率都有所下降，即人们追求更高的教育程度或更倾向于推迟或避免就业。
在过去一段时间，城市里高等教育的回报已经大幅增加。从1988年不足12％到2001年的37％，对年轻一族而言，投资教育的回报最高。这表明对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需求增长远远超过供给增长。全国城市劳动力总量中受过高等教育水平的仍不足10％，而全球一体化和技术快速革新更为高技术的工人提供了更高的收益。
在产业政策、金融改革及劳动力需求方面，中国两位数的增长率之所以没有创造出更多新的就业机会，部分原因可能与其他部门的政策有关，因为这些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并未考虑到对劳动力总需求的影响。首先，工业发展战略强调发展重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投资并不偏爱支持轻工业，而轻工业有能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特别是对无技术工人的就业。1998年以后，当政府开始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大型企业投资的成本非常低。由于这些原因，中国的工业发展一直是资本密集型的。
其次，尽管近年来银行业进行了改革，大型资本密集型企业一直得到国有商业银行的优惠待遇。国家控制的利率水平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从而激励这些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除了减少劳动力总需求之外，如果资本密集型企业是偏技术的，就会使得那些无技术工人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私营企业，其中很多是中小型企业，很难得到国有银行的贷款，只好另辟其他融资渠道，包括外国直接投资。
2. 实际工资增长速度是观察劳动力需求增长是否已经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的一个有用的指标。
数据显示，在那些流动人口占比很高的很多部门，实际工资稳步增长，一般是每年10～15％。
本文关于工资提高问题的一个结论性的观点是，从更广泛的发展角度来看，工资上涨不应看作是负面的，即使工资增长并未与劳动生产力增长完全一致。在中国提高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也减少了受教育和未受教育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平等。提高工资并不意味着失去竞争力，即使如此，也仅意味着中国已经准备好转向上游产品和具有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这是发展的自然演化。从这个角度，中国劳动力剩余的结束可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
3. 城市工人缺乏就业保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城市家庭中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市场力量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为什么保险覆盖率如此之低且如此累退的？首先，社会保险仍与就业状况紧密联系。2007年，中国首次开始将健康保险范围扩大至受赡养者的试验。第二个挑战是就业变得越来越不正式。雇主可通过非正式地(不计在册)雇用工人，就可避免支付社会保险的工资总额。年青工人可能更愿意以现金支付工资，因为他们可能从来不用这些保险。
第三个困难是保险缴款率低和执行困难。社会保险基金的缴款往往仅由地方政府承担，因此缺乏执行的激励机制，导致了不同城市的福利水平差异极大。
社会保险的最后一个挑战是可转移动性。在现行制度下，如果工人决定迁移到其他城市工作，不允许他们将这些福利权利带走。
针对之前三个启发性问题，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前2个挑战，即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动员工人保持国际竞争力。然而，一个健康的、功能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险制度以确保为公民提供足够的福利保护，中国目前在这两方面还需要努力。同时本文阐述中国劳动力市场引人注目的快速发展，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解决劳动力不足的事实。未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将在持续改善生活水平同时保持国际竞争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国建立功能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比较困难，而且诸多制度性和历史性因素也使得其更加复杂，但这些制度对于中国却是不可避免的挑战。
【原文出处】《金融研究》(京)2009年8期第17～34页
【作者简介】朴之水，牛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100732；蔡昉，牛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100732；都阳，牛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