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国内外研究进展（中）

在英国，Cowling，Molho（1982）认为工会影响劳动份额的证据是不充分的。他们的研究范围涵盖了1968年到1973年。对于1968年，作者采用了两种标准来衡量工会力量——两年间的平均停工率以及1963年的工会会员人数。如果从1963年到1968年，不同行业间工会化的变动是不相称的，则所采用的工会力量衡量标准将导致有偏差的估计量。对于该模型中运用的1973年数据，所使用的衡量工会力量的三个标准是：停工率、失业天数、劳资协议的覆盖率。然而，1973年的模型数据并不涵盖广告销售比率或进口，因此，进一步地，代表工会力量的变量估计可能是有偏差的。
    同样地，采用英国的数据，Conyon（1994）认为工会化对生产工人的收入份额有正面效应。然而，作者还得出，当考虑特定行业的影响时，该效应则不复存在了。他采用了五个标准来衡量工会力量——1985年男体力劳动者的覆盖率、1985年被国家和补充协议覆盖的男体力员工的比例、1985年仅由国家协议覆盖的男体力员工的比例、1985年被补充协议覆盖的男体力员工的比例，以及1983年到1986年待遇和服务条件被主要劳资协议直接或间接覆盖的全部员工的比例。该研究文献一个明显的缺陷是衡量工会力量的五个标准中有四个衡量标准所采用的合并数据只适用于1985年。另外，衡量标准中的前四个只适用于男性员工和工会化；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工会化率急剧下降，且男性员工工会化率的下降速度快于女性员工。很明显这可能造成有偏估计。进一步地，Conyon最终给出的内涵界定是基于非公开发表的数据，这就很难评估当从混合回归转为固定效应回归时结果是否不会发生变化。
    根据加拿大制造业的横截面数据，Hollander（1982）认为，非工资收入份额与工会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因此，他得出结论，即工会化增加了对劳动附加值的占有额。同样地，Droucopouols，Lianos（1992）就希腊制造业中工会对劳动份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不同于该类研究文献中的其他论文，他们采用了蓝领和白领阶层相比于全体雇员的罢工比率作为工会力量的衡量标准。模型中他们也就蓝领和白领分别估计了相关参数，其结果显示，罢工行为提高了这两大工薪族的劳动份额。
    在美国，Brush，Crane（1984）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工会化和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采用美国四位元行业标准分类系统中的制造业普查数据，他们将劳动份额定义为生产工人工资与总劳动成本比上工薪总额的乘积（以调整为边际收入），再减去净增加值中的广告费用。然而，Henley（1986）抨击该结论，指出将三位元工会数据和四位元行业数据等同使用会导致测量误差，从而降低了揭示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Henley（1987）使用美国1972年的三位元行业标准分类系统制造业普查的横截面数据，得到了工会化和劳动收入占比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强有力证据。具体说来，他采用生产工人的工资、工薪总额和补偿总和来衡量劳动份额。特别是他发现，工会化水平越高，则其与劳动份额的三个衡量标准的正相关度越高；同时，若采用生产工人的工资衡量劳动份额，则其与工会化的关系最为显著。
    最后，MacPherson（1990）对Henley的上述模型进行了完善，他在模型中增加了职工特点和企业规模作为衡量标准，同时，还运用1973年到1975年以及1983年到1985年的三位元行业标准系统制造业普查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MacPherson采用了劳动份额的两种内涵界定。第一种内涵包括生产工人获得的补偿，是在假设生产工人获得的补偿与所有员工获得的补偿相称的条件下进行估计的。第二种内涵是以所有员工获得的补偿总和作为劳动份额的衡量标准。他的分析结果认为工会密度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
    第三类研究文献采用面板数据来分析工会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Bentolila，Saint—Paul（2003）运用1972年到1993年12个OECD国家13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变动的因素。他们测量私营企业的劳动份额，包括个体户应计的劳动报酬。他们首先论述了劳动份额和资本输出率存在相关关系，并称之为SK计划。他们也介绍了可能导致SK计划改变的若干因素，包括全要素生产力、就业变动、石油的真实价格以及劳工冲突比率。他们发现，若控制好所有这些因素，则劳工冲突和劳动份额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Carter（2007）利用取自于佩恩表1963年到1996年15个高收入国家的数据，估计面板数据模型以解释劳动份额。具体说来，他的模型估计中，劳动份额是失业率、工会密度和资本-劳动比率的函数。他得出的结论是工会对劳动收入占比并无显著影响。某种程度上，这一结论可能是由于其利用工会成员数测量时，一些国家的工会密度很低，而实际上其劳资协议可能覆盖了很大比例的职工。
    Carter（2007）和Bentolila，Saint—Paul（2003）均采用了极为宽泛的劳工内涵。他们均将劳工定义为取得周薪或月薪的任何人，且Bentolila，saint—Paul（2003）还将该新近涵盖了个体户应计的补偿额。这一内涵包括那些甚至不符合加入工会的职工（如管理人员）。因此，这些研究文献得出工会对劳动收入占比似乎没有影响的结论就不足为奇了。
    Rudy Fichtenbaum（2011）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分析模型，利用美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工会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工会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正面效应。特别是本文发现劳动份额在1997年到2006年间下降了17．9%；然而，如果工会化的密度保持在1997年的水平，则劳动收入占比将可能仅下降13．9%。因此，工会化下降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29%。
    （二）间接影响
    
    研究工会对劳动收入占比间接影响的文献采用了三种方法：（1）评估工资增量对总成本增量的影响；（2）研究工会对工资-生产率差距的影响；（3）考察工会对利润的影响。对于第一类研究文献，如果工会提高工资，而该部分增加额对总成本没有影响的话，则意味着工会将不会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对于第二类研究文献，如果工会造成实际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差距拉大，则意味着工会将会提供劳动收入占比。最后，对于第三类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工会将降低利润，同时，若资本收入份额更低，则意味着劳动收入占比将更高。
    Ahlseen（1990）利用美国1958年制造业普查各州及各行业的横截面数据。由于有些州和行业没有工会化层面的数据，则作者通过估计超越对数成本分摊方程中的资本、15到28个州中的7个二位元行业的非生产劳动和生产劳动来间接探讨工会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他发现，对于这7个行业中的3个行业来说，该数据不满足运用超对数成本函数的凹性假设。对于成本分摊方程能得到一致性估计的四个行业来说，生产工人的成本对其工资比率弹性系数的衡量从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基于这一结论，Ahlseen（1990）认为，工会或许可提高生产工人的工资，但更高的工资却并不影响其收入对应的成本份额。由此，他得出结论，工会对劳动收入占比没有影响。
    第二类研究文献采用探讨工会对工资-生产率差距影响的间接方法。如果实际工资比率与劳动生产率同比率增长，则劳动份额将保持不变。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际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拉大，而其与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幅度是一致的。如果该差距拉大某种程度上是由工会化降低造成的，则工会化和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Ferguson（1996）认为，1981年以后18%的工资-生产率差距的拉大可以从工会行业就业减少来予以解释。他进一步发现，另25%的工资-生产率差距的拉大是由工会提高工资的能力下降、工会讨价还价能力降低所造成的。然而，在一篇重点关注制造业工资-生产率差距的文献中，Zavodny（1999）认为，随着工会化的下降，该差距并未呈现加快拉大的趋势，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工会化下降并不是该差距拉大的原因。
    最后一类研究文献是采用评估工会对利润影响的间接方法。Freeman，Medoff（1984）和Voos，Mishel（1986）认为工会将减少盈利。虽然该研究结果并未给出直接证据，以说明所损失的盈利正好为工人所得，但这和有关工会与劳动份额正相关的研究文献则是一致的。
    四、国内相关研究：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否受工会影响？
    
    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否受到工会的间接影响上。基于劳动保护不断弱化的现实，一些学者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劳资力量的失衡，而其中工会组织的强弱是决定劳资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关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否受到工会的间接影响，目前存在着两类主流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阶段，赋予工人的工会权利和工会相对独立自主开展活动权利不仅仅在理论上和伦理道德上是可行的，而且还有利于解决目前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尤其是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陈志武（2010）指出了压制工会发展的几大弊端：一是当前产能严重过剩，如果还压低工人权利、把更多利润留给企业，只会让民间劳动收入继续相对下降，使居民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促使产能过剩局面恶化；二是继续压低劳动力成本，让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必然意味着全球制造业所产生的污染继续往中国集中，这会牺牲中国社会的长久利益；三是从长远看，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只会抑制科技创新的动力。而提升工人权利必然使制造业劳动收入增加，虽然短期内或许抑制制造业就业的增长，但是农民工、普通城市工人收入的增加，会带动城镇以及农村的消费增长，扩大服务业就业空间。祁毓、李祥云（2011）利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工会参与率作为劳动保护的代理变量，分析了劳动保护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发现劳动保护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其中工会参与率每下降1%，劳动收入占比就会显著下降0．03%，而该文进一步分析劳动保护弱化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即在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可能将放松劳动保护作为引资“优惠政策”和争取本地选民的重要手段，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应获得的劳动报酬。罗长远等（2009）、杨俊等（2010）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更多的是受到产业结构、劳动节约型基础进步、经济开放程度、劳动力结构、政府收支等因素的影响。白重恩、钱震杰（2009）的研究发现，工业部门要素替代弹性为1，因而强制性的增加工资和其他劳动力成本会导致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就业，但不会增加总的劳动收入，长期来看，强制性地增加工资会导致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反而会降低劳动收入占比，因此，适当的劳动保护是必要的，但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干预并不能起到增加劳动份额的作用。龚刚、杨光（2010a，2010b）的研究指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增长缓慢，从而导致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例的不断降低，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工资将逐渐恢复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映，从而工资率会随经济的增长上升更快，这会使得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