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拉力”与城市劳动力流入峰值（下）

四、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Hausman检验的相伴随概率均为0.0000，因此拒绝模型为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由于本文所选取的面板数据是典型的大N小T的宽截面数据，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异方差，本文的各种估计结果都经过了Eviews7.2中的个体成员截面异方差（Cross－section weights）调整，同时本文的模型已经引入了新“劳动法”的时间虚拟变量，因此在固定效应的选择上只选择城市个体固定效应。
    表2的Modle1是城市劳动力人数对工资以及工资二次项的直接回归，结果显示在没有其他任何控制条件的情况下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同工资以及其二次项呈显著的倒U关系，Modle2则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与异方差，Modle3在Modle2的基础上将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都加以控制，回归结果都支持了本文的假设，即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城市因高工资水平而产生的“拉力”在以递减的速度增加，也即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在理论上有一个峰值。为了控制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稳健性估计采用工具变量二阶段的最小二乘法进行，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为工资、房租价格指数、衣着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指数的滞后一期量。Mod－le4为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其结果同样支持劳动力人数变化同城市工资水平的倒U关系。
    

    从表2的回归结果我们也能发现：（1）从推力变量看，房租的价格在Modle3中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Modle4中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房租上升加大了人们的生活成本，是阻碍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之一；衣着价格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在Modle3中有显著性，说明衣着价格提高能够增加劳动力的流入，原因在于衣着价格不仅反应城市生活成本，还代表城市部门生产的产品，从劳动者的角度看衣着花费是城市生活成本的一部分，它表现为拉力，但从企业的角度看产品价格上升代表利润上升，这会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说明了我国城市存在着一定的货币幻觉与工资粘性；食品的价格在Modle3、4中都有显著性，但是符号相反，因此暂时无法判断其对劳动力转移是拉力还是推力。（2）从制度变量来看，新劳动法的实施毫无疑问地增加了城市对劳动力流入的拉力，但是2008年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金融危机的消极因素同新劳动法对劳动者保护的积极因素到底哪方为主导从以上回归结果尚无法判断。（3）产业的升级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在Modle3、4中皆为负，其原因在于虽然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意味着劳动力需求的下降，但产业结构的升级意味着企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在提高，也即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在降低，如果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同产业结构升级不协调，那么就会产生劳动力的结构性供给过剩与不足，从而阻碍劳动力的转移。（4）回归结果中人均资本系数均为负，这说明资本同劳动要素是符合替代关系的，且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1。（5）城市的教育水平系数为弱显著性的负值，原因在于当地的教育水平同企业的技术水平是正相关的，教育水平越高代表企业的生产方式越先进，但这同样也代表企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越高。（6）城市的人均城市面积对劳动力流入的整体效应显著为正，说明从整体上看劳动力更喜欢流向不那么拥挤的城市。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从实证的结果来看，我国城市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要素流入的边际拉力在整体上呈现递减状态，也即工资水平的提高不能带来劳动力供给的无限增加，劳动力数量同工资水平之间的倒U关系使得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数量在理论上有个峰值。但工资水平只决定了两者关系具有峰值形态，而峰值的位置却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城市的产业结构、城市教育水平、城市的生活成本、城乡产品的价格等等。同时本文的城市分样本估计告诉我们，低收入城市与高收入城市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要素的拉力是不同的，高收入城市已经进入了工资拉力边际递减的倒U状态，而低收入城市则处于工资边际效用递增阶段，因此对高收入与低收入城市的城市化政策应该是有差异的。高收入城市应更加注意城市的生活环境、制度环境，确保劳动者在精神上更高阶段需求的满足；而低收入城市则要更加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的物质待遇，最为实际的就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2.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经之路，而产业升级必然要求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在产业结构较高阶段的高收入城市，产业结构的提升对劳动力的流入是抑制的，这说明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并没有协调一致，因此政府与企业要为农民工的再教育与技术培训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使产业结构的提升同劳动者的素质提升相协调。
    3.本文的研究引发了我们对城市的生产力峰值与劳动力要素流入峰值的协调性思考。Au，Henderson（2006）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中国工人的生产力是呈现倒U型，即随着工人的增加工人的生产力是递增的，但是递增的速度却是递减的。也即中国城市存在着生产力的峰值（当然峰值也不是固定的，它同城市的产业结构、城市规模、地理位置等等都有相关性）。那么这里就必然也存在着两者间相互协调的问题。
    

    如上图a，b，图a表示城市劳动力的平均生产力同劳动力数量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数量为L时城市的平均生产力达到峰值AP0；图b表示城市劳动力数量同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当工资水平为W0时城市的劳动力规模最大为L1。显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L1=L0，但现实情况很可能是两者并不协调，如何使两者协调发展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为了能将劳动力流动细化到各个城市，本文放弃了学者们一贯使用的省级数据转而寻求城市数据，但由于城市数据的统计难度远大于省级数据，本文的衣着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指数、房租价格指数只能控制到省级，并令各省范围内的城市使用统一的指数。
    主要参考文献：
    [1]Everett S.Lee.A theory of migration，Demography[J].1975.Vol.3（1），47－57.
    [2]Bagne DJ.“Principles of Demography”[M].New York.1969.
    [3]E.G.Ravenstein.The Laws of Migration[J]，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85Vol.48（2）.167－235.
    [4]Au，C.C.，Henderson，J.V.，“How migration restrictions limit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Vol（80），pp.350－388.
    [5]安虎森，颜银根，朴银哲.城市高房价和户籍制度：促进或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扩大悖论的一个解释[J].世界经济文汇，2011（4）.
    [6]林毅夫，余淼杰.我国价格剪刀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经济研究[J].经济研究，2009（1）.
    [7]徐清.城市工资上涨、劳动力转移与投资拉动增长方式[J].中国人口科学，2012（4）.
    （作者简介：徐清（1981－），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直接投资、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