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近百年来，晋商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初至今，学术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围绕着晋商兴衰原因，经营管理，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研究方法以及晋商文化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文章通过对晋商研究的综述，以期客观反映现有研究成果及研究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晋商研究的态势进行预测，力图将晋商研究进一步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关键词：明清晋商 研究述评 研究态势
    作者简介：刘建生，山西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纵横捭阖，曾一度执全国商业、金融业之牛耳，在中国商业金融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影响至深至远，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深掘的文化宝藏。因此，研究历史上的晋商活动，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纵观晋商研究发展的百年历程，可以说前少后多，成果不少，势头很猛，特色鲜明。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相关的著作约40余部、学术论文 400余篇，其中不乏考证详实、论证严密、见解深刻的好文章。早在1912年8月16日《新闻报》刊登的《票商顾全大局》一文便对晋商票号的活动有了一定的关注。约从1905年起，国内外学者开始撰文著述，对票号的起源、发展、业务活动及其社会作用进行了研究。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晋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马寅初先生关于山西商人和票号的许多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东方杂志》和《银行周报》上，李宏龄撰写的《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初步探讨了山西票号盛衰原因。20世纪30、40年代出版了两部重要的著作，一部是陈其田先生的《山西票庄考略》，另一部是卫聚贤先生的《山西票号史》，这可能是中国学者关于山西票号最早的史料性研究成果。但《山西票庄考略）内容过于简单，《山西票号史》也仅是对票号资料的汇集，研究都不够深入。因社会动荡，世事艰难，对晋商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未能给后人留下比较系统完备的资料。同期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如《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钱业日报》15卷7号，1935年）、《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中央银行月报》6卷2号，1937年2月）和《记山西票号》（《上海银行周报》78号）以及《山西票庄之今昔》（《民族》第4卷第3期，1936年）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山西文史资料》自1959年10月创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发表晋商史料性文章多篇，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晋中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介休侯家和蔚字号》、《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等。20世纪60年代，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山西票号的史料，后几经充实于 1990年出版发行了多达110万字的大型史料著作——《山西票号史料》，极大地弥补了山西票号研究中史料的不足。这一时期，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关于山西商人的论著、论文和调查资料相继出版。佐伯富发表了《清朝的兴起与山西商人》（《社会文化史学》，1966年第1期，1974年10月编入《中国史研究》第2辑）、《清代塞外的山西商人》（东方学会创立 25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1972年11月版）、《清代山西商人和内蒙古》（《藤原弘道失主古稀纪念史学佛教学论集》，1973年11月版）、《清代山西商人》以及《山西商人的起源和沿革》（日本东方学会主编《东方学》，1979年7月）。以上论著对于山西商人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其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作了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了晋商的营业范围、活动区域以及资本与获利情况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晋商现象日益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大量论文、著作相继问世并形成氛围。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著有田际康、刘存善编的《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张正明、薛慧林主编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黄鉴晖的《山西票号史》以及史若民的《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等。论文主要有郝建贵的《山西票号在中国历史上兴盛之奥秘》（《财经贸易》1986年11期）、孔祥毅的《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3期），赵汝泳《山西商人的独特经营艺术》（《经济问题》1987年6期），秦佩珩的《清代晋商的发展、性质及其历史地位》（《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1988年2期），刘民山的《鸦片战争前后天津票号的兴起与发展》（《天津史志》1988年3期），张正明的《清代晋商的股俸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等等。与此同时，国外特别是日本学术界对晋商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并作了系列研究，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寺田隆信著、张正明、阎守成译的《山西商人研究——明代的商人和商业资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译本）和《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张正明等译，《晋阳学刊》1983年2期）。刘建生等的《试论明清山西商人崛起的原因》（《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学报》1992年2期）。《苏州的全晋会馆》（《史泉》第 24辑1991年），资料汇编有滨下武志等的《山西票号资料集·书简》（《东洋学文献丛库》第60辑）等等。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联袂，共同推动了晋商研究的深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晋商研究在国内持续升温，形成了研究热潮。1992年2月，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组织召开了“晋商文化研究座谈会”，《文史研究》杂志连发三期“晋商文化研究专号”。翌年，晋商文化研究会在太原成立，同年8月，晋商文化研究会、山西省文史研究馆和太原市市工商银行共同筹备召开了“晋商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澳大利亚、瑞典等国的海外学者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四川、山西的专家学者共同与会，交流研讨，予晋商研究以有力推动。期间，专门研究晋商的新作竞相问世，主要有渠绍淼、庞义才编著的《山西外贸志》 （未刊稿），葛贤慧、张正明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 （香港欧晋经济出版社，1992年），张正明的《晋商的兴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刘建生、刘鹏生的《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王尚义等的《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李希曾的《晋商创新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巩德的《山西票号综览》 （新华出版社，1996年），葛贤慧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刘文峰的《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张正明、邓泉的《平遥票号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孔祥毅的《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张正明的《晋商与经营文化》（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1998年），麦迪的《晋商经营天下的64个方略》（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1年），黄鉴晖的《晋商经营之道》（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董继武、景占魁的《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孔祥毅等的《山西票号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刘建生、刘鹏生等的《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是孔祥毅多年来有关晋商研究的论文汇总，代表了他的学术观点。其他的论著也兼及晋商研究，如郝建贵等的《山西金融志》等。除此之外，大量的晋商研究和史料如潮而涌，如乔志强校注的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史若民等编著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黄鉴晖校注的《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重版）。此外，山西各地县志办也将一些有关晋商的文史资料相继编辑成册，对晋商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和考证。这一时期，有关晋商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在相关杂志上几乎随处可见。本文仅就笔者所见的论著进行综述，挂一漏万，祈请见谅。
    二
    （一）晋商的兴衰
    张正明先生的《晋商兴衰史》是较早的、较系统的介绍晋商兴衰的一部著作，该书不仅描述了晋商兴起与发展的过程，而且还对晋商的相关方面如著名商人、家族进行了介绍。黄鉴晖先生在《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中对崛起于明代兴盛于清代的山西商人从清乾隆中后期由盛转衰的过程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渠绍淼在其《晋商兴盛溯源》中也分析了晋商兴起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刘建生等所著《晋商研究》对于晋商兴起、发展和衰落各方面的分析更为详实、广泛，他们从经济、自然、地理、政治、军事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对晋商兴起及长足发展的原因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从消费、官商关系、社会变迁与文化传统等方面对晋商的衰落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他们的新作《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则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制度安排与变迁的角度来寻找晋商兴衰的制度归因。另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 Henry Yen教授认为，晋商成功的原因在于：首先，山西商人非常具有眼力、远见，对周围事物的观察比较细致；其次，他们具有使命感，短期目标也很明确；再次，山西商人具有流动性，他们在全球都进行商业活动；最后一点就是山西商人的团队精神以及双赢原则。
    王明星的《晋商走向衰败若干原因分析》（《文史研究》1996年1～2期）探讨了晋商走向衰败的三个反思：1.19世纪中后期晋商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2.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3.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孔祥毅在《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一文中认为“票号的蜕化是其衰亡的根源，票号这种专门汇兑的金融机构，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和货币流通的扩大而产生的，而且它本身又是从商业中直接分离出来的。但是它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与官吏勾结、攀结政府，钻进了财政体系之中，脱离了产生它自身的商品经济。随着清政府财政危机的加深，票号也就逐渐走向衰亡”。刘可为在《从山西票号的衰亡探析企业的经营与制度创新》 （《管理世界》1997年4期）一文中从三个方面对山西票号衰亡的经济社会原因进行分析：第一，经营方针上的大幅度摇摆，从依靠官款存汇向大量放款变化，是山西票号在战争带来的信用危机中倒闭的直接原因。第二，对竞争性环境反应迟钝和不适应，使山西票号丧失了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机会。第三，与封建政府联系过紧，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土壤，使山西票号成了满清王朝的殉葬品。
    （二）晋商商号的经营管理
    晋商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并且店铺丛生、经营种类繁多，其各商票号运行有序、高效且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得益于晋商有一套成熟、可行的经营管理制度。诸多学者从多角度探索晋商的经营文化、组织结构、管理方法、营销观念、经营策略，对现代企业经营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张正明在《晋商兴衰史》一书中首次将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加以总结概括，主要提出了经理负责制、学徒制、人身顶股制、订立号规和账簿制度等。刘建生在他所著的《晋商研究》中从组织、人事、资本运营、营销和信息交流等方面对晋商企业经营管理进行分析，并对经营人员选择和企业激励机制两方面进行了重点分析。
    晋商所创立的股份制一直以来为学者所青睐，认为其是现代企业股份制的雏形，并产生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其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高春平、岳巧兰在《明清晋商股份制浅析》 （《学术论丛》1998年2期）一文谈到股份制是晋商在当时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使其成为当时中国最大商帮和国际性商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晋商的股份制未脱离封建经济的范畴，尚未能发展到现代股份资本的程度，而且十分保守。文中还强调指出，股份制作为资本的一种组织形式，只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时代良好的生产经营制度，它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息息相关。任何一种制度都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机制和社会环境。林柏《清代晋商股份制新探》（《生产力研究》2002年4期）在简要介绍晋商股份制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两大问题：一是对所谓“两权分离”提出质疑，认为“企业家职能分解”更有说服力；二是在以上结论下，分析了晋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和局限处，以为今用。另外，在山西财经大学孔祥毅教授和王森教授编写的《山西票号研究》一书中，收集整理了一些质量高、有深度、立意新的相关方面的论文。
    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晋商知人善用，任人唯贤，形成了一套具有严格而又灵活的员工选拔、培训、薪酬、激励、任免和日常行为管理制度。黄鉴晖《晋商经营之道》、刘建生《晋商研究》和张正明《晋商兴衰史》都有相关论述。作为晋商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人身顶股制，诸多学者对其都有较高的评价。李勇的《从山西票号看我国股权激励制度》（《会计之友》2002年4期）认为：“山西商人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身股制是一项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办法。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管理层和员工持股案例。”由此得出相关结论：在充分实行两权分离的基础上，经营者和所有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可以通过某种手段巧妙地把他们整合起来，使其达到同步最优。
    （三）晋商的金融和贸易活动
    票号的产生在历史上不仅将晋商的事业推向顶峰，而且成为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先驱，吸引许多学者就其兴衰、经营特点和管理模式创新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不断推陈出新。早在20世纪30、40年代，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运用大量史料就票号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与影响做出了客观、全面的评价，成为后人研究山西票商的重要史料来源。史若民在其专著《票号兴衰史》中对山西票号的兴起、发展直至衰败的历史过程作了清晰的梳理，针对山西票号的业务情况、组织制度及其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释和肯定。黄鉴晖的《山西票号史》对山西票号的发展过程作了明确的时间划分，并就山西票号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经营状况、盛衰原因做了详尽的分析研究。董继斌、景占魁等在其《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一书中提出山西票商具有现代金融的雏形，它的两权分离，公积金制度和风险防范金的提留、转账、异地结算、票据和贴现、汇票的防伪以及劳力和智力资本的入股等在当时都具有超前意识。孔祥毅的论文《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金融研究》2002年8期）界定了山西票号的含义，认为山西票号是包括明清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钱庄、印局、账局和票号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并着重分析了山西票号对中国明清时期发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做出的突出贡献。对于山西票号垮台的根本原因，作者将其归结为缺乏与时俱进的金融制度创新。高春平的《试论晋商的金融创新》（《晋阳学刊》2001年4期）论及晋商所经营的票号、账局、钱庄、当铺、印局，认为“它们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在清代中后期国家财政金融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调控和支撑作用。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与意大利伦巴第商人创设伦巴第银行业务一样，在世界金融史上曾有过重要的创新。这种创新对现代金融具有重要的前驱和借鉴意义”。雒春普的《山西票号业与金融创新》（《晋阳学刊》2001年5期）指出“山西票号之于中国金融的创新在于开汇兑业务之先河，在于实施网络式经营，在于使存、放、汇三大业务的有机结合，在于促进了高利贷资本向借贷资本的转化”。
    由此可见，金融研究中有关票号的探讨可谓硕果累累，但是，典当业作为山西金融业的重要一支，却很少有人提及。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刘建生、王瑞芬以独特的视角，抓住这一课题的研究价值，发表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清代以来山西典商的发展及原因》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1期）在论述山西典商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山西典商兴盛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浅析山西典当业的衰落及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2期）从五方面阐述了山西典当的衰落状况：数量急剧减少，分布格局发生变化，乡当减少程度大于城当，利率升高、当期缩短，规模缩小、业务萎缩等。并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剖析了山西典当衰落的原因：战乱频繁、典业频遭军队“掳掠”，灾荒频繁、经济凋敝，税收加重、摊派增多，币制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社会变迁、满货亏损，资本枯竭、周转困难，因循守旧、缺乏创新。《明清山西典商的历史启示》（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史》2002年3期）文中指出“山西典商在长期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当今典当业应借鉴明清山西典商的经营经验，以市场为导向，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在2002年召开的“山西票号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刘建生教授将山西典商的特点归纳为：第一，开设当铺多，从业人数众；第二，北多南少，分布广泛；第三，资本构成多样，实力雄厚；第四，经营灵活，业务多元；第五，内外治理，严格有效。
    晋商驰骋海内外，垄断商业经济大权达数百年，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金额之大，获取利润之丰，为他省商帮所望尘莫及，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也是罕见的。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编写的专题“边贸商务”，针对山西茶、盐以及其他领域的商人进行的国内外贸易进行了相关论述。高春平等在《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晋阳学刊》2002年4期）中指出晋商由明初崛起于北部边镇，并于隆庆年间“丰贡互市”后进入全面繁荣阶段，完成了北边市场——全国市场——海外市场的大跨越。这为北部商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南北物资交流、农村自由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边疆地区的巩固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3期）一文从缘起、繁荣、衰落、复苏四个阶段对晋商的茶叶经营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概括出其茶叶贸易的主要活动范围及经营方式，从而得出晋商对西北茶市的经营具有多方面意义，它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高德胜的《清代中俄贸易及旅俄汾商》（载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版）描述了清代汾阳城大资本家在张家口开设茶庄，从事向外蒙及俄国推销各种名茶。邵继勇的《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南开学报》[哲社版] 1999年3期）论述了明中叶九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九镇军需供应的扩大以及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的出现，为晋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他认为“清代晋商的壮大是与清王朝统一中国版图、平息西北叛乱同步进行的，清政府的鼎力支持是晋商地位显赫的重要原因”。“晋商不仅在开发蒙、满地区，发展边地贸易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和中日长崎贸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卢明辉、刘衍坤所著《旅蒙商》一书以详实的第一手史料为依据，对17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活跃在塞外朔漠蒙古地区从事贸易的商人、商帮的产生、发展及其经营管理、贸易活动地域、服务对象、获利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叙述。
    （四）晋商信用
    晋商的辉煌有着多种主客观因素，其中，卓越的信用起着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作用。晋商的衰落固然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结果，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内外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自身和清政府的信用问题所致。这些问题在理论上的分析和探讨，对今天的企业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学术界从伦理价值观入手，展示了以义制利，取信于人，儒商相融的晋商形象。葛贤慧在《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指出，山西商人的根扎在山西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山西商人依靠黄土文化赋予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诚信笃实、刚健有为的精神，走出了一条创业进取之路。王继军、何建华在《晋商诚实信用法律文化特点研究》（《理论探索》2002年4期）中从法律角度阐述了晋商在兴起和发展中形成的诚实信用等法律文化特点是建立在“人身法”文化和农业文化基础上的，与建立在“市民法”文化基础上的近现代意义的诚信原则相比较有着根本差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中，晋商诚实信用的法律文化精神仍然需要发扬光大。杨艳红的《文化、伦理与社会制序：以山西票号为例》（《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1期）强调文化与伦理在社会制序的型构与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几千年“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孕育出“利以义制”的商业习俗与经营制度——儒商制序。在这种制序中，关于诚信的集体惩戒机制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作者以山西票号为例，分析儒家文化所形成的集体惩戒机制在票号的经营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由此带来的问题。张奎胜《诚信经营看晋商》（《当代经理人》 2002年11期）、王劲松《山西票号与社会信用》（《山西档案》2002年5期）和葛贤慧《中国近世商人伦理及其现代价值》（载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版）等文章均指出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中普遍适用的原则。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结合当今社会信用建设阐述晋商的商业信用，并以古为鉴，对重塑我国社会主义信用制度提出建议。如刘建生、任志江《从晋商信用分析当前企业的信用危机》（《山西统计》2002年9期）提出：现代企业是焊接在陈陈相因的历史链条下的一环，其信用与发展之间有着与晋商基本相同的因果关系。晋商信用的成功之处正是眼下许多企业信用缺失的原因。因此，研究晋商，以正确的理念道德和经营价值观做指导，硬性约束，健全有效的管理机制，树立良好信誉，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为今天的企业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张喜琴、刘建生《晋商“以义制利”商业道德观的成本收益分析》 （《前进》2004年3期）从比较经济学成本收益的角度对晋商经营活动中道德观念成本和道德观念收益进行比较，得出晋商之所以遵循“以义制利”，诚信经商，是权衡得与失的结果。这种精神恰恰是晋商称雄商界的精神奥秘，也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刘鹏生等《晋商信用的博弈论分析》（《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4期）认为明清晋商的商业信用和金融信用曾誉满商界，享誉全国。没有外在约束下的晋商信用将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一旦加入会馆行会等外在约束，基于诚实守信基础上的最优组合将能稳定存在。
    （五）晋商会馆、家族、算学以及官商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有关晋商在全国各地的会馆及会馆文化的研究，张正明在《晋商与经营文化》一书中描述了晋商会馆的产生发展过程，指出晋商会馆是随着晋商经商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会馆在各地的增多，更表现在会馆的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和会馆管理制度的完善上。他还探讨了晋商会馆的功能和作用，指出“晋商会馆具有联络乡谊，会聚公议，维护同行利益，馆内设市，祭祀神灵，聚岁庆典，帮助同乡的功能；晋商会馆体现和传播了地域文化，推动了商人在交流中走向融合”。刘建生等认为“晋商会馆通过联乡情、笃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方便仕商、办理善举等活动，使晋商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近代商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相关文章可见刘建生、王云爱《山西会馆考略》（《中国地方志》2003年增刊），周以岗（山西商人集团群体心态之浅析》（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1期），松浦章《苏州的全晋会馆》（载[日]《史泉》24期）等。
    许多学者还对晋商家族与个人的历史问题作了研究。程光、梅生合著的《儒商常家》作为一部商人家族史的专著填补了晋商研究领域对商人家族进行专门、系统、深入研究的空白，该书记录了山西榆次车辋晋商望族常氏家族，从清朝初年以来200多年间七、八代人创业、奋斗的历程，揭示了这个家族成败兴衰的原因，研究探讨了其商业文化特点，介绍了常氏家族史上的一些名人学者，是晋商研究的新发展。相关文章如张正明《从族谱看山西商人家族》 （《谱牒学研究》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范毓馥家族的谱系和事迹》（《谱牒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松浦章《山西商人毓馥一族的系谱和事迹》（载[日]《史泉》第52期），冀孔瑞《介休侯百万和蔚字号》（载《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和李华《清代山西平阳大商人亢百万》（《清史研究通讯》 1984年4期）等。
    另外，刘秋根《明清算术书中的合伙经商各例题情况表》（载《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张正明、高春平《晋商王文素及其（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晋阳学刊》1994年1期）等文章对晋商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独特的记账制度进行了分析。张正明《明清晋商与犹太商人比较研究》 （《晋阳学刊》1994年1期），刘建生、燕红忠《论传统文化在商业运营中的作用》（《中国软科学》2003年1期），李一蠡《从晋商徽商看国史脉络》（《炎黄春秋》 1998年1期），梁四宝、燕红忠《江右商帮与晋商的差异及其主要特征》（《生产力研究》2002年4期）等文章将晋商与国内外比较著名的其他商人群体进行联系、比较，总结出商业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建立良好的微观基础和外部环境的大力支持，更需要商人自身素质的有效塑造。
    晋商从开中法起登上商界舞台，由此形成不同寻常的官商关系。而他们结交官吏、谋取利益的过程就是寻租的过程。运用寻租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的社会背景、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产权的不明晰以及经济人行为的必然性，以此来解释造成山西商人寻租的必然性。有关此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刘建生、刘卓珺的《山西盐商进行寻租活动的原因》（《学术论丛》 2002年5期）、《政府与山西盐商的设租——寻租关系》（《学术论丛》2002年6期）、《山西盐商寻租行为的社会成本分析》（《学术论丛》2003年5期）、《山西盐商寻租的成本收益分析》（《学术论丛》2003年2期），以及刘建生、燕红忠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1期）。在（政府与山西盐商的改租——寻租关系》一文中指出，山西盐商依靠寻租获利是不争的事实，但要寻租必须先有租，然后才谈得上寻租。租金总是与权力、特权、垄断、稀缺等现象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盐商面临的又是政府对这一行业的垄断，所以山西盐商寻租的前提必须是政府先通过其权力使这一行业存在租金，然后盐商才能去寻租。因此我们在以往研究盐商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盐商一方的行为造成的，而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双方互动合作从而形成的长期合作关系就是政府与盐商的设租——寻租关系。另外，刘建生教授及其弟子运用制度系统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展开了对晋商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分析，并先后有《晋商非正式制度分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2期）、《山西票号错失变迁机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税收与企业》 2003年8期）、《浅析晋商产权制度变迁》（《沧桑》2004年1～2期）、《晋商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 （《税收与企业》2003年12期）等论文的发表。在刘建生的《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一书中，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方法，将晋商的盛衰看做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对晋商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的动因、制度变迁的方式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从理论上对晋商的发展脉络、运行机制、变迁规律进行了梳理和论证。在分析晋商制度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具体通过对晋商的制度系统、制度配置、制度成本——绩效的系统研究，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较完整的晋商制度变迁模式的理论框架，并对关系晋商兴衰的管理机制、组织系统、资本运营、信用博弈、交易成本、官商关系等做出了新的解释，归纳了晋商制度配置和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为晋商研究确立了新的理论视角，揭示了其盛衰变化的内在原因。
    （六）晋商文化作品
    随着晋商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了以上论述晋商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之外，大量表现晋商社会关系、商业活动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的普及性读物和影视作品也相继问世。此类作品从全方位、多视角对晋商现象加以阐述，具有更通俗易懂的特点，进一步加深了普通大众对晋商的认识和了解。由胡经纶所著的《三晋巨贾——漫话乔家大院》和耿彦波所著的《王家大院》等书将隐藏在大院深处的晋商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晋商日常生活及经商活动的生动画面。在晋商的发展历史上，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晋商家族，其发展历程能够充分展现晋商崛起、兴盛以及衰败的历史过程。由郭齐文所著的《雄风拂九州——谈晋商巨贾太谷曹家》等书生动地再现了晋商几大家族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及百年来的兴衰荣辱，真实的刻画出晋商家族勇于开拓、敢于创新和不畏艰险的精神，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清两朝的商业素以南徽北晋并称与世，而西帮商人独创的票号更有着秘史般的金融传奇，著名作家成一的小说《白银谷》首次全景式的再现了山西票商望族的商业活动、社会关系、个人隐秘等诸般形态。并将详实的史实依据与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飘摇激荡的社会与让人牵挂的人物命运艺术的融为一体，更加深入的挖掘了晋商的心理变化历程，给读者留下了鲜活真实的印象。晋商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高超的经营谋略和特有的商业文化，麦迪所著的《晋商经营天下的64个方略》一书从晋商的发迹之道、卓著的信誉、组织管理之道、经营之道、用人之道以及长盛不衰之道等方面总结了晋商经营意识、商业文化和晋商的心智素养，对现代经营管理产生很大的借鉴作用，并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另外，描述山西票号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有王夷典的《日升昌票号》、石骏的《汇通天下的晋商》等。此外，一些表现晋商杰出人物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如王充作的《渠本翘》、《常赞春》，张培志作的《祁县乔家发迹人乔贵发》等作品就对晋商杰出人物的生活背景、生平、事业以及优秀的个人品格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现在广人读者面前。
    同时，文艺界也将反映晋商活动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驼道》和歌舞剧《晋商之旅》搬上了荧屏和舞台。最近，由山西省话剧院创作的一部大型历史话剧《立秋》在山西省城太原上演。另外，大型电视人文纪录片《晋商》是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推出的一部反映晋商辉煌历史和深厚商业文化的精品力作，是人们学习、借鉴晋商商业经验，弘扬晋商优秀商业道德和商业精神，自觉培养诚信笃实的商德商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优秀教材。
    三
    综观晋商研究，尽管成绩斐然，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就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对晋商本身的研究上，即就晋商言晋商，显示出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同时研究中雷同现象、人云亦云、就地徘徊情况严重，缺乏高屋建瓴的透视和剖析，宏观上的审视和把握仍显薄弱。因此有必要对晋商现象进行系统化的探讨，并增强相关研究的整体性、理论性及规律性，推动晋商学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年轻的学科，晋商研究应当确立正确的研究目标，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尤其要做到破“四就”、立“四新”，即不能就明清论明清，就晋商论晋商，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要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使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只有这样，晋商研究和晋商学这门学科才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概有两种路子。一种是学历史的，选择经济史作为方向。另一种是学经济的，不搞现实经济研究而搞经济史研究。一般来说，学历史的比较重视历史的方法，而学经济的则比较重视逻辑的方法。西方学者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中国学者因为受学术传统的影响，即使是原本学经济学而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多也都恪守历史的方法。从事晋商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是学历史的，历史的方法在晋商研究成果中的运用就很自然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到20世纪初，广征史料，尤其是获取晋商海外活动资料，仍被作为晋商研究的首选课题，晋商研究坚持着实证主义的原则。特别是日本国内丰富的藏书和利用方式的简便给日本学者以很大的方便，他们在对山西商人的研究中，尤其注重文献考据，广征博采，阐微索隐，孜孜以求；此外，日本学者很注意家世系谱的探索，不惜工本地把重要的山西商人的家谱描绘出来，弄清他们的祖孙承传关系和姻戚联络关系，使若干单个的商人纵横交叉成网络体系，以至于成为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对某一历史现象的研究，在初期采用历史主义即实证主义的方法，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知其然才能知其所以然。历史主义方法的运用必须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晋商研究仍应致力于明清以来政府档案、政书奏疏、方志史籍、晋商遗作和墓志传略以及后人的调查访问记录的资料收集，但“文化大革命”时期，晋商史料已遭受过一次重大损失，到如今，能忆及和撰写晋商史料的人都已不在人世，对现存晋商史料的进一步挖掘难之又难，必须组织人力，集中精力，加大投入，广泛征集，深入挖掘以夯实研究基础。
    晋商学是兼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历史上的晋商”和“晋商的历史”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缺一不可，需要做到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20世纪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越来越重视在历史研究中应用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的道格拉斯·诺思就应用经济理论和表格式的数量资料，对一些原有的历史解释提出了质疑。对于研究方法而言，马克思很重视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他们在谈到经济学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时，强调要重视逻辑的方法，重视经济关系的抽象和理论概括。逻辑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复杂的历史现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但它又要求我们要从抽象回到具体，这不仅是为了检验“抽象的规定”是否正确，而且是为了对具体的历史现象理解得更深刻。重视历史实证是我们晋商学的优良传统。实证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晋商研究工作的基础，这是切切不可忽视的。忽视历史实证，就很容易陷入游谈无根或公式主义的泥沼。但是有些深层次的问题，并不是靠历史实证就能解决得了的。研究长时段的晋商现象，很有必要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有关知识，否则恐怕很难做出深刻的分析和理论概括，也必然会给晋商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局限。
    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把研究视角转向将经济理论和史料紧密结合，由此把握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除了运用传统经济理论，还加入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和金融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更深层次、多视角探索晋商的经营文化、组织结构、制度变迁等，由此总结晋商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寻求和探讨我国历史上经济运作中诸多方面的相互关系和客观规律，分析、预测经济发展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