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具有浓重的“中国性”与“封建性”，它内容单调，范畴狭隘，方法凝固，附属于政治，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五四”前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新经济学的建立。传统的中国型经济思想体系逐步瓦解，中国主流经济思想的发展脱离传统路线，进入与世界经济科学相融合的轨道，传统的伦理约束被替代，一种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得以建立，经济学第一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为一门科学。服务于革命和建设，中国人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从此，一种符合世界潮流、具有现代气息和科学成分的经济学体系逐渐在中国建立，“五四”成为中国经济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伦理说教变成科学研究的分水岭和转折点。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伦理化 新经济学 规范分析 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5。男，教授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封建、廓清蒙昧、启发理智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在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和科学领域，为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样也为近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机遇，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创立、发展和“起飞”奠定了基础。
    一、传统的中国型经济思想的特征
    中国在长达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创造和积累了异常丰富、异常灿烂、光辉的文化遗产。中国经济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5000年积淀的文化遗产中，大部分是与封建“吃人的礼教”相连的。因此，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卓然于世界经济学发展之外，具有浓重的“中国性”与“封建性”。具体地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下列特点：
    一是内容的单调性。不同的社会形态具有各自不同的经济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下生活的思想家，必然用适合当时人们思维方式的眼光去观察社会经济生活。这样，不同的经济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必然表现为性质、内容各自不同的经济思想。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正是这种事实，就决定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必须“从分析商品开始”[1]。同样道理， 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也应选择整个社会中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大量的经济关系，选择构成当时社会的“财富的元素形式”的事物，作为分析的开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不是赢利，而是提供使用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2]。在这样一种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经济目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制度中，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是同土地财产和农业相联系着的，“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3]。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对任何经济问题的探讨，总不免这样那样地同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租、赋役关联着，经济思想的一切代表人物及一切有关的著作、文献，都不免直接、间接地接触到地产、地租和赋役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议论和论证，就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二是范畴的狭隘性。经济范畴是一定的现实关系的抽象。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此，形成了一套以“地产——地租、赋役”模式的经济思想范畴体系，诸如富民、裕民、富国、民生、均田、薄赋敛、强本节用、重本抑末、重义轻利、黜奢崇俭等，而非“商品——价值——资本”模式及与其相关的范畴，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利润、利息等。特别是中国特有的与财政、赋役相关的一些经济思想，诸如漕运思想、屯垦思想、轻重思想等，更是其他地区的经济思想所无法索解的。这样，以“富强”、“富国、富民”为主要研究范畴的中国型的传统经济思想，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潮流脱节，剥离于世界之外，很难与西方的经济学说进行交流，双方缺乏交流的共同术语和范畴。一直到20世纪初期，这种局面仍然在延伸。
    三是表现的政治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制度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着特别重大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同中国封建时代中央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政治影响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多是国家本位的经济思想，而少有西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流行的那种奴隶主、封建主的家庭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着重谈论“富国”，而较少谈论怎样“富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多是政治家为治国安民而上的谏疏奏章，而非为探索客观经济规律的运行。
    四是影响的伦理性。政治与法律制度以及哲学、道德、文艺、宗教等意识形态，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在许多民族的封建社会时代，经济思想往往包含在宗教教义中，作为宗教思想的附庸而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经济思想，其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则更加明显，尤其是儒家思想强调“利”必须服从“义”，经济活动和经济思想必须受伦理和政治准则支配的“贵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大教条，诸如“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罕言利”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不但重视经济工作、善于理财的人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所不齿，就连“言利”之人也被视为背离“古圣王之道”。这种偏见，对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学的创新有着严重的消极作用，以致于造成中国的“治生之学”、“经世之学”不发达。所以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说：“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也。”[4]
    五是方法的凝固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思维方式上以感性为主，轻视纯理性的分析与研究。思想家提出的经济思想，都是现实中大量经济现象的材料堆砌和记录，而很少有理性的思考和深入的分析，更没有规律的探求和数量的计算。这些思想材料，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诸如为国家救济灾荒、解决财政困难、解决货币问题等出谋划策。这种“现世精神”，虽然重视实利，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但在思辨上却很少有进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近代经济科学在中国土地上的诞生。
    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
    封建主义造成了中国科学的落后和人智的不发达。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间隙中不断挣扎着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要求有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为其开辟道路。以追求“民主”、“科学”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任何一种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5]。自鸦片战争以来， 出现了一种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性质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思想。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按照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许多完全不同的主张和方案，并对传统的内容作出了新的解释或赋予了新的内涵，如以“变法”来表达改革的要求，以“大同”来表达发展的理想，以对“重本抑末”、“贵义贱利”、“黜奢崇俭”等教条的批判来否定封建经济制度本身等。但是，这种新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不能不利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提供的思想资料，以及传统经济思想所习用的“富强”、“富国”、“富民”、“义利”、“奢俭”、“本末”等范畴来加以表达。即使连孙中山这样的长期居住在国外以及香港、澳门等地，接受正规的西方式教育的人，在他创立的革命经济纲领和经济学说时，也是不遗余力地从传统的经济思想中吸取思想资料，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及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6]。因此， 要创立一种新时代的经济学，除了在中国经济思想的优良传统中吸取营养以外，必须向“西天”取经。向西方国家吸取经济思想资料和理论武器的过程，也同样是当时的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总过程的组成部分。
    经济学领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同时也是发展、建设自己的新经济学的过程。这一过程，当然包括学习和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在内。而这种学习和吸收，首先是从介绍、翻译、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开始的。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和传播，要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引进传播早。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就开始传播一些西方经济学知识。据有学者统计，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大约出版了40部左右的西方经济学方面的论著，其中约2／3是中国学者编写的介绍性的著作，1／3是翻译的著作，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7]但从“五四”以后， 从西方国家翻译过来的经济学著作大量增加，中国经济学研究才真正开始步入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成为世界现代经济学的一部分。但是，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仍然还未能形成自己的科学的经济学，经济思想主要还是以经济改革的方案或主张表现出来。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中国经济思想不是以“纯理经济学”的形式，而是以“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的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8]
    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首推严复。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9]。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由严复第一个译成中文的。严复的译本名为《原富》，后来的译本改称为《国富论》。梁启超是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贡献的另一个人物。梁启超虽然没有像严复那样翻译西方的经济学著作，但他大力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观点。他提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比严复还要多些。他不但论述了严复在《原富》中论述过的诸如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扩大再生产、独占、竞争、供求关系、报酬递减、地租、工资、利润、货币本位制、货币职能、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数量说、货币购买力、银行制度、物价变动、经济干涉、专利和专卖、外贸、财政、预算等内容，而且还对《原富》中没有涉及的经济周期理论、托拉斯、中央银行、企业家的作用等，也有所论列。总之，关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领域的不少问题，他都有所接触，尤其是对于西方经济学中比较易于吸收理解的货币银行制度、财政公债等问题，他分析得更多。在传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限度内，无论它的内容或形式，梁启超的传播均是近代化的。从经济思想的角度来考察，从古老的中国型经济分析到近代的经济分析，这是很大的转折和飞跃。
    “五四”以前，除了《原富》的翻译以外，还有数十种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学著作翻译过来，其中主要是财政、银行、货币等方面的应用经济学著作，诸如王景芳1905年译自日人山崎觉次郎的《经济学》，蔡承焕1906年编译的《经济学概论》，朱宝绶1908年译的《经济原论》，熊崇煦、章勤士1910年合译的《经济学概论》等。“五四”以后，西方经济学引进的情况，无论是从质上还是量上，都是“五四”以前不可比拟的。外国经济学著作的翻译高峰迭起，出现了一个“马鞍形”状态（注：1919年至1936年为第一个高潮，1937年至1945年因抗日战争，经济学著作的引进出现低谷，自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又出现了一个高峰。），其绝对量较之以往增加了四五十倍，译著的来源也丰富多采化。
    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大量传入中国，尽管还是处在肤浅的、缓慢的抄袭、摸索、模仿的过程，学术研究水平并不高，没有什么创造发展，也不曾结合中国的特点，给世界资产阶级经济学增添什么内容，但却给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以致于逐渐地最后完全淹没传统的中国型经济思想。古老的中国型的经济分析转变到了近代经济分析，经济专文大量出现，在许多经济领域，已经开始形成较为系统的学说，“贵义贱利”的教条在经济思想领域中的支配地位已经开始破产，经济问题在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较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经济学开始具有了科学的成分。但是，这时期中国仍然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5]中国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社会化的生产力和建立在这种生产力上的经济形式，发展水平很低，数量微少，在社会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遗产中缺乏认识和解决近、现代经济问题的直接思想资料，同西方接触的时间又不长，对西方的资料和经验难以有比较充分、比较深刻的了解。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的社会性质未变，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社会经济关系及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未变，但在经济思想领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产阶级经济思想成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经济思想的主体，对中国经济思想发展起指导作用的已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10]。先进的中国人已不再是“向西方寻找真理”，而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使得中国的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尽管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仍然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思想”的形式，表现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做的揭示、批评和议论，表现为对此类问题的解决途径所提出的主张、建议和方案，但经济学在中国开始变成科学，变成无产阶级建设新社会的一种工具和武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经济学变革的起点。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主要著作《资本论》的，有1898年夏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胡贻谷译自英国人克卡朴的原作《社会主义史》一书，曾记述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蔡尔康二人合写的《相争相进之理》一文，发表于1899年4月《万国公报》第132卷上。译文中曾提及作为“百工领袖”、“主于资本”和“养民学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20世纪初，一批日本学者写作的社会主义专题论著，被相继翻译介绍到中国。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首先提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泰斗”。随后，他又数次提到马克思，称“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作甚多。”[11]（《二十世纪之巨灵托可立斯》）朱执信于1906年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用了大约3000余字介绍《资本论》的内容。其中讲到了《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的经济学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讲到了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唯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唯有劳动者才有享有世间财产之权利；讲到了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产阶级是依靠剥削劳动者致富的；最后还介绍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他还同别人合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一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首先摘译了其中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句名言。
    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影响最大的要数陈独秀和李大钊。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了《新青年》马克思专号， 用以纪念马克思诞生100周年。 他发表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两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历史地位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改造旧世界的强大武器，“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12]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社会主义批评》和《马克思学说》两篇文章，对《资本论》作了许多介绍，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不同之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13]他主要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实质，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利息、地租的来源、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趋势等三个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
    在五四运动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还有陈启修（1886～1959年）。陈启修早年曾留学日本，是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学生。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按照《资本论》的体系讲授马克思经济理论。当时北大学生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被邀请为会员讲解《资本论》。1934年他出版的《经济学讲话》，就是根据在北大讲课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最系统的《资本论》讲座。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中最重要的事实是，《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最早翻译《资本论》的是1921年在北京大学由邓中夏、罗章龙等19人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成立后在李大钊的提议下，七八个同学译出了《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了陈启修。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资本论》译稿，但当时没有刊行。陈启修1930年3月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资本论》第一册时， 曾参考了这个译稿。陈启修完成了第一分册的翻译后，潘冬舟继译了第一卷第二至第四篇，分别以第二和第三分册由北平东亚书店出版。继陈启修之后，侯外庐和王思华两人也翻译了《资本论》。
    第一次把《资本论》全部译成中文的是郭大力（1905～1976年）、王亚南（1901～1969年）2人。 他们长期合作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翻译《资本论》，在经济生活极端困难、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况下，艰苦奋斗10余年，终于在1938年9月出齐了《资本论》三卷的中译本。郭、 王《资本论》中译本的出版，为正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人民全面掌握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郭、王二人翻译的《资本论》应当说是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其他一些著作也陆续通过翻译，传播到中国来。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同时北京根据德文版本，也油印出《共产党宣言》的译本。同年出版的还有《资本论自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后半部分等。[14]到40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数十种经济学经典著作，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剩余价值理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相继被完整或比较完整地翻译到中国来。据统计，自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至1949年的30年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著作翻译到中国的就有219种。[15]这些论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为中国人完整、准确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提供了范本。自此以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总趋势就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已不再是传统的中国型的旧经济思想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之间争夺支配阵地的斗争，而是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与日益扩展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经济理论的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迅速流传，并终于取代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四、“五四”前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五四”前后，由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新经济学的建立，传统的中国型经济思想体系逐步瓦解，而代之以一种符合世界潮流、具有现代气息和科学成分的经济学。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中国人运用现代经济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近代以前的几千年中，尽管中国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思想资料异常丰富，但经济思想常常表现为政治谏疏的副产品，散见于其他各种文化资料之中，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没有成为学术发展史上的主流。以致于造成一些人们认为中国历来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经济思想，西方学者甚至断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古老文化中”没有“足以同中世纪西方的经院学者们在经济分析方面所做出的良好开端相媲美的东西”。[16]旧中国的一位大学教授也曾说，中国的经济思想遗产“与今之欧美经济科学比较，本无一顾之价值”。[17]尽管中国古代也有《管子·轻重篇》、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桓宽的《盐铁论》、邱浚的《大学衍义补》等记载了较系统的经济言论的著作，但由于缺乏经济学发展的环境和现代科学方法，经济思想始终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发展起来。
    随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认识到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开始把经济思想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重视起来进行研究。较早接触到西方经济学的严复、孙中山等人，就开始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方法等，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如严复在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时，写了许多发挥式的按语，对现代经济科学中的有关范畴，诸如价值、货币、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进行了介绍，并大力宣扬了经济自由主义。可以说，《原富》在中国的出版，才标志着中国人正式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经济措施和理论有极丰富的知识，他的著作中接触到许多西方经济理论范畴，其“平均地权”的指导思想，就是在旅英时受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的影响而产生的。梁启超在西方经济学的启发和影响下，提出并着手建立中国经济学。他认为中国人称之为“富国学”的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先秦以前，原有此学。”[18]（《〈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亡命日本，有机会较多地接触到西方经济学著作，于1902年写出了一本《生计学沿革小史》，介绍了西方经济思想，并提出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采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18]（《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五四”以后，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大量翻译、出版所产生的影响，中国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写作的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不断出版，如《经济学概论》、《财政学》、《银行学表解》等。从“五四”到1949年的30 年中， 出版的经济学专著达1924本，其中1929～1937年这9年中就刊行了经济专著1000多部， 约占全期刊行总数的56%，影响比较大的有刘秉麟的《经济学》，李权时的《经济学原理》，赵兰坪的《经济学》，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点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并与当时形形色色的经济思潮展开斗争，如李大钊就先后写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国际资本下的中国》、《上海的童工问题》、《土地与农民》等。王学文于1930年、1931年发表在《新思潮》上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与发展及其前途》与《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的文章，首先提出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题。王亚南于1946年由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是旧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次分析了旧中国的商品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等方面的特征，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运动的规律，反驳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错误结论，告诉人们，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就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第二，中国主流经济思想的发展脱离传统路线，进入与世界经济科学相融合的轨道
    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科学，是内涵极广博范畴极繁复的一门科学。然而，“五四”以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内容单调，范畴简单，弹的是“理财正辞”、“生众食寡”的咏叹调。因而，当世界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中国型的传统经济思想无法与现实世界的经济生活相适应，无法进行国际间的经济实践和理论上的交流。这就必然要求经济学在具体模式和理论范畴上有相互对上口径的共同准则。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涌入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至少是在分类体系、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上，先是被西方经济学的迅速传播所取代，后是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潮流所淹没，传统的中国型经济思想事实上已退出历史舞台而被上述两种类型的经济思想所代替，完全变成历史的陈迹，即使有人提及，也是作为文物古董来欣赏。新经济思想成为主流经济学，脱离传统的路线，融入世界经济科学的轨道。那时的现实生活中广泛流传的不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各色各样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取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成为正统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特别是与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后又汇合成新中国的经济指导思想，从而成为世界经济思想中的一部分，为中国在今后世界经济学说方面的“起飞”准备了条件。
    第三，经济学第一次在中国成为一门科学，服务于革命和建设
    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进，使得经济学在中国成为一门最有吸引力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开始由“十八岁的少女变化不定”向比较确定的方向发展。尽管中国人当时对经济理论本身仍然是“述而不作”，但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力求精密的特点，仍然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因此，“五四”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引进，中国的经济学才第一次从伦理学及其他学问中分离出来，开始变成一门学问。尤其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经济学部分，如财政、贸易、银行、货币、统计、会计等，对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组织与运行，曾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系统传播，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觉醒，需要有一种研究旧中国经济基础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于是一些经济学家不满足于仅仅介绍外国的政治经济学，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陈豹隐说：“我们应当以中国人的资格，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学说与外国经济说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并指出现今中国的经济学的发达程度及以后的发展倾向。”[19]王亚南也说：“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要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有所贡献”，所以“应随时莫忘记，我们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中国人从事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和要求，是与欧美大部分经济学者乃至日本经济学者不同的，他们依据各自社会实况与要求，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所矫造的结论，不但不能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经济上，甚且是妨阻我们理解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之特质的障碍。”因此，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要“特别注意其论断或结论在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应用；此外，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20]。“五四”前后，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传播阶段，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者还只是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问题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和加以解决，并开始建立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构体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就是这种著作的代表。中国人对经济学的认识，已不再只局限于经济政策，而开始外延到对各种经济现象作出普遍规律性的纯理论研究和现实经济研究，以及提供操作性的策划和数据分析的应用经济学的研究。
    第四，传统的伦理约束被替代，一种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得以建立
    中国古代只有经济思想，没有经济学，并且只是作为一种附属物，从属于政治、伦理、文学、哲学等。因此，除了哲学意义上的理论逻辑和伦理性分析与描述之外，没有特定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更谈不上科学的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入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应当说是分析方法上的革命。中国人开始学会运用伦理分析以外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了。由于方法上更接近科学，因此，导致中国人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更深刻，更趋近事物本身内在的本质。
    首先，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规范分析方法得以确立。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对社会经济问题伦理衡量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但从严格意义说，这种伦理判断不是纯经济意义的，而是一种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以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标准，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范分析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成为以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深厚传统，制约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尽管这种分析方法没有考虑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实际如何运行，而只关心应该如何运行，即只回答“应该是什么”，研究的内容也不强调客观性，所得出的结论无法通过检验，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无法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检验。但作为一种具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于一切以儒家伦理来评判的传统方法无疑具有开天辟地的作用。从此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分析，采用的范畴和概念就不再完全是“义”、“利”、“本”、“末”、“奢”、“俭”之类，而是“商品”、“价值”、“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地租”、“利润”、“利息”等；经济学分析就不仅仅只依靠逻辑推理来创造因果关系，从概念到概念来推导结论，而更多的是依靠价值判断来进行定性分析。其次，在规范分析的同时，实证分析的方法也开始初步运用。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一门科学，而每个人的行为和偏好又不可能像试管中的化学元素一样永远是一样的，因此经济学终究只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就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用“有控制的实验”的“科学方法”来检验其理论，其效用也不可能绝对地用数学方法来计量和比较，变成一种看不懂的游戏。但是，经济学也绝不是像中国传统的那样完全的“绝圣弃智”，只有歌功颂德式的文字，只用伦理的方式来价值衡量，而没有任何符号和阿拉伯数字，没有公式和定理。它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假定，需要一定的计量和数学分析，需要人们对具有客观性的经济事实的结果进行数据处理，对假说进行证伪和证实。因此，在西方经济学大量传入中国以后，以定量分析、案例分析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诸如边际分析，总量分析、个量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也开始在中国的经济研究中采用，并用来回答现实经济中大量的“是什么”的问题，完全的价值判断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淡化，中国当时现实的国情、现实的经济生活数据，成了经济学家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活生生的案例和指标。
    最后，唯物辩证法被广泛运用，成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用来透过现象找出内部联系，抓住本质，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具体的研究就是：利用比较法，即通过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当时其他国家（主要是苏联）的经济运行比较，揭示旧中国经济关系的内在规律性和运行特征；综合研究法，即把旧中国放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上，通过它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交往，来揭示中国经济的本质和特点，而不是单纯地考察旧中国经济自身的运动；发展研究法，即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为依据，来探索中国的经济发展前途，以及它存在着什么样的规律性。正是这些方法的采用，从而使得“五四”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得到逐步深入展开。
    可以说，“五四”前后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阶段，是中国经济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伦理说教变成科学研究的分水岭和转折点。没有“五四”时期经济学上的“民主”和“科学”，就没有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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