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晋商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晋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文化现象，一个世纪以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学术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围绕着晋商兴衰的原因，票号兴亡的过程，晋商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以及晋商与政治、文化、民俗等相关问题的关系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今后应全面突破“就晋商言晋商”的视野局限，关注“晋商与社会变迁”这一历史性课题，进一步挖掘晋商文化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晋商 晋商研究 社会变迁
    作者简介：殷俊玲，太原师范学院社科部，山西太原030012
    晋商是中国明清时代的重要商帮之一，由于其资本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阔，活跃时间久长而雄踞群帮之首饮誉海内外。特别是晋商首创票号，开近代银行之先河，在中国近代经济长河中的辉煌业绩更令人刮目。因此，研究晋商，对于揭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丰富内涵，总结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意义重大。下面主要就近二十多年来有关晋商研究的情况作一简要评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就对晋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对票号尤为关注，出版有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民国26年）、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说文社，民国32年）等专著，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如《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119号，民国14年）、《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钱业日报》15卷7号，民国24年）、《记山西票号》（《上海银行周报》78号）、《山西票庄之今昔》（《民族》第4卷第3期，民国25年）等等。这一时期，日本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论文发表。所有这些对晋商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都表明了学者们对晋商及其票号的关注和重视，但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或过于简略，或局限于资料排列，没有能深入探究晋商票号所包含的丰富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山西文史资料》自1959年10月创刊至1966年“文革”前，先后发表晋商史料多篇，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晋中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介休侯家和蔚字号》、《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等。与此同时，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组织了《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在全国范围内搜集资料，以补山西票号史料之不足。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努力，编写出六七十万字书稿并交中华书局审阅付印。但随之而起的“文革”风暴，使国内晋商研究销声匿迹，《山西票号史料》也未能如期面世。
    “文革”阴霾散去后，中断的晋商研究重又回到学者案前。1979年，山西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联合，重新开始了《山西票号史料》的编纂工作。几经作者辛勤搜罗，细心审辨，《山西票号史料》终于在1990年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2002年又出版了《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同时，研究晋商的专著、资料和论文也交相问世，形成了80年代国内晋商研究的热潮。如田际康、刘存善的专著《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张正明、薛慧林主编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论文主要有郝建贵的《值得研究借鉴的山西票号》、《谈谈山西票号的经济资料问题》、张正明的《禁榷制度与河东池盐业》、孔祥毅的《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与商业资本》等等。与此同时，国外特别是日本学术界对晋商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作了系列研究，其成绩主要有寺田隆信的专著《山西商人研究——明代的商人和商业资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译本），论文有《清代的山西商人》（《史林》60卷1期，1977年）、 《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张正明等译，《晋阳学刊》1983年2期）、 《苏州的全晋会馆》（《史泉》第24辑1991年），资料汇编有滨下武志等的《山西票号资料集·书简》（《东洋学文献丛库》第60辑）等等。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一道共同推动了晋商研究的深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晋商研究在国内再度升温，尤其在山西，形成持续的晋商研究热风。1992年2月， 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组织召开了“晋商文化研究座谈会”，《文史研究》杂志连发三期“晋商文化研究专号”。第二年，晋商文化研究会在太原成立，同年8月，晋商文化研究会、山西省文史研究馆和太原市工商银行共同筹备召开了“晋商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日本、澳大利亚、瑞典等国的海外学者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四川、山西的专家学者共同与会，交流研讨，予晋商研究以有力推动。这期间，专门的晋商研究新作竞相亮采，主要有葛贤慧、张正明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晋经济出版社，1992年），史若民的《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张巩德的《山西票号综览》（新华出版社，1996年），葛贤慧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刘文峰的《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张正明的《晋商与经营文化》（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1998年），张正明、邓泉的《平遥票号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董继武、景占魁的《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刘建生等的《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其它的论著也兼及晋商研究，如刘建生的《山西经济史》，渠绍淼、庞义才的《山西外贸志》，郝建贵等的《山西金融志》等。除此之外，大量的晋商研究和史料如潮而涌，如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穆雯英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史若民等编著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此外，山西各地文史资料相继编辑成册，对晋商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和考证。随着平遥县城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和以祁、太、平为中心的山西民宅大院的风采再现，对晋商的关注和研究也必将与时俱进。
    二
    从上述晋商研究概况中，我们可以看出，晋商研究已为各界学人所关注，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综观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着意于以下几个方面：
    1.探析晋商崛起、发展至衰败的原由。张正明在其专著《晋商兴衰史》中对明清晋商的兴起作了这样几点归纳：第一，明政府为北边各镇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契机；第二，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流要冲，是晋商兴起的地理条件；第三，明代山西盐铁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晋商兴起提供了物质条件；第四，明代晋省南部地狭人稠，是晋人外出经商谋生的重要原因；第五，晋人勤俭、礼让、诚信的民风是晋商兴起的人文因素。黄鉴晕也撰文论述了晋商兴起的原因，他认为，晋商兴盛的重要原因是山西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如盐铁业、丝棉织品生产业、烟草业的发展，为山西商人贩卖外出、开铺设店提供了条件。渠绍淼在其《晋商兴盛溯源》中对晋商兴起的主客观因素作了分析，他特别强调了晋商艰苦创业、崇尚信誉、捕捉商机、严于管理、商帮团结、应变图存的主观因素对晋商兴起的重要作用。关于晋商衰败的原因，张正明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封建政府的腐败和内乱外患，封建政府肆意压榨，近代交通发展引起的贸易线路的改变诸方面是造成晋商衰落的客观因素；晋商依附于清廷，“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是其衰落的主观因素。刘建生认为，晋商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也是造成其破落的原因之一。王明星论及晋商衰败原因时总结了三点：一是山西商人后期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二是平祁太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全国金融经济中心南移上海；三是培养人才失误。总之，晋商没能超越自身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导致了自身的衰败。
    2.研究了山西票号兴亡的历史过程及其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史若民在其专著《票号兴衰史》中对山西票号的兴起、发展直至衰败的历史过程作了清晰的梳理，对山西票号的业务情况、组织制度及其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释和肯定。他通过对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考察，结合建国以来整理的相关文献和新发现的清初会票实物，说明了山西票号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他认为山西票号一直承担着本应由近代银行承担的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应视之为中国经济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资本银行，而非封建高利贷金融组织。作者还特别肯定了票号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肯定了票号为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管理经验。黄鉴晖的《山西票号史》对山西票号的发展过程作了明确的时间划分，对山西票号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经营状况、盛衰原因作了详尽的分析研究。董继武、景占魁等在其《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一书中论述了票号在金融上的创新举措，如股份制、两权分离制、风险防范意识等，肯定了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财政金融中的重要地位：一是垄断了国内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二是支持了中央政府的军政费用；三是起到了国家金库和银行的职能。张正明、邓泉的《平遥票号商》专门对平遥票号作了详细的研究，其中述及平遥二十二个票号的兴衰之路。
    3.探讨晋商的经营理念和伦理价值观念，揭示了传统文化对晋商的深刻影响。葛贤慧在其《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指出，山西商人的根扎在山西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山西商人依靠黄土文化赋予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诚信笃实、刚健有为的精神，走出了一条创业进取之路。重商与重文并行，家法与商规齐备，形成了晋商秩序井然的管理机制；以义求利，取信于人，培育了廉商诚贾的晋商形象；讲究协作，以人为本，用人唯贤，成就了晋商数百年的辉煌。张正明在其《晋商与经营文化》一书中对晋商的气质与商术作了探究。他指出，晋商以义制利，儒贾相通，经商爱国，谋略竞争，修身正己，是其经营价值观的内涵；敬业精神，进取精神，群体精神是其经营精神之精髓；兴创家业，信奉神灵，积德行善是其精神追求。对晋商的经营管理，张正明总结道：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慎重对待同行，重视商业信息，善待顾主，注重商业宣传艺术是晋商独特的经营术；节俭、诚信、坚忍、谦和、稳健是晋商良好的经营作风；经理负责制、学徒制、人身顶股制、号规制和账簿制共同构成了晋商严格完善的管理制度。
    4.对晋商与地方政治、戏剧文化、民俗文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张正明在其《晋商与经营文化》中对晋商与政治的关系作了分析，他指出，晋商以其财力结营仕宦影响政治政策的制定，而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总能得到晋商的财力支持。刘建生等在其《晋商研究》中对晋商与政府结合的经济动因作了探讨。认为晋商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无法取得独立合法的法人地位，是其结托政府和官吏的基本原因；特定的产权制度，使商人对特定产业的经营权需借助政府才能获得，同时，节约交易成本，需借助政府关系才能顺利实现，这是晋商结托政府的经济动因；特殊的合约锁定关系，使官商互利互惠，是官商结合的纽带。通过与政府结合，晋商在实现预期理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为自己的衰败埋下祸根，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一是经济绩效逐渐递减；二是交易成本不断增加；三是风险逐步递增。对于晋商与戏剧文化的关系，刘文峰在其《山陕商人与梆子戏》一书中指出，晋商对中路梆子的发展不仅提供了经济支持，而且有的还亲自参与对梆子戏的艺术实践和改良，促进了中路梆子的繁荣发展；同时，梆子戏也反映和丰富了商人生活，表达了商人的喜怒哀乐。可以说，晋商与戏剧互相推动，共同繁荣。寒声在其《晋商在晋剧形成中的历史功绩》一文中指出，在晋剧形成的漫长过程中，晋商不仅作其经济后盾，而且在社会声望的支持与戏班经营管理、后继人才培养，直至声腔艺术改革创新方面，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5.对晋商在全国各地的会馆及会馆文化作了研究。张正明在其《晋商与经营文化》一书中探讨了晋商会馆的产生发展过程，指出晋商会馆是随着晋商经商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会馆在各地的增多，更表现在会馆的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和会馆管理制度的完善上。张正明探讨了晋商会馆的功能和作用，他指出，晋商会馆具有联络乡谊，会聚公议，维护同行利益，馆内设市，祭祀神灵，聚岁庆典，帮助同乡的功能；晋商会馆体现和传播了地域文化，推动了商人在交流中走向融合。刘建生认为，晋商会馆通过联乡情、笃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方便仕商、办理善举等活动，使晋商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近代商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此外，许多学者还对晋商家族与个人的历史、晋商的边贸情况、商规号规等问题作了研究。
    以上研究既论述晋商物质层面的问题，也兼及精神方面的内涵；既有宏观概论，也有阐微索隐。总之晋商研究日盛，氛围正浓，局面殊为可喜。
    三
    综观晋商研究，尽管成绩斐然，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就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对晋商本身的研究上，即就晋商言晋商，显示出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同时研究中雷同现象、人云亦云、就地徘徊情况严重，缺乏高屋建瓴的透视和剖析，宏观上的审视和把握仍显薄弱。事实上，晋商作为一个称雄数百年的商帮，必然与其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晋商与社会变迁”当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因此，对晋商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对晋商本身的关注和剖析上，还应把晋商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以晋商为社会坐标中心，在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中探寻它对周围社会经济生活的辐射力和影响力，理清晋商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张正明关于“晋商与经营文化”的研究已涉及到这一问题，但研究还有待深入。同时，以晋商为研究范本，可以认识商业资本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解读商业资本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关系。可以说，这涉及到区域史与整体史的关系。区域是整体的细胞，只有深入研究区域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整体史。因此，把握区域与整体的关系，透过区域的窗口，去审视整体的社会，也是晋商研究者应该填补的空白。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还是采用传统史料学派的实证方法，从史料中发现历史，解构历史，再现历史。如对票号的研究，就是从浩如烟海的史志资料和票号史料中钩沉掘隐，以理清票号产生的来龙去脉，了解票号的业务情况，再现票号的盛衰历史。这种研究方法无疑仍是未来研究晋商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近来，有学者开始认识到应该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多角度审视晋商，如运用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心理学、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晋商及其相关问题，因为晋商作为一个足迹遍天下的商帮，已成为经济学和历史学共同关注的热点；同时，由于晋商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风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故而研究晋商，需要借助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对这些方法进行科际整合的基础上，多层面地剖析晋商及其相关问题。如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晋商的经营类别、商号数量、从业人员等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解读商人心理及商人影响下的民众心理；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作实地调查，以补充文字资料之不足等等。目前，此方法的运用还是空白，即使偶有涉及，也基本上是简单模仿，仅当作一种操作技能，机械地照搬，生硬地套用，缺乏对其内涵的真正领会，故而在研究中不能够得心应手，无法洞穿研究对象的真正内涵。事实上，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需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而有所选择，同时，必须依托于传统的史学方法，在坚持传统史料学派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借鉴西方的经济理论、史学理论，融会贯通，才能推动晋商研究进一步发展。
    目前，国内晋商研究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的缺乏，给晋商研究以很大的限制。而国外，尤其是日本保存有晋商的相关史料，同时又有区别于国内晋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所以，应加强交流，共同促进晋商研究向纵深发展。总之，晋商研究在内容上需要进一步拓展，需要从宏观上把握、提升晋商研究的内涵，使晋商研究真正能给现实以有益的启示。在方法上，需要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避免孤立的、封闭的研究，要走向田野，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晋商研究像历史上的晋商一样，令人瞩目，给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