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孙冶方经济学思想——纪念孙冶方诞辰100周年

内容提要：孙冶方是价值规律内因论者，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用“最小最大”的经济学思想，批评了斯大林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体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理论，如：企业扩权理论、企业利润理论、商品流通理论等；70年代末，孙冶方又联系实践中的教训，批评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定义，展现了其经济学思想的科学价值。但孙冶方又沿用了斯大林的分析方法，坚持商品生产外因论，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联系转型实践，难免又会有一定的历史局限。
    关键词：最小最大 价值规律内因论 商品生产外因论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作者简介：冒天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孙冶方于1908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玉祁镇的一个小职员家中。他一生著述经天，志之永世，以自己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引领了中国一个时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以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治学品德，给经济学人树立了做人治学的榜样。
    孙冶方经历了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经济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的一套经济学思想已被人们所抛弃，马克思经济学连同改革开放中引进的西方经济学也正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为人们所重新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立足中国国情，兼容世界人类文化，为创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开拓了极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今天我们纪念孙冶方诞辰100周年，不是要重复孙冶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思想和观点，而是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孙冶方经济思想和观点对我们当今社会转型所起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反思孙冶方所处的那个时代，因为在那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严重窒息了经济学的发展。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21年即他13岁的那年秋天才进入无锡县立的小学读书，但很早就接受进步思想，1923年初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经中共上海区委批准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11月，按照上级组织的安排，孙冶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去的有60多人，其中有张闻天、乌兰夫，还有王明等。在那里经过两年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于1927年夏毕业，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1927年11月，东大中国留学生合并到中大，孙冶方也随之返回中大继续担任讲课翻译。从那以后，孙冶方的一生就融入了政治经济学的浩瀚学海之中。
    孙冶方在上世纪30-40年代，深入工厂、农村，以大量的调查材料，就中国社会性质曾写过许多富有卓见的文章，比如：《上海纺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①但他最有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的文章，大都出自50年代中期以后。1956年11月，他联系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的问题，深感到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和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②等文章，批评斯大林把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期，他还写了另外一篇文章：《从总产值谈起》③，批判总产值指标妨碍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指出：利润指标是考核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1959年7月，他在《论价值》④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改革主张，逐步形成了以自然经济论为批判对象，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革。从1960年底开始，组织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系统清理阻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各种有害倾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4年8月开始，孙冶方被戴上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受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1968年4月5日被捕入狱，直到1975年4月10日出狱。七年！孙冶方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用默忆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论》22章183节在脑海中过了八十五遍，坚持每月一次。1972年3月，他以给“外调”人员写材料为名，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⑤长篇文章，驳斥了康生、陈伯达一伙政治骗子的谬论。孙冶方每每忆起这段生活时，都说：我要感谢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救了我的命，我的观点是我的精神支柱！他对接他出狱的军宣队的第一句话是：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从这以后，孙冶方几乎是拼命，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对经济建设和改革中的紧迫问题，系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深入清理了斯大林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影响。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孙冶方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2月22日下午5时，这位拼搏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带着铮铮铁骨，离开了我们，时年75岁。
    从1978年底开始，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学习，我对他的数百万字经济学文献进行了反复思考和研究，把他的经济学思想归纳为一句话：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这得到了孙冶方的完全认可，⑥他说：你可以在这个题目下帮我整理材料，但不能越过这条线，否则，就不是孙冶方了。我认为，在这个大题目中最有实践意义和科学价值的成分是价值规律内因论。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讲：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是搞经济工作的秘密。人类靠劳动生存，生活的好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效率的高低。经济学就是要以“最小最大”为红线，研究如何以更少的劳动投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产品，如何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孙冶方冒着政治风险，澄清学界对恩格斯价值理论即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误解、曲解以至诋毁，用“最小最大”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批评在“政治挂帅”下高消耗、低效益的顽症；用“最小最大”判断真假社会主义公有制，批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的经济体制；用“最小最大”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重新编写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因而使这个古老而朴素的经济学常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绽放出了新的理论光彩。
    经济学界公认：“最小最大”是孙冶方公式。
    孙冶方公开声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理论，出自恩格斯。但他对批判者调侃式地说：可以引以为自己安慰的，那就是（我的价值理论在）逻辑上的一贯性和系统性。如果你们能击破我的要害——价值论，那么整个体系也就摧枯拉朽了。⑦他认为：价值规律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一再强调，价值并不仅仅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反映着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就这一点来说，它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共同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是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的；而在未来社会中（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价值却可以通过统计、会计具体地捉摸到。因而在量的意义上，价值就是物化在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孙冶方还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实现，是以商品或产品的供求平衡为前提。价值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但是，在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供求却始终是不平衡的。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中包含着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但如果它的产量供应超过了当时的社会需要，那么一部分社会劳动还是会浪费掉的。因此，效用通过社会必要劳动的形成来最终影响价值的变化，离开了一定使用价值的质和量，就无从谈论“必要”还是“不必要”。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条件下，有些过去看来是废物的产品，可能变成有用物，新效用的发现会使原来没用的物品变得有用了，把它引入生产过程就会降低产品成本，减少生产费用。社会主义建设效益差、浪费大，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价值观念，不对生产费用和效用进行比较造成的。
    孙冶方是价值规律内因论者，他反对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外因论。孙冶方用“最小最大”的经济学思想，对斯大林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体制，进行了尖锐而辛辣的批评，提出的主要改革理论是：
    企业扩权理论。⑧孙冶方强调，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并不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是上层建筑、法律关系，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关系。国有企业，只是根据它们的活动目的和财产的用途对固定给它们的国家财产行使占有、使用和支配之权，在国有制经济中，占有权以及使用和支配权是一个主体，而所有权则是另一个主体。孙冶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集权计划经济的弊端，独创地提出了划分国家和企业权限的“杠杠”即资金量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凡是不要求国家追加投资而在原有资金量范围以内的生产，都是简单再生产；而要求追加新投资而超出了企业原有资金价值量范围以外，因而是扩大再生产，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国家多加干涉，就会管死，束缚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国家应该抓的“大权”，国家必须严格行使权力，不管或管而不严，就会大乱。孙冶方按照上述“杠杠”，激烈地批评了固定资产管理体制，要求把折旧基金原则上全部交给企业，由企业自主去搞挖潜、革新和改造。
    企业利润理论。⑨孙冶方认为，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利润是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创造的一部分物质财富，无论是社会总产品，还是个别企业总产品，成本越低越好，与此相应，利润就会增加。在价格合理的条件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完全是同义语，它们都是企业技术水平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抓住了利润指标，就如同抓住了“牛鼻子”一样，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孙冶方认为，价格不合理，就会扭曲利润的作用，比如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如果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压得过低，按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实际上就把农民所创造的价值，算在了工业品价格上。孙冶方尖锐批评了斯大林通过这种价格“剪刀差”，向农民筹集国家工业化资金的超经济剥夺。不合理的价格，成了价值的“哈哈镜”，使得计划、投资和分配，失去了判断尺度。因此，他极力主张按资金利润率调整不合理的价格。
    商品流通理论。⑩孙冶方认为，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物质代谢过程，社会分工使生产实现了专业化，但要使各个生产部门的再生产能正常进行下去，他们必须以产品交换为媒介发生经济联系，实现生产的物质补偿和替换。孙冶方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全民所有制外部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交换，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流通和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商品流通同时并存。要使社会主义流通（产品、商品）成为有计划的经济过程，孙冶方认为，我们必须研究流通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流通渠道、购销形式、网点设置等等。孙冶方在提出生产中的“最小最大”的同时，亦主张流通中也要研究以最少的垫支资金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的问题，因为等量资金的周转速度不同，获得的有用效果也是不等的。
    孙冶方几十年来，以反自然经济论为大旗，揭露了自然经济论对实际工作的影响，他指出：自然经济论没有效益观点，借口政治账掩盖经济建设中的高消耗；没有经营观点，企业按上级定下来的指标进行生产，造成产销脱节；没有等价交换观点，把价值看作是使用价值的计量单位，用“剪刀差”向农民征收“贡税”；没有流通观点，不准生产资料进入流通，用调拨代替了交换；没有资金核算观点，实行资金供给制，培植了败家子作风；没有固定资产的磨损观点，人为压低折旧率，迫使企业搞“古董复制”，冻结了技术进步。孙冶方指出：按照自然经济论办事，就像原始公社首脑指挥生产一样，企业的一切活动都由集中的计划统一支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供应什么？都统一按实物计划规定。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就一个、两个或者更多一些的观点，就个别的、局部的观点去批判自然经济论，并不乏其人；但是，还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像孙冶方这样全面、深入、系统地对自然经济论进行过批判。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经济工作中，我们应该彻底抛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点。”充分肯定了孙冶方几十年来批判自然经济论的杰出贡献。
    70年代末，孙冶方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淋漓酣畅地揭露和清理了斯大林经济思想对中国思想界的深重影响。他批判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认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生产关系之外去孤立地研究所有制是有害的。(11)所有制是一种财产关系亦即法律用语，经济学在研究特定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时，应该讲清楚：第一，用哪个阶级所有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归哪个阶级占有；第二，交换的产品是哪个阶级生产的又为哪个阶级占有；第三，被分配的产品是哪个阶级生产又归哪个阶级所占有，从而用什么形式按什么比例分配。因此，所有制只能从财产的现实形态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上来把握，从生产、交换、分配的各个环节来进行具体分析。
    他还批判斯大林对生产力的定义(12)，认为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把劳动对象从生产力因素中排除掉是有害的，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为了强调生产工具的重要性，对为什么要把劳动对象排除在生产力之外做了辩解，说：没有生产工具是不能生产任何原料的。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却告诉我们，任何新型原材料的出现，都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变革。
    进入90年代，我们党明确了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我们静下心来重温孙冶方经济思想，我们心情是非常复杂而又极为沉重的。对照当今在发展着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对照当今变化着的经济理论界和不断提出的新观点；对照我们的新宪法和党的各种文件，都远远超出了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但是，在20多年前，孙冶方却缘由他的理论观点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受到批判以至被投入牢狱，这难免使我们后来者总有一种酸痛之感。究其原因，孙冶方对此有过一番分析。上世纪80年代初，他算过一笔账，并非常痛心地说：我们党是很容易犯左倾病的。
    前面曾经指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可以用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总揽起来。他的价值规律内因论，是在对斯大林否认价值规律对全民所有制有调节作用并把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的自然经济论进行批判中确立起来的，但是，他的商品生产外因论却又是继承了斯大林否认全民所有制内部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众所周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在否认价值规律对全民所有制还有调节作用的同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尚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时，还需要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种分析方法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说过：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斯大林扩大了马克思关于商品定义的适用范围，由不同的私有者扩大为不同的所有者。对此，孙冶方还从经济学上作了进一步论证，他指出：等价交换基础上所有权的转移，是商品交换的本质。从这个论断出发，他说：国营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在本质上已经不是商品交换的性质了，……因为国营企业都属于一个所有者，属于全体人民，属于全社会，它们之间的交换并不引起所有权的转移问题，而只有核算问题。他接着分析道：由于国营企业还要与集体经济发生往来，个人消费品也作为商品存在，这作为一种外在的因素，使国营企业之间的往来不得不带有一定的商品性。这就是孙冶方非常坚持的商品生产外因论的观点。(13)这说明，孙冶方用价值规律内因论批判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外因论时，却依然受着斯大林商品生产外因论的困扰。因此，孙冶方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兼容在他的总体理论框架中。这真实地反映了一位真诚的经济学家对历史的抗争和历史对他的束缚。
    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自然经济论的最早批判者；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传统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孙冶方是我国学术思想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真理而勇于献身的光辉典范。在他从事理论工作的六十个春秋里，尽管饱尝过无数艰辛和曲折，遭受过无数打击和磨难，但始终根据中国国情，在探索真理的崎岖小道上勇敢登攀，从不向各种恶势力屈服。他非常重视实践，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做国情调查，从中提出重大的研究课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绝不把实践中的材料按政治气候和政策要求简单地加以堆砌和描述；他同时也非常重视理论，敢于从“俄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剔出假货，剔出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条条”，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舶来品进行检验，弃旧图新，破除各种错误观点，在独立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孙冶方无论是从政做官，亦无论是弃官从文，都有着一种强烈的专业精神，不为权，不畏权，独立思考，探求真理。但在学术讨论中，孙冶方却平等待人，虚怀若谷，热情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商榷意见，公开检讨并放弃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自己认为应该修正的学术观点。孙冶方在经济科学研究中数十年如一日，历经无数艰辛、曲折、坎坷，对中国经济学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忘怀的。
    注释：
    ①孙冶方：《上海纺织厂包身制工人》，《华年》1932年第24期（署名孙宝山），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②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120页。
    ③孙冶方：《从总产值谈起》，《统计工作》1957年第13期，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146页。
    ④孙冶方：《论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239页。
    ⑤孙冶方：《我与经济界一些人的争论》，1972年，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449-501页。
    ⑥孙冶方：《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外因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680-702页。
    ⑦孙冶方：《我与经济界一些人的争论》，1972年，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494页。
    ⑧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研究报告，1961年，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253页。
    ⑨孙冶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研究报告，1963年，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389页。
    ⑩孙冶方：《流通概论》，讲稿，1963年，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18页。
    (11)孙冶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经济研究》1979年第8期，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593-614页。
    (12)孙冶方：《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为平心《论生产力问题》一书序，1979年，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615-629页、第646-665页。
    (13)孙冶方：《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载《孙冶方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