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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简介：范淑萍，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云南昆明650091
晋商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晋商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在这一时期，晋商研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特别是山西专门成立了晋商研究学会，在《山西大学学报》、《晋阳学刊》等刊物上专门开辟晋商研究专栏。研究领域也大为拓展，从以前偏重研究晋商的兴起、衰落，以及晋商独创的票号等，向多方面拓展，研究晋商的开拓精神和思想等。某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批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相继问世。
一、学术专著
概括性研究。冯宝志著《三晋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晋商的兴衰，同时点明开中法在山西商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认为，研究山西商人应当以回答他们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又是在怎样的市场结构里得以成长、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应重点研究山西商人如何看待商业，并以怎样的态度去经营商业，他们怎样建立自己的营业组织，他们和封建政权结合的途径和作用，他们获得的高额商业利润的去向等问题。范勇的《中国商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把晋商归为粗陋殷实的一类，分析了晋商致富的六个途径，以及晋商的商业秘密。黄鉴晖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进一步分析了明清山西商人的兴起与衰落的原因。李龙潜的《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和李瑚的《中国经济史丛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山西票号的性质及其作用，指出山西票号是为了解决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矛盾应运而生的。魏千志在《明清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着重分析了开中法导致山西盐商兴起，北方边镇促进山西粮食发展等问题。张正明著的《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对山西商人的兴起、活动、特点、性质、经营方式、成功经验、衰落原因以及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剖析。
资料性研究。张正明、薛慧林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两书，收录了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散见于省内外报刊、杂志和各级政协文史资料上的史料和研究文章共80篇，48万余言，从多方位多角度研究探讨了晋商的历史地位、作用、兴衰成因、经验教训及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是晋商研究资料及研究的汇总。
专题性研究。在1989年7月，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110万字的大型史料巨编《山西票号史料》，里面囊括了大量票号史料，是研究票号的重要资料集。1993年初，“晋商文化研究会”在太原成立，进一步推进了晋商研究和学术交流。1993年8月召开的“晋商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晋商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另外刘建生著《山西经济史》，庞义才著《山西外贸志》和郝建贵的《山西金融志》等大型史志书籍，也从不同侧面对晋商作了介绍和研究。
二、论文
会馆。张明富的《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7年第2期）认为商人的社会组织——会馆，在明清时期出现是因为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以及归属感的需要，捍卫商业利益的推动，其中山西商人会馆居多。王日根的《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及刘永华《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主要说明会馆的兴建是由于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兴起，导致了许多地域性商帮应运而生，也是明清晋商兴起的社会根源。姜晓萍的《明清商人会馆建筑的特色与文化意蕴》（《北方论丛》1998年第1期）、张崇旺《试论明清商人的乡土神信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认为会馆的建筑代表了商帮的心理和文化，山西商人信仰关公，对地域性商帮的形成、发展起了文化心态上的夯实作用。
对外和周边贸易。谢元鲁的《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指出明清晋商的兴衰与北方边境对外贸易有重要联系，和平格局导致内地与蒙古地区的贸易繁荣，势必有利于晋商的发展；但随着近代铁路和轮船交通的兴起，北方边境贸易重心出现地理位置的转移，给晋商造成严重打击。邵继勇的《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9年第5期）指出晋商不仅在开发蒙、满地区，发展边地贸易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恰克图贸易和中日长崎贸易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陶德臣的《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指出了晋商在茶叶贸易中的核心地位。葛慧贤的《清代山西商人和边地贸易》（《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指出，由于清代统一、和平与相对稳定的局面，使山西商人凭借其地理优势首先进行边地贸易，为南北相距千万里之遥的产销地区架起商品经济的桥梁。高春平的《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论述了晋商在北部市场开发中的作用，认为晋商的活动导致了西北市场繁荣。
文化和观念特性。张正明的《试论明清晋商文化》（《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指出晋商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改变是明清中国社会内部经济和社会变动折射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即表现为正统地位的儒家观念遭到挑战，贱商传统受到批判。张明富的《论明清商业观的二重性》（《史学集刊》1999年第3期）指出明清时期的商人已开始摆脱历史给予他们的沉重心理压力，逐渐建立起自尊、自信的人格，理直气壮地活跃于明清广阔的经济舞台，为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山西商人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刘建生、燕红忠的《晋商与传统文化》（《晋阳学刊》2002年第4期）认为晋商的价值趋向植根于传统文化中，而传统文化的精髓浸入山西商人的精神世界，内化为思维和行动的精神原动力，构成了他们经营与管理思想的文化底蕴。孙丽萍的《论晋商的人生价值观》（《晋阳学刊》2001年第4期）利用日本学者寺田隆信的结论，即山西重商风气形成于明代，发展在清中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宽松环境，山西商人的经营才会不断的扩大，最终形成气候。孙丽萍的《明清山西官商一体家族浅议》（《晋阳学刊》1996年第6期）一文认为明清山西官商家族是封建经济和政治结合的产物，是明清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明清山西商人在魄力、财力、势力等方面远比其他时期、其他地域、其他商帮成就显著的重要因素。张明富的《明清商人投资文化教育论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分析了商人的一种心态，即在社会上希望得到承认，通过投资文化教育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姜晓萍的《明清时期商人伦理的构成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指出，商人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更加强调经营管理伦理，最典型的是晋商处理票号内部的“和衷共济”原则。张辉的《山西商人的经商伦理道德初探》（《前进》1997年第1期）指出严谨自律的人格道德修养，严守规范的经商道德行为是山西商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孔祥毅的《山西商人与教育》（《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山西商人在投资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周以岗的《山西商人集团群体心态之浅析》（《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分析了山西商人的兴衰除了有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原因外，其群体社会心态构成和表现特征等也是一个原因，他们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对仕途的归属心理。张正明的《明清晋商与犹太商人比较研究》（《学术论丛》1999年第1期）对这两种商人进行不同侧面的比较分析。刘建生的《试论晋商的封建性》（《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指出了晋商心态上的一种落后性。艾菲的《论晋商的开拓精神、经营方略与文化蕴涵》（《晋阳学刊》2002年第1期）认为晋商鲜明的树立“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思想观念，并将这一思想观念具体化为通过经商而使其进入价值循环与增殖的财富积累过程。这种观念对晋商的形成与发展起了肇始作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安介生的《清代山西重商风尚与节孝妇女的出现》（《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2001年第4期）可参看。王爱平的《名利并重与厚利薄名——明清徽商与晋商价值观之我见》（《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从侧面论述了晋商厚利薄名的价值观缘于晋人务实不尚虚名的传统观念和重商观念。高春平趵《试论晋商的金融创新》（《晋阳学刊》2001年第4期），欧人的《明清山西商人经营风格论析》（《商业研究》2000年第1期）、《明清晋商商业伦理精神探论》（《现代财经》2001年第4期）、《明清山西商人形象记》（《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探论》（《现代财经》2001年第4期）、《明清山西商人形象记》（《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用现代人的思维和角度分析晋商。张正明的《明中叶以来山西民风的变化》（《晋阳学刊》1995年第3期）指出山西商人的兴起带来了民风之变，人们的视野逐渐被打开，死守故土的传统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晋商所从事的不同行业。张正明的《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认为山西盐商的心理特点主要受封建社会以商为末业和传统的儒学影响。庞义才的《论清代山西驼帮的对俄贸易》（《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着重介绍了山西驼帮的形成及其垄断地位。刘建生的《清代以来山西典商的发展与及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认为山西自然环境影响，崇商观念增强，晋人资本雄厚，业典知识丰富，经营方式灵活以及管理制度严格有效是其发展的特殊原因。宋丽莉的《明代晋商的类别》（《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晋商所从事行业之多、之广。毕苑的《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晋中商人的家庭结构与晋中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晋中商人是由地理位置、生存条件、思想观念、开放意识、开拓精神所致。
晋商的兴起与衰落。〔日〕佐伯富著，张正明译的《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晋阳学刊》1983年第2期）认为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有三：有利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不足、善于与人沟通。梁四宝的《明清时期山西人口迁移与晋商的兴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治、经济、自然、军事等原因造成了山西人口的大量外迁，促成了山西人商业观念的形成，助长了山西人外出经商的社会风气，为晋商开拓国内外市场准备了条件。任雪梅的《明清晋商兴盛的关键》（《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认为晋商的成功靠的是一定的机遇。景占魁的《晋商衰落原因的历史反思》（《晋阳学刊》2001年第4期）指出晋商与清政府的依托，使得晋商必将随清政府的瓦解而衰落。王小鸽的《政策加地理是明清晋商成功的重要因素》（《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认为明清晋商独领华夏风骚，其根本原因是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而山西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这些政策相配合，为山西人提供了发展条件，成为山西人成功的重要条件。石忆邵的《明清时期中国商帮崛起的动力机制及地域分异特征》（《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分析了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历史契机、文化观念等在商帮中所起的作用，这也是晋商兴起的原因。相关研究还有梁彦波的《政治与战争——晋商兴衰的同一原因》（《山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李香莲的《论晋商的历史作用和成功之道》（《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王明星的《辉煌的反思——晋商走向衰败若干分析》（《中国方域》1996年第6期）、经君健的《明清时代山西商人的性质问题》《文史研究》1994年第1、2期，等等。
关于晋商的研究有许多论文涉及，本文介绍难免有遗漏之处。但从这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中可以看出晋商研究势头良好，学术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晋商研究由于资料不足，还有许多空白和薄弱之处，有待填补、深化和突破。所以，在以后的晋商研究中应广征史料，获取晋商海外活动资料，以使该项研究立足点更高，视野更开阔，态度更科学，作风更严谨，研究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