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章乃器经济思想经世性探微——一位非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学术取向

内容提要：抗战爆发后，章乃器对经济问题关注的重点与战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兼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身份得以突显。他在抗战期间能更充分地将政治与技术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以显具民本为特色的财政思想；二、以充实国力为归宿的战时金融思想；三、以民生主义为导向的工业发展思想。他的思想历程突出了非经院派的爱国人士的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性取向。章乃器没有明确指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但是，他的民为邦本的传统性的政治追求却彰显无疑。
    关键词：章乃器 抗战时期 经济思想 经世性
    作者简介：马陵合，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芜湖 241000）；李强，男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阜阳 236041）
    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在《章乃器文集》序中，曾对章乃器的特殊学术经历有过高度的评价：通过刻苦自学，由一名银行练习生成长为中外知名的经济学家。章乃器的这种非学院派的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其理论研究独具自己的学术理路，即与人生理念密切相关。1936年，章乃器发表了《我的研究动机与研究经历》一文，对自己的学术道路作了反思和总结。此时，他已以其代表作《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确立了在金融界的学术地位。在文章中，他表达了在学术取向上的困惑。他认为自己“敌不过生活的压迫”，只得“从新修养一些吃饭的技术——服务金融界的偏于技术的知识”[1]192。但是，他认为自己一直有着为大众谋利益、有着政治追求的“圣贤、英雄思想”，单纯的理论研究只是技术层面的事，甚至认为是“卑鄙的”，因为“这种纯技术的理论与实践的连系，结果不过造成了高等工具的地位，在人生的意义上，是万万不够的”[1]193。因而，“我们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历史的使命，我们不能不研究”[1]197。七君子事件的出现、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他不得不离开上海、离开中国金融的中心，客观环境使他更有条件实现技术与政治的结合。
    抗战爆发后，章乃器对经济问题关注的重点因为战争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战前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对其非常熟知的金融体制作过多的论述，相反，对于财政问题、物价问题、工业化问题等经济大局予以高度关注，将抗战这一事关民族生存的根本性问题与经济评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实现其技术与政治的结合。抗战时期，他兼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得以突显，其经济思想中经世安邦的色彩也愈加突出，更多展现出了章乃器的个人品性和人生追求。
    一、以显具民本为特色的财政思想
    章乃器在1938年春到达安徽，被任命为省政府财政厅长。章乃器接掌财政厅后，提出了“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两大方针，大刀阔斧地革除积弊陋规，惩办贪官污吏，并通过统一税收、发行辅币及在敌占区与我区之间创设货物检查税等措施，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使省财政变得收支平衡且略有盈余。他在安徽期间，开始对财政问题予以关注，提出一系列解决财政金融困难的主张，从而形成具民本特色的战时财政思想。
    第一，公平是解决财政困难的基本原则。章乃器刚接任财政厅长时，由于“当时安徽省号称肥缺美差的芜湖等市县，都已全部沦陷，因而全省的财政收入，不及原来的半数”[2]135，但财政开支却因战争迅速增加。当时安徽的财政状况他本人也十分清楚：“一，省库空虚，二，所有的财政来源，大半亦已断绝”[3]464。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公平是解决财政困难的原则。这一原则包含下面三层含义：一是收入方面，各种赋税的负担要与纳税人的承受能力相称，便于消除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摩擦，利于共同抗战；二是支出方面，根据实际情况，要分缓、急、多、寡，不存私心，公平使用财力；三是用人方面，不用私人，要引进人才，提高行政效率[3]480。以后的实践证明，他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展工作，并收到良好效果。
    第二，“铲除贪污，节约浪费”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手段。他认为贪污浪费是财政空虚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整理安徽财政的首要措施：“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他除了检举揭发了安徽教育厅长杨廉的贪污罪行外，还由李宗仁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义，通电全省的各行政区专员、县(市)长和保安团队，宣布贪污有据、浪费严重和扣留应该上缴的税款、公款的人员，一律以贪污罪按军法惩处[2]136。同时，要求财政厅严格审查各单位开支预算，核实支出，消除吃空额和虚报开支的漏洞。通过努力，贪污浪费的现象明显减少，财政状况大为好转。
    第三，打击敌货、私货，扩大税源是战时财政的基本保障。针对日本“以战养战”的阴谋，章乃器设立货物检查处，对运出的物资和商品分类进行严格的检查。同时在与敌人犬牙交错的地方抢购粮食、抢运食盐、买布、买纸、买药品，有效打击了日寇“以战养战”的阴谋[4]。
    通过章乃器的努力，安徽省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贪污浪费减少，办事效率提高；税收数量增加，“不仅解决了财政困难，而且多余的财力，可以兴办各种事业”[5]125。在他任职期间，每月还资助新四军军费三万元。
    1939年4月，蒋介石电召章乃器到重庆“述职”，实际上被免职，后他没有正式担任官职。但是在重庆期间，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他继续为解决财政困难献计献策。
    他针对中国抗战持久的特点，敏锐地指出“我们应该从国民经济的特质，推求出来我们持久战的财政基础，决定下来持久抗战的财政法则”[3]476。这种财政理念应该说是基于政治判断之上的。其核心就是民众支持是战时财政的源泉。章乃器形象比喻“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好象是一所三层的建筑”，“国民经济是基础，金融是中层建筑，而财政是上层建筑”，具体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财政的来源依赖国民经济，而财政的运用依赖金融”[3]476。据此，他认为建立持久抗战的财政，就要使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同时加以发展。一是就财政本身而言，贯彻“铲除贪污，节约浪费”的措施，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战时即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只要能切实整理，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二是通过民众动员增加储蓄和存款。中国民员的银行储蓄意识并不发达，贵金属大多还散在民间。只要通过广泛的民众运动就能多吸收储蓄和普通存款，多存贵金属。三是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动员后方大量迁来的劳力，开发资源，提高生产力。这样，“一面奠定了建国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就取得愈打愈强的持久抗战的财源”[3]481。广泛动员群众，激发群众爱国热情，是解决财政困难的基本保证。因为“没有这种动员工作，不但新税制不能推行，金银不能收集，公债不能销售，生产不能发展，甚至连铲除贪污和节约浪费都不能贯彻”[3]482。
    与当时著名财政学家马寅初相比，二者有着观点上的近似之处，但是，在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法上却有着专业与非专业研究者的区别。马寅初在战时财政的基本观点是，从速开征所得税，为战时税收之中心；有限制的膨胀通货，既可补助财政，亦有利于国外贸易；发行少数公债[6]173小74。对这一观点，马寅初从战前至战争初期一直从财政学原理进行充分的论证，甚至在1936年9月的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战时财政问题成了一个重要主题。尽管章乃器也提出通过财产总登记，使财产税和遗产税都有“鲜明的对象”，他赞同通过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直接税形式扩大税源[3]502，但是，章乃器更看重战时财政的制度基础的建设，主要表现在：一是重视财政动员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人力至少还有百分之四十没有动员，“农工的生产力，如能相当的应用科学，增加三分之一以至一两倍都是可能的”。与先进国家相比，通过动员可能增加十倍的国民收入，即使是战争时期，“增加半倍以至一倍应该是不难的”[3]479。二是强调提高财政机关行政效率。财政政策的落实需要切实的执行，而这“不但需要健全的基层干部，而且需要能启发民众爱国热情的宣传员。这不是旧的发布政令工作，而是新的民众动员工作”[3]482。某种意义上，与马寅初的区别在于章乃器更多将财政与政治连为一体，而且章的观念更有针对性。实际上，抗战初期，政府对财政问题掉以轻心，财政开支如故，并照付外债本息。政府迁到重庆后，后方物价本低，又连年丰收，大量发行钞票竟未引起过大骚动。1940年农业歉收引起物价和财政赤字猛涨后，才于1941年4月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和6月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制定《战时财政改革》计划，但为时已晚[7]。
    二、以充实国力为归宿的战时金融思想
    章乃器在七君子事件入狱前后，即开始关注战时金融问题。1937年年底，他先后发表数篇文章，提出了以充实国力为归宿的战时金融思想。
    他认为政府已经施行战时的金融政策，民间“便不必再以实施战时金融政策的口号来号召，而且也不必再来一套耸人听闻的战时金融政策以扰乱人心。……我们在这时候，也只好在现行的原则之下，在如何运用金融力量推进生产、巩固国防、动员全国的问题上面，多做一些设计建议的工作，以增加现行金融国策的积极性而充实其内容”[1]377。他之所以表达对政府金融统制政策的支持，主要在于他认为战时金融就是用金融的力量，去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应敌。包括：“(一)节约私人的消费以充实战争经费，(二)节约商业资本以充实农工业资本，(三)节约非国防工业资本以充实国防工业资本，(四)维护物价、稳定汇价、保护金融机构以增强抗敌力量”[1]381-382。“金融是国家的血液，不是谁家的私财；金融机构是国家的心脏，不是谁家的店铺子”，战时金融不但要为国际收支和国民收入打算，而且要为增强国力和培养民力打算[1]388。战时金融界应该根据自足、自给、自卫的原则，以充实国力为目标，而不能一味计算成本，也不能一味计算收益[3]388。
    抗战爆发后，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东部地区，财政收入锐减，军费开支剧增，财政赤字严重，法币的发行量也随之大增，通货膨胀加剧。但章乃器认为当时中国还不具备恶性膨胀的条件，而且对通货膨胀持乐观态度。他指出“恶性膨胀并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条万不获己无可奈何的战时财政末路”[3]482。由于战时军费开支浩繁，往往依靠钞票发行来弥补，导致通货数量大增，物价自然要上涨。而军费开支也随着物价上涨继续追加，又增加了通货的数量，从而进一步促使物价上涨。这样，“通货、物价和军费支付三者，好像是三匹脱羁的马，兜着圈子疯狂地前后追逐……最后它们是同时力竭声嘶地倒毙下去了”[3]466。由此，他指出恶性膨胀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不由自主”。他认为中国在抗战前期还不具备恶性膨胀的条件。其一，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兵的国家，中国的战时动员并不像别国那样，需要增加好几倍的常备兵额，而是随着二期抗战的到来，在费用上开支比一期抗战更省。其二，中国是农业国，战时生产力的减退要比工业国为轻，广大后方大面积的农作仍在进行。其三，中国国民储蓄主要不在银行，而是在广大民间。所以，“在军事膨胀、公债发行和生产力三个方面，我们没有具备恶性膨胀的危机”[3]470。基于以上对中国战时金融的准确分析，章乃器提出了几点关于解决金融问题的主张。
    (一)合理平衡地运用膨胀
    既然中国还没有具备恶性通货膨胀的危机，那么通过努力，是可以控制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在抗战初期，章乃器始终认为，当前的问题不是恶性膨胀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膨胀问题。首先，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运用课税、募债等手段，控制商业资本和消费资本的膨胀，争取做到“战时财政只须在收入方面向膨胀的方向敛钱，在支出的方面向膨胀的方向省钱，就可以把握膨胀”，这样“一面财源不至枯竭，一面是币制格外稳定”[3]471。其次，合理平衡地运用膨胀，即为生产而膨胀，并将膨胀引向敌人后方。他认为，“所谓合理的膨胀就是为生产而膨胀，只要能为生产而膨胀，一个钱的膨胀往往可以增加几千个钱的生产力”，这样，生产力发展了，产品增多了，物价自然会下降，恶性膨胀的危机自然会消失，“所谓平衡的膨胀，就是把膨胀力量转移到广大敌人后方去，也就是把膨胀的区域扩大”，膨胀的区域扩大了，膨胀的程度自然就减轻了，也就可以消除恶性膨胀的危机了。如果“仅仅在后方膨胀，我们就自动地缩小了膨胀范围，造成通货淤积于一隅的现象”。再次，反对向商业和消费领域膨胀。因为“在商业资本上膨胀，膨胀一分就增加了一分物价的高涨；在消费上膨胀，膨胀一个钱就消耗一个钱的国力”。[3]472总之，只有向生产领域和敌人后方膨胀，才能实现合理的平衡的膨胀，才能有效地消除恶性膨胀的危机。
    实际上，章乃器在战争初时提出的有节制的通货膨胀观念，不仅没有化成事实，而且这也与其基本的金融观念相冲突。战前，章乃器曾对各种币制主张持否定态度，因为，“中国目下种种式式的币制改革论，都逃不出是通货膨胀论”[8]99。法币制度实行后，章乃器从战时经济的角度考虑，认可币制改革的必要性，有利于国家集中贵金属币材向国外购买军需品，但同时也清楚地指出，新币制“无疑的是有限制的通货膨胀，是正式通货膨胀的开始”，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9]43。这并非章乃器一人预见，战时包括刘大均、钱俊瑞等学者都意识到中国没有中央银行制度的保障，财政需要拉动法币发行扩大，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章乃器所以有相对乐观的货币主张，一方面有其合理性，因为战争初期二、三年通货膨胀并没有明显出现；另一方面，也说明其金融主张包含了更多“技术”以外的因素，战争的胜负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科学地运用金融力量节制游资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由中国流向香港及国外的资金开始回流到内地，大约有50亿元，其中20亿元流入重庆，从事囤积居奇等商业投机活动，推动国统区物价高涨。1939年8月，重庆的批发指数以1937年的物价指数100.0为参照，上涨到241.2，到了1940年4月，在八个月的时间里，物价指数上涨到454.5。章乃器指出，前者属于正常的上涨，因为“战后工业都市，全数沦敌，交通要道被控制，运输极度困难，而战事消耗，更不能不有大量增加，物价高涨一倍余，并不算希奇”[3]485。而且，游资集中于外汇黑市，操纵汇价。游资一旦进入后者，不可能“很平允的分配其购买力。恰恰相反，为着营利欲所驱使，游资会不约而同的向着战时需用量大而存量和产量均足以应需求的商品市场奔驰”[3]499。应对之策是实行以货币为中心的经济统制，限制游资的购买力。
    吸收和节制游资，首先要对游资集中地上海的资金区别对待：“对于上海现款的携入内地和汇款至内地，目的在商品囤积的，固然加以拒绝，目的在生产和购运特产的，却应该加以欢迎”。再次，建立后方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章乃器前瞻性地认为，一旦美日战争爆发，上海的游资将要逃避战祸，却又“难觅安全的途径”。到那时，“上海大量游资实已至彷徨无主之阶段”，因势利导，迅速建立后方资本市场，必能吸收大量游资，用于大后方的工业生产和购运特产，从而有利于平抑物价。另外，积极劝募公债，也可以吸收一部分游资。做到这一点，需要政府进行积极的政治动员，“只要有公平的方法，有完善的政治动员，赚了钱的人要他们出点钱买公债，并不是很难的”。[3]492通过以上手段，必然能吸收巨额游资，而游资的大量吸收，又可解决工业发展资金问题。
    同时，章乃器对其抗战前即已倡导的金融统制观念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其中核心的理念是以货币为控制中心，进行经货币登记促成国民财产总登记，以此控制物价上涨。若单纯地进行商品登记，则可能因为有人窖藏商品，无法登记。若全面进行货币登记，未登记商品卖出去得到的货币就为非法，这样使商品登记更彻底。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只要能规定游资活动的范围，限制游资的购买力，由节制游资到彻底管理通货，从而使货币购买力递减律就不可能产生作用了；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上来说，“货币已是我国经济社会中最有组织、最国家化、法律化的一种财产”[3]502，离开货币而奢言统制经济必然徒劳无功。国民财产总登记具体内容包括：土地、商品、外国货币、证券、债权债务等。这样不但有利于平抑物价，而且也扩大了大宗税源(财产税、遗产税)，对缓和紧张的战时财政也十分有利，可谓一举两得。
    三、以民生主义为导向的工业发展思想
    1939年章乃器到重庆后，担任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和常务理事等职。后于1940年创办上川实业公司，他亲自管理生产，成绩显著，受到工业界的赞扬。后又创办上川企业公司，经营土产运销和进出口业务。他与吴蕴初等创办了民族工商业界的思想库——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自任所长。在投身实业界的过程中，适应战时特点和战后发展趋势，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民生主义特色的工业发展思想。
    (一)主张实行有限度的战时工业统制
    抗战初期，大量企业内迁，对支持抗战作出重大贡献，对发展大后方的经济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但在当时，后方的工业中普遍存在资金枯竭，平价政策不平衡，企业前途无保障，动力和原料分配不均，力量分散，技术训练缺乏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他主张实行工业统制，并指出：“我国的战时工业统制，决不是单纯的消极的限制，而更重要的，应该是积极的开发”。具体措施如下：一，适当分配工业地域；二，统筹解决工业资金；三，确立工业生产计划；四，管理原料、劳力和技术；五，实施设厂核准制；六，厉行生产标准化；七，注意工业的分工与合作；八，确定工业保障。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避免工业生产的盲目性，可以减少浪费和重复建设，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作用。如果当局能认真负责，努力推行，“能以设计、管理的力量领导人民去做，真是事半功倍呀！”[3]518-520
    抗日战争的爆发，在工业领域，政府干预与直接投资范围迅速扩大，国营企业因而得到空前发展。1927年国民党执政后，随着其政权统治的日趋稳固，国家对经济事业的投资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后，此种投资大大增加。据统计，到1942年，政府企业实缴资本额占国统区工业实缴资本总额的69.16％。以此为基础，国民政府在一些传统的被视为国营领域的行业建立起垄断性地位，如水电业中政府投资占89.10％，冶金业占90.19％，机器制造业占73％，电器制造业87.16％，化学工业占75.11％；即使那些向来被视为民营范围的行业，如食品、纺织、服装、文化等领域也渗透进大量国家资本，其中纺织业中国家资本占据了整个纺织业资本总额的48.13％[7]676-678。此外，还在交通、通讯、金融、贸易等有关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重要领域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投资经营。
    随着国营事业的持续扩张，人们所担心的各种问题，如贪污腐败、官僚资本泛滥、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等日益严重，招致了众多的批评。与此相关，有关官办民办孰优孰劣，以及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的关系问题再度引起思想界的关注与争论。不过，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抗战后期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要深刻多了。其中比较多的人肯定战时工业统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国营与民营分野问题，但必须强调以效率为先的原则。章乃器在1944年著文说：“目前我国的资本，不管国营、民营，都不是限制的时候，如今需要的节制资本，是保护、鼓励、奖赏、领导”[3]545，在战时主张国营与民营的合作而不是分野颇受一些学者的青睐。例如，吴景超认为，在各种经济建设事业中，“何者应当先办，何者应当缓办，何者不应办，乃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计划中的事业，国营固可，民营亦无妨”，“计划中所不列的事业，国营固不可，民营亦不许”，盲目地划清国营与民营界限，将阻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周茂柏认为国营及民营事业“均为全民资本之一部分”，今后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全民资本以发展中国实业，“而非国营、民营之争”，所谓范围划分问题，“不宜坚持各趋极端之主张”。[10]
    (二)倡导工业立体发展
    章乃器的工业立体发展思想在工业发展思想史上是比较独特的，是对前述有限度进行工业经济统制的修正和补充。工业立体发展是为了适应现代立体战争的需要，“并不是说工业必须制造飞机和潜水艇，而是说工业组织和工业技术应当向高和深的方向发展”。他反对工业平面发展以达到充分就业；同时还指出，工业立体发展不同于计划经济，而是“以自给自足为最高目的，运用高度的组织力和高深技术的一种完备而又彻底的计划经济”。他认为德国工业是立体发展的典型。为准备战争，保证战时经济自给自足，德国用高度组织力量把国营工业和民营企业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立体完整的工业生产系统。“尽管纳粹德国的前途归于崩溃，然而，由于这种工业立体发展所造成的强大战斗力，是不能不使我们钦佩的”。章乃器工业立体发展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要成立一个包含国内外一流专家的技术团，担任工业立体化的技术指导工作；二，国营工厂和民营工厂不能处于平面竞争地位，应该处于领导和被领导的地位；三，积极引进外国设备、技术和原料；四，统一调度国内物资，国营工厂之间也应该互通有无；五，成立一个战时工业立体发展的管理机构；六，政府可适当经营生产事业，但不能影响和削弱行政管理的力量。章乃器工业发展计划，是以高度计划管理为手段，通过严密组织，建立完善的工业生产体系。即使“收效在数年之后，我们还是应该竭力去建设。这不但是抗战所必需，而且是建国千载难逢的机会”。[3]521-523
    (三)战后工业化的设计
    对于战后的工业化发展方向，他强调：“我国的战后经济建设，在制度方面，要使工业化变成建设民生主义的手段，而在速度方面，还要使工业化负起完成民族主义的任务”[3]537。对于战后工业化的发展，他更关心民营企业的命运，并认为这是落实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的关键。
    要发展民营企业，首先要解决工业资本问题。“私有资本的动员，所运用的不单是资本，还有更重要的国民企业心。……国家资本突飞猛进的跑在前，让私有资本急起直追的跑在后”，认为“消极地战战兢兢地防范私有资本，枝枝节节的阻碍私有资本，并不是一种办法”[3]538。
    其次，要明确从国家政策层次给民营工业一个合理的发展空间。1945年底，在民国建国会政纲中，他提出经济民主原则，“人民须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除保护劳工及防止独占法律外，不得再有其他之限制”，继续明确国营和民营的法定界限，“国营事业之官僚化与私人企业之独占化，同为经济建设之大敌，以我国现势而论，前者之危机远过于后者；因此我人一面主张国营企业国家化，私人企业社会化，一面更反对在官僚化尚未肃清以前，扩大国营事业之范围”[1]447。
    抗战时期，章乃器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明显弱于抗战前，然而，他的思想历程突出了非经院派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性取向，虽没有明确指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但民为邦本的士人特质却彰显无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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