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内容提要】文章对中国古代货币基本范畴如子母、轻重、虚实、称提的源流、含义与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形成这些范畴的经济与思维形态方面的原因。文章认为这些特有范畴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赖以表达的语言工具，分析梳理这些范畴有助于理解我国古代货币思想发展的规律，也有助于对古代货币经济的认识。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952(2009)
与西方的货币理论相比，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具有独特的货币范畴。中国是世界上货币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经济时期，货币思想的研究者们通过不断的理论实践，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货币思想体系，独特的中国文化及其思维方式也创造性地孕育了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特有的货币范畴，例如子母、轻重、虚实、称提等。这些特有的范畴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赖以表达的语言工具，也是古代货币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或部分。
一
“子母”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特有范畴，这一历史范畴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货币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此后延续一千余年的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发展轨迹都可以视为对‘子母相权’范式的继承和扩展。举其要者，如自战国直至西汉，《管子》作者们基于这一范式提出著名的‘轻重’理论，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货币数量论文献；唐代以后，这一范畴被用于解释足值与不足值货币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提出‘虚实’理论；两宋以来，随着纸币的出现和广泛流通，该范式以及‘虚实’理论又被进一步用来解释纸币与金属铸币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著名的‘称提’理论”。①
在我国货币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子母”范畴，并将这一范畴运用于分析货币流通情况形成“子母相权论”的是春秋时期的单旗。②《国语》中记载了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时的言论：“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货币思想文献。单旗的议论中不仅提出了“子母”的概念，而且还涉及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另一重要范畴，即货币的“轻重”概念，“量资币，权轻重”是指按照货币和商品价格的平衡关系来调整钱币的轻重。钱币以重大者为母，轻小者为子，子母相权的货币制度主张货币的轻重要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如果百姓觉得货币太轻，交易不便，就要铸造较重的货币，“母权子而行”，重钱按照对轻钱的一定比价投入流通；反之，如果货币太重，交易不便，就要铸造较轻的货币，“子权母而行”，轻钱按照重钱的一定比价投入流通。子可以权母而行，母亦可以权子而行，根据现实中的货币流通情况，调整货币价格标准，使之与现实的价格水平相适应，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
至南宋时期，纸币开始广泛流通，传统的货币子母相权论也有了新的发展。南宋的杨万里最早将子母相权之说应用于分析纸币和钱币的关系，提出了钱楮母子说。当时政府规定两淮只行用铁钱，铜钱不得过江，其后发行两淮铁钱会子，流通地区除两淮外，还包括沿江八州(指四州、两府、两军，简称八州)。杨万里反对将铁钱会子行于沿江八州，提出“盖见钱之于会子，古者母子相权之遗意也。今之钱币，其母有二：江南之铜钱，淮上之铁钱，母也。其子有二：行在会子，铜钱芝子也；今之新会子，铁钱之子也。母子不相离，然后钱、会相为用。”④“行在会子”代表铜钱的会子，铜钱为母，会子为子；新会子代表铁钱的会子，铁钱为母，新会子为子。“母子不相离”表示纸币和它代表的钱币同时流通，可以在市场上互相兑换。杨万里以此理论反对在原本不行使铁钱的沿江八州发行铁钱会子，因为“有会子而无钱可兑，是无母之子也，是交子独行而无见钱以并行也”。⑤可见，他反对这种无钱可兑的纸币的流通。他要求的兑换是指市场上的兑换，而非政府对纸币兑换的责任。他所谓的“母子不相离”是指纸币与它所代表的金属货币的并行流通，能保有一定比价的兑换关系就已经符合“古者母子相权之遗意”了。袁甫在《论会子札子》中也提到“见钱会子，子母相权”，由于袁甫同时反对政府用金银或钱币来收回纸币，不主张纸币的兑现，因此他的“子母相权”和杨万里的意思是一样的，即指市场上钱币和纸币的并行流通和兑换。陈耆卿的子母含义和杨万里的一样，同时还将“子母相权”概念运用于称提纸币问题，也还是属于兑换纸币的理论范畴。
子母范畴与西方货币理论中主辅币概念不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有向主辅币发展的趋势。单旗的子母概念从“权轻重”的观念出发，子母相权是为了在流通领域中找到一种轻重大小适合的货币，或以重币，或以轻币，作为基本的计价单位和价格标准，使之与现实的价格水平相适应，以便更好地为商品交换服务。并且单旗主张的“子母相权”的轻钱和重钱都是足值铸币，这些钱币的等级完全按照它的实际金属含量而定，而不是取决于政府的命令。可见，单旗子母相权论的中心思想在于：货币作为价格标准，应该与现实的商品价格水平相适应。子母相权的过程就是寻找适合的货币价格标准的过程，因此子母相权理论是基于价值角度的考虑而非货币制度的考虑。这和近代意义的主辅币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在先秦时期，的确存在大小货币并行流通的现象，并且呈现铸币逐步由大变小的显著特点和明显趋势。这种趋势是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作用的扩大，小单位铸币更合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从这一角度看，“子母相权”的本质也可以理解为是“小面额铸币逐步替代原有大面额铸币的过程。”⑥但到了宋元时期，随着纸币流通更为广泛，许多学者都曾运用子母相权概念阐述纸币流通问题，并有了向西方货币理论中主辅币概念演化的趋势。例如元郑介夫在要求恢复铜钱流通、阐述“子母相权而行”的理论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元朝世祖中统元年，元政府在各路设平准行用库，以金银为准备金维持纸币币值，实行单一的纸币流通制度。起初，币值稳定，至元十三年统一江南后，由于纸币发行额大增，平准库金被移作他用，纸币迅速贬值。京城学官郑介夫运用子母相权论反对实行纯粹的纸币流通制度，认为要钱钞并行，但与宋代货币制度不同的是，他主张要“造铜钱以翼钞法”，“可以利国济民者，通古今可行也”。⑦即以钱为子，以钞为母，铜钱作为辅助通货，大数用钞，小数用钱，以满足当时商品交易对于货币流通的需要。郑介夫在阐述当时的货币问题时区分了大宗交易、国家财政划拨、民间百姓零星交易和支付对货币的不同需求，他指出：“夫国家输送，则钞为轻费；百姓贸易，则钱为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尝相背，即子母相权之说。此理甚明，无足疑者。”⑧可见，他清楚地意识到了在不同的货币流通领域，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形式有不同的要求。因此，他提出在保持现行的不兑换纸币制度的前提下用铜钱作为辅助通货。从铜钱作为辅助货币的作用角度考虑，郑介夫的子母相权说有了接近于西方主辅币思想的意义，并且这种主张也符合当时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其后至大年间实行的“银钞”制度和清初的宝钞制度都是以此为蓝本设计的。
二
轻重理论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学术思想流派，由来已久。“轻重”一词则始于先秦，最初的概念是指金属货币分量的大小。如单旗的“子母相权论”中就包含了“轻重”的概念，其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货币份量的轻重大小，金属货币重则价值大，金属货币轻则价值小。“民患轻则做重币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意思是说在货币流通中根据货币流通需求，通过改变货币单位，调整价格标准，使货币流通状况与现实的商品价格水平相适应。二是指货币对商品的衡量作用，表现货币和商品的关系。单旗认识到“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即铸重币虽然在重量上比原先的轻币重，但其实际购买力下降，铸币贬损导致人民失去财富。从这一点看，“轻重”理论其实就是“子母相权”理论的发展。在后期墨家的刀籴相为价论中也用轻重概念阐述了货币和商品的相对关系，在《经说下》中有这样一段言论：“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它将货币和商品的交换表现为相对的价格进行逻辑推理，并将货币看作是商品，其价格以商品来表示。这里的“刀轻”、“刀重”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轻重理论在货币流通中的应用，来表现货币购买力的变化。之后，轻重概念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和研究国家经济活动，形成了用货币调节经济的“轻重”论。
发展到西汉时期，《管子·轻重》篇较完整地阐述了轻重理论体系，将其运用于对货币、商业、财政等问题的研究，尤其在论述货币和商品流通规律的部分，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之后，“轻重论”几乎成为中国古代专有的货币思想，其理论依据受到广泛的引证。在叙述《管子》轻重货币思想之前，必须提到西汉贾谊的“禁铜七福”。贾谊反对民间自由铸钱，进一步提出禁铜主张，认为禁铜可使“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在他的“禁铜七福”中提出“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为第四福；“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⑨为第六福，意思是说国家可以通过敛散货币来调节物价，通过货币取利并抑制商人，这两条应是《管子》轻重理论的先驱。与单旗时代不同的是，《管子·轻重》中的“轻重”只包含一层意思，即反映商品和货币的关系，“轻重”代表物价的高低贵贱。单旗的理论具有金属主义的倾向，《管子》中的货币理论则具有名目主义的特点，强调货币的流通职能，如“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⑩“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11)即认为商品和货币的价格轻重是相对的，商品供给量的多寡影响物价的高低。《管子·轻重》还指出：“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12)意思是说大量货币被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回笼，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减少，导致货币购买力增加，物价下跌；反之，国家回笼商品，货币流通量相对商品而言增加，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物价必大幅上涨。又如：“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三分。”(13)以此看来，《管子》已认识到在当时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等条件既定的情况下，通过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和商品数量可以影响商品的价格和货币的购买力(即商品和货币的轻重关系)，但这种调节是建立在国家权力和商品、货币垄断的基础上的，是为国家谋取商业利润增强国家财力而为之的。
随着对“轻重”含义认识的深化和对货币流通规律的进一步探索，封建国家开始运用这一规律干预经济生活，实施一系列的货币调控措施，以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管子》的轻重之术就是在轻重论基础上提出的一套国家利用货币杠杆，调控市场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具体措施。它提出：“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14)“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15)即在谷物价格低的时候用货币购买粮食，在布帛价格低的时候用货币购买衣料，通过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来稳定物价，使人民生活安定，限制富商大贾囤积货物谋取暴利的行为，同时“君得其利”，即国家直接参与商业经营获取商业利润，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可见当时的轻重概念不仅被运用于对货币和商品关系的认识，而且延伸到了对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的认识。这一思想在中国货币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后世学者奉为古代货币思想的经典，历代都不乏追随者。轻重理论至此也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其后的货币思想家们广泛运用“轻重”概念解释和分析货币实践活动。如唐朝的刘秩在说明国家必须掌握货币铸造权时就曾引用《管子·轻重》的货币理论，提到：“夫物贱则伤农，钱贱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比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16)主张货币决定一国的兴衰，要用货币调节农工商的关系，“平轻重而权本末”。(17)比刘秩的话语更完整的是陆贽的言论，他说：“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18)这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货币数量论的典型公式，将物价贵贱的原因完全归结于货币数量的多少，而货币数量的多少则由国家通过调节货币流通决定。虽然这种货币数量论在理论上有其局限性，但现实中货币数量的多少的确会影响到物价的高低。宋元时期，纸币的流通使得“轻重”概念在货币实践中又有了新的内容，其含义扩展到用以解释纸币的发行数量和纸币币值的关系，以及纸币与其他货币的兑换流通情况。如宋孝宗说：“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19)明代的叶子奇也提出过用兑现纸币调节物价的理论：“引至钱出，引出钱入，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之于货重之日，权衡轻重，与时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20)可见轻重概念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已有着广泛的应用，
三
货币概念意义的“虚实”最早出现在《盐铁论》桑弘羊的重商思想中：“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虚”指货币，“实”指商品。桑弘羊主张通过对外贸易，繁荣国内市场经济，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同时达到在经济上削弱外国经济的目的。此时的“虚实”概念只限于说明货币和商品的关系。北宋周行己以金属货币为实，说到“交、钞为有实而可信于人”，(22)同时指出“物为实而钱为虚”，(23)认为货币的轻重在同商品的交换过程中产生。元赵孟頫认为：“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24)用以说明当时以银为本的纸币发行制度，同时又说：“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25)可见他的“虚实相权”和周行己一样，也是泛指货币和商品的相权。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因财政危机，唐政府实行铸币膨胀政策，发行“乾元重宝”虚价大钱，以重宝钱一文当开元钱十文，两钱并行，导致大钱购买力下降，物价上涨，货币流通呈现混乱状态。彼时的思想家们对于货币“虚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将乾元钱叫做“虚钱”，称开元钱为“实钱”，丰富了“虚实”概念的内涵。(26)“虚”指不足值的钱币，“实”指足值钱币，“虚实”又反映了流通领域内部不同种类的货币之间的关系。
宋元时期，“虚实”这对货币专有范畴随着纸币的流通有了新的重要发展。杨冠卿的钱楮实虚说就很有代表性。他提出“楮，虚也”、“钱，实也”来解释纸币与铜钱的关系，称会子为“虚券”。在解释人们贵重铜钱、轻贱纸币的原因时，他指出：“铁之为质易于臣坏，不可以久藏如铜比也。是则铜者人之所贵，铁者人之所贱，故蜀之铁与楮并行而无弊。今之铜所以日乏者正以富家巨贾利于所藏而不肯轻用耳。其意若曰：楮虚也，其弊又不可言也；钱实也，藏而无弊也。”(27)杨冠卿的实虚说仅仅是以货币的制作材料、自然实体的易损耗程度作为标准来判断货币的虚实，没有从货币本质方面做更深入的思考。继杨冠卿之后，仍有不少思想家用虚实概念论述纸币问题。袁燮指出：“夫楮币之作，本借虚以权实耳。虚与实相当，可以散亦可以敛，是之谓权。”(28)袁甫也曾拿“实钱”和“虚会”相对，如他在批评南宋朝廷拟定的收兑办法时指出：“殊不思诸郡之有见钱者能几，纵有见钱，使之以实钱而博虚会，会价不及官陌，安得不谓之折阅？”(29)这里的“实钱”应指金属货币，“虚会”指当时发行的纸币“会子”，而且是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而贬值的不可兑现纸币。元初在关于纸币流通的货币理论中，时常提到的“不实”和“致虚”也都是指纸币的贬值。对纸币和金属货币的虚实最明确的表述是元顺帝至正年间王袆提出的“钞乃虚文，钱乃实器”，(30)与杨冠卿的虚实概念不同的是，王袆的虚实之说是以纸币和金属货币的实际价值作为判断标准来区分的，认为纸币没有实际价值，而金属货币为“实器”，具有实际价值。古人运用虚实论主要为了强调纸币应具有兑换性。在宋元纸币流通的货币制度下，对于纸币的职能、纸币发行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是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尤其是纸币贬值的情况时有发生，对社会经济产生诸多弊端，人们贵重铜钱，轻贱纸币，“有售而不乐取”，导致流通状况恶化。所以，以“虚实”强调纸币的兑换性，达到稳定币值、改善货币流通状况的目的。
虚实概念发展至明清时期，其含义又有了进一步的推衍，并且和“子母”、“轻重”概念相结合，用于阐述货币流通的原理和各类货币主张。清王朝时期，以银作为收支的标准，嘉庆后期的鸦片走私造成大量白银外流，出现银荒，形成前所未有的严重货币危机。一方面农民负担成倍增长，加深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另一方面，清政府田赋收入减少，钱粮积欠，加重政府的财政危机。针对这一货币危机，出现了不少的议论和主张。包世臣就是其中之一，他主张行钞，提出：“专以钱为币，一切公事，皆以钱起数，而以钞为总统之用，辅钱之不及”，(31)“一切以钱起算，与钞为二币，亦不废银，而不以银为币，长落听之市人。”(32)对于这种用一小部分兑现准备金来保证全部纸币流通的状况，他阐述是“轻重相权不相废，为古今之至言。行钞则虚实相权者也，银、钱实而钞虚”；(33)“驭贵之易者，以其有实也……统计捐班得缺者，不过什之二三，然有此实际，则能以实驭虚。盖实必损上，而能驭虚，则上之受益无穷，而天下亦不受损，此其所以妙用也”。(34)暂且不论这样的主张理论上是否准确，现实中是否可行，“以实驭虚”的主张已经跳出了传统关于纸币与铜钱、纸币与白银关系的论述，深化了对纸币流通规律的认识。清末王茂荫在包世臣“以实驭虚”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实运虚”的行钞原则。与包世臣等人的“以银从钱”、“不以银为币”的认识不同，王茂荫提倡一种以银为基础的钞币(35)流通制度，充分肯定以银为主要货币的事实，提出发行的钞币都以银两为单位。王茂荫认识到纸币无限制过度发行和不可兑换性的弊端，强调“以实运虚”的行钞原则和“虚实兼行”的银两、纸币并用制度。其中，白银为“实”，纸币为“虚”。具体措施，一方面严格限制政府对纸币的过度发行，要求发行额有一个最高限额，“盖国家岁出岁入不过数千万两，以数实辅一虚，行之以渐，限之以制；用钞以辅银，而非舍银而从钞”；(36)另一方面实行政府可兑换的钞币制度，使“钱钞可取钱”、“银票可取银”。(37)同时提出钱钞和银票兑现的“实运法”和作为救弊的辅助措施，即要求店铺“必准搭钞”的“虚运法”。王茂荫还运用虚实概念对虚价大钱、货币周转环节和政府通货膨胀政策都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和观察，将我国古代货币思想的虚实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理论高点。
四
“称提”是南宋时产生的一个货币术语，有泛言管理的意思，因此“称提之术”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纸币发行和流通的管理原则和方法。“称提”主要通过兑现的措施维持纸币币值的稳定，稳定的含义包括或恢复到原来的币值水平，或提高已经贬值的纸币币值，使得币值在一个新的水平和商品价格形成一个新的平衡关系。在宋代，除了用金属货币收兑纸币外，还可以以银、绢、茶盐钞引、官诰等实物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阴助称提”。关于称提的本义，一般认为“所谓称提，原意就是提高，它可以指提高物价，也可以指提高钱价，但更多地指提高纸币币值。”(38)“称提一词，取此二字某些含义复合而成。最初系言平衡”，“准平、称提，皆以权衡取义。”(39)“称提”起初并不专用于货币，只是在南宋纸币流通恶化的情况下，当时的朝野人士普遍关注纸币币值稳定的问题而被广泛使用。如袁燮说：“臣闻楮币之用，至今而穷。立法而称提之，所以济其穷也。”(40)陈耆卿也说：“夫有钱而后有楮，其楮益多，则其壅滞益甚，甚则称提之说兴焉。”意思就是通过实行收兑措施，减少流通纸币的数量，从而稳定币值，提高纸币的购买力。称提作为平衡、权衡之意还体现在陈耆卿主张的“称提铜钱”之说中，因为“严漏泄之禁，优掩获之典……诚使钱不甚荒，则楮不偏胜，此称提之本务也。”(41)即不仅要紧缩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而且要严禁铜钱外流，因为铜钱减少，使得纸币购买力下降，铜钱比价提高，导致“存者既少，藏者愈牢”。称提理论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纸币流通情况下独有的货币思想。南宋时期，纸币广泛流通，从原来的四川一地逐渐扩大到两浙、两淮、湖北、京西等地。随着纸币的广泛流通，各地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现象，纸币贬值，严重影响国家经济、财政收入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如何维持纸币币值稳定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及政治家、思想家等各方人物关注的重点。“称提理论”或“称提之术”就是利用各种措施，使纸币币值保持稳定的理论和方法，它也是世界货币史上最早出现的兑换纸币理论。在西方，第一次出现的大规模纸币发行制度依照德国货币学者希费利赫的研究系开始于1720年的法兰西，晚于我国“称提”理论600年。(42)
宋之后，称提在明清也被用于对纸币管理的阐述，但其使用频率并不高。明末封建政权危殆，财政匮乏之际，不少学者试图通过推行钞法解决财政困难，再次提出“称提”之说。如明末陈子龙在其所作《钞币论》中指出：“终元之世，无一人知有钱之用，而衣于钞，食于钞，贫且富于钞，岂尽禁令使然哉！夫亦因民所便，而持以收换称提，时疏其滞也。”他总结我国古代纸币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元代实行的纯纸币流通制度的经验，认为纸币的流通是“因民所便”，有其客观的原因，绝非国家强制禁令的结果，国家的作用就在于“持以收换称提，时疏其滞也”。钱秉镫也提到：“然楮久则败，于是限年为界，界满则易，谓之‘称提’。迨后称提益急，旧界未满，新钞已颁，商贾所藏，一旦废弃无用，谓之‘老钞’，至以万贯易一饼。”(43)在这里，称提的意思是指以新钞换旧钞。清代货币流通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纸币钞贯逐渐退出，“称提”一词也就很少使用了。
五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之所以形成以上特有的货币范畴，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春秋以前，中国处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期，那时的经济概念少而简单。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理论“子母相权”论出现时，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开始瓦解、自由农民和小工商业者出现的历史时期。随着封建领主经济的瓦解，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阶级和阶层的兴起，货币思想领域也自然出现了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观点。如《管子》的轻重理论主张运用货币杠杆、商业政策以充实国家财政，反映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利益和要求。货币范畴是地主阶级货币思想的话语体系，具体表现在对货币和财政的关注以及对地主经济制度的维护。在宋之后的封建地主经济后期，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由货币贬值引起的一系列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货币问题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思想家们讨论较多的必然就是货币问题，并发展了货币虚实理论和称提理论。
二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特点。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与西方相比，各家各派的思想言论中虽然也包含了诸如货币的起源、货币的职能以及货币的制度等基本理论内容，但货币价值的研讨则相对薄弱。货币数量说一直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中比较流行的货币理论，虽然也有不少人肯定货币的金属价值，但却没有形成较完整的货币价值论。货币数量说关注于商品和货币的相对比价关系，是一种典型的货币名目论的观点。货币价值论是货币理论的基础，货币理论的发展必然要以货币价值理论的发展为前提。中国古代货币价值论的薄弱必然会影响到货币范畴的发展，使得中国古代诸如子母、轻重、虚实、称提等货币范畴讨论的多是商品和货币的相对比价关系，因而具有较多的货币名目论的特点。(44)
三是中国传统思维形式的影响。中国传统思维形态与西方传统思维形态在概念系统和话语系统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概念系统是单质的，注重对事物本质性的深刻认识；中国概念系统则满足于对基本属性的把握而疏于对本质属性的探究，注重词义与语意，不受逻辑形式的严格规定，因此不及西方概念系统的统一性和相通约性，显得随意和散漫。这种对事物属性的淡漠使得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中，对研究对象的宽泛界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45)尤其明显的是，“子母”、“轻重”、“虚实”等概念都是相对的货币概念，“子”相对于“母”，“轻”相对于“重”，“虚”相对于“实”，并没有确切的规定性含义。在运用这些货币范畴论述货币思想和货币理论的过程中，相对的货币概念在不同的货币流通状况和理论主张中就可能产生概念本身的变化和相互间的转化。
这些专有的货币范畴，反映了人们对于现实存在的货币流通情况的认识，是现实经济关系的思维概括和理论提炼。研究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必须建立在对其基本经济范畴理解的基础上，认识到这些货币范畴有别于西方货币范畴，它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民族经济思想的经济范畴。辨明这些专有经济范畴和概念的含义，是宏观把握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基本要求。一方面，这些货币范畴本身包含了古代货币思想的精髓，反映了当时思想家们对货币流通、货币制度、货币形制等问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是研究古代货币思想的切入点；另一方面，货币范畴又不断发展、演变，同一货币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中会产生新的含义，这种变化也反映了客观的货币流通和货币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货币范畴是货币流通的客观现实上升为思维形态的货币理论的中枢，辨明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特有的经济范畴，有助于对我国古代货币思想发展规律的把握，有助于对古代货币经济活动的探索。
对文章的初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注释：
① 张杰：《解读‘子母相权’》，《中国金融》，2008年第8期。
② 也有人认为单旗的这段话是战国时人的假托，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③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③ ⑤《诚斋集》卷三〇。
⑥马明志、安娜：《略论先秦铸币“子母相权”说的现象与本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
⑦⑧黄淮：《历代名臣奏议》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20页、第922页。
⑨班固：《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70页。
⑩(11)(12)(13)(14)(15)《诸子集成》第七册《管子校正》，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第394页、第363页、第385页、第361页、第360页。
(16)(17)刘昫：《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13页。
(18)《陆宣公奏议》卷一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
(19)《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淳熙十年正月辛卯。
(20)《草木子·杂制篇》。
(21)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334页。
(22)(23)周行己：《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第6页。
(24)(25)宋濂：《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85页。
(26)参照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27)《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
(28)黄淮：《历代名臣奏议》卷六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24页。
(29)《蒙斋集》卷七《论会子札子》。
(30)《王忠文公集》卷一二《泉货议》。
(31)《安吴四种》卷二六《再答王亮生书》(道光十七年)。
(32)《安吴四种》卷二六《与张渊甫书》(道光十二年)。
(33)《安吴四种》卷二六《再答王亮生书》。
(34)包世臣：《钱币刍言书后》，见包安吴签商稿书景抚本(抄本)；另见王瑬：《钱币刍言续刻·与包慎伯明府论钞币书》。
(35)叶世昌教授在审阅本文时指出，王茂荫主张钞用绫制，故此处应称之为“钞币”为妥。
(36)(37)《王侍郎奏议》卷一《条议钞法折》。
(38)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上)，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39)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版，第241—242页。
(40)(41)黄淮：《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1页、第3559页。
(42)参见刘富钊：《中国古代市场经济思想成就考评》，《社会科学家》，1999年第5期。
(43)《田间文集》卷七《钱钞议》。
(44)参见马涛、宋丹：《论中国传统货币价值论的特点》，《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45)吾淳：《中国思维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6页。
【原文出处】《财经研究》(沪)2009年11期第26～36页
【作者简介】马涛(1957-)，男，陕西三原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宋丹(1983-)，女，上海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上海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