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

内容提要：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实质上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中国的产业结构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道路。民国时期的产业结构思想大体上经历了民国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们或通过具体的实践，或通过痛苦的思索，或通过激烈的论争，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在于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之路。民国时期的产业结构思想作为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其不少思想成果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当代产业经济的研究以及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 产业结构思想 变迁
    作者简介：孙智君，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武汉430072）
    产业是社会化分工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后，特别是经历了第一、二次及第三次产业革命后，形成了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以及更多新的产业群。人类社会经济这一演化进程对西方先发国家而言，经历了一个发轫于社会内部的漫长变迁过程；而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则经历了一个“后发外生”的激变过程。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现代产业的形成是在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实力侵略的特殊背景下才开始引入近代化的产业部门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一个孱弱的近代形态的产业结构才逐渐形成。在这一进程中，产业结构及其演变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引起了民国时期一些进步思想家的热情关注和理性思考，他们对此提出了许多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种种思想主张，构成了民国时期灿烂纷呈的产业结构思想。
    目前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研究已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借鉴现代产业经济学理论，从产业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思想家关于产业结构的构成、产业结构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等思想遗产的分析探讨还不尽充分。本文拟从现代产业经济学理论、方法运用与经济思想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出发，对民国时期的产业结构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和评价，以期拓展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和丰富中国产业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
    一、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变迁的阶段分期
    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演变的实践过程是在一个农村居民占社会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典型传统农业国中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思想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而不断发展，也是伴随着民国时期关于中西文化、现代化道路的大论战而不断丰富的。本文基于此将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演进细分为三个阶段，见表1。
    （一）民国初期(1912-1930)的产业结构思想
    这一阶段的产业结构思想可分为两个阶段，其分水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19世纪中期至清末民初，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依仗船坚炮利，轰开了封建主义中国的大门。在国家陷于危难之际，一些爱国的进步思想家和实业家相继提出了“实业”概念及基于该概念的相关思想主张。孙中山提出“实业计划”，指出“中国存亡之关键”在“实业发展之一事”①。张謇提出“实业救国”，其“实业救国”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主张将当时的中国由封建的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的工业社会，效仿西方国家推进工业革命，提高国家实力，以改变中国屡遭外侮的局面。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对各产业发展均十分关注，政府颁布了若干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
    然而一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经济迅速由“繁荣”转入萧条，及至1920-1921年陷入工业恐慌时代，大批民族工业面临倒闭的危机。②在此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发起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第一次大论战，即到底应“以农立国”还是应“以工立国”才能发展中国经济。其中，持“以农立国”论者主要是章士钊和董时进；持“以工立国”论者主要是恽代英、杨杏佛和梁漱溟，论战的“主战场”是上海《申报》。
    论战提出者是持“以农立国”论的章士钊，他一直在宣扬其“农村立国之义”。1923年8月12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章士钊的《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一文，文中宣称“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主张重建正在逐渐瓦解的农本社会，不必趋重工业，以免面临欧美经济危机时的经济混乱局面。章氏的言论引起强烈反响，1923年10月25日《申报》发表了董时进的《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为支持章氏观点，董时进提出了五点根据：其一，工业国原料、食物取给于农业国，因此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而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其二，农业生产有漫长的周期，故见效迟，而工业生产见效速。在这种“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中国不宜再搞工业化。其三，工业国需要夺取海外市场，以中国之力无法与列强在海外争夺。其四，中国工业化的瓶颈是资金，而若向外国借资，其危害极大。其五，农业国和工业国各有利弊。农业国的优点在于能使农业经营者拥有一份独立稳定的生活，弱点在于农业收益较低，但正是这一弱点将使得国民收入处于较均衡的状态，故此短正是其所长。工业国情况正好与之相反，十分糟糕。董时进强调中国有着长远的农业经营历史，广袤的农村土地和勤劳善良的农民，这正是中国以农立国的根本。
    
    1923年10月28日，杨杏佛发表《中国能长为农国乎》一文认为中国农业与工业均不可偏废。如果单纯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将会产生仅以原料提供外国，而所有其他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将依赖外国的状况；如果仅以工业为主导产业，将会产生人民生活所需的基本食物依赖外国的状况。他主张工业与农业应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杨杏佛的观点极具辩证法。杨明斋在《评（农国辨）》一文中对章士钊的基本观点逐一进行批驳，着重阐述了“五千年的历史循环在今大变动中之所以然是由于农化为工”③这一基本命题。恽代英的观点较为激进，他在1923年10月30日《申报》发表的《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中，主张中国应成为工业国。他反驳了董时进的相关观点：其一，农业国并不是可以完全不依赖工业国而独立，因为农产品的加工技术都将依赖于工业国。其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外资进入中国已成事实，害怕外资纠葛不如面对之。其三，中国现实中没有出现农业国的世外桃源景象，有的只是农村经济在内外因素作用下的日渐凋敝和起伏不平。恽代英强调中国惟有工业化才能在世界强国之林生存乃至发展下去。这次争辩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几个回合的反击和争论。
    从双方的立论和争辩理由来考察，“以农立国”派之所以反对以工立国，在于他们认识并夸大了理想的农业国的优点和工业社会的缺陷，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状况将逐渐过渡到以工业为主导产业和以第三次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状况。如章士钊所提出的“返求诸农，以安国本”的观点，实际上是从道德和法律习惯的角度，来宣扬农业国文化传统独有的尚俭节欲、清静安民和寡欲不争等精神美德，这些观点显然过于迂腐。“以工立国”派则认为，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自身要求来看，农业国必须与工业国相连结，如果农业国不设法走上工业国之路，则中国必难免受列强欺侮的命运。尤其是杨杏佛的观点更为深刻，他认为西方工业国的弊端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由于工业化本身所带来。在上述争论后，主张以工立国，实现中国工业化者渐增。④
    （二）民国中期(1931-1940)的产业结构思想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由于列强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天灾人祸，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走向崩溃。又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土地兼并成风，土地分配日趋悬殊，激化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引起了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动荡，加剧了中国农村的衰败。在国内外双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农村日益凋敝。据统计，1931年至1936年，全国饿死人数达698188万人。⑤思想界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又开展了一次激烈的大争论。《独立评论》杂志是这场论争的理论阵地。这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问题的论战是探讨中国经济结构及其演变道路的一次正面思想交锋，在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以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以农立国”论者主张在中国农村日益凋敝的情况下，只有对症下药，复兴农村，建设农业，才能消弭农村危机，挽救农业恐慌，恢复农业经济，如此，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才有希望。梁漱溟是“以农立国”派的突出代表，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必然路向。其理由是：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走近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没有一个近代工商业所赖以发展的政治环境，如政府安定秩序促进工商业发达，兼能保护奖励其发达；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农业有基础，而工业没有。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是土地，这在我们是现成的；而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是资本，是指机器一切设备，适我所缺”⑥。且“中国根干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如走近代都市文明资本主义营利的路，片面地发达工商业，农业定规要被摧残”。因此，“救济乡村，即救济都市，如往都市去，不但于乡村无好处，于都市亦无好处”⑦。就发展经济而言，中国只能走先发展农业，以农业促发工业的道路。亦即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而不能先走工业化道路。
    以吴景超、李大钊、贺岳僧、陈序经等为代表的“以工立国”派则主张中国的经济建设应采取发展工业的路径。因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以农立国”派主张的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观点是违反经济发展原则的、反常的复古运动。这样做将会产生一系列后果：不仅使中国不能像欧美列强那样通过发展工业而富强，而且将极大阻碍中国国民经济的改善与增进。在批判了“以农立国”的观点后，“以工立国”派指出中国生产方法的落后是导致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症结之所在。因此，中国经济建设的方向，应是利用机械生产，大力发展工业。吴景超是“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他在1934年发表的《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一文中着重批判了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的观点。他认为，梁漱溟的“由农业引发工业”的主张既不能挽救中国农村之破产，也不能繁荣中国之都市。应反其道而行之，走“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道路”才能拯救中国。他还从中国实际出发，陈述了如何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具体办法。⑧
    第三种主张是郑林庄所倡导的先农后工论，强调在农村培植小规模农村工业作为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郑林庄在《我们可以走第三条道路》(1935)一文中指出，“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渐地步入，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的工业社会里去”，“我们现在所应急图者，不是吴先生所主张的如何在农业之外领班都市的工业，而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做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⑨。
    从现代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论战各方的思想，应该说各有优点与不足。缺点在于论战双方都未能正确认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即将农业与工业对立起来。实际上，农业与工业的同时发展对一国经济而言非常重要，二者是并行不悖的。论战双方对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缺乏应有的了解和把握，双方各执一端且固执己见。但学者们的思考和论争仍为政府的产业政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南京政府为挽救农业危机，曾制定和推行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也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工业经济政策与发展规划。
    （三）民国后期(1941-1949)的产业结构思想
    正值南京政府对工业建设遵循一定计划推行且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之际，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争导致原有厂矿或为兵火所毁，或为日寇侵夺，或随政府内迁。在此背景下，学者们除进行一般理论研究之外，还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研究中国本土经济问题，主要侧重于战时经济政策研究。
    抗战胜利后，因国民党政府外贸政策失误导致外货蜂拥进入国内，国内工业品无法与之竞争，而输出贸易更加陷于绝境。加上国内政局不稳，内战随后爆发，通货继续膨胀，民众生活日益艰难。面临严峻的经济现实，学者们再次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如工业化的道路与进程、战略与方针、各产业之间的关系、影响产业发展的因素及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等。这次论战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展的方向更加明确，并引发了对中国工业化的认识向纵深方向推进。张培刚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等问题，就中国实现工业化应做的调整进行了分析。民国四大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都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他们还直接参与和制定了政府当局的经济决策。1945年，国民政府吸收了经济学家们的系列产业经济思想，对战后的经济建设进行了规划。
    二、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变迁的基调和主线
    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变迁的基调是以工业化为主调，主线涉及产业结构的构成、产业结构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等。
    （一）产业结构的构成
    根据现代产业经济学观点，“产业”是指具有某类共同特性的企业集合。“某类共同特性”是将企业集合划分为不同产业的基准。民国时期经济的近代化已使国民经济体系中产业分工逐渐明晰，民国时期进步思想家对于产业结构的构成基本上有着一致的认知：“产业”即“实业”，“实业”涵盖农业、工业和商业。关于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业的选择，则因人而异，众说纷纭。
    民国初期，张謇根据各企业的不同特性将其归类，将国民经济划分为若干产业，认为“实业”既是“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⑩，又可分为“开风气而昌实业”的盐业、“在民得实业扩张之地”且“在国际则保有海权”(11)的渔业、“为地方实业之一端”(12)的牧业，以及银行业、航运业等等。“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三个“大”字体现了张謇独特的产业结构思想。梁启超以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为依据，指出经济体因分工而形成由不同产业所构成的产业结构，“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13)。孙中山强调“实业之范围甚广，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指不胜屈”(14)。
    20世纪20-30年代的“立国之争”使民国初年关于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思想发生明显的分野。章士钊的“以农立国”论将“农国”与“工国”完全对立，“农国对于当今之工国言之。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反是而其人民生计，不以己国之利源为范围，所有作业专向世界商场权子母之利，不以取备国民服用为原则，因之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国内有劳资两极，相对如寇隹谁者，谓之工国。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而两歧”(15)。持“以工立国”论的杨明斋则指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由简而繁地历经“渔猎、畜牧、农业和工业四个接连不断的阶段”。他认为工业时代的产业包括比以前发达的农业、充满机械工厂的工业、基于发达的农业和工业的商业以及从国外输入的奢侈品业，指出影响产业结构演变的一系列因素有资本、知识、教育、组织和秩序等，并分析了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各产业演进的规律。
    民国中后期，谷春帆、陈伯庄、张培刚、刘大钧等也分别对工业化及产业结构进行了界定和分类。谷春帆探讨了工业化的基本过程，(16)把工业分为“资本品工业”与“消费品工业”两大类，对两类工业的发展进行了经济学分析。陈伯庄在《经建五论》中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取向与前景，“只要民族得了解放，国家完全独立，次殖民地的羁绊完全脱离之后，中国是一定可以工业化的。我们的资源和人力，农工大众的勤劳和智慧，都是头等，近代大规模生产所必需的科学技术和组织，已经有了多少基础，……，我们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完全具备”(17)。在强调工业化的同时，陈伯庄也十分重视农业的生产经营，在其“建国的农业政策”论中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农业发展主张建议。张培刚指出，“‘工业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的’生产函数。从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18)。上述工业化的定义将工业发展及农业改革都包含在内。张氏用深奥的经济学语言所界定的“工业化”是“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各种随着企业机械化、建立新工业、开发新市场及开拓新领域而来的基本变化”(19)，强调一国工业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既是资本的扩大和深化的过程，又是工业不断以报酬渐增的方式创造利得和实现利得的过程。刘大钧也是工业化的积极提倡者，他将“工业化”定义为“各种生产事业机械化及科学化，而其组织与管理以科学化及合理化”(20)，认为工业化包含十大方面：工业本身的机械化与科学化；矿产的大量开发；运输事业机械化与动力化；各种生产事业以工业为中心而发展；动力之普遍利用；大规模生产；产品标准化；事业组织及管理科学化与合理化；各种生产事业资本化；工业都市形成。刘大钧的工业化定义所反映的内容非常丰富。虽没有具体指出制造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在整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这一指标，但其中“各种生产事业以工业为中心而发展”内容指明了工业化的中心是工业，同时也指出了工业化过程中各个生产要素的状态，如科技水平和运用、矿产资源的使用等等。刘氏的工业化定义包含了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将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即一方面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占主导地位向工业占主导地位转变，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的内部结构也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
    （二）产业结构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趋势
    在具体探讨产业结构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时，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在不同时期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学者也持不同的观点，总体而言经历了一个同—异—同的变化过程。
    民国初期，孙中山、张謇和梁启超等均持发展实业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工商协调发展的观点。张謇强调：“天下之大本在农”，“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尤为重要”；工业在经济发展中应居主导地位，“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必须大力发展工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农工商三者必须有机联系，“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他认为，即使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经营制度的改变也无法改变农工商三者的关系，三者的关系还将随之而变得更加紧密，形成一个互相依赖、互为因果的链条。“农工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经济才能有更大发展”(21)。张謇洞察到了经济发展中产业之间协调平衡、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梁启超分析各产业间的关系指出：“尽地力者，农矿工之事，观时变者，商之事也。两者相须而成，不可偏废”(22)，强调“农矿工”三类产业和“商”这一类产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邑业与野业，常相倚者也。邑业盛则野业不得不随之而进”(23)，强调“野业”（农业）与“邑业”（主要指城市工商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较完整、系统的工业化方案，认为国民经济各产业都不能偏废，必须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才能全面发展国民经济。“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一端之可成效也；必也万般齐发，实能收效”(24)。他强调要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促使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必须走交通运输、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并举的道路。
    民国初期，章士钊从国民经济各产业间存在着天然关系的角度论述其“农业立国”论。他指出：“自十八世纪以还，欧洲机械渐兴，工业日茂，厂肆并立，农化为工，小资本之生业逐见衰减，人人轻去乡里，觅食通都，都市生活为之盛涨，一方田亩荒芜，食料不给，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畅遂，大地未甚开发之农国，生货填委，可以少许产品诳取多许，自非食粮，资以活给，稍加造作，旋又往售，生熟出入，利每十倍。因乃本土殷繁，冠冕一世，增造富族，豪侈无伦，如是者百余年，迁流之极，弊不胜言。……其在国内，贫富两阶，相去太殊。”(25)由于产业间存在着上述联系，因而某一产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影响并波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产业。他断言欧洲各国因工业化带来产业间的恶性循环将引起恶性的经济竞争和贸易争夺，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大战。“欧洲各国家，以工业为立国中心，故有不合理之竞争。且因有多数大规模之工厂，其出品过剩，乃不得不谋销于国外，致生国际间之竞争。欧洲大战，原因虽夥，而其根本不外乎英德两国之工业竞争”(26)。他强调只有采取“农国”的生产方式，中国才能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有效地改造社会，发展经济。
    及至民国中后期，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工业化的道路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取向，并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优先发展顺序问题作了广泛的讨论。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主要有罗敦伟、胡兰亭、顾毓瑔等。罗敦伟驳斥了“先轻工业后重工业”观点，指出“轻工业固然是重要，可是如果不把基本工业发展起来，轻工业始终是没有基础，而必需仰赖外力的”；“假定发展轻工业，需要钢铁当然更多，如果不先发展重工业，简直是替外国重工业找出路”(27)。他主张通过发展农业与重工业，促进重工业、农业、轻工业同时发展。胡兰亭从中国社会属性的视角出发，提出要改变社会属性首先应改变经济结构属性。他指出：“为要打破半殖民地的经济体制，我们不但不宜偏安于农业，也不宜偏安于轻工业。经济建设的步骤，我们不但主张先从发展工业入手，而且主张先从发展重工业入手。……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推动农业，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推动轻工业与农业”(28)。顾毓瑔则从产业的部门结构互相联系的角度，论述了重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他强调：“在各种工业之中，有若干工业供给其他工业制造所必需之材料机器及动力。更有若干工业供给上述三种工业之原料及材料。在整个工业看来，这些工业都可称基本工业，或重工业。现代工业若比作经纬交织的织品，那么重工业就是织物的经线。现代工业若比作一个复杂的连环体，那么重工业可以比作贯串环的主环，亦可比作撑支全体的基本连环。有这些主环及基环，这连环体才能不断的增加新环，其连环关系才能愈臻复杂，而不致影响其稳定性。……重工业在整个工业的体系中既有如此关系，很明显的，要推进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应先从推进这些重工业着手”(29)。
    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学者以刘大钧为代表。刘大钧从工业发展仍要以相当的轻工业品为条件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观点出发，论证优先发展轻工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关注人民生活就要优先发展轻工业，理由有三点：第一，轻工业品的生产使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既增加收入，又能增加生活消费品；第二，中国人口多，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大，若本国生产轻工业产品，则能使利润留在国内，而不致被外人攫取了巨额利润；第三，中国资金有限，只有通过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才能给重工业的扩大提供投资与产品市场。
    谷春帆十分强调各产业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主张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注意配合。(30)他指出：“计划的配合有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与农业的配合。即是新工业建设，与原来经济背景之配合。二是各工业单位之间横的相互关系之配合，纵的时间先后为之配合。”(31)谷春帆的产业关联思想非常深刻。其观点与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不谋而合。假设一国国民经济是由n个生产产品的产业所组成，它们分别被称为第1产品产业、第2产品产业、……、第n产品产业。任何一个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都必须要以其他产业的产品和本产业的产品作为投入物，任何一个产业的产品都可以作为其他产业和本产业的投入物，并且还有部分作为满足社会的最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积累需求以及出口国外。可用一个纵横交错的表格将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这个表格就是投入产出表。谷春帆的论述涉及了国民经济两大最重要的产业之间的连带关系，以及工业内部各细分产业之间的联带关系。许多近代思想家长期在是先发展农业还是先发展工业问题上争论不休，谷春帆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则从农工两业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农工两业互相牵掣的恶循环。(32)
    陈伯庄在分析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产业发展趋势时，对各产业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从需求方面来说，战争期间中国各产业产量锐减导致百姓生活处于极度短缺期，消费需求喷薄欲发，战后首先将产生对日用品的需求，这一需求将来自于农村，而农业经过恢复将产生极大的购买力，其次产生对建筑材料的需要，因被战争毁坏的道路宅舍都要修复，“必然发生空前的景气，如政府再发动在量水利交通及厂矿各种新工，其需要的税增，更不可以道里计”(33)；从供给方面来说，原有的生产设备已经因战事损坏而锐减，“一切产业都要发生填空的作用，其气势当十倍于第一次欧战之时，再加以日厂取消，内航收回，百废待举，在生产联系上，一业所需的原料为他业的产品，由是而甲业引动乙业，乙业引动丙业，一时春雷动蛰，锦上添花，产业界必然发生空前的景气”，“因此战后五年实为经济建设的空前机会”(34)。陈伯庄从经济学的角度，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联，强调这些联系使得某一产业的变动将影响下一产业的变动，最后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张培刚也深入地分析了农业与工业的各种联系因素及其随工业化进程的变动趋势。他认为，农业与工业的联系因素有粮食、原料、劳动力等。他强调农业国可通过输出农产品，发动工业化。他同时也指出，由于农产品输出受到其他国家输出的、具有较低收入弹性农产品的竞争、发达国家保护农业的政策、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原料代用品等因素的制约，其全部输出额远不能满足有效发动工业化的巨额进口需要，导致工业化所需资金的缺位。因而，发动工业化的资金需要，还必须寻求其他途径的来源，如利用外资。
    民国中后期，经济学家方显廷针对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的演变趋势这一全新的论题做了深入的研究。针对民国时期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3/4、农业所得至少占全国所得4/5的现状，他指出：“农村经济，实为全国经济命脉之所系。……惟各国除印度而外，农村经济一经没落，则城市经济即起而代兴，农村过剩人口，得藉城市面上工商业之自由发展而得生路，不致有流离失所之虞。”他认为世界各国农村经济的衰落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性的过程。“英国之农民在全人口中仅占百分之七，美国占百分之二六，德国占百分之三一，法国占百分之三八，即产业革命方兴之复，亦只占百分之七二”(35)。这段论述体现了方显廷独特的产业结构思想，表明他已认识到了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一般而言，农业部门（即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随着年代的延续，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其他产业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这一点而言，方显廷的上述观点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三）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
    基于不同时期关于产业结构内各产业之间关系的思想，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张和对策。
    孙中山在民国初期指出，走工业化道路应遵循产业发展的有序性规律，“当关键及根本工业既发达，其他多种工业皆自然于全国在甚短时间内同时发生”(36)。具体而言，“实业计划”建设，“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盖农矿二业，实为其他种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且钢铁者，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凡观一国之实业发达与否，观其钢铁出产多少可知也”(37)。的确，工业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工业之中基础工业尤为重要，尤益优先发展。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张謇主张要实现农工商协调发展，中国应向西洋学习，“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多为少，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38)。张謇认为棉铁与国民生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是有利可图的行业，提出“棉铁主义”思想。主张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经济社会环境，应优先发展“棉、铁”两种产业，以对抗西方各国的经济侵略。其中，“棉”指的是种植棉花和纺纱织布两个行业，“铁”指的是开矿和冶炼两个行业。他将“棉”、“铁”视为战略产业，战略产业是能够在未来成为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新兴产业。张謇指出：“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及，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39)
    吴景超于1935年著文《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论述了其工业化调整思路。指出要达成工业化“必须从资金、技术和政府组织诸方面入手”(40)。首先，通过以下四条途径获得资本：扩大现有工业的资本；政府取缔投资事业，通过政策导向吸引社会游资投资工业；鼓励海外华侨投资国内工业；积极利用外资。(41)其次，技术是工业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吴景超提出应以政府为主导，一方面继续推行留学政策和借用“客卿”（外国技术人员）制度，另一方面充实本国的大学及研究院，走自己培养技术人才的路子。(42)最后，政府的经济职能对于工业化的进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吴景超强调：“中国工业化的工作，一定是政府与人民的合作进行，政府既非束手旁观，也不能包办一切。”(43)吴景超对此提出了其产业政策思路：即政府制订有关工业的法律时，在考虑工业界实际的基础上，应取消转口税、地方特税，修改进口税率；政府应大力培养技术人才，特别是中级技术人才；中国政府多做实验工作，对于原料加以严格检验，以免购入劣货；政府扶植各业，实施统制；发展水陆交通；政府集中若干专家替新兴事业设计；多设实验工厂，以解决实验过程中的各种难题；设立股票交易所，使工业资本得到更大的来源和流动；降低汇率，鼓励国货出口；降低工业贷款利率等。(44)吴景超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工业界的需求，也反映了他的利用技术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思想。
    民国后期，经历了抗战和内战的中华民族处于生灵涂炭的境地。进步经济学家都开始转向对战时经济及战后重建经济的研究。罗敦伟认为，在国家统制经济的政策指导下，“国家尽可多用力量负责发展重工业”；对于私人企业给予适当的保障与帮助，促进民营企业在轻工业上有很大发展；对需求范围较大的轻工业产品如棉纱之类应实行统制，“政府的统制经济虽然着重重工业，而实际上轻工业也能得到均一的发展”(45)；谋求轻重工业整体发展。“就轻工业与重工业比较，……政府可以多用力量在重工业的发展”。科学家出身的政府经济主管官员翁文灏于1941年提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建国、平衡发展”的全新政策主张。他指出，“我国积贫已非一日，救之之道，舍工业建设莫属”(46)。他认为，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充实国防力量、发展产业及农业的机械化都需要工业化。衡量工业化建设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要视国民的收入是否增多。“国民收入增多，建设就是成功，国民收入减少，则建设就是失败”。他提出，要在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且避免将来贫富不均的不合理现象，必须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应该看到，他的这些想法本身便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民党政治理念的影响。翁文灏将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工业化。“立国必有基础，最重要的基础，实为经济实力”(47)。他认为，中国工业化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保持国家的独立，“我们工业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简单言之，是要取得我国独立生存的基础”(48)。翁文灏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口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的缩影。刘大钧是工业化论的倡导者，但他十分重视农业。他认为，重视农业首先应“有待于政府为之救济”(49)，他主张政府制定一些制度或措施以帮助农民。其次，由于比较利益的驱使，城市非农产业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有可能使农业生产反而出现劳力贫乏，“亦须政府或金融界予以协助”；在资金运用上，亦不能因发展工业，而“使资金尽为工业所吸收，致使农贷工作因而中辍”。此外，还应使农业改进，以适合工业化之需要，“必使农业本身渐具工业型态”(50)。
    三、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变迁的总体特征
    1912-1949年间，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谋求民族独立，一是谋求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两个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与这两个问题相呼应，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发展围绕着两条道路展开：一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吸收、应用和评论；二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研究和解答。思想家们对上述两个问题和道路的思考和研究是渐进的，是随着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的。思想与学术是属于“非正式规则”，其发展过程是演进的、连续的、渐进的，同时还体现出“路径依赖”性。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变迁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
    （一）运用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分析工具方法研究中国产业结构问题
    民国时期的大多数留学欧美的学者都积极运用所掌握的西方近代经济学、社会学分析工具研究产业经济问题，大多采用统计法进行实证研究。如刘大钧编写的上海工业化与全国工业化调查报告，都是用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何廉编制了华北物价指数；方显廷根据调查所得数据，分析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状况。马寅初对统计法也非常重视，指出统计法“在经济统计中有用之以阐明生产分配消费等变更之原则，而为将来预防之标准者，其在人口统计中有用之以测人口之密度生死之比率，而预计将来人类之活动者。晚近诸科学中，殆莫不据统计之法则以诠释其原理之一部或全部。是以统计学之在今日，殆无所不包，而其功用之广漠盖亦可知矣”(51)。对统计法的重视即对调查数据的重视，刘大钧、何廉、方显廷等人的产业结构思想，均是以直接利用调查数据制成表格和图形著称。这一方法成为民国中后期产业结构研究的主流方法。
    （二）对西方产业经济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借鉴
    从理论上来说，民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数是中国社会和学术界的新派人物，因为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他们具备了坚实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且在心中已构架了一个发达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模式。他们用这一模式来衡量和考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状态认识更深刻。他们经历了对所学理论从传播到消化吸收最后再到创新的过程。如，谷春帆将工业分为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思想无疑是受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的影响。霍夫曼在1931年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中，将工业划分为消费品产业（最终产品用于消费）与资本品产业（生产机械等生产手段），并发现消费品产业的纯产出量与资本品产业的纯产出量之比（霍夫曼比率）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这就是霍夫曼法则。张培刚选取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即农业国家工业化问题进行研究。他的工业化概念是宽泛的，他认为工业化不应该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相反，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从世界范围探讨了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中，向英、法、德、美、日、苏联诸国，寻求对“产业革命”以来各自实行工业化经验和教训总结，并立足于农业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加以考察，其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三）对中国传统产业结构思想的突破和超越
    中国传统的产业结构思想体现为“本末论”。“本”指农业和与之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中国自古以来，农业是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以农为本的思想是先秦诸子的共识；“末”是指手工业和商业。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地主阶级为了防止工商业的过分发展对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侵蚀，也为了限制工商业对农业劳动力的争夺，而提出了“抑末”的主张。由此，“重本抑末”成为封建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结构思想，并不断地指导着经济实践。综观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可以获得一个认知：民国时期的产业结构思想突破和超越了中国传统产业结构思想。循着时间的发展，学者们从对传统的产业结构思想范式和概念的逐渐改变，到用新的概念和范式描述过渡时期的产业结构思想，再到利用全新的经济学知识，分析中国国内经济结构演变的一些新现象，最后提出很多富于建设性的思想。如：刘大钧关于农业与工业关系的思想没有延续传统的农业与工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理论，而是从两产业之间要素的比较利益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推断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将出现不平衡的状态。该理论与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刘易斯提出这些观点是在1954年，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刘大钧是在1944年写作《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时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可见其经济学基础之扎实，理论功底之深厚，对中国国情了解之深刻。
    注释：
    ①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实业计划）》，见《孙中山选集》，上卷，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②苗欣字：《民国年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几次论战》，载《学术月刊》，1996(8)。
    ③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308页，北京，北京印书局，1924。
    ④(16)(30)(32)李向民：《大梦初觉》，162、215、215、21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⑤鲁振祥：《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初步考察》，载《政治学研究》，1987(4)。
    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乡村建设》，1935(1)。
    ⑦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载《乡村建设》，1935(28)。
    ⑧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载《独立评论》，1934(118)。
    ⑨郑林庄：《我们可走第三条路》，载《独立评论》，1935(13)。
    ⑩张謇：《记张舜为实业政治家》，见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五卷（上），15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1)张謇：《为设立盐业公司并筹改良之法呈江督文》，见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3卷，1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2)张謇：《通海垦牧公司第七届说略并帐略》，见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3卷，32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3)(22)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见《梁启超全集》，第一册，120、11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4)《孙中山全集》，第二卷，3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见《章士钊全集》，第四卷，159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17)(33)(34)陈伯庄：《经建五论》，第乙～36、乙～65、乙～65页，重庆，经济建设协会出版，1943。
    (18)(19)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64～65、67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20)(49)(50)刘大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3、89、9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5。
    (21)张謇：《请兴农会奏》，见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2卷，1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3)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见《梁启超全集》，第二册，99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4)中山大学学报编辑：《孙中山研究论丛》，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87(5)，第74页。
    (25)章士钊：《农国辨》，见《章士钊全集》，第四卷，269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26)章士钊：《今日以后之中日关系》，见《章士钊全集》，第四卷，162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27)罗敦伟：《中国统制经济论》，140页，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
    (28)胡兰亭：《中国经济建设之产业配置》，载《中国世界经济情报》，第一卷第20期。
    (29)顾毓瑔：《中国工业化之型式》，载《经济建设季刊》，1943(4)。
    (31)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7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35)方显廷：《中国经济研究》，163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
    (36)孙中山：《实业计划书（第五计划）》，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3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37)孙中山：《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1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38)张謇：《通州资生铁冶公司集股启并章程》，见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3卷，73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9)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见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1卷，154～15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40)(43)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第1、38页，长沙，艺文研究会，1938。
    (41)吴景超：《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载《独立评论》，1937(231)。
    (42)(44)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载《独立评论》，1934(125)。
    (45)罗敦伟：《中国统制经济论》，139页，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
    (46)翁文灏：《中国经济革新的回顾与前瞻》，载《资源委员会公报》，1943(1)。
    (47)翁文灏：《国防经济建设之要义》，载《资源委员会公报》1941(2)。
    (48)翁文灏：《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几个问题》，载《经济建设季刊》，1944(3)。
    (51)马寅初：《我们为什么要征求统计材料》，载《西湖博览会特刊》，1929。
    参考文献：
    [1]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2]方甲：《产业结构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3]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王振中、陈争平：《中国经济学百年经典》，上卷(1900-1949)，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5]叶世昌、施正康：《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6]韦苇：《走向富强的千年追求——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历史演进》，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