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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思想是时代的灵魂，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结底并非体制问题，而是思想问题。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经济思想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和魅力。对此，应加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不断创新中国经济思想，为治理当前中国社会重要经济问题提供全新的思路。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 中国模式 思想创新 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
作者简介：周建波(1965-)，男，山东莱阳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管理思想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1；杜浩然(1988-)，男，河北承德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1
2010年12月24日，旨在面向社会各界精英、搭建高端学术对话平台、广泛而深入地探讨现代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新思想、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创新的“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地方政界代表、企业家代表出席并发表演讲。论坛邀请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网络电视台、山东教育电视台、新华网、中国经济网、知通网、《中国产经新闻》等多家国内媒体参与此次围绕中国经济思想创新展开的高端对话交流活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黄桂田教授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辞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经济思想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和魅力。学者们应通过对过去中国经济思想史进行全面、系统整理以及在学术领域之内的积极、深入研讨，科学揭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内在发展规律及其本质特征，同时通过科学指导实践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两位教授尤其强调了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重要性，认为现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在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思想史之中会占据特别的位置，因此应对其加强研究；同时，“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主题、内容、形式、研究主题面、会议模式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将承载时代和历史的重任，竭力推动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政府经济管理、宏观经济调控、企业经营管理、区域经济发展等各个研究领域的经济思想创新。
一、传统经济理论的思想解读
本次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深层地解读马克思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对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取向发表了评论。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一定的进展，民营经济的发展冲破了传统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原有国营企业经过改制、重组走上了独资、合资、股份制等道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曲折后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就产权制度的改革目标讲，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甚至于还没有破题，这个目标应当是马克思所说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我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国有企业属于公有制的范畴，民营企业属于私有制(非公有制)的范畴。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人们对这一定位有了重新思考，最近国企一系列追逐利润最大化事件亦引起了社会对上述观念的广泛争论。晏教授认为在此时重温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认为，我国的所有制改革应以实现马克思的人本经济思想为指导，并以重建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为最终目标。晏教授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同个人所有制结合在一起的公有制，是“人人有份”的公有制，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而向来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公有制国有企业并不意味着人人有份，实际上都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是某个部门、行业或者某个企业实际资源支配者、经营管理者和收益分配者。在我国现有体制下，这种部门、行业和企业的所有制往往还演变为首长所有制或第一把手所有制。当然，说这样的所有制一定都是私有制未免武断，如果我们官员干部真正代表党和国家利益，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企业资产支配、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真正体现国家和人民利益要求，不是将其转化为谋私利工具，这些企业公有的性质还是有保障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数不清与此相反的实例，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危害社会利益的严重威胁，这些现实使得我们不能不承认，国企全民性质还没有在体制上、制度上得到解决。这样的国企，名义是国家的、全民的，实际上是行业、部门、企业，甚至是个人的，国家和全民其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事实上没有所有权，这就是我们所有者缺位。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企业改革的核心，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似乎还没有破题。晏教授指出，这几年反危机措施的实施客观上强化了国企垄断地位。垄断从来和健康的市场竞争是对立的，因为这种垄断地位与少数人个人私有更接近，而不是和马克思所说要重新建立的全体社会成员个人所有制更接近。因此，应当怀疑这样的国企，它的全民性质恐怕离马克思原意是愈发遥远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研究员由金融危机与“称提之术”①入手，以马克思、韦伯和凯恩斯这三位在世界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学者所论及的中国货币思想为例，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在西方近代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凸显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睿智的内涵。叶坦研究员指出，中国经济思想、货币思想有其独到和杰出的特点，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可将这三位著名学者有关中国货币思想的阐释各举一例加以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货币与商品流通时在第83注提到的亦即全书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有很多内容，其关键核心就是无累于民，它的实质在于希望能够在国和民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并不伤害各自利益，这是中国货币思想的一个积极因素。应该说王茂荫的思想能够在《资本论》中占上一个注释是和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徽州经济文化世界走向难以分开的。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以对社会经济学的研究见长，其名著《儒教与道教》虽并非社会经济学著作，但其中关于货币制度与政策是作为社会学基础的开篇，而第一章第一点货币制度所谈的就是中国，其中谈到：中国的货币制度保持了十分古朴的成分，儒教经济政策观念比较符合财政学的观念，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有相通之处等。同时这部著作的部分参考书目也是对中国货币制度的详细阐述，说明当时中国的货币经济学引起了世界重视。凯恩斯对中国有比较详细而深刻的了解，他主张中国以白银为流通货币、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同时他在做《经济学杂志》主编的时候曾给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写过书评，其中对中国货币有一段评论：货币在中国出现得很早，从公元前900年起中国就已经使用货币，而纸币的使用也远远领先其他国家。上述这些案例充分表明了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至少可以在治理当前社会重要经济问题的时候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编辑室主任许建康教授深入阐释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经典论述，进而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新见解。许教授认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既有些“急”，又有些“近”。“急”是因为当前所处模式还是“现在进行时”，仍要观察一段时间，我们最近一直讲要转变发展方式，其实发展方式的转变便可能改变模式；“近”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同模式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所以看得很近的话只能抓住二三十年研究其来龙去脉。因此他主张应在分析清楚“中国道路”问题的基础之上再来看“中国模式”。许教授认为，“中国道路”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经过原生型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曲折历史过程。马克思的珍贵理论遗产——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对认识和探索“中国道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关键是在把握“历史环境”中注意世界历史时空参照系的转换。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的范畴，使用的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时间尺度，只是对大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原生型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简单概括，舍去了新旧社会形态交替的“社会革命时代”，舍去了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形态，也舍去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中不占主导地位的其他生产方式，以及舍去了占统治地位社会形态非充分展开的初级形式和正在发生变异的衰败形式。因此该范畴讲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原生型社会形态全盛时期充分展开的基本特征，所反映的只是大时代的一般历史条件及其演变的一般历史趋势。世界各地区的具体发展道路在根本上受其制约，但不能简单地用前者取代后者。二者的关系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性和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许教授说，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说的是“社会革命时代”世界范围的事，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存在多元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需要有时空参照系的转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唯物史观误读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许教授指出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三个“一”，即：占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应该说，这个思想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却引致了另外的问题：我们不要三个“一”，但是也要跨越，因此只能吸收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成果；我们并不能避免一切灾难性波折，但是可以利用原生关系派生出来的关系避免一些重大波折。这其中完全是曲折的道路，变成一个谁控制谁的博弈问题，这些可以为“中国道路”打下基石。
北京大学周建波副教授从史料入手，认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和“仁义礼智信”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商道”思想的具体阐释，涉及了企业家在通往成功道路中发现机会和调动力量实现机会这两方面重要范畴，由此明确提出现代企业家的职能作用与现代企业的基本经营原则。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思想不仅包括古代、近代也包括当代，但这些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现代就是历史的一种不自觉的延续。具体来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是春秋时期“商圣”范蠡的经济思想，主要谈的是商道，在商言商，发现潜在市场机会。这句话是指若想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就要有竞争优势，人们都不干的未来有前途我来干。进一步讲就是指避免竞争，寻求垄断，只有垄断才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而创新就是创造一种垄断的能力。同时，对价格运动规律的把握也是商道的重要方面，要认识到在需求保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供应增加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更低的价格，一旦价低很多厂商便会不再生产，供应减少使得价格又会抬起来。对于企业而言，应当在发现有机会的基础上实现机会。由于个人力量有限，而欲望是无限的，因此企业家必须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实现机会，在这其中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将发挥重要的功效。“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根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仁”者爱人，爱的表现就是让利，或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爱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义”者宜也，即爱得合适、爱到什么程度。儒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讲分寸，强调“中庸”的概念，“中”是空间概念，不偏不倚就叫做“中”，而“庸”是时间概念，不改变常道就叫做“庸”，只有方方面面都高兴社会才能和谐，让利小了别人不高兴，让利多了自己不高兴而且别人也会害怕。把爱的合适内容规定下来就是制度、规范，亦即“礼”(合同政策)。制度有好坏之分，制定好制度需要有文化，知己知彼，即为“智”。而定了制度要执行制度，运用“文武之道”规范他人的行为，亦即“信”的范畴。总而言之，“仁义礼智信”明确了调动各方力量实现机会的具体方式，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现代经济活动的思想阐释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教授从宏观的视角对当前社会热议的“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诠释，认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结合尚不能形成一个可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总合模式，因此国人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完成国内经济增长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的“中国抉择”上来。说及某种新的“模式”，如“中国模式”，贾教授认为的内在逻辑至少包括三点：一是它有别于既有模式，否则将其归于某种已经形成的模式就可以；二是它已具备基本的稳定性，不说已多么“成熟”，但至少要已“成型”；三是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其他主体在类似的条件下仿效或复制。贾教授强调应采用丁学良教授提倡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亦即把国家政权作用和经济资源配置相联系来系统认识某种经济社会模式。从政治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政治模式其实还未脱出“苏联模式”，是要通过最近高层领导加以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改革来改造的模式；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中国的经济模式还正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确立的“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方向上演进，而怎样在世界上已相对清楚的“市场经济”基础机制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开拓、改革的工作，目前还远远看不清楚我们最终能够为市场经济模式贡献出什么样的可肯定的质变，而形成一种新的模式。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结合尚不能形成一个可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总合模式。而现存的问题是，把政治方面“权威”的特征与经济方面的“市场机制”相结合，使得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诸多尖锐的、愈益无法回避的和头绪纷繁的矛盾与挑战。那么，在中国是否可以形成政治权力中心强力介入之下，完成经济赶超，实现健康完善的市场资源配置的良性、互补结合，不断提升现代性，或者会是权力中心过度介入与腐败，产生令世人厌恶公权扭曲的权贵市场经济？也就是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我们建设的是“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这并不是一件简单地涉及上层集团的事情。对此，贾教授认为应该强调中国决策问题，动员各个方面的智慧共同讨论涉及“黄金发展期”的问题。有三种可以列举出来的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像有些表述说的要展开政治体制和与之配套的全面改革。但由于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改革还难以形成“全面配套”的可操作方案，因而这一思路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过重，无法操作更无法落实。第二种选择是只说不做，或治标不治本。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实际上会积累矛盾，积重难返。第三种选择是特别注重操作性层面，在“建设公共财政”导向下，从各方难以拒绝的“加强和优化管理”的角度切入，以政府理财的民主化、法制化，拉动和促进经济、社会的民主化、法制化，也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完成我国经济增长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上的“中国抉择”上来。在贾教授的眼中这一条道路才是最值得看重、最可操作、有可能花费较小社会代价实现较平稳转轨过渡而最终完成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许晓军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的功劳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中国工人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然而中国工人又是世界上最低廉的。许教授通过对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家企业的调查证明，中国的工人，尤其是生产第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极低，中国的很多企业以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工人支付工资，甚至没有建立工资增长机制。许教授强调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动力，他以饱受社会舆论争议的富士康“13连跳”现象为例证，表明劳动关系不平衡是中国劳动力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根源所在，进而提出各级工会参与“维权”、理顺经济关系是解决该问题的必由之路。许晓军教授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化以后采取了平衡制约的机制，这对促进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个平衡制约机制，很多行为都属于经济学犯罪。工会是一支有助于劳动力市场化的强大力量，劳资的斗争不仅是合法而是必要的，因此工会是工人阶级强有力的维权组织。我国应当在借鉴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引入平衡制约机制，避免劳资分配不公以及资强劳弱的现象。同时，工会应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第一是帮助市场经济劳动者实现自身利益；第二是发挥积极作用平衡劳动关系，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第三是努力促进工会组织的发展，构筑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保障；第四是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来指导工会的具体实践。许教授还强调，我们传统的工会模式需要改变管理控制的方式，要采用一个自上而下表达渠道的模式，代表劳动者权益和利益，而不是成为企业控制工人、帮助企业干活的工具。
浙江宁波如意集团储吉旺董事长通过翔实的案例与数据就企业后续问题以及接班人的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并明确指出这是当今中国现代企业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他认为，企业后续发展事关重大，值得关注。就浙江企业而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三大难题，即：转型创新问题、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内销问题，以及节能减排问题，这三大难题对企业的后续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接班人问题则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企业不是个人的，是社会的，聘请职业经理人照样可以办好企业，不能搞“老子是企业家，儿子一定要接班”的模式，尽管一般的老企业家都希望子承父业，但是不能认为父亲是企业家，儿子一定要接班。此外，一名出色的企业家必须要积德行善，热衷于慈善事业，尽可能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为国家、社会作出一定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研究员从历史和机遇两个角度入手，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给予了整体的展望。他认为，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发展到了一个关键节点，面临着三方面的重大改变，一是我国制订的发展战略在变。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系统审视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在此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发展战略。二是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在变。尤其是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外部环境加快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的改变，全球经济将重拾增长势头，贸易投资自由化将取得新进展，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可持续发展问题影响力将突显，全球经济格局将进一步多元化，这对我们来说既有机会也有挑战。三是内在的比较优势在变。从宏观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大学扩招步伐的加快，今后每年约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这使得我国劳动力素质整体提高的同时，也将直接导致蓝领工人劳动力供给不足，工资快速上涨，进而使得我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将逐渐减弱，本国内在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这三方面的重大改变将使得我国的开放战略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具体来说，我们应当牢牢把握两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亦即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来支持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强国，未来10年是关键时期。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比较优势，重新审视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大力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实施可持续外贸发展战略，实现外贸在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利用全球资源，推进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增强服务业竞争力；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力争掌控国际资源产业链制高点，保障海外资源安全；优化对外开放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审慎稳步推进金融开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同时要实现“四个转变”，即：从以往的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目标转变为以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目标；从以往追求外资外贸规模与速度转变为讲求质量与效益；从以往的以“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从以往的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变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开放并重。当前我们呼唤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高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之上，实现中国崛起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此外，山东省滨州市孙承志副市长和广西北部湾银行投资部总经理林岚女士分别就“加快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创新意义”、“加强金融创新、服务创新步伐，满足企业居民走向金融新需求，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繁荣做出贡献”作了大会发言。
论坛闭幕式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章政教授做了闭幕致辞，对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指出论坛得以圆满成功的重要基础在于嘉宾演讲的思想创新性，这些思想问题是整个论坛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所要研究的内容。钱教授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并非体制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如果一个人想贪污，那么什么制度都管理不住，但如果自己思想好了，没有约束也会通过自律控制，因此这是一个深层次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也是思想问题，现在中国的真正问题是我们马上要实现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表明，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而不是很多人说的还有100年。北京市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我们看到今天的北京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那将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钱教授还指出，在实现工业化的前夕，中国的价格上涨是国际化需要，市场化需要，而并非一些学者所言的通货膨胀，因此我们需要理性迎接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这些都是重要的经济思想问题却被很多学者所误解，所以说思想研究才是最重要的。最后，钱教授代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向本次论坛的所有与会来宾和承办论坛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思想是时代的灵魂，是社会的基础。具有创新意义的中国经济思想论坛是产生思想的场所，是一片学术沃土。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引发了与会嘉宾对于中国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更增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学术成果的进一步繁荣。
注释：
①“称提之术”是指关于纸币的发行和管理的某些原则的总称(胡寄窗)；所谓称提，更多是指提高纸币币值(叶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