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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新一届政府组成后更是全面奉行了大国家的政策，即由国家出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控：一方面，在刺激经济和克服失业率问题上开始忽略市场手段，主要将精力放在了国家出钱资助上；另一方面，在社会建设上更是全面推进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的福利化进程。上一届政府中社民党坐镇经济部赋予国家的维护社会福利角色开始走向全面展开，许多该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也开始转到国家头上。与此同时，经济形势却并不容乐观。由于国家干预和工会地位的提高，企业不得不有规律地给员工加薪，在经济形势并不理想的情况下，这迫使企业要么抬高产品价格，放缓投资，要么裁减员工。于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攀升，通货膨胀出现。尽管如此，政府不惜举债(Staatverschuldung)全面推进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社会的福利化进程，前者，给企业以各种形式的资金支持以推动企业投资，进行扩大再生产，但效果不显著，没有企业会因为政府的一点资助而违背经济规律地盲目投资；后者，扩充社会福利的享受面和享受份额，如1972年扩大了养老金的收受范围和提高了养老金部分的国家份额，家庭妇女和业主(Selbst
ndige)都能享受照顾性养老金等。据统计，1972年底，西德的社会政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使得国家财政方面首次出现了巨大赤字。有幸的是，60年代末开始，西德企业的生产率得到了明显提高，这使得统计出来的数字仍然显示总体国民经济在增长。于是，社会普遍有种感觉，社民党政府的大国家政策注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福利，通过硬性干预关心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没有什么不好。因而，1972年大选时，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数同比再次下滑，而执政的社民党和自民党的得票数同比明显上升。这样的大选结果一方面使得继续执政的社民党政府沿着既定政策继续前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尊重经济规律，注重市场机制的声音大不起来，很多严峻的经济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比如靠生产率提高导致总体经济的增长同时，带来了促进消费的难题，并导致了由生产拉动消费的新局面。当时政府没有及时想办法应对，而是一如既往地将主要精力放在宏观调控和推进福利化进程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当年的通货膨胀甚至达到7%，以固定汇率为内容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国际货币体系瓦解，紧接着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西德。1975年，西德经济跌到最低点：经济的所有领域出现危机，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放缓，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即所谓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下，政府还是一味实行宏观调控和社会建设，仅1970-1975年间，西德政府的国家福利开支就翻了一倍。这使得国家财政赤字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和不理智的国家行为使得当时社会开始有人意识到了过度看重国家调控和福利建设的错误，紧接着的1976年大选，发出另一种声音的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数同比开始出现了明显上升，而执政的社民党和自民党则同比出现了明显下降。社民党虽然继续与自民党一起组阁政府，但经济部开始改由自民党人掌管，先是弗里德里西斯(Hans Friderichs)，1977年10月后是朗姆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
这一届政府选举结果清楚表明：原有过度看重宏观调控和社会建设的政策已经开始引起民众的不满。于是，这届政府开始改变经济政策，不再进行宏观调控，而是启用市场机制去调节，即利用西德马克与美元固定汇率被取消的机遇，采取与生产增长率挂钩并在中期能稳定价格水准的货币放量政策(Geldmengenpolitik)。这样，通过控制货币量导致市场上马克紧缺，进而使马克较之于美元一下子升值了一倍多，随即进口快速增长。坚挺的马克和进口的加速使得第一次石油危机对西德的影响明显没有对其他西方国家大，尤其是通货膨胀比其他国家明显小，这使得西德在国际上的地位快速提升。而面对由此引起的出口困难，国家并没有进行硬性干预，而是利用市场机制促使西德工业进行自身结构改造，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如让那些劳动力密集的传统行业如煤炭、纺织、造船、钢铁行业渐渐萎缩。这样的结构改造虽然会使这些行业向社会释放出大量失业人员，但是政府鉴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坚持了这个政策。因此，西德经济从1976年开始又出现持续增长。虽然1979年又出现了第二次世界范围内的石油危机，但是坚挺的马克使得西德所受影响明显小于西方其他国家，这又使得西德的国际地位继续提升，比如在当时出现的7国峰会里西德占有着重要地位；在欧洲金融系统中，德国的联邦银行开始居于领导地位。正是由于这一届政府经济政策的成功，1980年大选时，执掌经济部的自民党得票数与其他政党相比得到了最明显提升，社民党只是略微提升，而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数又开始下降。这清楚地表明：新经济政策挽救了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的命运，只要经济不受影响，老百姓还是希望国家进行社会建设。
事实上，60年代末开始的福利化建设到了70年代下半叶并没有停止过，只是力度有所放缓。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此前经济连续增长和工会对企业加薪的干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都快速增长。但是，由于马克升值和国家干预的框架依然存在，投资却没有相应地出现，有些企业利用坚挺的马克和国外便宜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将本应在国内的投资移向国外。这直接导致了1980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迅速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开始动用货币放量政策，由联邦银行出售马克，试图减缓马克升值的速度，阻止美元继续贬值。但是，这不仅效果不明显，反而导致了工资收入进一步增长，引发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和国家开支加大。1981年，时任首相的施密特(Helmut Schmidt)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开始压缩国家财政开支，1982年时确实使公共开支亏缺从76亿降到了70亿。可是，信奉宏观调控和社会建设的社民党见经济手段(货币放量)没有明显效果时，又开始要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通过提高国家消费来实施对工薪阶层有利的再分配。这种用分配取代增长的做法马上引起了执政党内部的分歧：社民党要通过国家贷款或政府支出去刺激就业率，而自民党则要求缩减国家社会开支以提高政府投资，也就是说，一个要提高社会开支，另一个不要。这直接导致了政府内部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以致1983年两党在联邦议会的党团互相否决了对方的经济方案。早在1982年社民党的党代会提出要控制国家投资时，自民党时任经济部长的朗姆斯多夫马上提出反对并公开扬言：西德当下严峻的经济形势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投资疲软，因此政府干预不能像社民党想的那样由国家通过资助鼓励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这样只会加大没必要的国家开支和导致经济上无法承担的社会保障系统。他认为，当下国家应该做的是直接投资，也就是说，加大国家投资。当时，西德经济已经经历了从1980年开始的连续衰退，而且衰退的程度比1974-1975年那次还要厉害。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明显奏效，尽管最后自民党表现出与社民党的不一致(具有明显的竞选策略嫌疑)，但也无法扭转社会开始出现的不满。1983年大选时，社民党和自民党的得票数都明显下降，而在野的基民盟/社民盟终于进阶，社民党政府下台，西德经济史上的社会福利化建设期结束。
三、兼顾失重的发展困难期
以科尔(Helmut Kohl)为首的基民盟/社民盟政府一上台马上提出要回到艾哈德时代的社会市场经济之路上去，但又与此不同地坦言不会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具体政策上明确将缩减政府开支和刺激投资作为核心。1983年10月1日随即启动节俭计划(Sparmassnahmen)，如降低儿童养育资助的数额，生病住院和疗养不再由国家全包而必须由自己承担部分。同时又提高了每月交养老和失业金的份额。这些缩减国家社会开支的举措只是降低了国家新发行的国债，但做不到减少此前业已累积起来的国债总额，因为这时国家福利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人们已经习惯和尝到了国家包办社会福利的好处，没有一个政党敢再拆去这样的国家保障，而在野的社民党以及力量逐渐壮大的绿党继续在为这样的国家保障摇旗呐喊，因此，即便一向反对国家过度调控和干预的基民盟/社民盟此时也只能做些修修补补，而不敢大幅度地降低社会福利程度。所以，减少国家开支只是指降低新发行国债的数额，而不是根本地降低整个国家债务。为了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科尔政府还开始了国有企业的私营化，如邮政、电讯、能源等，后来又提高了增值税。这些都使国家财政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此前建立起来的庞大社会福利，国家财政状况并没有出现实质性好转。
于是，在刺激投资方面，科尔政府便试图通过税改去减轻企业的压力，但是，迫于糟糕的国家财政状况又无法采取太大的动作。当看到无法降低的福利政策影响到投资的时候，科尔政府又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有关德国作为重要经济国(Wirtschaftlichen Standort)的讨论，主要借助当时在美国和英国出现的改革，指出了德国在国际比较中经济上已经没有了吸引力，因为工资附带成本太高，企业税收太高。这直接导致国外企业不愿来德国投资，自己的企业则将生产转到国外。这样的讨论旨在使人们能够接受政府的削减社会开支，支持企业投资等政策。可是，在这方面动大手脚已经不可能。所以，科尔政府不得不继续发行国债，只是数额比以前政府小而已。由此，一直想克服的高失业率也降不下来。
有幸的是，科尔政府上台后国际经济形势好转，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这使得已经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西德经济通过外贸上升而马上回暖。随着美金的贬值，1985年开始，进口也迅速增长，价格开始回落，内需有所增长。从1983年一直到1990年，西德总体经济增长率从2%开始一直增长到80年代末的4%和1990年的5%。可是，这个好转很少来自内部市场，因为在此期间盈利比投资更快地增长。80年代下半叶，投资虽然也加快了增长，但没有出现失业率的同步好转。很显然，这些增长很大程度来自国内企业的境外投资。
科尔政府的缩减国家社会开支、刺激企业投资的政策虽然引起了社会一部分人的不满，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肯定了他的理性化做法。所以，1987年大选时，科尔所在的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数虽有所下降，但是，一起执政的自民党则明显地增加了得票数，而且，社民党的得票数继续下滑。这就使得基民盟/社民盟与自民党的联合政府获得连任，1990年大选时，社民党得票数继续下降，而执政的基民盟/社民盟与自民党或许由于统一德国的缘故，得票数明显上升。在这个时间段，科尔政府鉴于社会上一时无法消除的依赖国家的倾向以及变化了的经济形势虽然不敢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但还是制止了国家社会开支的继续增大；另一方面，由于西德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在80年代迅速发展，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又使艾哈德时代的市场经济原则不再立马见效，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面临了从未有过的困难，比如，本来想通过降低收入税来刺激企业在国内投资，但迫于业已成形的庞大社会开支使政府财政上承受不了这样的举措，又只得作罢。
正当科尔政府经济政策上步履艰难，并为高失业以及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国内相应投资增长一筹莫展时，东德自愿解体，投入西德怀抱。根据当时两德签订的国家协定(Staatsvertrag)，东德全面接受西德的各种法律和体制。于是便有人认为，50、60年代使西德经济腾飞的艾哈德市场经济原则在80年代的西德虽然没有明显效果，但是在解体后的东部地区应该会有效果，因为当时东部地区的经济情形与50年代的西德有点相似，都是从零开始。于是，在西部不再完全奏效的艾哈德市场经济原则马上被用于东部地区，即以市场为主导，压低国家干预，降低税收，以增强企业竞争力。但是，被期待的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如期出现，因为东德解体和西部接管虽然使东部经济一下子降到了底限，但是老百姓手中的东德马克通过兑换成西德马克一下子翻了四倍，这使得对国家的依赖依然存在，而且投资环境在短时间内无法与西部地区相比使得被期待的来自西德的投资也没有马上出现。于是，政府从1991年初开始改变政策，把强化国家干预看成是东部建设的首要任务。国家开始向东部地区大量注入资金，以改善那里的投资环境，提高工业化程度。这使得1991年上半年较之去年同期生产率下降了7.8%的东部地区到了下半年，生产率同比提升了9.3%。这种国家干预无疑加大了国家财政开支，使原来增速放缓的国家又新发行国债。同时，西部自科尔上台后一直努力进行的缩减国家社会开支，增强市场机制作用的改革也进行不下去。1991年底，政府开始抛弃原有的货币调控而转向3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经济理论。
按照这样的理论，在企业投资不旺，失业率持续不降的情况下，国家可以用自己的财政结余或借贷进行干预。如果借贷，则可以提高税收来平衡。于是，在全德国范围内增强了国家调控，同时又明确：任何国家干预都是对自由的限制，这种手段可以运用但不能随意，更不能长期，只有在非常必要时才可运用，而且必须有时间限制。尽管如此，德国经济从1992年下半叶开始还是增强了国家干预，主要是由国家向东部地区注资，而西部原有的改革基本停止。这使得国家财政赤字迅速增大，为了减轻这个开支，便提高了税收，如1993年1月1日将增值税提高到15%，并提高消费税(汽油和香烟税)，1994年7月1日起开始向所有公民征收“两德统一税”(Solidarittszuschlag)，1998年再次将增值税提高到16%。在老百姓心目中，科尔政府的这个政策转向表明：基民盟/社民盟注重市场机制的经济政策开始失灵，而且由于税收提高还加重了人们的负担。此间，东部经济虽连续增长，但远远低于预期，西部经济也增长缓慢。1994年大选时，执政的基民盟/社民盟和自民党得票数都开始下降，而社民党开始上升。这表明：选民已开始对执政党失望。此后，科尔政府抱着经济增长会加快，失业率会下降的希望，依然沿着凯恩斯的经济路线走。到了1998年大选时，终于被选下台，以施罗德为首的社民党重返执政舞台，组成红绿政府。
施罗德上台后鉴于改变了的社会和经济形势，马上与社民党传统理念有所不同地打出走“第三条道路”的旗号：一方面强调社会保障由国家强制执行，另一方面又明确个人，包括经济都具有绝对的自由。但事实上做不到兼顾。由于庞大的国家开支，企业的社会性开支降不下来，投资积极性受损，失业率居高不下。红绿政府最终还是回到了传统的社民党路线上：限制企业随意解雇员工，重新恢复被科尔政府取消的生病住院照拿工资等制度。由于部分选民的失望，2002年大选时，社民党的得票数开始下滑，而在野的基民盟/社民盟和自民党均有所上升。此后，施罗德政府还是出台不了明显能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案，而只能一味守住社民党坚持的社会福利政策。经济增长的持续低位徘徊，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使得2005年大选时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的得票数都明显下降，尤其是社民党。而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数虽然也有不小下滑，但自民党的得票数明显上升。由于基民盟/社民盟与自民党的得票数还不够执政，于是在联邦德国史上第二次出现了两大政党的联合执政。由于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数略高于社民盟，所以，该党候选人梅克尔(Angela Merkel)出任首相。由于两大势力联合执政，而且各自得票数不相上下，经济政策上的两股势力均衡形成定势。德国经济仍然步履艰难。
纵观战后德国经济走过的路程可以看到：最初市场机制，尤其是货币主义政策起到了很好的调控和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推进社会福利化进程时，由于过度反而加重了经济负担，而这时再靠原来的市场手段已无法再激起经济的持续增长，变化了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加上被福利化滋润的社会，单纯自由经济手段已无法奏效。表面上，这似乎是调控和市场的比重失调所致，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比如何确定，凯恩斯所说的在必要时国家应该干预，这个“必要”又如何断定？两德统一后，德国经济政策一直出台不了行之有效的方案，这清楚地表明：现代社会已经无法单纯地用调控和市场二分的思路去进行经济治理了，变化了的社会正在呼唤新的经济理念的出现，即福利时代的经济建设理论。
参考文献：
[1]K. Hohmann. Ludwig Erhard, Gedanken aus fünf Jahrzehnten, Reden und Schriften[M]. Frankfurt am Main, 1988: 916-917.
[2]J. Kremer. Reform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M]. Bielefeld, 1993: 6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