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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政学理论自亚当·斯密以来随着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发展而不断的创新，研究的范围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张而日渐丰富，在取得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同时也面临许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文章从现代财政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对近期财政学发展的成果进行综述，同时提出财政学面临的挑战并试图勾勒出财政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政府预算理论
一、财政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和财政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式诞生，而财政学的发展与经济学的发展紧密相连，财政理论受到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创新而不断的更新。纵观西方财政学理论发展史，主要存在“两大传统”：
一个是由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开创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斯密持有的是自由放任的思想，认为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国富论》中，他认为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并提出了政府应该履行的三个方面的职责，即提供国防、司法以及公共工程建设。此后其追随者，李嘉图、J.S.穆勒、萨伊、马歇尔和庇古等持有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发展而形成了西方财政学“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该传统推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神奇作用，相信存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地将私人利益引导到公共利益，主张“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自亚当·斯密时代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这一传统居于财政学以及经济学主导地位的时期，由于这一传统对政府的作用持有的观点，这一时期的财政学的一项重要的特征就是注重对于税收的研究而忽视或基本没有涉足对公共支出的研究。税收原理在财政学理论体系中居于无与伦比的地位，公共支出主要用于维持政府部门本身的运转。
一个是与此相对应的由瑞典学派和奥意学派所开创的“大陆传统”。尽管斯密的经济学体系长期占据着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但是当时有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相对而言，在国家经济职能的认识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更加重视公共支出的积极作用，留下了很多深刻、精辟的分析，逐渐形成了公共财政理论的另一传统，被称为“大陆传统”。著名的代表人物包括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罗雪尔、瓦格拉，其中更重要的有以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和林达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以及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一些财政学家形成的奥意学派。其中特别是维克塞尔，不仅对一般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将税收和公共支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公共部门的决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和集体选择的过程。而正式缘于他的著作，布坎南吸收了其中重要的思想并加以发展，从而开创了影响广泛的公共选择理论，并成为现代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两种学派理论体系侧重了政府功能的两个方面，但是由于思想交流上的阻隔以及社会经济问题对理论需求的缺乏，两个学派理论的融合是在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催生以及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经过较长时期才慢慢融合到财政学理论体系之下，使得财政学拥有较为完成的理论体系，从而也打破了传统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税收理论的传统。在资本主义经历了经济大危机后，特别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出现，他强调政府在宏观经济稳定中应该起主要作用，倡导以政府支出来带动需求的增长，公共部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还有对一般经济理论的突破，使得财政学仅仅侧重于对税收原理进行的研究已经远远不足以解释和分析公共部门的活动。在此后，经过一系列经济学家的努力，其中主要包括鲍文（C.Bowen）、布莱克（D.Black）、马斯格雷夫（R.Musgrave）、萨谬尔逊（P.Samuelson）、阿罗（K.Arrow）、布坎南（J.Buchanan）等人，财政理论终于在20世纪50—60年代末发生了由传统财政学向当代财政学的转变。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下的财政学相比，当代财政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对于公共支出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包括对于政府干预经济必要性的基础理论分析，也包括对于公共部门决策过程及其效率的规范和实证分析，以及包括对各类具体的公共支出项目的分析，从而极大的扩展了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特别是随着数量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广泛应用，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对公共支出分析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它在税收分析方面没有发展，而恰好相反，20世纪70年代以来，税收理论丰富的发展以及重大突破使得财政学乃至公共经济学进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其中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关于最优税收的研究，大大激发了对于税收理论和改革实践的研究。而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兹，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讲义》全面地概览和综述了有关税收的文献，被看作是公共经济学发展的黄金写照。
随着传统财政学逐渐转移到当代财政学，在20世纪70年代在各种学术论文和著作中出现了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或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的新名词，有许多学者认为当代财政学可以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但是有一些学者坚持用当代财政学或公共财政学的称谓，这种分歧的存在使得我们必须对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进行深刻的分析。
二、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
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于财政学（Public Finance）著作的命名上出现了一个现象，即出现了许多以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命名的著作，其中著名的有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 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等，但是同时也有人坚持以财政学作为其著作的名称，其中著名的有罗森（Rosen，H.S.）的《财政学》、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等。而就国内而言，由于西方财政理论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而陆续在国内兴起的，而以前国内的财政理论主要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中以“国家分配论”为主导，与西方的财政理论有很大的差距，也就不存在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命名差异的问题。但是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财政理论引入后，随着思想认识的发展，近些年来，国内也出现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许多著作在命名上的差异。由于国内外关于这种现象的出现，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关于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问题。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以等同吗？如果不同，它们的研究范围和方法有什么差异以及它们的关注的重点有何不同，等等？
对于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国内外的学者也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如陈共、平新乔、张馨、吴俊培、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国内外的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通过资料的整理发现，主要有两种不同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它们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等都是相同的，只是名称的变化而已，两者是可以相互替代使用的。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认为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有很大的不同，财政学主要是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本文主要借鉴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张文春副教授对部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关于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以及发展趋势的问卷调查的结果而作出的总结。从张文春副教授的调查结果中，我分析总结了以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有很大差异的，其中以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观点最为鲜明。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他是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有差异的。
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经济学是财政学演变而来的，但它包括了许多财政学以外的研究范畴。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从上述不同学者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果从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教材的编排上来看，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第一，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第二，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可见，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并没有质的区别更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和范畴。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加速，学科之间交融、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剧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经济学”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少，而转向微观基础的研究之中。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能有失偏颇，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三、财政学近期的成就
如前所述，财政学的发展是与经济理论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当前西方经济学几乎所有理论都可以在财政学中得到应用。而社会经济问题的不断出现，是催生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发生至今的时期中，社会经济问题不断的变化，从而使得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不断的变迁而且趋于多元化，这也为财政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被涉及经济学的任何领域，财政学已经变成了应用微观经济学的一个严密的分支，它吸收了理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中最好的思想和最先进的工具。在下面的评论中，我将注意力集中于应用的和理论的税收和支出政策中的一些关键性方面，以及关于联邦财政制度、政府预算制度、财政政策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一）税收理论的发展
前面讲到过对公共支出分析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在税收分析方面没有发展，而恰好相反，由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关于最优税收的研究，大大激发了对于税收理论和改革实践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税收理论的丰富的发展以及重大突破使得财政学乃至公共经济学进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税收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帕累托有效税收结构的研究
它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即所有的税收都会导致扭曲，但是税收制度的总的超额负担不会由于扭曲数减到最少而被减到最少。用与经济学家在分析有效的配置机制时长期使用的相同的概念，这里是指帕累托有效税收结构，即是当给定技术的和其他方面的约束时，在不使得任何其他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的境况会变好。用一个具体的社会福利函数，它可能在这些帕累托有效税收结构中选择一个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税收结构。一次性总付税恨明显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如果政府能够知道每一个人的所有信息，它可能对每个人征不同的税。然而，对于一些起关键作用的约束的认识，尤其是对信息约束的认识。它得出这样的结果，即帕累托有效商品税结构并不象拉姆齐所描述的那样；例如，如果闲暇和消费之间是可分离的，那么将不会有商品税。拉姆齐的分析（戴蒙德和米尔利斯也做过类似德分析）有一个附加的暗含的和不实际的约束：那就是收入不能被征税。
2.税收激励理论
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行为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关于税收激励理论的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税收对劳动力供给、储蓄、风险承担、企业投资、融资以及红利发放等方面的影响。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研究主要是分析所得税对劳动者供给决策的影响，税收对妇女特别是已婚妇女就业的研究，以及累进税对劳动力供给的激励效应。税收对储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分析利息税对储蓄行为的影响，桑得莫在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利息所得税如何通过影响实际利率来激励储蓄的消费行为，并用代数方法推倒出利率变动对现期消费的影响，进而判断实际收益率下降如何影响储蓄行为。税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则主要分析税收对投资者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桑得莫和范里安通过数学推导出税收与风险资产之间的关系，即税率变化与风险资产数量呈同方向变化，税收会导致风险承担行为增加。税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分析税收对资本使用者成本的影响来分析，而主要集中在税收投资抵免对企业投资的激励效应的分析上。税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主要是分析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原有的资本结构，其中运用了托宾的“q理论”进行相应的分析。税收对企业红利政策的影响，主要是米勒和斯科尔斯的研究，他们1978年提出，红利收入可以被适当地“漂洗”，将其转换为非税的收入，从而使红利面对的实际税率为零。
来源：《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