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历程、模式与机制分析

服务业的发展规模与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伴随服务业的深入发展，服务业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快速的集聚发展趋势。
    一、发展历程及阶段性特征
    (一)初期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1949年～1978年)，我国服务业发展有三个特点：第一，服务业不太受重视，产业地位相对于工业、农业较低；第二，增长较慢，且波动较大；第三，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下降，由1957年的30％下降到1978年的23％。
    (二)快速发展阶段
    1979年～1989年，我国服务业高速增长，服务业增加值由1979年的865．8亿元增加到1989年的5403．2亿元，年均递增12．28％。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第一，各级政府重视服务业发展，注重解决服务业的短缺问题；第二，服务业快速发展，特别是80年代中期，服务业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第三，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提高，由1979年的21．4％上升到1989年的32％。
    (三)全面发展阶段
    1990年～2001年，我国服务业迎来了全面发展时期。服务业增加值由1990年的5813．5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33153亿元，年均递增9．03％。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第一，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对服务业发展加大重视力度，1992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决定》。第二，服务业产业门类逐步健全，特别是商贸业、物流业、金融业等得到了大力发展。第三，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步提高，由1990年的31．3％上升到2001年的34．1％。
    (四)集聚发展阶段
    自2001年底加入WTO至今，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40％以上水平，与制造业的差距逐步缩小。从服务业就业人数来看，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2002年的28．6％增长到2009年的34．1％，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超过第二产业。
    近来年，我国服务业发展新的特征表现为：一方面，集聚发展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大大拓展了服务半径和辐射能力。更有效促进知识共享和信息交流。另一方面，服务业集聚区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形成了产业特色鲜明，空间相对集中，服务业集聚度达到一定程度的特定区域。
    二、发展的模式分析
    
    (一)原生型：市场主导
    原生型发展模式是指基于本地的资源禀赋优势，通过本地中小企业自发聚集发展形成服务业集聚区的模式。这类集聚区多见于设计业、动漫业等以人力资源为企业核心资产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或集聚于商业中心的批发零售等配套产业的服务业，一般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资源禀赋、旺盛的地方需求、发展强劲的制造业集群、密集的高素质人才、优良的基础设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等，也称为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上海“同济现代建筑设计街”就是原生型发展模式的成功案例。在这条长度仅为860米的路段上，平均每两米左右就有一家设计企业，汇聚了近多家现代设计、装演、图文制作、建筑模型、建筑监理等相关企业，2004年创造了20亿元以上的产值，吸纳就业人员近万人，形成了赤峰路现代建筑设计集聚区。
    (二)外生型：政府主导
    外生型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区位条件下由政府根据特定的制度安排规划培育而发展形成服务业集聚区。政府通过建立政策性壁垒限定特定对象的具体区位和活动范围，形成制度落差收益，从而诱发服务企业主体向预知收益高的地区移动和衍生。这种发展模式常见于保税区、产业园等，也称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就是外生型发展模式的成功案例。按照规定，上海从事国际贸易业务的外商独资公司必须设在外高桥保税区内，区内企业可享受不少优惠政策。企业主体向区内移动并伴随着若干核心企业发展，关联产业及相关机构逐渐向该区域集聚。
    (三)嵌入型：双轮驱动
    嵌入型发展模式是指基于本地一定的产业基础和服务业发展规模，由政府引导培育，引进外资或龙头企业推动发展形成服务业集聚区。在具有一定区位因素和集聚效应的地区，政府采取一定的扶持措施，给予税费优惠，提供资金和市场开发的支持，引导服务企业进入，从而促使服务业集群产生。这类集聚区多见于金融业、软件业、专业技术服务等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以生产性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也称为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型发展模式。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集聚区”就是嵌入型共生发展模式的代表。在集聚区形成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是政府的规划和环境优化，另一方面是独特的制度优势。
    三、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引导机制：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企业投入的增加，边际收益递增的效应。当同一区域或产业的相关服务企业(包括竞争对手)通过合资、合作或联盟等方式，形成严密的分工与合作体系，共同进行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价值创造活动，可以产生显著的规模效应，强化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整体生产效率。
    (二)动力机制：利益驱动
    服务企业会向人流量大、需求旺盛、消费能力强的区域迁移，形成集聚现象；当发现空间聚集可以减少顾客的找寻成本，吸引到大量富有经验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降低基础设施的分摊成本，必然会选择集群方式发展。服务企业在空间的集聚节约了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消费的搜索成本，直接为服务产品的消费者带来了额外的效用满足，这种效应满足又会促进服务企业的集聚。
    (三)“成长”机制：创新欲望
    服务业集群构成一种集体学习行为，刺激服务企业内部创新。服务企业的创新增强了服务企业适应能力，创新的迅速扩散又使以服务业集群为基础的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最终实现整个服务产业效率的提升。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由于集群这种组织形式的介入，达到了服务产业的良性反馈机制。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创新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率
    依托体制创新推进集聚区载体功能建设。首先，要明确政府管理职能定位，政府应立足于公共品、准公共品的供给，降低集聚成本，促进集聚区规模经济，调动市场在集聚区载体功能建设的积极性。其次，创新管理思路，依托政府考核调动各级政府加快服务业集聚区载体功能建设的积极性，依托项目建设调动企业建设集聚区的动力。
    (二)优化评价标准，提升发展层级
    充分考虑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战略，评选出具有发展潜力的集聚区作为重点资助对象，引领服务业集聚发展，服务业集聚评选指标应包括产业发展潜力指标，集聚区的硬件、软件及区位环境指标，集聚区的规模和营业状况等指标。
    (三)健全考核体系，提高建设动力
    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绩效考虑要围绕三方面展开，一是考核的组织，二是考核方式，三是考核内容。对于政府部门的考核，应将集聚区建设绩效考核纳入政府考核指标体系实施考核。对集聚区建设企业的考核，可围绕政府引导项目或资金使用展开考核，以此督促企业加快集聚区载体功能建设。绩效考核标准，要综合考虑专业性指标、综合指标，注意各区县、行业、企业等差别，突出产业发展潜力、集聚区建设现状、集聚区的带动效应等。
    (四)完善配套政策，推动建设进程
    研究制定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扶持政策措施。就市场准入、税费、融资、用地、价格、产权变更等方面出台有关政策的扶持意见，实行分类指导，对重点行业进行重点扶持。同时加强对服务业集聚区载体功能建设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新兴行业的投资示范引导，以吸引更多资金流向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中。通过放宽准入、改善服务、规范税费等多种方式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流向服务业，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载体功能建设进程。
    【该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10308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JC790092)、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08SJD790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