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经济是以城市为中心考察稀缺资源配置状况的学科。城市经济研究源自区位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和增长极理论,城市经济研究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研究,可以归结于城市经济的行政化集聚与扩散和市场化集聚与扩散。文章认为这两种路径应根据城市经济发展阶段交替实施,需要关注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的边界。
关键词:城市经济,城市经济集聚,城市经济扩散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经济已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城市经济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在向前推进,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以达抛砖引玉之目的。
一、城市与城市经济
1.城市的缘起。城市是人口、资金、产业等的聚集区。一般认为,城市的缘起需要具备如下条件:农业生产剩余,即城市以外的人口必须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们自己和城市居民;城市生产的发展,城市居民必须生产相应的劳务或产品以和城市之外的居民换取所需生活资料;运输体系的发展,城市与城市以外区域的产品交换必须依赖有效的运输体系。城市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经济发展的平衡,城乡之间的分野就此开始。纵观城市发展的历程,运输体系的每一次重大革新都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现代技术体系及运输体系使城市密度增加,城市规模急剧扩大。
2.城市经济。城市经济是以城市为中心考察稀缺资源配置状况的学科。城市经济学属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市场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城市土地利用、城市交通、犯罪和公共政策、住宅和公共政策、地方政府支出与税收(阿瑟·奥莎利文,2007),而我国学者的归纳略显不同,包括城市土地利用及其空间结构、城市住宅经济、城市交通、城市物流、城市的环境与污染、城市政府(周伟林等,2004)。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城市经济已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学科,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二、城市经济理论
1.区位理论。中心地带理论认为城市体系包括N类不同的产出品、N类不同的市场区域和N种不同的城市中心,级别高的产品在对应的级别高的市场区域被出售,每一城市体系都有以一个主要城市为中心的中型城市或小型城市群(克里斯泰勒,1933);最小费用工业区位理论认为,经营者一般在所有费用支出总额最小的空间进行布局,影响工业布局的区位因子分为一般因子和特殊因子,导致集聚的为集聚因子,导致扩散的则为扩散因子(韦伯,1909);市场空间竞争理论认为,企业在选择区位时,都想尽可能占有更大的市场空间,这样的市场空间的位置和大小受到消费者的行为和其他企业的区位决策行为的影响(霍特林,1929),而生产者占有的市场空间大小将对其获得的利润产生影响(帕兰德,1935);利润最大化区位是收入和费用之差最大点,区位均衡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即对个别经济而言,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整体经济而言,是独立经济单位数最大化;前者是内部努力经营的结果,后者是外部竞争的结果(勒斯,1995)。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和非最佳化行为,产业区位布局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信息的增加,产业布局逐渐接近最佳区位(普赖德,1967)。出于对市场空间、经营利润、产业竞争以及经营成本的考虑,各种产业都有向城市集中布局的趋势。
2.聚集经济理论。早在1926年,黑格就充分讨论了集聚经济对城市形成的影响,在黑格的启发下,许多经济学家对城市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集聚经济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本地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前者指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胡佛,1990),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形成产业集群(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波特,1998)。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在内部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的综合作用下,企业趋向于将全部生产活动集中在接近大城市的地方,企业的区位选择又会影响市场的分布,并吸引上下游企业的集中(藤田昌久等,1999;克鲁格曼,2000;藤田昌久和蒂斯,2004),有学者对城市产业集聚的原因归纳为投入共享、知识溢出、劳动力市场共享、本地市场效应、消费、寻租等(罗森塔尔等,2003)。城市因经济要素集聚而产生、壮大,城市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提升了其市场潜力,从而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阶段论认为,任何区域的经济增长都存在相同的发展阶段,即自给自足阶段、乡村工业崛起阶段、农业生产结构转换阶段、工业化阶段、服务业输出阶段(胡佛和费希尔,1949),而与此相对应的划分是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1991)。我国学者的概括是待开发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陈栋生,1993),阶段论描述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城市经济崛起与繁荣。
3.增长极理论。增长理论中的平衡增长理论认为,为了使经济从低水平的均衡转向更好的均衡,可以在经济中的许多部门同时进行协作性投资(罗森斯坦—罗丹,1943),但这对资本极度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是难以承受的。因此,有意识地培育增长极,利用增长极的推动效应和产业之间的连锁效应带动全局的发展,但需要以创新为前提(佩鲁,1988)。循环累积因果论指出,社会经济的变动是由技术进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传统等多种因素决定的,经济发展不是单纯的产出增长,而是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但首先需要产生一个初始变化,如城市经济发展,而后产生次级强化,最后产生上升或下降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初始变化,呈现出一种循环累积的演化过程(缪尔达尔,1991)。
这些理论为我们了解城市经济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市场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随着城市的急速发展,城市病日益显现,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的理论不足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健康城市理念、紧凑城市理论、精明增长理论、理性增长理论相继出现,引导城市经济发展合理利用城市空间,优化各种要素配置,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清洁、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城市经济在我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研究逐渐展开,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源于城市问题的需要(陈柳钦,2008)。随着农村改革的启动,农村经济活力逐渐得到释放,改革重心随之转移到城市来,城市经济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城市就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改革等问题,对城市的研究日渐加深,主要体现出版的学术专著增多,研究内容日益扩展,研究手段更为多样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增强。
四、我国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
关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一直存在两种路径的争论,即以政府为核心的行政主导和以企业为核心的市场主导,这与所谓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的争论是一致的。
1.行政化集聚与扩散。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层级之间的权力与责任是逐级授予的,权力大小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级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行政权力的大小将涉及制度垄断程度和所覆盖的范围,城市作为地方政府发号施令的中心,自然形成以大管小的城市行政级别体系,造成城市建设资源沿行政层级向大城市集中,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具有更多的自主权(弗农·亨德森等,2007)。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前以典型的计划经济形式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国家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中心,由于建设资金的不足,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村抽取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等资源,并且附以户籍等计划手段加以固化,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特色。政府集体意志对资源的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三线建设”时期产业布局的“山、散、洞”特征就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集聚规律截然相反,这一仅有的扩散效应带有非常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农村改革首先启动,城市改革继之,实行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但前期侧重计划手段,采用价格“双轨制”对经济增量部分进行资源配置,这种双轨制逐渐过渡到单轨制,继续先前的剪刀差和农村税费等形式推动农村资源向城市的集聚,这一过程持续到上世纪末期。21世纪始,城市经济的集聚与扩散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基本上实现了社会资源配置的单轨制,城市从农村抽离资源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由于产权的未定,政府通过垄断的资源抽取城市发展所需的资源,对农村资源有选择性的抽取,特别是对土地资源独占权使得城市“土地财政”现象非常明显,城市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大幅改善,经济规模日益扩大,但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经营城市现象,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城市化进程行政干预的导向逐步从限制转为积极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也因此取得了高速发展的显著绩效,但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城市化泡沫以及较高的社会总成本(徐琴,2004)。同时,21世纪开始实行的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政策与上述抽离现象同时并存,两种相对的力量博弈结果如何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在资源等关键领域没有重大突破,城市经济行政集聚效应将进一步强化。
2.市场化集聚与扩散。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为先导的改革激活了市场力量,城市经济向乡村扩散,乡镇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繁荣就是明证,随着改革进程的向前推进,市场力量逐渐强大,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区位条件占优的城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城市政府强力规划引导只是顺乎时势之举,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规划使城市集聚作用增强,这种人为推动使城市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引领作用,城市化推进对第一产业的优化作用、对第二产业的提升作用及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同样需要以城市为载体(张魁伟,2004)。为推动城市经济平稳发展,必须革除市场化进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流动,只有加快市场化进程才能发挥城市经济集聚和扩散效应。
五、关于城市经济的几点思考
城市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极,且有加速发展的趋势,在一定时期内,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城市群的出现,这种集聚效应会进一步强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必过于强调政府主导的行政化集聚与扩散效应,或是企业主导的市场化集聚与扩撒效应,现代经济发展历程表明,政府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只是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有所侧重。但不容忽视的是,现阶段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远超过扩散效应,城乡差距日益拉大,我们应同时采取市场化和政策手段对这种差距加以平衡。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的边界应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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