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系统效应

内容提要：21世纪的技术创新理论与实践，已经超越了熊彼特理论意义上仅被认为是对经济增长促进的“内生变量”及对“经济周期”说明的传统观点，并逐渐正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间的紧密联系与协调发展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考察任何技术创新活动的基本性质，都必须依据系统整体性原则及系统科学范畴的协同学方法论。因为，它们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协调发展的认识与指导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提出技术创新的三维视野，旨在纠正传统技术创新理论狭隘的经济增长观及其在认识上的误导，以使之符合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系统整体 生态可持续 协调发展
    作者简介：晔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熊彼特理论的意义及局限
    （一）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的基本意义
    熊彼特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始终强调了“技术创新”，并以此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生变量”。他从概念上区分了发明与创造，以及技术创新扩散的重要性，并对它们之间的联系予以充分说明，建立了与以往经济学家的理论内涵所不同的经济科学理论。这也是针对主流经济学将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之行为的一次重要变革。可以说，他的技术创新理论在其所处时代，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其所研究的经济学内容多么深奥，以及理论逻辑结构多么严谨，均难以回答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这一不可回避的关键性问题。熊彼特恰恰相反，他注意到了这些经济理论的严重局限，因此，他指出技术创新乃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强调了它对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作用。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对经济增长原因的深入探索，无疑是一种突破性的研究和贡献。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践业已表明，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也同样与以技术创新为重要前提和显著特征的技术进步密切相关。
    （二）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的局限
    但是，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的普遍认同与实施，技术创新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也将日益发生深刻的变化。现在，它已经不只是熊彼特理论意义上仅将技术创新与其他经济要素相组合，及对经济增长的单纯促进，并从中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回报的原始含义。因为熊彼特“技术创新的某些方面与可持续发展是相冲突的，它们的着眼点主要是实现经济效益，而非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造成当今众多全球问题的重要原因。”（注：孟国庆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9年第2期。）尽管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已经把被其所认为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并以此作为解释经济周期的关键因素，但它毕竟没有脱离其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对经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强烈追求。21世纪，所有的技术创新理论和实践，都将因其顺应可持续发展战略而与熊彼特理论具有原则性的区别。可以看出，熊彼特理论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进步，变得十分明显。
    技术创新只有跳出经济人的理论阈限，并毫无例外地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关系的和谐性及可持续性协调角度建构理论体系和从事实践活动，才能消除传统技术创新理论导致的许多不良后果，才能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代要求，适应21世纪技术创新的新局面。因此，对技术创新理论的改进，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技术创新的三维视野
    （一）从三维视野看技术创新的基本性质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和生态密切相关的问题。倘若经济领域中的技术创新，如同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研究者，瑞典学者帕维尔·佩利坎所说的那样，“一个经济体制的创新性最终取决于它有效配置经济能力的本领”（注：［意］乔瓦尼·多西等：《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8页。），那么，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则与此不同，它必须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维视野出发，审视所有技术创新活动的过程与结果。由于多因素和相互效应关系的存在，显然它与佩利坎所说的”有效配置经济能力的本领”之观点大相径庭，因为后者最终取决于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性协调功能与作用的确认，及其所具有的生态合理性资源配置的本领。熊彼特理论意义上的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意义上的技术创新，两者间原则性的区别正表现在此。
    除此，从三维视野出发，不仅表现在它与传统熊波特理论两者间资源配置能力基本特性的不同，而且在于其对福利性质认识的差异。佩利坎还指出：“在一切体制中所有的福利损失最终必定归因于对完全的有能力的利己主义者刺激不当”（注：［意］乔瓦尼·多西等：《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8页。）。假如以技术创新的三维视野看待福利，那么无论内涵还是外延，它与传统技术创新的福利观均有明显差别。就前者而言，它已经不限于传统理论意义上人们所认为的，与单纯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所谓“福利”。由于技术创新观在本质上的变化，“经济人”和其他所有经济活动行为主体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属福利损失之列。这些由人类肇事的“外部不经济”或“公共福利损失”，及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正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对所谓“有能力的利己主义者刺激不当”和与之相关的种种“不当性技术创新”的推行和利用。这些“有能力的利己主义者”和“不当性技术创新”，客观上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普遍下降。
    （二）从三维视野看不当性技术创新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物质进步论”，实际上正是为资本主义各国曾经掠夺式地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人类福利对自然资源充分依赖的必然性，并把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当作不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事情。这种观点还认为，借助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手段，可在人们的意愿中对自然资源的一些要素和过程进行复制，从而保持人在自然界的统治地位。发达国家曾将技术创新当作对GNP或GDP增长的促进手段并以此为目的。“结果，GDP不仅掩盖了社会结构和经济以及生命本身最终将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破坏；更糟的是，它还将这种破坏描绘成经济效益。”（注：［美］Paul Hawken等：《关于下次工业革命：自然资本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C·S·刘易斯也曾有类似的批评：“‘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常常被用来描述应用科学的进步”（注：［美］赫尔曼·E·戴利等：《珍惜地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59页。）。西方发达国家所奉行的“经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和“对有能力的利己主义者刺激不当”，乃至种种“不当性技术创新”，既反映了它们借助不当性技术创新手段掠夺自然资源和对环境损害的历史过程，又反映了其之所以成为今天发达国家的真实原因。
    在技术方面，则是因种种“不当性技术创新”的产生和利用。从而成为对自然生态系统严重破坏的促进手段。这使得整个人类不得不面临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日趋匮乏的困惑和窘境，并最终出现了皮固福利经济学派所说的“外部不经济”，加勒特·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以及赫尔曼·E·戴利在其“稳态经济学”中所说的“看不见的脚”。而后者正如戴利本人所阐述的那样：“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使得私人的自利在不自觉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看不见的脚则导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注：［美］赫尔曼·E·戴利等：《珍惜地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1-43页。）这就难怪英国学者C·赖克对之尖锐的批评，他说：“工艺是一种愚蠢的破坏力量，它使环境恶化，埋没人的价值，驾驭人的生活与智慧，它仿佛是一个盲目的主宰者，因为从发展到使用它都未顾及社会的目标。技术手段往往凌驾于社会目标之上。”（注：［英］安得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显然，面对传统的“不当性技术创新”的威胁，在本世纪强调技术与经济、技术与社会和技术与生态的有机统一与三重和谐，就变得尤其重要。
    技术创新，并不单纯只是对一个国家GNP增长的促进手段和力量，同时必须遵循“共生性”和“协调式”的原则。这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范围普遍战略原则下的今天，绿色化GNP理应具有的前提。实际上，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专家们已经改变了GNP的非共生和非协调计量的性质。他们强调并制定GNP的绿色化指标，以确保把社会公共福利抑或自然生态系统的损失同样纳入GNP的计量过程。
    （三）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
    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积极作用，这种情况也正反映了其双刃剑性质的另外一个特征。21世纪，为了实现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亟待各种生态合理性及符合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手段的技术创新成果的不断出现。可持续发展，将是本世纪技术创新的研究与发展(R&D)的必然前提。“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是联合国于1980年首先提出的。此后，又经布伦特兰委员会深入研究，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予以系统阐述。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公平”与“和谐”。前者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后者则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技术创新三维视野就是要求技术创新活动及其R&D与上述内容的系统统一。它要求借助科技进步的力量，科学合理地解决经济、社会和自然不相协调的种种现存的乃至长远的问题。除了政策、法令以及环境伦理的约束条件外，技术创新与进步，是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三者之间关系和谐的重要依托。比如有关“清洗生产”的技术创新，它旨在从生产过程的控制始端，在工艺上确保低能耗和零污染的实现。而这明显有了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具体内容。再比如有关资源可再生利用的技术创新，则是从资源节约角度确保代际公平和资源有效存储目标的实现等等，这些都是技术创新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而非“不当性技术创新”。当技术创新有利于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性原则实现的时候，它就是可持续发展的促进力量。
    三、经济、社会与生态的现存问题及其与技术创新联系
    （一）技术创新与经济
    迄今为止，绿色化GNP指标并没有在世界各国被普遍应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仍然是判别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程度的不同，客观上，也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别。就20世纪上半叶至今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倘若经济发展按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来衡量，据统计，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占其经济增长的比例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熊彼特理论效应的结果，以美国、日本和经合组织为例，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分别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为45%，80年代则达到80%；日本20世纪50年代为55%，60年代为67%，80年代为82%（注：吴贵生：《技术创新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已有二分之一以上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企业生产的（注：李京文等：《知识经济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就我国的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情况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明显处于落后状态。“1996年我国GDP排世界第7位，而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在世界第28位，虽然该指标在1998年上升至第13位，但1999年4月的排名则继续下挫至25位。”（注：陈劲：《永续发展——企业技术创新透析》，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由此可知，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促进率仍然相对滞后。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牛文元先生在《北京观察》，2002年第3期，以《21世纪中国发展面对的六大挑战》为题的文章中所说：“我国要用50年时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目前我国尚需大力促进科技创新的R&D，并适当提高它在GDP中的比例，方可赶上发达国家，改变目前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状况。
    但是，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的技术创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接受资本主义各国曾经走过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不相协调的发展道路的严重教训，并从根本上认识到它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导致失败的原因。如果说，技术创新在传统理论意义上只是对经济增长促进的直接手段，那么，今天，它已经不限于对经济增长的单纯促进的含义。“总经济价值”概念在此需要作为重要的参考内容，因为它包含有“自然价值论”的基本思想。
    “总经济价值”概念，是英国学者大卫·皮尔斯的《绿色经济蓝图》(2)一书中所倡导的重要内容，它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表示：
    总经济价值＝实际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存在价值（注：［英］大卫·皮尔斯：《绿色经济蓝图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4页。）
    总经济价值包含三项基本内容：实际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其中，前者指对资源环境直接或间接利用的情况；后者指与通常使用无关的资源环境价值；介于两者之间的“选择价值”，则指防止冒着失去可用得上的功能之风险的资源价值状况。
    21世纪的技术创新，需要与“总经济价值”概念所蕴涵的基本思想密切联系，这是适应生态可持续性基本要求的重要标志。因为，“总经济价值”概念与技术创新的结合，实际上对技术创新注入了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和限定，抑或“自然价值论”内涵的、具有约束性的条件。它表明，每一具体的技术创新活动，与资源环境系统生态可持续性的联系明显有了具体的内容。
    “总经济价值”与技术创新相结合，使得技术创新与经济，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单纯把技术创新作为国际间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简单比较。创新活动，必须以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维视野来审视。
    （二）技术创新与社会
    随着技术创新的日益进步，产业结构必然调整，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取代。受此影响，以高科技知识所武装的高素质人才及以之为载体的产业工作人员，将进入生产和分配领域，并以此为中介渗透于生产力各要素之中。客观上，这也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更趋复杂，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劳动就业将成为突出问题。
    未来的经济将由理念、信息和技术组成。据有关资料估计，到2015年，大约有多达95%的工作将要求就业者掌握信息技术。由于整个世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国际科技信息的相互渗透，以及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大量推出和对技术创新的大力推进，必然使得未来几十年内面临十分严峻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中国就业战略研究》一书也指出：“我国未来20年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就业形势：①同时出现几重就业压力，既要为数以亿计的新增劳动力创造就业岗位（其规模要比整个欧盟国家现有就业人数还多），又要实现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还要进行第二、第三产业内部劳动力结构的调整。②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我国面临更为‘严苛’的历史条件。”（注：郭继严等：《中国就业战略研究》(2001-2020)，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随着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及劳动量的减少，不仅增加了劳动力转移的难度，而且提出了就业者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新的要求。据统计，我国劳动者整体文化水平普遍不高。“1998年我国从业人口受教育程度为：不识字的人占11.5%，小学程度占34.2%，初中程度占38.9%，高中程度占11.9%，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3.5%”（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就此状况，很难适应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在若干年内难以摆脱“劳动密集型”的状态。近年来，虽然受教育状况有所改观，但仍然难以彻底扭转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的局面。
    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通过对美国高技术产业与经济结构重组和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历史考察得出结论：新技术的采用会对传统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到许多人的命运。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会使传统产业活动中大量职位丧失，因而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新技术产业是否具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在可能。”（注：沈国明等：《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他的忧虑不无道理，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满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差的国家，对此问题非常敏感，因而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我们似乎正处在一个怪圈之中。一方面，经济技术相对落后，鉴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讲，都需要大力推动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以改变我国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现状；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与劳动力素质普遍较差的社会现象，及其与科技进步所形成的严重冲突，劳动力就业问题又急需妥善解决。技术创新，一旦忽略了社会范畴的内容，难免会对劳动力就业形成冲击，对人口和劳动力居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这种技术创新与经济、技术创新与社会的双重矛盾及二难性问题，从技术创新的三维视野出发对之合理协调，无疑将大有裨益。
    （三）技术创新与生态
    技术创新，不仅要考察它对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要考察它对自然生态系统所起的各种作用。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研究技术创新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性质，尤其应当受到重视。
    在自然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的今天，要求所有技术创新活动的过程和内容，确保必须应有的可持续属性和协调性，“遵循已被证明是自然科学进步之墓础的守衡定律”，对物质转化过程予以生态合理性的协调，力求朝着“自然资源的消耗是《FACTOR 10》（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扩大10倍才能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所致力的方向努力”（注：石磊、钱易：《国际推行清洁生产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年第1期，第66页。），高效、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当代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缓解自然资源日趋匮乏的严峻局面。倘若从现实生活的每一个具体目标入手，逐步促成《FACTOR 10》目标的实现，那么，技术创新将由理念和设想变为现实，它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贡献也将功不可没。随即，技术创新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的性质将被证明，它与熊彼特理念的实质性区别也将从中体现。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自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博斯共同撰写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绿色经典问世以后，几乎全球范围均以此为警示，并将之作为爱护我们地球生态家园的永久性的箴言。它时刻都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保护我们唯一的生存栖息地的责任，从现存的、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对立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将“外部不经济”变为“外部经济”，将“看不见的脚”变成“看得见的脚”，将“公地悲剧”转化为“公地喜剧”。技术创新，必须在“生态共生”抑或“生态共存”原则前提下，对自然生态系统作出贡献。
    四、结论
    由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关系的必然要求，在当今，技术创新理论必须修正熊彼特理论的一些基本缺点。技术创新，它不单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抑或经济增长的促进力量，同时它还是对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手段与中介。因此，对技术创新的认识，不应当单从“有效配置经济能力的本领”角度入手，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性的协调及“生态合理性资源配置的功能”也必须蕴涵其中。“技术创新的三维视野”，旨在从后一方面探讨技术创新理论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探讨它与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在“生态共生”抑或“生态共存”原则前提下有机结合和相互效应的性质，及由此导致的区别于熊彼特理论和观念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