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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一)基于动机的互利模型
基于动机的互惠偏好理论模型由Rabin(1993)提出。④Rabin曾因对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而获得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章。⑤他根据近年来心理学实验的发现概括出人们普遍表现出的“互惠互损”行为准则，把“公平性”(fairness)定义为“当别人对你友善时你也对别人友善，当别人对你不善时你也对别人不善”，而且将这种概念给予明确的规定，即“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收入，利益等)情况下去损害别人的效用(收入，利益等)，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不善；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收入，利益等)情况下去增进别人的效用(收入，利益等)，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友善”。更重要的贡献是，Rabin(1993)开创性地利用Geanakoplos等(1989)的心理博弈框架构建经济学模型，具体分析了人们生活中广泛存在的这种互利行为。
Rabin(1993)模型中的博弈称为心理博弈(psychological games)，而不是一般的物质博弈(material games)。在标准的物质博弈模型中，参与者的最优反应函数是一阶信念或对方战略选择的函数，没法刻画意图因素，Geanakoplos等(1989)首次提出心理博弈模型用于分析意图对均衡的影响。在心理博弈中，个人的反应函数不仅取决于对方的战略选择，而且取决于自己的二阶信念。参与者根据自己的信念结构判断对方的意图，进而决定反应战略，所以善意函数的设定是互利模型的关键。
Rabin(1993)构建的双人博弈中博弈方i的效用函数形式为：
善意函数构造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判断和衡量对方的善意程度？Rabin(1993)认为，博弈方是通过自己的实际收益与他期望中的公平收益的比较来判断对方是否对他善意的，进而决定自己的策略。为此，他首先界定了公平收益的计算公式，比如对博弈方j而言，博弈方i采取的策略带给他的公平收益(equitable payoff)应该为：
Fehr和Schmidt(1999)认为，Rabin模型的一个明显优点是具有坚实的心理学基础。⑥的确，心理学的诸多实验证据表明，人的行为在许多情形下是遵循这样定义的“互利公平性”规则的，特别是在按照这种规则作出反应时所可能造成的潜在物质利益损失不太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该模型局限于两人标准式博弈，而且由于该模型并没有对非均衡路径中的信念形成做出设定，应用于序贯博弈时就会产生不合理的均衡。比如，在两人囚徒困境序贯博弈中，第二个人的无条件合作就成了公平均衡的一部分。
Camerer(2003)指出，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2004)对社会偏好的阐述在三个方面与Rabin(1993)不同：首先，他们并没有像Rabin那样考虑善意函数在最大支付与最小支付范围之间所占的比例；其次，其他所有参与者对i的善意并没有被直接计入效用函数；再次，把i对其他每个人的善意以及i从每个人那里接受到的善意之乘积进行了加总。他们证明了存在一个序贯互惠均衡(sequential reciprocity equilibrium)，在其中参与者最大化其社会性效用，并且做出的策略与事先的判断是吻合的。他们还指出，运用规范化的善意函数和一个依赖于信念的对有效性的定义，会破坏这种均衡的存在性。
(二)结果导向的“差异厌恶”模型
Bolton和Ockenfels(2000)提出了一个与Fehr和Schmidt(1999)近似的称为ERC(Equity，Reciprocity和Competition)的模型。他们认为，个人的行为不仅被自身的绝对收益驱使，也为相对收益所激励。其次，不同于F&S基于完全信息的模型背景，他们的模型是一个不完全信息模型。Bolton和Ockenfels认为，不完全信息是对真实实验环境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刻画条件。
Bolton和Ockenfels将他们的构造的效用函数称为激励函数(motivation function)，其形式如下：
可见，在ERC模型中，参与者会严格地偏好一个等于平均收益值1/n的收益，这意味着参与者会采取行动来使他们获得的份额接近平均值，而无论他们起始获得是高出还是低于平均值。
蒙特和塞拉(2005)指出，ERC模型的主要创新之处为：
根据假设，伴随着金钱支付，相对支付激励着人们。根据作者，公平判断基于一种精神参考结果，这本身是复杂的社会比较过程的结果。这种比较的相关性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已被强调很长一段时间了，当假设相对物质支付影响人们的行为时，他们从这些文献中借用了一个关键的视角。
与Rabin的模型相比较，ERC模型是n人非完全信息博弈，并且它既可应用到扩展性也可以应用到策略型博弈。
(三)Andreoni和Miller(2002)的社会福利偏好理论
社会福利偏好是利他偏好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经济学中的“利他”是指个人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正相关。其效用函数可以表达为：
社会福利偏好则指人们不仅关心自身的利益，还关心社会总福利的大小，特别是社会群体中处于最弱势人群的利益，这实际上是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最大最小化原则正义观的一个体现，这一思想特别是在哲学领域源远流长。从经济学视角看，社会福利偏好作为利他偏好的一种形态，可以更好地解释实验中参与人自我牺牲的行为。Andreoni和Miller(2002)并没有把这一思想正式化为一个模型，他们独特的贡献在于用实验充分证明了人们具备这一社会福利偏好。
Andreoni和Miller(2002)设计了一个独裁者实验，其本意在于说明人们的利他行为并不是不符合理性的。在他们的实验中，独裁者对一财富代币进行不同组合的分配，分配完毕后根据不同的转换率代币可以转换为货币。Andreoni和Miller(2002)首先提出了验证理性行为的“一般化的显示偏好原理”(generalized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发现参与人的行为基本上符合这一原理，包含了利他偏好的效用函数是连续、单调的凸函数，因此他们的行为是理性的。然后，把参与人分成三组进行独裁者实验发现，30%的人具备平均主义倾向，即愿意增进最小支付人的利益；20%的人具备功利主义倾向，即愿意扩大所有参与人的支付总和；50%的人则呈现出完全意义上的自私性。
有些学者对上述社会偏好理论的多元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实验数据也显示，人们的某一单一动机存在某一特定实验背景中，但不一定必然出现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实验环境。比如互利动机可以解释最后通牒实验中响应者拒绝一个较低的分类率，但显然不能解释在独裁者实验中独裁者给予对方一个正的分配额(Ottone，2006))。
Camerer(2003)对此回应道：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仅仅通过改变效用函数来解释各种不同的结果，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个简约的效用函数，这个效用函数能够体现人类的心理学特征，从而能使对许多现象的解释毕其功于一役，并且还能做出新的判断。
的确，社会偏好理论的发展路径显示出经济学家为找到一个简约综合的效用函数在逐步做出自己的努力，这充分体现在上述的理论发展图中。Falk和Fischbacher(2006)综合了动机上的互利模型和分配结果上的差异厌恶模型，Charness和Rabin(2002)综合了社会福利模型和互利模型，而Kohler(2003)则弥补了最后一条链条缺陷，均综合了两种纯粹的社会偏好模型。我们不妨可以预测，未来的社会偏好模型可能会进一步走向融合。
(四)Charness和Rabin(2002)的综合模型
Charness和Rabin(2002)的模型结合了社会福利偏好和互惠偏好，他们首先提出了一个两人博弈中的社会偏好模型，如参与人B的效用函数为：
这个函数式中，左边第一项是行动者个人的物质福利，右边的项是利他主义偏好，其中，第一项是罗尔斯主义分配原则，表示收入最低者的福利是行动者总效用的一个函数因子；第二项是边沁主义分配原则，表示集体总福利最大化是行动者总效用的一个函数因子。可见，这个模型包含了个人利益、社会集体效率或者是边沁主义的社会整体利益和罗尔斯主义的社会公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该模型的缺陷是社会偏好存在异质性问题，积极的互利行为没有体现在模型当中。
(五)Kohler(2003)的综合模型
Kohler(2003)提出的模型称为DASM(the difference averse surplus maximizer model)，即差异厌恶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顾名思义，其结合了前面的差异厌恶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两个模型，参与人i的效用函数因此给出如下：
Kohler认为，这个函数形式的第二项表示的是利他主义，虽与第一个形式有所差别，但实际上均结合了差异厌恶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两个模型。
(六)Falk和Fischbacher(2006)的综合模型
Falk和Fischbacher(2006)认为，基于实验的数据观察，人的差异厌恶偏好和互惠偏好同样不能忽视，因此构造了一个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模型。他们的效用函数构造如下：
与Rabin(1993)的互利模型一样，Falk和Fischbacher(2006)也采用了Geanakoplos等(1989)的心理学博弈框架，即参与者将根据自己的一阶信念和二阶信念来判断对方的善意水平，然后决定自己的最优战略；不过他们沿用了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2004)通过不同参与者的支付差异来度量善意程度这样更直接的方法。Falk和Fischbacher(2006)将善意函数设定为：
(七)社会偏好理论各模型的共性
社会偏好理论的各个模型虽然表现形式多元化，但正如前面理论图表示的那样，各模型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也必然存在很多的共性。它们都与实验相对应，应实验而生，最原始的目的就是解决实验出现的与经济人假设相左的悖论；从形式上来看，各个模型都是扩展了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加入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偏好，且均以博弈论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偏好理论虽然放弃了经济人假设，但仍然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偏好理论的各个模型可以看作是贝克尔主义理性选择模型(1974)的个案化和再扩展，从而呈现出一定的理论保守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