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内容提要：就机制设计理论的起源、发展及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从机制设计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结论为：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而自主技术创新的目标是进行横向技术创新；在此目标下，中国应建立和完善包括专利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保障。
    关键词：机制设计 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
    作者简介：龚强，美国西北大学管理经济与战略博士，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迈尔森(Roger Myerson)、赫维茨(Leonid Hurwicz)与马斯金(Eric Maskin)共同获得了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学会将这三位经济学家的得奖原因界定为：他们“奠定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基础”。
    迈尔森是我在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时的老师。尽管他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但获得这次诺奖的工作基本都是他在西北大学工作的25年内完成的。迈尔森教授的教诲和回国后的研究经历，使我对于机制设计理论有较深感触。本文将就机制设计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和相关应用，结合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一、机制设计理论的起源
    无论多么抽象、艰涩的理论，仍然脱离不了时代的烙印。机制设计理论的开创者，领衔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赫维茨，1917年出生于莫斯科，他成长的年代，正逢前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日益高涨的时代。这为赫维茨开创机制设计理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考线索。20世纪30-40年代，一场被称为“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激烈论战成为经济学界的焦点之一。这次大论战的主题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是否可以永续地存在下去。论战的一方以哈耶克(Hayek)与梅赛斯(Mises)为代表，非常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他们认为，如果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可能获得维持社会有效运转的信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扮演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角色的中央政府，需要从经济中获得关于社会资源禀赋、生产技术、消费者偏好等信息，以便在此基础上制定经济计划以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这要求中央计划机构要掌握并处理庞大复杂的信息。哈耶克与梅赛斯认为，现实经济社会不可能获得社会主义计划所需要的信息并合理地使用这些信息。论战的另一方以兰格(Lange)与勒纳(Lerner)为代表，他们认为，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被规定属于国有，但是生活资料仍然可以通过市场流动。中央计划机构可以制定产品的指令性价格，同时要求企业按照边际成本等于指令性价格的准则进行生产，并根据社会中对产品相应供求的信息反馈来不断调整产品的指令价格，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兰格与勒纳主张的这种机制旨在解决计划经济中为达到有效配置所需信息量过大的问题。从其所描述的系统来看，似乎信息上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又产生了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那就是：经济中的个体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向外界传递其掌握的真实信息。用现在的经济学术语解释，即会产生激励相容的问题。
    尽管早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分析“分成制契约”的时候，激励问题就被经济学家注意到了，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们仍然未对激励约束所产生的作用有足够深刻的认识。例如，即使是在1936年，兰格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所产生的严重的激励问题仍采取忽视的态度：“如果在今天重写我的文章，我的任务将变得更加简单，我对于哈耶克和罗宾斯(Robbins)的回答将是：这会有什么困难吗？让我们把这些方程输入电子计算机，不到1秒钟就可以得到全部解”(Lange,1936[1])。经济学家对激励问题的忽视可以理解为：一方面，在此之前的三百年间，主导人类社会进程的主要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而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大量参与人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压力，使得信息与激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包含在竞争均衡的价格中，因此，经济学家们在充分揭示完全竞争经济的效率与福利特性时，信息与激励约束的存在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早期经济学中的技术工具也使人们难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一直到亚当·斯密之后的二百年，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才使人们重新认识到激励问题的重要性。
    机制设计理论始于赫维茨20世纪60年代的开创性文献(Hurwicz,1960[2])。在赫维茨的定义中，“机制”被描述为一个信息系统和一个基于信息系统的配置规则。在此基础上，机制设计理论讨论的问题是：对于任意一个想要达到的既定目标（某种资源配置规则），能否设计出一个经济机制并且怎样设计一个经济机制，使得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目标一致——即每个人主观上追求个人利益时，客观上也同时达到了机制设计者既定的目标。另外，赫维茨在其研究中特别关注了在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中，信息运行的成本是否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因此，赫维茨通过对“机制”这一概念的定义，建立了机制设计分析方法的基本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激励问题很容易凸现出来。因此，在其1972年的文献(Hurwicz,1972[3])中，赫维茨正式提出了经济学中被沿用至今的重要概念：激励相容(incentive-compatibility)。
    当然，机制设计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并非孤立于经济学众理论之外，而是来自于众多的实践以及与其他理论的交互性影响和推动。机制设计理论提出的年代，正是一般均衡理论日臻成熟的时期。对于充分竞争的市场行为，一般均衡方法的作用都得到了有力证明。然而，艾克洛夫(Akerlof,1970[4])、思朋斯(Spence,1973[5])、罗斯柴尔德和斯蒂格里兹(Rothchild, Stiglitz,1976[6])的不同模型，证明了信息问题对一般均衡理论框架构成了极大挑战。这使得整整一代经济学家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一般均衡理论，转而重新思考不对称信息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信息问题正是在机制设计的架构中，才得以进行较一般化、一致性的处理。1970年代，经过了二十余年的发展，博弈论中关于解的基础性概念等都已经被提出。正是借助于博弈论优美的形式化表达，才使得机制设计在其发展过程中，针对其面对的各种困难问题找到突破的方向。当然，机制理论也刺激了博弈理论的不断完善。机制设计事实上就是博弈论的一个延续——博弈论帮助我们推断在一个给定（机制所隐含）的博弈中，参与人会如何行动；而机制设计则是要在给定的经济环境与约束下，找到可行且最优的机制（隐含一个博弈），使得机制设计者的目标得以实现。
    二、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及应用
    自1970年代始，在赫维茨等人的工作基础上，借由经济理论研究中出现的契机，机制设计理论迅速发展，其中两个主要研究成果是：“显示原理(revelationprinciple)”及“执行理论(implementation theory)”。
    所谓显示原理，是指任何一种资源配置的规则，如果能够被某个机制所达到，那也一定存在一个直接机制可以实现这一资源配置的规则，并且在这一直接机制中，每个理性参与人都会真实报告自己的信息。这里所谓的“直接(direct)”，是指参与人向外界发送的信息，不是别的，而就是其自身的类型。显示原理最初由吉伯德(Gibbard,1973[7])提出，并经格林和拉方特(Green,Laffont,1979[8])，达斯古普特、哈蒙德和马斯金(Dasgupta, Hammond, Maskin,1979[9])等人的发展，最终由迈尔森(1979[10],1982[11],1986[12])归纳出完整的一般形式。如前所述，机制设计理论研究重心在于，给定某个要求实现的配置准则，如何寻找一个恰当的机制来实现这一准则。显示原理的重要性在于，它通过给出一般性机制与报告真实信息的直接机制的等价性，使人们可将注意力集中于报告真实信息的直接机制上面，这大大缩小了人们的选择范围，并且使得很多问题可以用数理方法处理。而当人们只需要考虑寻找最优的直接机制时，激励相容约束与理性参与约束就成为机制设计理论模型中最重要的约束条件。然而，在显示原理出现之前，赫维茨(Hurwicz, 1972[3])就证明了激励相容“不可能定理”——在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们证明了数个“不可能定理”，而正是这些貌似令人沮丧的定理刺激着机制设计的研究者不断去发展新的理论。比如，赫维茨证明，在一些较弱的假设下，不存在同时满足激励相容约束与参与约束的机制，从而在私人信息的标准交换经济中实现帕累托(Pareto)有效配置。在这篇文献中，赫维茨对激励相容条件做了较强的要求——他要求讲真话是每一个参与人的占优策略。占优策略均衡显然是很强的均衡概念，于是，放松对一个机制隐含博弈的均衡要求，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经济学家们在此后建立了贝叶斯(Bayesian)机制，同时将贝叶斯·纳什(Bayesian Nash)均衡的概念引入了机制设计理论——在新的均衡中，讲真话只需要是参与人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策略即可，这实际是放松了激励相容约束。在贝叶斯机制设计的发展中，迈尔森的一系列工作(1979[9],1981[13],1983[14],with Baron,1982[15],with Satterthwaite,1983[16])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拓展后的贝叶斯(Bayesian)机制框架中，关于经典的帕累托(Pareto)有效配置与激励相容的冲突的一些“不可能”依然存在，所以，为了获得对机制的可行的评价，经济学家又提出“激励效率(incentive efficient)”这一新的效率概念。事实上，这一概念与之前的经典效率概念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在提到效率的时候，考虑到了人们理性导致的私人信息与效率的冲突——这也许标志着，人们开始正式承认要对拥有私人信息的个体进行激励也是一种（社会）成本。在“效率”概念下，经济学家又对显示原理做了进一步拓展。
    机制设计理论中的另一项重要研究被称为“执行理论”。在一个直接机制中的激励相容条件保证了一个报告真实信息的均衡，但是，这很可能不是一个机制的唯一均衡。经济学家们可以构造出模型，说明一些机制存在着无穷多种（甚至是不可数无穷多种）均衡，而且这些均衡所导致的配置有着极为不同的福利分配特性。因此，另一个问题就是，给定要实现的目标，能否设计出一个机制，使得这个机制所产生的均衡结果都是机制设计者要求的，或者反过来讲，如何通过一个机制产生的均衡来执行(implement)一个特定的目标。在这方面，马斯金(Maskin,1977[17])给出了一个可以被纳什(Nash)均衡支持实施的社会选择函数的一般性条件。这一条件现在被称作马斯金单调性(monotonicity)。紧接着马斯金的工作，经济学家将执行理论推广到贝叶斯·纳什(Bayesian Nash)均衡的背景下。在马斯金的启发下，经济学中的很多其他领域也借助执行理论得到了发展，例如之后的社会选择理论(Moulin, 1994[18])，不完备契约理论(Maskin & Tirole,1999[19])等。
    机制设计理论作为方法论，其特点就是将不同机制的共同属性抽象出来；然而，机制设计理论的强大威力，却又必须通过具体问题的应用展现出来。如前述，机制设计理论自身是起源于对于市场经济机制与计划经济机制的考察；此后，机制设计理论的推进也一直与社会选择、公共品供给、双边交易、拍卖等等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也正因为有了实际问题作为背景，机制设计理论才能在抽象的维度层面上找到正确合理的发展方向。而当机制设计理论发展起来以后重返实际应用、从象牙塔中的文字符号变成了赖以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的时候，它就展现了极大的威力——这不仅体现在大量的文献在使用机制设计理论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时取得的成功，同时也展现在诸多现实案例中，例如各式各样的拍卖机制设计，政府对一些特殊行业中的企业规制，不同经济生活中的税制制定，不同规模的企业公司治理的改革与创新，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转型等等。可以这样说，机制设计理论作用的范围，早已突破了最初研究市场机制的局限，一方面深入考察了更加微观的组织内部，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推进了对更加宏观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的研究，这使得机制设计理论在其自身发展进入成熟期以后，还能够不断引领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
    三、机制设计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机制设计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劳动力增长、资本存量积累以及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二十多年来GDP以平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从机制设计理论的角度研究，这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成功变革使得劳动力被大量释放，有效投入到经济中的劳动力资源迅速增加；此外，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经济中的剩余可以更加有效地积累，资本存量不断积累；逐渐开放的经济政策，使得中国国际贸易不断增长，这不仅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带动作用，同时也通过国外技术领先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外包(outsourcing)，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技术积累，从而间接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因此，对于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经济制度改革——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起了十分巨大的带动和支撑作用——也许可以被称之为制度性生产力。
    但是，当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以后，经济制度与社会经济环境基本适应，制度会进入相对平稳缓慢的演化阶段。此时的制度改革难以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我们终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危险。
    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首先是劳动力增长问题。当市场化制度被逐渐建立起来以后，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动力减弱，经济中对有效劳动力供给没有显著需求，长期而言，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将与人口变化保持一致。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由于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的经济增长会受益于由此产生的人口红利，但是由于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红利的窗口将会逐渐关闭，中国又要开始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其次，关于资本存量的积累。当企业改制基本结束，金融系统在制度改革过程中也相应建立健全的时候，资本的积累就不再能够通过解放压抑的储蓄、投资意愿来实现快速提高，如果不考虑随机性的外生冲击，资本积累就将维持在稳态水平上。因此，长期而言，人口在不同国家地区相对一致的增长，使得劳动力的增长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源泉；增长进入稳态后，资本的积累也有条件收敛在各自的稳态水平上。最后，能够支撑一个国家经济长期持续高增长的源泉，就只有技术进步。
    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技术进步的两个主要途径是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通常都会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由于引进的技术通常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较成熟技术，因此，即使需要支付相当高昂的专利和引进费用，技术引进也常常比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高风险自主创新的代价要低。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来实现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这被称为“后发优势”。然而，技术引进对经济发展也有着很强的消极作用，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主要以商业往来为载体，而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发展中国家都处于低端和下游，这种处境不可能通过技术引进来改变。低端下游产业常常是污染严重的资源消耗型产业，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要为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付出代价而有所折扣。当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时期的技术引进，技术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的距离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于政治、军事和商业竞争上的考虑，发展中国家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将大大增加，刺激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就将逐渐减弱，技术引进的成本会快速增加，技术壁垒会逐渐形成。这时候，自主创新就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所能够依靠的主要动力。因此，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由此引出一个机制设计的问题：对于技术创新应制定怎样的目标？同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建立怎样的机制？
    对于中国而言，适合的自主创新策略，应该是在新的产业领域中进行技术创新，即选择横向拓展型的创新，而不是在已有的领域向更深入、更尖端的技术进行纵向型创新。一方面，在已有的成熟产业中，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大大领先，此时如果企图模仿和追赶，所要承担的风险很大，成本很高，而如果选择新的领域进行创新，技术发明与创新的空间很大，这使得在新领域发展的初期就可能获得较高的技术进步速度，同时付出的代价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对已有产业的技术创新，即使获得成功，可以应用在产品生产中，也还要面临国外产品的巨大竞争压力。这种同行业具有很高替代性产品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加剧贸易摩擦，从而最终上升为国际政治压力，这对于对国际贸易有一定依赖的中国经济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而开辟新的产业领域，尽可能增加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避开国外企业的直接竞争，对于争取自主创新的快速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最后，对于很多发达国家而言，并不适宜其消费偏好结构或者市场环境，而同时对于中国而言却是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的产业领域，我们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来推动产业发展。因此，横向拓展的自主创新应当是今后中国的主要选择。
    在此目标下，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要为进行自主创新建立一种怎样的制度保障？创新具有公共品的性质——企业所做的任何一项创新对其他企业都是可资利用的，而同时，如果不存在一定的约束，没有企业会愿意为这项创新分担成本。创新的这种问题不仅仅在有竞争的市场上会产生效率问题，即使是在垄断性的市场中也会有个体选择与社会最优选择的矛盾。因为在没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即使没有来自于其他厂商的模仿所导致的利润侵蚀，垄断厂商也不可能占有因创新而产生的全部社会剩余增量。因此，如何通过一定的机制引导私人部门进行协调，激励其有效合理地为技术创新投入资源，不仅仅对于中国，在全世界都是政府所要面对的难题。
    专利制度作为一种最常见的鼓励创新的制度，被广为使用。但是，专利制度决不可能作为一种经济手段用以激励创新机制的全部内容，而必须针对具体的产业结构特征与产品特性设计适当的机制，作为专利制度之外的补充和辅助——例如，政府对研究开发活动进行一定额度的补贴，可以在有外溢效应的产业中配合专利制度；或者作为对专利制度的替代，设立奖励体系(award system)和采购(procurement)机制。同时，在选择激励创新机制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着激励相容所导致的信息不完全与社会效率之间的冲突，政府也应当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审慎的研究和决策。事实是，中国的创新制度环境还相当薄弱。尽管创新早已被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中之重提出，但中国当前对于创新活动的机制支持还相当不足。前面提到的诸项制度可以作为我们建立创新激励机制的借鉴，但是由于这些机制本身各有利弊，而中国经济发展又有其特殊的背景和环境，所以我们必须对具体的问题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机制设计。
    因此，机制设计理论作为一般性的方法论，不仅仅是对于市场经济制度非常成熟的发达国家有广泛影响，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机制创新方面，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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