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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在皮尔士哲学的基础上，生物符号学取得了最新的进展，目前已经具有了可以用于生物系统中符号分析的简明框架。本文探讨了生物符号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潜能，并且展示了它是如何将神经元经济学和社会网络理论——两种与生物理论有关的研究领域进行整合的。文中引入了由皮尔士提出的三分式概念框架，它将对象、符号、解释项与在演化层级系统中相应的因果力量进行了区分。James Coleman早期将个体区分为主我和客我，三分式框架借鉴了这一成果，运用双重自我模型将神经元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系统化。这种对个体的区分意味着两种自我存在着基本信息的不对称。在此背景下，符号学过程是一个信息生成和处理的动态过程，它受到决策分类的内部选择以及符号选择在群体水平上的动态过程的驱动，其中模仿行为是驱动器。这可以通过信号选择理论作进一步分析。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主我和客我之间内部信息的差距意味着在社会网络中对于任何一种消费者选择来说，符号处理都扮演着系统性的角色。本文将用一个最普遍、简单的消费者选择实例——食物消费，来说明以上提出的方法。
关键词：消费者选择 生物符号学 双重自我
作者简介：何梦笔，法兰克福大学金融与管理学院，E-mail：c.herrmann-pillath@fs.de。
一个体经济模型中符号理论的引入
经济生活中充满着符号。实际上，超市货架上的每一件商品都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使用它可以获得的未来收益。然而，经济理论并未充分论证这个简单的事实，在战略考量中，人们最关注的是内在品质和名誉创造下的信号的角色(接下来，我将在符号学部分使用“符号”(sign)这个术语，而“信号”(signal)这个术语则使用在标准经济学和生物学部分)。然而，这些方法都没有涉及到那些基本原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构成经济学中信号理论的个体基础模型中，符号的角色并未被充分认识到。个体的标准模型是行动主义的，这也构成了显示偏好基本模型的基础，就这个意义而言，物品与效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在这个模型里，物品与物品的符号没有区别，它们相应的因果效应则反映在可观测的选择当中。与这个论调相反，我将论证物品与物品的符号之间的差别，并把它作为消费者选择的基础。
与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和认知科学主义间的论战相一致的是，在近期试图打开消费者选择的黑盒子的尝试中，就包含了这个基本的差别。然而，尽管实际上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这种框架在自上而下的因果力量中的作用，以及它在心理学或者说神经元机理中强化因果力量的说服力的作用，但至今为止，符号的概念也没有在相应的神经元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Gintis，2006)。但是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在皮尔士建立符号学之初，这种符号科学就允许用前后一致的方法处理符号的两个不同方面，也就是说信号既可以作为一种内部的心理表述，也可以作为包含交流和妥协的信息演化的种群媒介。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概念框架，这个框架可以将信号整合到个体经济理论中(这个方法对经济学和符号学都是一次新的尝试，目前涉及这个问题的分析都只停留在表面，可以参照2006年Zyphur等人的例子)。这可以在符号学当前发展的基础上，即在作为分析哲学的皮尔士符号理论的现代观点的基础上进行构建(为了辨识这种思想，我使用“semeiotics”而不是“semiotics”的概念，因为前者的意义更宽泛而且包含了Charle Morris提出的现实主义方法)。我提出了描述物品、符号和个体之间关系的三分式结构，这种结构是与神经元经济学的最新研究相关的。我假设符号理论可以与基于决策的双重自我模型联合起来，而这个双重自我模型最初是由James Coleman在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理论基础”中依照“主我”和“客我”的区分提出的。这个方法与心理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的新进展相匹配，心理学区分了“经验效用”和“决策效用”，神经元经济学则区分了“喜欢”与“想要”的概念。个体的双重自我模型对应于三分式符号模型中的二元论，即对象或感知输入与反应之间的所有关系。比如行为输出通过两种渠道进行调节，一种是直接的物理连接，另一种也可以理解为物理现象的对象的符号，两种渠道汇合成的一种行为输出，即符号学中所说的解释项。所以，“喜欢”系统对应着第一个渠道，“想要”系统对应着第二个渠道，或者说它们分别对应着“客我”和“主我”。这个区分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至今最重要的是客我和主我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简而言之，主我并不充分了解客我需要什么。为什么人类演化中会出现如此明显却又奇怪的差异呢?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种双重性使得行为可塑性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形成文化壁龛；二是因为客我不同的且分立的享乐系统对应于主我部分更加独立的决策系统。
这个观点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我们不能再假设强调可观测选择的所有信息是局限于个体内部的，因为选择本身和选择的结果变成了主我的信息来源。所以，符号学方法适用于分布认知的最新理论，这种认知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认知客观化的过程。我提出模仿是整合内部过程和外部过程的机制，因此模仿应该是符号学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模仿发生在主我之外，所以尤其是当它们与其他观察到的行为及其结果进行比较时，可观测的成果可以变成信息的来源。因此，如果我们意识到模仿发生在个体网络中，那么通过主我的调节，个体认知就会外化到网络结构中。这是实现整合市场动态模型和消费者选择的网络理论的最后一块跳板。符号的意义由符号使用群体的演化力量所决定，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所有的符号都是社会化的。符号调节模仿。
最后一步使得我们可以将符号学方法与融合了经济学与生物学的信号选择连接起来，并且它更强调后者的突出作用。信号选择是一种演化力量，通过这种力量，不仅真实信息通过个体竞争的交互行为创造，而且由于潜在的符号学关系是自反的，信息的复杂性会持续增长，也就是说，一个符号成为另一个符号的对象，或当一个符号确立了另一个符号的可信度时，则一个信息成为另一个信息的对象(比如说，一副强壮的身体是强壮身体的符号，但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所以另一个符号依附于这个符号，就像炫耀缺陷一样)。对于消费者选择理论来说，由于双重自我模型的信息产生机制外化于个体网络，这意味着消费者选择根本上是依赖于其他个体的选择的。
本文融合了不同思路的文献，并适时地引用了这些文献。神经元经济学对个体选择的最新研究(Glimcher et al.，2009)和网络理论(Newman，2010)是两个很重要、却未被相互地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基石。在神经元经济学中，对于为什么双重自我模型适用于分析个体选择的一般框架的理由，是极具说服力的，它已被广泛用于新兴的消费者选择理论的讨论中。这些理论大多涉及理解神经生理学的学习基础，它以内部目标的表达和评估目标的实现程度机制为前提，然后加强某些行为模式。双重自我模型是一个功能性模型，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大脑建构存在着解剖学上的差异。作为一个功能性模型，它可以在声称普遍性存在的同时，也可面对基础进程细节知识的不断变化。与打开个体黑盒子的神经元经济学相比较，网络理论谨慎地将网络节点的内部结构抽象出来。它们的主要贡献是网络结构对个体决策产生的冲击。我贯穿于全文的这两种方法的桥梁是有关社会学习和模仿的理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网络结构是如何影响和最终指导个体选择的信息流的。
我依据的文献的第四主线是基于皮尔士符号理论的哲学工作的最新进展(Stone，2007)。如果我们考虑哈耶克基于经济学演化方法的心理过程的理论作用，我们会发现这种方法和经济学的联系是显而易见并且易于获取的。符号学可以解释外部环境和大脑物理因果联系的认知分类过程(Hayek，1952)，其关键点在于解释过程的自然化，这是在生物符号学中尤其引起热议的领域(Emmeche，2002；Vehkavaara，2002；Brier，2008)。如果我们接受自然化假设，就可以得出一个一般性的概念框架，它允许将意义范畴与功能范畴联系起来，这种基本的综合使双重自我模型得以延伸。
因此，本文由对符号学中基本自然化的模型的简要介绍开始；下一步将这个方法应用在双重自我模型上并给出一个简要的实证说明，即对食物消费理论的讨论；接下来将通过介绍个体网络中作为演化力量的模仿和信号选择来完成这个概念框架；最后对主要的结论进行总结。
二意义和功能的三分式方法：经济分析的含义
(一)皮尔士框架
符号学分析(即符号的产生、传导和功能)的核心概念问题是演化过程中的意义和功能的关系。在术语的一般使用中，演化就是变异、选择和保留的过程，这样功能随时间逐渐产生，它联系了一个系统的某种特性和定义其适应性价值的适合度景观。如果外部选择力量和适应性功能反应关系通过前者的内部表现促成，功能就会与意义相联系。通常，内部表现被理解为一种“心理现象”；然而，内部表现本质上不是心理现象，但总是会涉及到。例如，在生物化学和神经生理学中，功能就是连接外部刺激与机体反应的因果链。因此，引发了这样的问题：从意义在选择外演化和意义依附于功能两个方面来说，意义能否完全还原为功能。
一个多世纪之前，美国哲学家皮尔士已制定了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演化过程，这使意义的出现成为必然。皮尔士本人在唯心主义和自然主义间摇摆不定，并更倾向于前者，甚至有泛心论倾向(Burch，2010)。近年来，这个框架已被充分扩展，并以自然主义方式阐明其意义。简而言之，意义是演化功能中自发形成的特性，并涉及符号在连接系统与环境间因果链的作用。
图1是Herrmann-Pillath和Salthe(2010)根据并修改Robinson和Southgate提出的图形说明，总结出自然主义符号学的主要特点。
图1符号学过程的三分式结构
皮尔士在演化分析中引入三分式方法，其中环境和有机体之间始终被看做是通过信号调节的：例如，着火时动物会逃跑，这种关系是通过作为信号的烟来协调的。在Stone(2007)提出的术语中，对象O(环境，通过感知输入协调)和一个生物系统反应R通过媒介信号X相联系。由自然主义的观点，反应R与皮尔士对解释项的原始观念相一致。在三分式框架中有两种不同的因果链条：在O和R间的因果关系总是表现为物理关系，即图中通过Q传导(因此，火灾引起烟，烟会造成有机体的感知反应，同时伴随着热度等其他的物理原因)。Q相当于各自系统的特定结构性特点，使O和R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这种O-Q-R关系建立了引起有机体反应(动物逃跑)结果的生理结构。但如果我们想要解释为什么烟是火的信号，以及为什么感知烟(而不只是在靠近时感到火的热度)会引起一种特殊的行为反应，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个演化的过程，其中作为可以达到一般目的P并包括O、X的某种内部表现的反应作为结果出现了(详见Stone，2007：第156页)。一般目的源于演化力量，如“生存”或“繁殖”，它通过一个多到一的映射与结果相联系：实现同一目的可以有很多个结果。现在，选择在两个方面起作用，一方面因为它形成了某种物理因果链条O-Q-R，另一方面它导致信号关系O-X-R的出现。因此，符号学的特例——烟的例子可追溯到符号学和物理因果联系的共同演化。烟在生物体中引起的某种因果链条，最终导致功能进行运作(逃离火灾)，但这一结果是以有机体将烟视作火的标志为前提的。O-X-R关系结合了演化争论中意义和结果的两个维度。
根据皮尔士的观点，在动力因果性层面上，尽管符号学链条中一对一传导也是物理性的，但两个链条间的差异是由不同的因果模式造成的(O能够引起X，而X能够引起R)。这种意义和功能的结合在皮尔士三分式因果模式方面可以得到进一步分析，这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动力因果性、目的因果性和形式因果性(见Stone，2007：第136页)的经典区分上。在图1的概念结构上，动力因果性指的是O-Q-R，即符号学中不同事件物理性的因果联系。目的因果性是指在整套可能的因果链条中选择特殊因果链条的一般目的的作用，因此与O-X-R联系。这不是一种目的论的概念，而是在“为何烟雾会造成动物逃跑?”这个问题的意义下的一个逻辑概念，我们不能仅仅解释成“因为有火”，这样只指出了全部因果模式中的动力因果性部分。需要补充一个完整的解释，“火灾会威胁生存”，这就带来了一个一般目的——“因为感觉到烟所以逃离火灾”已被作为生存的保障，即一般目的。因此，动力因果性的解释由目的因果性做补充。此外，信号X和动力因果链条O-Q-R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形式因果性。形式因果性是指感知数据进行认知分类的内部组织过程，例如分辨烟和雾，或不同浓度的烟，这造成了与不同反应 R相联系的不同因果链条的内部选择。因此，形式因果性定义了意义和功能间的关系，因为它构成了结果R中外部动力因果性到不同变异集合的分类的基础。这种结合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误传”成为可能，即如果他们无法参照一般目的P进行正确的分类，那么某些动力因果链条将因功能性障碍而中断(动物将烟解释为雾，故而被困在火灾中)(关于误传，见Southgate和 Robinson 2010年关于teleosemantics的争论)。
因此，意义成为符号学里一个说明了动力因果性、目的因果性和形式因果性相结合的特性，尽管它没有独立的作用。然而，在纯粹适应主义的意义下，这并不会造成功能还原论，因为符号学过程暗含了内部表现的演化结构的核心作用(这保留了von Uexküll生物符号学的原始观点，见Cannizzarro，2010)。皮尔士最后一个重要观点是符号学过程在产生关于对象的信息的意义下是动态的。在图1中，X-R-O反方向的虚线箭头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考虑了可被基本描述成特定类型的三分式结构的种群，在这种象征变异的选择过程中，变化的反应作为解释项，帮助了一般目的的实现，通过关于符号对象信息的增加，符号关系在O-Q-R关系中产生了新变异体。例如，烟和雾起初可能是无法区分的，但是后来通过区分雾和烟的内部表现，一个更精细的反应模式出现，并使区分烟和雾成为可能。由于外部世界只能通过符号过程进入，这是由形式因果性内在形成的，这也意味着对于个体来说，外部世界在演化(皮尔士称其为动态对象dynamical object)。所以，在针对外部世界出现越来越多复杂的内部映射问题上，符号学中的自然主义方法和普遍的达尔文视角相符，这改善了各自生物系统的功能运作(见Dennett，1995)。然而，在我们的进一步讨论之中，一定要注意那些内部映射与外部事实混合是有原因的，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外化可以表述为：符号是外部世界的物理现象。
(二)一个经济应用：Laibson的消费暗示理论
我将会给出一个符号学框架下的直接经济应用，这既是为了证明符号分析与已有经济理论的相关性，同时也为后面对消费决策的讨论奠定基础。在Laibson(2001)建立在暗示基础上的消费理论中，他对研究习惯形成的原始的Becker方法进行了扩展和修正，其中包括所谓的理性成瘾理论(相关的理论参见Bernheim and Rangel，2004)。它的核心内容是环境暗示能够引起个体偏好的变化，从而导致消费边际效用的变化。这是因为暗示能够激活对以往消费的记忆。这里我们给出的例子是吸烟，假如一盒香烟激起了对吸烟的强烈渴望，这是因为该暗示改变了期望边际效用的顺序，以及点燃一支香烟的实际边际效用。
什么是暗示呢?首先，暗示是一种感知输入。但是这种感知输入与那种实际对某种商品及行为产生效用的感知输入是不同的。它有一系列的可能性，从主观专断的环境因素到个别商品的有形体现。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经常在酒吧里吸烟，那么他在酒吧和在体育馆这两种环境下对尼古丁的渴望是不同的。此外，最有趣的是，香烟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它与将吸烟行为和尼古丁摄入联系在一起的心理传输链是不同的。这意味着，如果作为暗示的香烟的各种性质改变的话，吸烟的边际效用也会随之改变。例如，当一个习惯于吸正常香烟的男性烟民去吸超薄的女性香烟，即使有相同的尼古丁含量，他的满足程度也会降低，让他去嚼含有尼古丁的口香糖也是一样的道理。对食物的消费亦是同理，如果一盘菜的视觉效果能够提升人的食欲，那么他就能够从中得到更大的满足。因此，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暗示与巴甫洛夫强化机制有关，该机制改变了个体对刺激物的反应，这既是为有机体做好准备，同时又能够弥补负面效应。所以说，一个有机体并没有做好进食的准备是因为他没有收到暗示，因此他消化某种食物的能力可能较低。
Laibson模型引入了一个变化效用函数，并且抓住了这些效应。该函数包含了以暗示为基础的心理机制，它们被认为是由生物学所决定的。因此，标准效用函数已被嵌入到这个变化函数中，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个体的实际选择依赖于其消费体验史，该消费体验史演化产生了某些暗示模式以及相关行为，因此它是取决于环境的(这与1996年Becker提出的消费的人力资本方法建立了联系)。这个模型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在暗示引发某种行为时，意识到暗示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个体，为了控制他们自身的行为，可能会想要直接去操纵暗示。比如说，一个打算戒烟的烟民可能会拒绝去酒吧，因为那会勾起他的欲望，并且使不能吸烟所带来的痛苦加剧。它也表明了缺乏后继消费行为的暗示是令人厌恶的。此外，该理论也可以解释与双曲线时间偏好有关的现象，即对当前消费的强烈偏好。如果在当下，某个暗示对选择行为产生了影响，边际效用会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对未来消费的预期效用却只是建立在对较少暗示的估计之上，这是因为暗示只有在实际存在时才能发挥作用。暗示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消费是一种公共行为，这是因为观察到的他人的消费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因此公共消费对其他消费者产生了正的外部性，他们的边际效用因此而提高。这就好像是许多人一起吸烟能够增加吸烟本身的快乐一样。
对于上一部分所阐述的符号学过程来说，Laibson的理论是一个清晰的例证(见图2)。暗示就是符号。用吸烟的例子来说明三分式框架模型，我们意识到暗示作为符号产生了O-X-R因果链条，因此影响了O-X-R直接链条的功能过程。后一个链条指的是身体产生的尼古丁的神经生理学效应，而前一个链条则与香烟这一符号有关，我把它括起来叫做“香烟”。因此，吸烟行为必须要从两个不同的过程对其进行解释，一个是烟的吸入，另一个则是对香烟的感知，它是一个符号。这两种过程都使吸烟者产生了神经生理反应，它是指由吸烟行为所产生的满足水平。与实际上相似但缺乏符号激励的尼古丁摄入相比，符号改变了个体对尼古丁摄入的反应R，因为它改变了满足的程度。因此，Laibson所说的变化的边际效用实际上是指一个解释的过程。原始的对象——香烟，引发了两个不同的因果链条，它们在该习惯形成的过程中共同演化。这一过程可以被分析成是由不同层次的演化动力学所导致的，其中最核心的是长期的潜在生物机制的选择、中期的人为结果的文化演进的选择以及短期的个体习惯形成的选择(不同水平下 VSR模型的应用性，包括个体强化学习，见Hull et al.，2001；Mesoudi et al.，2006)。
图2吸烟中暗示的符号学观点
根据这个因果性的模式，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来分析这一过程。在Laibson的框架下，重点在于均衡状态。动态地来说，它的核心过程是由形式因果性所支配的，即O-Q-R和O-X-R之间符号的共同演化。这在“香烟”的符号学领域中有所反映，它可以是形状、颜色、尺寸等等，以及任何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对某个特定吸烟者来说能够被当做香烟的东西。这种关系可以被划分到品牌层面上，因此，它也可以用于分析广告以及个体消费。此外，这也是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通过个体学习，选择的目的因果性建立了愈加复杂的消费模式。因此，符号学方法给所有心理学中常讨论的问题确立了一个系统的地位，如消费者研究或文化研究，它们具有不同层次的普遍性，从个体特质一直延伸到更广泛的文化模式。
在本文中，我不会详述这个多层次符号过程。迄今取得的成果足以阐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协同演化动力学与个体研究的二元观点是相关的，这可以由神经元科学的研究结论证实。因此，接下来我将会说明符号学的基本过程与个体理论的功能二元论是一致的，即双重自我模型。
三双重自我模型
(一)主我与客我双重性的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依据
下面我将介绍个体的双重自我模型，并使之与符号学的三分式框架相吻合。经分析，双重自我模型是针对经济学中研究个体时所采用的标准模型的一种替代方法(关于之前对这些替代方法的讨论，见Elster，1986)，这种替代方法是不证自明的。双重自我模型必须放在个体演化方法的背景下研究，它认为大脑不是一个完全整合的、连贯的、一致的决策系统，而是由适应于不同任务的各种模块组成的(见Tooby and Cosmides，2005；Platt and Padoa-Schioppa，2009)。这种模块性可以从系统发生及功能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系统发生强调在演化进程中不同脑功能的产生，因此它对不同年龄的模块进行了区分；功能则关注当前模块的互动模式以及它们是如何与任务相关的行为模式保持一致的。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模块间的合作是大脑中原始的、变化的过程。
现在，如果我们认同了模块性，那么它带来的后果是我们不能够进行这样合理的假定，即生物个体中任何的功能亚单元具有关于其他亚单元或整个有机体的全部的、完美的信息：生物有机体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等级制，而是由众多的模块单元组成，它们是被部分功能自治的，或更确切地说，被体内平衡机制所管理。在神经元经济学模型中，这个观点一般在讨论有意识过程与无意识过程间、计算过程与自动过程间的区别(见Camerer etal.，2005)时被引入。大脑中信息分布不对称且不完全的假设并不需要建立在任何关于大脑结构的更具体的描述上，这是因为通常我们可以认为每一种映射关系总是意味着信息的损失，既是由于存在一种节约信息成本的演化压力，这些成本实际上是大脑机能运行的能量损耗(一个映射绝不能表达所要代表的实体的每一个方面)，同时也是因为总是有随机力量运作的存在(参见Kahre，2002：“信息递减定律”；Brocas and Carrillo，2008：“一个一般化的经济模型”)。
我们可以思考模块性的初级形式，从而进一步简化以上观点。它考虑了一个感受器系统和一个受动器系统的最小双重性，它们经由一种映射关系联系在一起。这样，双重自我方法可以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观点被引入，并且认为在一个神经元系统中，通过映射相联系(例如内部表达)的一个感受器系统和一个受动器系统之间具有最小差异性，且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信息不对称性就是系统的一个普遍特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完美的、一致的、整合的决策系统的形成是受到诸多限制的。这与研究集体作决策时已有的不言自明的方法是一致的：一旦我们假设大脑是由部分自治的模块所组成的系统，“主体”，如阿罗-孔多赛定理所言，即个体不具有一个一致的、独特的偏好函数(见Steedman and Krause，1986；Ross，2005：第352页)。
关于双重自我方法最早的系统性探索之一来源于社会学家Coleman(1990：第503页)，他区分了“客我”与“主我”，接下来我将会采用这一术语。就其本身而论，这是一个纯理论的区分，它的依据是个体选择中两个不同的方面或功能并没有对大脑区域定位作任何假定。一个功能与对行动结果的评估有关(Coleman称其为“感受器”功能)，而另一个功能则与对结果的预期以及所导致的选择的过程有关(Coleman所说的“执行器”功能)。基于一些原因， Coleman引入了这一方法。首先他提出，为了理解行为，必须要打开包含了相互作用的元素的黑箱，特别是当旨在分析功能故障时需要做到这一点。其次是为了使运用同样的概念器官来分析亚个体及超个体决策过程成为可能，特别是公司主体。最后，双重自我方法能够合理地分析“兴趣”，它不再仅仅等同于标准效用理论中的主观兴趣，而且也包含了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主我所处的位置而导致的“客观兴趣”。主、客观兴趣间的双重性反映了具有双重自我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局限性。总而言之，双重自我模型假定对结果的预期和评估总是存在系统性的差异，这是因为大脑不同模块之间在信息处理时具有必然的不完全性。
心理学和神经元经济学中两方面的研究成果都能够为这个模型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支持。在一方面的研究中，引入了体验效用和决策效用之间的差别(见Kahnemann et al.，1997)，这分别与客我和主我相联系：在某些行动中，个体在体验什么是结果以及在他们的记忆中或预期什么是结果时，显示出了系统性的差异，即使是在非常简单的实验环境下，例如感觉水的温度。这意味着选择是建立在并不能准确反映结果的信息的基础上的。这个衡量双重效用的模型与只注重决策效用的标准经济学模型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特别是在显示偏好理论的背景下，它就是将观察到的行为作为效用的直接指示。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差异都是相关的，例如，分析心理学中的自我欺骗现象(见Bénabou and Tirole，2002；Mijovic-Prelec and Prele，2010)。
在神经元经济学的背景下，根据想要系统和喜欢系统(有时也会引入“学习系统”，如 Camerer，2006；但是这一过程源自于其他两个过程的相互作用)划分出了一个相关的重要差异性。这一差异来源于对具体的神经生理回路的识别，它能够加强学习，并且包含了神经递质多巴胺(调查参见Schultz，2008)。多巴胺回路建立在对目标及目标实现之间感知的差异上，即期望和结果的偏差(编码奖励预测误差)。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感受到的幸福不仅仅取决于实际的结果，它同样依赖于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及一般变化。这就使得决策过程和结果评估之间产生了系统性的差异，这符合客我与主我的双重性，多巴胺回路与后者相关，而其他一切指示有机体合理运作的系统都与前者有关。大脑结构也反映了这种功能的差异性，它的物理结构使得动态映射过程能够在其中不断运行(见Knutson and Wimmer，2007；Knutson et al.，2009)。
虽然心理学方面的依据看起来很明确很清楚，但是神经元经济学的知识却总是处于变化之中。模块性的概念很复杂，而且可能也包含对积极(奖励)和消极(损失)结果以及有关的信号进行处理的系统之间的功能差异，这对于为前景理论提供一个神经科学基础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见Trepel et al.，2005；Knutson and Gleer，2008；Stanton and Welpe，2010)。相反，就决策机制而言，Glimcher(2003)和Glimcher等(2009)将大脑看做一个统一的决策系统(与“共同货币”假说有关，见Landreth and Bickle，2008)。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强调其在神经元经济学文献中的作用，并且明确拒绝多重自我模型，例如Bernheim和Rangel(2004)，他们拒绝Fudenberg和Levine(2006)或Laibson(2002)提出的关于大脑结构的经济学的双重自我模型，参见McClure等(2007)。然而，文献中的这两种观点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了想要和喜欢系统之间的功能二元性：例如，Glimcher等(2009：第509页)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统一模型是一个选择模型，而并不是一个体验幸福的模型(它表明，选择的经济学理论与福利的经济学分析之间出现了分歧，见Camerer，2006)。因此，这一争论似乎有时会混淆这样两个问题，即决策(子)系统的一致性与想要和喜欢系统之间的一致性。特别地，观察到的行为是历史上个体学习如何平衡这两个系统的一种结果，它在每一人种下表面上“理性”与“非理性”行为混合体之间的巨大变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关于机能障碍的研究，比如说成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