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青年学生呼吁改革经济学课程

    近来，经济学学生呼吁改革课程的运动，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当杨园（音译）于2008年秋季开始接触经济学课程时，让她感到震惊的是，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的回廊之内，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是如此之少。在雷曼兄弟破产导致市场震荡之际，她在牛津大学所上的课没能帮助她理解一家美国投资银行的倒闭为何会引发全球市场的大混乱。
    当她向自己的导师说出了心中的烦恼时，她才了解到有助于解释当时所发生情况的理论。今年23岁的杨园现在已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她说：“金融危机暴露出了经济学教学与帮助学生理解真实世界中的事件之间是何等脱节。当我发现，在经济学的领域内，除了当时教给我的东西以外还有另一条路，我真是感到如释重负。我之前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一块知识飞地的一部分，这里毫不考虑从心理学、哲学、或者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能够借鉴些什么。”
    杨园处于一项日渐壮大的运动的最前沿，这项由青年经济学家发起的运动呼吁世界各地的大学改革教授这门“沉闷无趣的科学”（dismal science）的方式。他们相信，自己这一代人若要避免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一系列政策错误，并且设法解决收入不平等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经济后果等问题，接触更加多元化的问题解决方法至关重要。
    2012年，杨园帮助创立了“重新思考经济学”（Rethinking Economics）联盟，旨在改变这种被她称为经济学与公共讨论脱节的状况。该联盟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5月，在一份呼吁取消标准课程设置的公开信上签名的42个学生组织中就有它们的身影。
    这些学生分布在四个大洲的19个国家，他们要求教授们不要再把注意力都放在单一的经济分析方法上。签署人绝大多数是二十多岁或者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希望看到更多关于其他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他们希望自己所学的课程着眼于解决经济中的重大问题，而不是仅仅为他们今后从事金融类工作做准备。
    尼古拉?弗拉卡罗利（Nicolò Fraccaroli）表示：“我们所学的大多数经济模型只考虑一个因素：利润。鲜少考虑可持续性或者收入分配公平性。大学应当教你如何做好一份工作。但首先我们必须确定的是，将会运作大规模资金的人对于他们正在做什么有着清楚认知。”弗拉卡罗利是其中一个组织——重新思考经济学意大利分部（Rethinking Economics Italia）的创始人，他也是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Luiss Guido Carli）的一名学生。
    这封公开信是对抗主流经济学教学模式的一场范围更广的叛逆行动的一部分。这场反叛的声势不断壮大，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削弱了学术界中部分人有关经济学解决了大多数世界重大经济难题的看法。
    莱娜?凯萨（Lena Kaiser）表示，她对经济学的兴趣主要源自希望理解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好奇心，这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主题。在德国曼海姆大学（University of Mannheim）的学习让凯萨感到失望。“课程完全没有探讨那些我想讨论的问题。不论怎样都看不到批判性思维。”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生们普遍会学习有关经济史和公共经济学的知识。行为经济学得到了长期的研究，而且在2002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因为他在决策方面的洞见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在过去三十年间，本科生的经济学课程越来越多地被新古典学派的数量方法所统治。在雷曼兄弟倒闭近六年之后，大学的标准课程设置仍然几乎未变。Peps-Economie是一群学生于2009年成立的组织，其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法国的大学中，仅有1.7%的课程模块涉及了经济史，而且仅有一所大学的唯一一门课程将经济学的认知论作为主要内容。
    埃里克?拜因霍克（Eric Beinhocker）是牛津大学马丁学院（Oxford Martin School）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的负责人，该机构是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于2009年创立的。拜因霍克指出：“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学同样出现了很大改变。但课程设置依然未变。”
    改革者同意，根植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选择有助于形成了“大缓和时代”（Great Moderation），这是一段持续了几十年的稳定、繁荣的时期，直到金融危机爆发才结束。但改革者们认为，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学派的思想上是短视的。Peps-Economie的成员之一路易松?卡昂-富罗（Louison Cahen-Fourot）表示：“我们并不反对新古典学派或者数量方法。我们只是将其看作一个范围更广的领域的一部分。”
    据那些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学习经济学的人描述，自满情绪不仅存在于学者圈中，还蔓延到了学生中间。重新思考经济学纽约分部的创始人托马斯?瓦斯（Thomas Vass）表示：“当我于2004年开始学习经济学时，我会在课堂上问非常尖锐的问题。而当我这么做时，所有人都会说，‘你在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需要考试的答案’。”瓦斯现在是纽约新学院（New School）的学生，这里会教授一些较为不正统的课程。
    自2008年开始的巨大动荡为变革提供了新鲜的催化剂。参与了2011至2013年间智利学生抗议活动的卡米拉?塞亚（Camilla Cea）表示：“对当今课程设置的批评由来已久。但金融危机起到了触发器的作用。”
    学生并不是唯一呼吁改革的群体。多位政策制定者对学生的呼声表示支持：包括英国央行尚未就职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Andy Haldane），以及奥地利央行（Austrian National Bank）执行董事彼得?穆斯莱希纳（Peter Mooslechner）。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经济学教授温迪?卡林（Wendy Carlin）表示：“公开信很了不起——非常开放而又富有建设性。”卡林在新经济思维研究所领导了一个项目，通过收集来自不同思想学派的课程资料对本科教学模式进行改革。
    其他学者则表现得更加谨慎。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拒绝了本校“后危机经济学社团”（Post-Crash Economics Society）的学生所提的要求，这些学生希望在下一年的教学大纲中加入有关金融危机另类理论的选修模块。学校负责人表示，他们将考虑自2015年起增加有关另类经济理论的教学模块。
    对学生要求持批评意见者举出了被他们视作主流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批评人士指出，这些研究能够解释经济危机。他们还认为，其他学校的教学方法缺乏严谨性。
    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 University）的经济学在读生托尼?耶茨（Tony Yates）在博客上发文作为对曼彻斯特大学要求的回应：“希望在金融危机和有机过程之间找出相似之处的学生最好停止谈论奥地利经济学派，并开始钻研奇异非线性常微分方程（或者开始学习如何求解这种方程的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即便异端未来成为了新的正统，学生们也必须忍受动态数学测试。”
    但学生的沮丧情绪——经过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和传播扩散——依然清晰可见。卡昂-富罗自从2011年搬到巴黎以来一直是Peps-Economie组织中的活跃分子，他表示：“在事前没有任何协调沟通的情况下，世界各地的学生对于他们的经济学教育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开始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去年12月，他通过发送Facebook和电子邮件，最终在1月底安排了一次Skype电话会议。弗拉卡罗利表示：“我们说着大约10种不同语言，我们中的很多人——比如像我——并非以英语为母语者。但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受。我们存在一些争论，但我们将其顺利化解，这一点可以从我们协调组织全球性活动的方式中得到证明。”
    共同行动强化了各组织内个体的努力效果。凯萨称：“我们被邀请做过多次报告。我们现已获得了严肃对待，被看成是知识分子正式讨论的一部分。公开信发表后在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举行过一场有关课程改革的活动，并获经济学系的多位教员参与。活动现场挤满了人。”
    部分受到公开信的启发，重新思考经济学联盟现已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分部。
    一些人担心，全球经济增长复苏可能淹没要求改革的呼声。后危机经济学社团成员乔?厄尔（Joe Earle）表示：“这场危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经济复苏则能帮助人们假装不存在任何问题。学生生活非常短暂，而课程改革的实现总会存在时滞，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保持施压。”
    其他人的态度更加积极。拜因霍克称：“公开信是一个考虑周全的举措。现在取决于经济学教员们能否倾听意见并表现出同样的建设性了。我非常乐观的相信，未来将会逐渐看到变化。”
    学生抗议活动来了又去，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正在争论的课程改革是否能够赢得广泛支持。瓦斯对此很有信心。他说，自己的老同学们已经不再将他看成是一个浪费大家时间的人了。“那些曾经告诉我闭嘴的人会走上来对我说：‘现在我明白你当时为何如此富有批判性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撰文说，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又一次造反了。甚至在还未爆发金融危机的数年前，他们就已建立了一个“后自闭经济学”（Post-Autistic Economics）网络。在危机爆发之后的2011年，哈佛大学的一个班在格雷戈里?曼昆（Gregory Mankiw）的经济学入门课上，上演了集体退席。该课程为世界各地大学所采用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课。今年，来自30个国家的65个学生团体创建了“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任何其他学科的学生们都没有如此有组织地表达对教学的不满。
    然而，这种运动似乎没啥持久影响。学生生活本质上就是暂时的：他们穿上西服，拿到自己的第一份薪水，就将过去的抱怨抛之脑后，直到新一批19岁的年轻人，同样怀抱改变世界的天真愿望，再次生出同样的牢骚为止。不过，学生和雇主们的抱怨周期性爆发，表明他们的抱怨有一定道理。
    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并非经济学所特有。现代大学对研究的重视程度高于教学，甚至到了让外人吃惊的地步——人们本以为大学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年轻人。但在现实中，教学能力在大学招聘、授予终身教职和晋升决定中，仅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许多教职员工将教学视为影响“本职”工作的麻烦事。如果不是大多数学生在课堂外过得挺开心，他们原本会比现在更加愤怒。他们理应如此。
    而经济学特有的一个问题是，学生们怀疑，他们的教科书内容旨在为右翼思想提供理论掩护。这种想法显然是哈佛学生那次集体退席的动机，而这种怀疑也有几分道理。曼昆曾一度担任过乔治?W?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经济学教学鼓励学生，将世界想象为由追求自利的个人和逐利的公司组成，但曼昆的保守主义立场让他成为少数派：与学术界的通常情况一样，大多数经济学教授的政治立场都略微偏左。
    他们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抱怨的真正任务并非是进行政治抗议。和我当年一样，他们选择学习经济学，是希望解决、或者至少理解真实世界的问题——贫困、不平等、通胀和金融危机。但他们的课堂体验比我当年的更狭隘、也更不让人满意。他们发现自己只是机械地学习那些基于理性选择假设的经济学模型。他们被忽悠称，要想理解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首先就得掌握这些技能；但不知怎么地这些重大问题始终未出现在课程表上。他们不无道理地怀疑，许多教授对此并不太感兴趣。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学生对经济学课程有力而详细的批评，其任务就在于此。
    他们让经济学课程更加多元化的要求提得非常好。然而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们提议引入的“非主流经济学”课程有许多内容非常古怪，是有着自身政治议程的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抑或是那些学不好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选择范式所要求的数学的人——想出来的。他们的教授拒绝引入这些非传统课程，理由与理科教授会拒绝教授燃素论或神创论一样。
    然而，教授们全都遵从单一的方法论是错误的，这种方法论可用一条过去40年来一直占据主流的结论概括为，不以理性选择假设为基础的方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者说“不是经济学”。与其说需要向学生们教授其他的经济学范式，还不如说需要教会他们，理解经济学的关键在于实用主义、而非范式。这种折中主义反映在“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建议的课程设置上。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由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温迪?卡林领导，我是该学院的顾问委员会成员。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分析方法，而是一系列能让学生们首先对该学科产生兴趣的问题。经济学的合理范畴，是所有对这些问题有用的想法：正如医学的合理范畴是所有有助于治愈病人的疗法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李彦松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网络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