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中国财税改革的真实挑战

    FT编者按：中国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近些年在公共场所频频谈及财税问题，在这篇演讲稿中，他不仅批判了财经言说的哗众取宠，更是系统解析了中国财政体制现存的三大问题，也区别了"新""旧"两种城市化。他认为未来突破口首先应在于土地财政问题，因为它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而中国税制的问题与中国经济一样，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值此新年之际，FT中文网会发布系列展望专题，特刊出以飨读者。
    财经界也有另一类的空话、套话
    我近期专门浏览了各类会议的议程和历年年会的介绍，看完后有一个感觉：现在政府都开始意识到要少说空话、套话，但是其实财经界也有另一类的空话、套话。前几年的发言拿到今年也一样可以用，不同的就是每年都有更加出位和耸人听闻的标题。永远旨在吸引眼球、哗众取宠的假大空，是不是也到应该改革的时候了？
    坦白地说，现在媒体办的研讨会，其中很多话我都不太懂。比如今天这个年会大标题是"重返民富之路"，我昨晚琢磨了半天，没有弄懂是什么意思。"重返民富之路"就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民富的时代，后来没有了。原来民富过，现在不富了，所以要寻找"重返民富之路"，但是就我活的这几十年和我读过的中国历史的这几千年，我没看到以前有过什么民富，所以不知道往哪儿重返。
    从近处看，改革开放以来，民众中靠劳动挣工薪的普通员工，典型的如农民工，十年八年前还是五、六百块钱月工资，现在都是几千块钱了。由于劳动成本持续增加，企业家都喊生产成本上升太高太快了，所以很多产业要向东南亚转移。亚行和北大的一项合作研究认为近年来实际工资增长已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因此我们显然不能说一线工人变穷了。那么富人是不是变穷了？好像也不是。前两天我看央视评选的年度经济人物，大佬们赌一件不大的事情，张口就是拿一个亿起价，现在一个贫困县一年财政收入也就是一个亿左右。所以富人显然也没有变穷。所以，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今天那么多重量级嘉宾高谈阔论"重返民富之路"，想是说的什么意思？
    再回到我今天参加的这个分论坛的主题，叫做"深化财税分权"，这个我也没有太搞懂。财税分权这是政府内部的事情。政府研究财税分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常开会，他们也不请我们去，人家自己把这个问题该讨论的都讨论了，真是用不着咱帮他们操心。中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如果和国际上比起来，比例很正常，跟别人差不多，中央财政占的比例并不算高，转移支付的情况其他国家也存在。我在英国生活很多年，他们中央财政的集中度比咱们还高，然后再做转移支付。中国的财税分权体制仍然还有问题，比如需要减少专项转移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故确有改进的余地，但中央和地方之间永远有矛盾、博弈，这似乎不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不需要我们去为某级政府争利益。
    从整体上说，中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是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但很可惜，就如我们现在的城市化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国企国资问题、证券市场问题一样，媒体上讨论很热闹的往往并不是真问题，流行的反而是一些空话套话甚或以偏盖全、以假乱真的噱头。前几天遇到一位媒体朋友对我说，好多话其实他们不采访自己也会说，只是迎合读者需要借名家之口罢了，因此他们自己去采访也觉得挺没劲。如果我们财经界拥有话语权的人落到这种空话套话的代言人地步，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中国财政体制首要问题在于卖地财政
    下面我先讲财政体制。中国的财政体制现在首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中国财政体制现在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卖地财政问题。财政收入中相当大一块是非税收入，而不是税收收入。税收是国家的法定收入，非税收入本来就是不够正规，只能是偶然性和零星性质的。非税收入搞这么大，这就很不正常。同时，我们这个非税收入非常主要的一块是靠倒卖土地来的。我们学的是香港的办法，香港的地本来就是官地，就是港府的地，我们这还不是自己的地，是征收了农民的地倒卖，所以准确的说咱们不是土地财政，我们是"倒地财政"。
    这个"倒地财政"我觉得是财政体制要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毅力来动这个"倒地财政"，这是对新一届领导在经济上第一个大的挑战。很可惜媒体包括学界对这个问题说法也不一，起码没有把它作为重要问题更不是首要问题，而去扯一些什么分权之类的鸡毛蒜皮。在我来看新一届政府改革如果说在政治上是反腐败，在经济上面能不能有突破，第一个试金石、最重大的考验，就是对"倒地财政"采取什么态度。不先对自己开刀，土地乱局就不能拨乱反正。就目前来看，可以说倒地财政在新型城镇化的口号下还在继续蓬勃发展，我看媒体上也在推波助澜，市场上炒作的基本也都是这一套。
    其实，原来倒卖土地的财政是和旧式城市化配套的东西，新型城市化是不能搞这个的，这是财经媒体并没有搞清楚的事情。这就跟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经济是专门为那个一大二公时代配套的，现在倒卖土地的财政也是为少数人服务，不能给新型城市化配套的。2006年我曾经给政府提过批评和建议，我说你们讲的新农村建设这个事情不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是新型城市化建设，抓住新型城市化建设才是抓住了城乡统筹的龙头，相应的新农村建设才有空间和合理性。
    那么，什么叫做新型城市化？原来那个旧在什么地方？这个新又新在何处？我觉得政府还只是刚开始有了模糊的意识，媒体和学界自己更糊涂就没希望了。当时我说新型城市化，最主要就是要新在不能光有数量没有质量，这就需要解决城市的科学规划和布局问题，特别是解决人口和户籍问题。旧城市化的要害就是土地的城市化与人口和户籍城市化脱节，少数人利用土地发财牟利，把地价房价搞得很高。现在要搞新型城市化其核心就是要让土地为外来人口落户服务，让土地的成本、城市化的成本大大降下来，这样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才可能安居落户，人力资本才能积累提高。但是直到今天，我看了的所有的文件还基本没有这个内容，媒体上渲染的也是开发商怎么疯狂拿地为了迎接新型城市化--我说那不是迎接新型城市化，那是迎接旧式城市化。因为新型城市化首要是解决人落户的问题，解决土地制度的改革怎么转过来，从过去为大楼、大广场服务、为开发商赚钱服务、为城中村和城郊农民补偿服务、为囤了土地和多套房的城市精英服务，转到低成本地为城市化的主体即农民工及其家属和其他外来移居的人口服务，这才是新型城市化的本质。
    财政体制要为新型城市化服务，我认为要打的第一个大仗就是改变倒卖土地的财政，但是现在这方面可以说还没有什么准备。如果没有这方面动作和准备，我觉得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最后必然还是走老路，还是少部分人获益、大多数人被排挤在外的城市化，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财政体制要改革的核心，第一仗就是要动摇倒卖土地的财政。动摇这个东西后面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批评它是容易的，但是要替代它，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现在土地还在招拍挂，如果按照中央文件里面说的"严格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当然这个口号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假定真正按照这个口号去做，很快就没有经营性土地可卖了，就不能招拍挂了，那么城市建设城市发展怎么办？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有做任何准备。没有准备就只能沿着现在这条老路走下去，一方面被迫付出的土地补偿越来越高，一方面招拍挂又进一步推高城市土地和房产价格，结果只会造成土地资源的集中和一部分人的暴富，从而堆积越来越大的资产泡沫、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
    中国财富榜上有那么多大开发商，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只有香港有，因为我们是从香港学来的拍地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土地资源集中给少数大开发商，所以中国财富排行榜才会有这么多地产商，政府一说新型城镇化，地产股都上涨。我说这完了，这不是新型城市化，这是旧式城市化。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新型城镇化的口号其实首先是对财政体制的重大挑战，即我们的财政体制用什么来替代过去我们称之为"土地财政"的旧模式？土地如果不用征收和拍卖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现在又有新的建议，说可以搞城郊农民自主城市化，还有人推荐深圳原住民自发城市化的模式。但深圳富起来只是城中村的农民，他们成了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深圳外来打工者是本地户籍人口的近10倍，房价那么高，有几个能安居？挤在工棚、握手楼和地下室里能叫安居吗？我们不能打着农民的旗号，为只占很少数的城郊农民谋利益。如果只是让少数人受益，只是让政府、开发商、城市精英和城中村和城郊村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做进一步分赃，是解决不了新型城市化问题的。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倒卖土地的财政问题。现在土地财政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已经占很大比例。如果不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块，设计一套新的制度完全替代这一块，那么新型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的设想就会完全落空，因为靠少数人发财拉动不了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只有几亿农民工和他们在农村的家属、留守的儿童，还有大量从中小城镇到沿海一线大城市转移过来的外来人口，这些若干亿人的安置，这些人分享土地权利、住房权利，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权利，才会真正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从根本上说，这本来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是国民，他们在这个城市有工作，就有给自己搭一个窝的权利。所以我认为财政体制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倒卖土地财政的态度和措施。
    财政资源的歧视性分配与特权分配
    财政体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财政资源歧视性的分配。这些可能都不是现在媒体上讨论的热点，但是我认为这是主要问题。我们中国之所以现在贫富差距大到今天的程度，除了市场本身的马太效应以外，很重要的是因为财政资源分配加重了一部分人更好、一部分人更差的境况。财政资源的分配首先跟刚才说的我们的住房分配有关系。我们城市保障房主要是对户籍人口，外来就业人口基本上住在地下室和工棚里面；教育方面现在还在争论外来人口能不能参加本地高考的问题；医疗更是向城市人口，特别是向体制内倾斜，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如此。
    这一切就大大加剧了我们整个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客观地说，这一点是跟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历史是相关联的。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时保的就是城市户籍人口。当年很困难的时候，城市户籍人口有布票、有粮票、有油票，保证了至少最基本的供应，但是其他人是没有的。我们的公共医疗资源主要是集中在城市，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体制内，用掉了医疗资源绝大部分。所有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跟我们财政体制都是有关系的，就像广州市财政稍微公开一点，马上暴露出来说他的财政里面有一部分资金，有几千万是拨给省级或者市级机关幼儿园的，其实像这类财政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的现象是太多了。其他国家的财政资源的分配可以减弱市场本身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而我们的财政分配从整体上强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们财政体制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当然，这个改起来非常不容易。因为财政体制现在的分配完全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特别是完全是有利于体制内的。体制内绝不仅仅是几百万公务员，更有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等等好几千万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加上家属人就更多。这样会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其中就包括我们各界精英的利益。而且这绝不仅仅是权力精英，还包括我们的财经精英、艺术精英、体育精英、文化精英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要动摇这个是难度很大的。所以，我一直说收入分配的改革第一步不能盲动，要放到后面逐步去撼动。这是我认为财政体制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分配，严重的强化了我们的贫富差距。
    第三个问题，这个就更难了，就是我们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现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始了新一波的反腐败浪潮，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反腐败本来就很难了，但腐败还只是非法的权力滥用，而特权是合法的权力滥用。因为特权是法规承认因而可说是合法的。而反腐败要深入，最后肯定要触及特权。实际上从一开头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过去领导一出门要封路，现在不封路了。这个碰的是什么？这个碰的不是腐败，碰的是特权。当然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总之，一个反腐败，一个反特权，后者可谓更难。这两件事真做到了，政治改革就已经完成一多半了。
    我们原来的财政分配体制里面，它是向特权倾斜的。举个办公楼的例子，最近有的地方把办公楼搞的富丽堂皇，比人民大会堂还气派。
    这不光是个案，全国的办公楼都膨胀，这就涉及到权力的滥用。我曾经去过日本众议院议员办公楼（日本众议会议员不是我们人大代表，首先人少只有几百人，其次更重要的是谁在议会里面占多数就组成政府，所以议员是真正的权力精英，他们的众议会议员至少相当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他们的办公室，每个议员一间房，当中挂一个布帘隔一下，秘书坐外面，他坐里面。我还上了一趟洗手间，厕所很小，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权贵安排的休息、疗养、出游的地方，各种高档消费和各类礼品的馈赠，这些也即三公消费中公开和隐蔽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另外巨大的一块，则是为了维稳和花钱买平安的财政开支，花费的随意荒唐和支出的天文数字，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所以，反腐败的深入必然是要碰到对特权的限制，包括对人均办公面积的限制，更不要说办公以外大量的设施和安排和支出。我曾经应邀去参加过美国国务院开的会。美国国务院自己是没有地方招待的，找一个公关公司安排全部议程，客人来了安排在商业化的宾馆里面，会议都是在外面开，而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自己限制对外的内部设施。
    所以，真正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我来看是这三大问题。首先要突破的我认为是第一个土地财政问题，因为它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而且它的收益很明显，我们现在想要经济增长，想要持续发展，不解决 "倒地财政"的问题就不能前进，其他的问题只能是循序渐进。所以财政体制的真正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的钱是不是少了一点，我想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都是转移支付的，中央财政占大头，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值得在这上面耗费脑筋。关于财政问题我就简略的说这些。
    中国税制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下面我再讲税制。如果说财政问题上是一片混乱，税制问题上基本上是错误思潮占主导。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还在渲染说结构性减税只见结构不见减税，我觉得这个套话说辞其实并不客观。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实际上就是降低增值税税率，我们原来增值税都是17%，现在推广到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就把17%降到了7%、5%，实际上也确实会减相当一部分税。
    但是，我要说实际上中国税收体制主要问题，并不是现在人们主要攻击的国家税负太重。在我来看并不多，中国的税收现在占GDP20%多，从国际上无论怎么比也是非常正常的水平。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税收以外的非税收入很多，所以加起来以后到了30%多。如果真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把非税收入主要是土地收入拿掉，税收的主要问题就不是砍总量的问题，就不是减税的问题。
    当然，喊减税，这老百姓都欢迎，现在媒体上能看到的全部意见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要求减税，这所有人都欢迎，是个时髦的口号；第二，要求增加福利，大家也很高兴。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状况怎么办？要增加补贴和福利，所谓提低扩中。限高增税呢？那就难了，太多的人出来说这个不行那个有负作用，富人会移民之类等等，反正征不得。其实放眼全球，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是这个问题。美国和欧洲的全部难题就是一边要减少税收，一边要增加福利。所以美国出了财政悬崖，欧洲出了债务危机。因为如果是把政府自我消耗中多吃多占的那块挤出来以后，政府本身实际上只是一个过路财神，他收多少就干多少。你可以增加税收，然后增加福利，也可以减少税收减少福利，但是唯一不能持续的就是减少税收增加福利，这个是混不下去的，这也是今天美国和欧洲撑不下去的原因。他们至少在这一点上肯定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在这么低的发展水平上学美国和欧洲的寅吃卯粮，靠堆积如山的借债过日子，我们肯定是死定了。
    因此，尽管这个话不受人欢迎，我觉得税收上的问题，在解决了非税收入以后，税收本身这个水平恐怕降不下来的。按照现在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包括对农村、对医疗、对方方面面大家所要求他花的那些钱，他这个税收减不下来。就像美国现在一样，共和党说税是绝对不能加了，砍不砍福利你们看着办。但如果税真不能加，只能砍福利。所以民主党和奥巴马说福利一定不能砍，因此必须增加税收，现在还在讨价还价、内斗纠结。
    中国税制主要存在什么问题？和我们经济一样，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首先是税收之外的非税收入，把那一大块非税砍掉以后，税收这块在中国现在发展水平上，20%多是很正常的。因此中国税收最主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我们现在是以间接税为主体，基本上没有直接税。所以，像调整经济结构一样，税收制度最主要是调整税收结构，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但是这个转变的口号大家也许不反对，做起来没有一个人欢迎，包括我们在座的人。间接税都是老百姓承担的。你去买个馒头，买个消费品都交税了，富人消费的少，所以他交的少，穷人的收入几乎全用于消费，所以交的比重就特别大。但是所谓间接税，就是没有直接从你口袋里面掏。真从口袋里面拿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所以，中国现在工薪阶层当中只有7%的人交个人所得税，7%的人当中有90%的人只交5%，真正交超过5%的个人所得税的人不到1%。现在又有新建议，说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到1万元，据说网民大多数都赞成。如果网民能代表民意，也就意味着中国人的偏好是最好个人所得税取消才好。因为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少人交了，提到1万元是只剩百分之零点几的人交税。美国共和党右派那么强硬，新自由主义那么流行，还是多数人都得交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如此，我们直接的财产税也是几乎没有。美国刚结束的大选辩论的话题是欧洲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因为美国人认为欧洲的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调节太厉害了，搞的是社会主义，美国人是不干的。其实中国的税收比美国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我在参加政府的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说中国税收制度是世界上最热爱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了。因为我们主要对劳动和消费大众征税，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征税。所以劳动一辈子未必买得起一套房，但囤两套房就可以移民了。勤劳不能致富，财产可以暴富，中国何来创新发展？从税制来看，美国和共和党右派的主张拿到中国来也是很左派了。我们没有遗产税，没有赠与税，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美国人炒股一年以内卖出的要交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到40%左右，长期炒股也要交20%的资本利得税，金融危机特殊优惠了也是15%，我们这个税完全没有。当然我们中国人如果不喜欢这些税，也是可以的，但是贫富差距大家就得忍一忍。因为没有这个调节，贫富差距一定很大，而且越来越大。不少人爱说所有这些问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好像市场化彻底了，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市场化发展到今天的美国和欧洲，其贫富差距在税收和福利调节之前仍然是很大的。美国在一次分配结束的时候，基尼系数也是0.5左右，是通过税收和福利的再分配才把0.5调到0.4左右。欧洲呢？在美国人眼里面欧洲是社会主义，所以欧洲从0.5调到0.3以下，调低20多个百分点。我们呢？刚才我讲了，我们的财政体制的再分配是强化了一次分配当中的不平等，税收该调节的完全没有，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调节。所以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前几年我就说一定在0.5以上，最近有人说过了0.6。虽然缺乏准确的数据计算，但是我想中国基尼系数在0.5以上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连人家完善的市场经济在二次分配之前也是0.5左右，我们肯定比他们高得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税收体制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大家喜欢听的自欺欺人的减税，而是怎样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中国现在的税收制度相当于18世纪美国、欧洲的税收制度，就是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调节的税收制度，这不要说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还是原始资本主义，我们离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很长距离。现代资本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从劳工保护到个人所得税，到遗产税，到赠与税，到固定资产税，有一系列对资本更不说对土地等财产和收入调节的措施。
    所以，我开头为什么要抨击财经界流行的假话、空话、套话，就是说当我们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这个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甚至是很丑陋的。我们经常要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两难才是现实经济的真实状态，也可说是经济学研究的真正课题。如果全是一难那就太好办了。因此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的税收制度还停留在18世纪原始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我们必然有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状态，我们就必须在税收制度上做根本的重大的变革。顺便说一句更难的问题，在没有直接税的时候，隐性收入也是很难办的。只有当一个税收体制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这时候隐性收入才能提上日程。有人计算中国隐性收入是8万亿、10万亿，相当于GDP的20%，媒体上也热炒。但隐性收入如果真有这么大，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就不低了。你不能一边说隐性收入规模巨大，一边又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太低，因为如果算上隐性收入的话就不低了。所以现在媒体上流行的许多套话其实都自相矛盾，就像一边说工资收入徘徊不前，一边又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太快一样。这二者不能同时成立。就隐性收入而言，我个人认为是巨大的，这也是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如果没有隐性收入，全世界27%的奢侈品能被中国人买走吗？这一个指标就可说明我们隐性收入巨大。税收体制以直接税为主，隐性收入才会成为税收征管的主要对象，同时它才能成为遏制腐败主要的工具。因为在西方国家，反腐败主要不是靠我们的纪委，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税务局。西方人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税收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所有人最害怕的都是税务，因为每个人都逃不脱。美国的富豪想移民，税务局都会先让他脱一层皮。
    有话语权的人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
    所以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其中有政府的阻力，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各界精英的阻力。因为讲既得利益集团，那不是别人，中国有话语权的人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房产如果开始收税，收1%，很多人觉得已经很严重了，从第三套收，很多人提出许多意见来，说这个有不合理之处，如果真像日本、韩国那样从第一套就收，甚至到了别墅收7%，住一个1亿元的豪宅或别墅，每年交700万，每个月交60多万，我们很多人早就晕过去了。那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住得起豪宅？但是人家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靠这套制度安排。我们现在设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包括我们唱高调，说套话，讲市场化、攻击别人都可以，但是当所有这些东西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落到有话语权的精英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这是中国能不能真正前进的关键。
    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天这个年会，设一个财政税收的分论坛是设对了，因为财税体制确实是整个经济改革推进的一个关键之所在，所以有领导感叹过，翻开真实的财政史，那才是真正的惊心动魄。我住在英国的时候，每次大选，包括每年政府公布预算，所有人最关心的是财政部长的演说，因为他的演说里面讲税，全国人都停下来看明年的税又怎么征了，因为那是涉及到每个人利益的。你去搞选举最多四年、五年投一次票，而且到时候可能还不去，你说今天我要送孩子上学，就不去投了。但是，切身利益是跟你每天都发生关系的，你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是经济改革的核心所在，但是这里面的难度我们要有充分的预计，它不仅是经济，也是社会，也是政治，解决好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而这些我们基本上准备的都很差。
    所以，我个人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改革三五年内都很难，我希望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突破，比如在倒卖土地财政上突破，因为土地收益占我们财产和收入不平等的很大一块。要使这块收益不被我们政府、开发商、城市精英、城中村、城郊村的农民瓜分，而真正把城市化的成本降下来，让城市化的主体即农民工和其他外来就业人口获益，能够走出这一步，大局就会有比较根本性的扭转。其他事情有待于我们统一思想，逐步形成共识，设计好制度然后再下决心慢慢去做。
    本文是华生教授最近在网易的2013财经年会上的演说，文字稿经作者本人修订。来源: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