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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民众应向政府要福利

http://www.newdu.com 2018/3/9 爱思想 秦晖 参加讨论

    今天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社会群体有各种各样诉求,体制内的凝聚力在衰减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秦晖说:“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他解释说,所谓宪政体制,无非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统治者为了拥有这个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是建立和老百姓缔结了契约的基础上。
    中国的问题也正是统治者掌握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没有承担,简而言之,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被追问。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迅猛增长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现象,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在过去两年里,恶性群体性事件更频繁地见诸报端,社会不同思潮对立尖锐,左右派人士公然“约架”,加上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出现一方面变得强大,一方面变得更敏感,不确定性增强的矛盾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秦晖的关注点始终紧随中国的变化与改革。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近年再关注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比较东欧与中国改革的不同进程,重点集中在转轨经济学理论。
    虽然学养深厚,秦晖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不多谈主义与意识形态,也拒绝做算命师。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就强调,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与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能预测可能性多高。因此对中国的未来乐观与悲观都没有根据。
    在论坛期间接受本报专访时,秦晖更坚持,要从具体、直接的切入点,去讨论现在在中国能做什么。
    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让社会福利刚性化,民众从“感恩型福利观”,转变为“问责型福利观”。
    中国舆论界大力呼吁的政府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三公消费”(公务接待、公款出境、公务车)公开,在秦晖看来,这也需要透过“要福利”与“限权力”这两个渠道才能真正实现。
    他指出,不论英法,或是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统治者公开财政的动力,无一例外都是高额的财政赤字。
    “我们都说波兰的共产党很开明,波兰的团结工会很厉害,但是我们都忘记,波兰早在巨变前的10年,很多具体办事的官僚都已经不愿意干了。波兰在巨变前九年换了七个总理,都是辞职的。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一直跟在后面,老百姓也没有跟政府要私有化,也没有要市场经济,他就是要福利,而且给他,他也不会感谢政府,政府要横征暴敛,老百姓又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让横征暴敛越来越困难。”
    最终,民众的行动会促使统治者向社会“亮账本”,政府有意愿跟社会谈判——你们自己看,账本就在这里,钱就那么多,那你是希望我收少点税,少办点事?还是征多点,多办点事?
    秦晖还提醒说,到了那时候,财政公开与预算透明就有可能是真的。在那以前,即使政府“亮账本”很可能也是假账,因为它根本没有动机这么做。中国宪政难以推动,原因并非执政者思想太保守,而是它手中“钱太多”,日子太好过。任何统治者在这样的状态下,都不会考虑走宪政道路。
    “你要说中国特色,特色在什么地方?就是政府手中钱特多,这是中国民主化最大的障碍。”
    左右派都想为政权服务
    谈到越演越烈的“左右之争”,秦晖直言,在宪政以前,中国并不存在政治学意义上的左派与右派的区隔。
    他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太左还是太右,也不在于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而在于中国的左右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左右都要讨好老百姓;中国是左右都要讨好‘皇上’。”
    他澄清说,所谓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是指左右派的理论,同时都被利用来为政权服务。
    “如果你(学者与官员)想得势,左你也可能得势,右你也可能得势。你左,你为他扩大权力,你右,你为他推卸责任。左派说,建立大国家体制,政府可以横征暴敛;右派说,应该当小政府,老百姓的死活可以不管,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嘛,何必那么操心呢?”
    相比之下,西方由于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造成左派上台了,增加福利很容易,增税很困难;右派上台了,减税很容易,减福利很困难。一左一右轮流坐庄,最后国家债务越来越多,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中西方左右派的鲜明对比,造成了国际政坛上的独特现象:欧洲政府纷纷破产,中国政府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秦晖认为,宪政实行以前,中国的左右派都可以发挥作用。他说:“很多人说,高层说不准讲多党制,不准讲议会民主,不准讲这个那个。但是从来有一个人出来说,不准讲搞福利。这方面完全可以回避言论禁忌。在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上,福利是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他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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