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俊 袁志田：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

    自2010年以来，全球公共债务危机越演越烈，公共债务危机、美元危机、世界财富的再分配成为2011年世界经济的首要经济问题 。但是，公共债务危机较多地只是被当作某种“危机事件”，而非某种“趋势”或某种“规律”来进行研究，对公共债务危机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实际上，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是一个与“金融危机”类似的事件，而是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某种新变化和世界经济危机某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新的变化？从早期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府干预”（government intervention）的研究，再到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对“新资本主义”（new capitalism）和“创造性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的讨论，全世界从未停止过研究。基于生产关系 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广泛研究以及少量关于经济运行体制的研究 ，关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结论：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有限改良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改良了但并没有、也无法消除危机的根源；二是资本主义实现了“自我扬弃”，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内部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有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势；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共和”走向“融合”，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通过相互批判和吸收，各国经济制度有一种融合的趋势，其中，“资本社会化”是一个结合点，全球化是一种表现形式，而“亚洲资本主义”则是一个典型例证。伴随着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前途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历史终结说”（end of history）、“适应说”（gradual adaption）、“崩溃论”（collapse of capitalism）等。
    与资本主义宏观变化趋势相对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微观层面的研究亦有三个重要的结论：一是管理组织的再造（reengineering）；二是劳资关系的恶化（deteriora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三是生产活动的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industry）。管理组织的再造，突出地表现在企业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的出现和强化，它使得资本组织过程从原始的资本家直接占有，发展到股份联合占有，再发展到当代以监管为核心的控制占有 。至于劳资关系，众所周知，战后资本主义实行了一系列的改良，比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工会地位、实行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加上全球南北不平衡发展和不平等贸易，其内部的劳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和。但是，劳资关系根本对立的性质并没有改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终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部转嫁矛盾的空间收窄，劳资关系再度紧张，工资份额和消费能力不断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与“贫富悬殊的等级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企业的金融化则表现为企业越来越按照金融资本的利润目标进行投资运作，企业活动越来越具有非生产性。金融资本追求的是较高的资金流动性和资本回报率，这就引导工业企业要么寻求更低原材料价格，要么关闭利润率较低的生产项目（如IBM公司出售个人电脑业务），要么，当实体经济投资机会枯竭的时候转向虚拟经济活动，这时候企业兼并或并购等所谓“重组”（corporate reconstructing）日益频繁，这些重组活动往往不是寻求企业增长，而是财产权的再分配，其最终结果是更少的公司控制更大的市场，并凭借其资金实力从事金融投机活动，追求高额的短期利润 。
    资本主义微观层面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相对过剩必然导致企业在实体经济领域举步维艰，单个企业为了克服利润困境，不得不进行以下调整和努力：一是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正因为如此，技术创新也是资本主义的属性之一，因为没有技术创新资本主义再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此时的技术创新过程已经取代了技术本身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以及资本主义再生产进行的必要条件）；二是不停地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兴建生产企业，制造“供给创造需求”的神话；三是在虚拟经济中寻求利润机会，最终将企业导向金融化的发展道路，资本增值模式从“G—W—G”转变为“G—G”，房地产和金融结合在一起成为“房地产金融”，股市中“概念”五彩缤纷。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收窄，一方面迫使企业生产活动金融化；另一方面迫使企业不停地压低劳动工资成本；再一方面，随着金融资本的介入，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进一步强化，以确保股东和债权人的利润诉求。反过来，一旦企业的治理结构确立，股东就能够指挥企业按照金融化的标准展开运作，进一步强化企业的金融化特征。特别是当工资份额降到很低程度的时候，运作金融化和与金融化相关的治理结构更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途径，金融化和劳资关系再度恶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微观机制的研究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关系、组织行为和运行机制之间的互动过程，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宏观运行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实体经济的困境迫使资本主义转向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不断吞噬，但虚拟经济的发展最终又要受制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虚拟市场的投机都是基于实体市场的增长“预期”，但虚拟空间平均利润的增长不可能快于实体经济价值创造的增长（经济增长），虚拟市场任何虚幻的增长奇迹最终都将因为看似偶然、实是必然的各种预期冲击所破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始终处在危机的边缘。危机和危机预警迫使政府干预程度不断加深，而政府干预的核心也随着资本增值模式从“G—W—G”转变为“G—G”，而从实体领域的劳资关系调节、技术推动、需求管理等转向以虚拟空间正常运行为核心的金融管理。在政府干预内容转变的同时，政府自身也发生了性质变化，政府不再是单纯的“守夜人”，而是上升为市场运行的最高“上层建筑”，它不仅是管理者，而且也是直接参与者。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资本主义市场运行模式不再是传统的“看不见的手”指挥各个理性“经济人”参与市场竞争，而是从传统的“宏—微观结构”转向“产业——金融——国家”架构，市场运行机制将由传统的价格机制转向“利益关联机制”的政府干预机制。
    新的宏观运行模式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就好比挂了空挡的发动机，无论速度多么快，“资本主义的空转”都不能产生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而为了维护这种空转，资本主义需要从实体经济抽取更多的资源，使脆弱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随着工资份额下降，社会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下降，政府不得不依靠财政扩张政策来扩大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而财政扩张政策的资金来源不外乎税收、公共债务、通胀和对外掠夺等。
    过去，对外掠夺是发达资本主义缓和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这些手段包括资本输出、基于垂直分工的全球生产体系、伪装的超国家治理、货币战争、石油战争、军火输出、武装掠夺等。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通过纯粹经济形式的矛盾转移途径逐渐收窄，而纯粹的军事掠夺尚在伪善的面纱下没有成为常态，所以，内部手段也就成为主要手段。而在内部手段中，税收重负不仅会抑制私人投资，而且也会导致选举政治中的不利局面，通胀也会导致经济极度不稳定和社会矛盾，因此，公共债务也就成为各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常规武器”。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全新起点，它表明，在新的世界混战爆发前夕，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式不得不从它惯常使用的“外部转移”向“内部转化”方式转变，从而使得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因素更多地在发达国家内部暴露出来。
    概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微观层次上企业治理结构强化，劳动关系再度恶化，中观层次上技术创新、大规模投资、金融性重组成为战略发展方向，宏观层次上“产业——金融——国家”架构下的“利益关联机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宏观干预机制。
    二、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制度根源
    西方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问题并不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特殊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各国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各国政府管理经济的需要，公债功能从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不断向宏观调控功能发展，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公债，可以说，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增长模式。在当代，公债已经成为基础性金融资产，占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资产10%（中国公债大约占商业银行资产的6%－8%）。公债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稳定发展极为重要，特别是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政策工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0年，日本政府负债率在200%以上，意大利、希腊在100%以上，美国、法国、葡萄牙均在80%—100%之间，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均在60%以上。但是，如果仅从公债功能的不断扩大并不足以解释公共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只有把公共债务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增长途径或增长模式的时候，才可以理解发达国家为什么也会发生公共债务危机。
    2008年10月，冰岛宣布破产，冰岛克朗大幅度贬值，外汇储备迅速减少，主要银行陷入危机。这个曾经以渔业为主的“最幸福国家”由于羡慕美国等经济大国的金融业发展趋势，不相信仅靠捕鱼能够致富而大力借债发展金融业（外国资本占80%股份），虽然2007年它的GDP仅为1.3万亿克朗（约合193.7亿美元），但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人均负债20万美元。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政府根本无法救助。2009年11月，由于负债累累，迪拜酋长国宣布将重组其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将其债务偿还延迟6个月。迪拜重要债权人的欧洲各大银行股票遭到抛售，欧洲股市受到重挫。2009年底和2010年初，由于标准普尔公司等评级公司连续下调希腊主权信用等级，希腊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大幅度贬值。根据欧盟统计局的资料：2010年，希腊赤字占GDP比率达10.5%，公债余额占GDP比率达142.8%。紧接着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英国及葡萄牙等五国也面临主权债务危机风险。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都与经济金融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针对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有人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小国是不宜过度发展金融业的，更不应该试图建设所谓的世界金融中心。那么，经济大国过度发展金融业就可以避免危机了吗？实际上，除了欧洲债务危机之外，美、日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公共债务压力。日本是一个传统的高储蓄的发达国家，日本几乎没有外债，但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开支规模扩大，加上金融危机之后，日元不断升值的压力也给日本出口行业带来严重冲击，特别是在2011年的大地震和海啸之后，灾后重建负担沉重，菅直人政府拟实行的“新政”不得不指向结构性减税、公共部门市场化、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以便为急速增长的公共开支开辟新的融资渠道。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已经高达14.3万亿美元，主要包括战争费用、福利支出和金融危机之后庞大的政府刺激计划。除了提高公共债务上限之外，美国在未来将不得不采取增加税收、降低医疗保险与公共医疗补助、国债货币化等具有极大政治风险的政策措施。债务危机这个曾经似乎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转移到了高收入的发达国家。
    为什么这些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面临着公共债务危机呢？一个共同的背景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为了救市增大了预算，另一方面，随着危机后私人部门“强制性”储蓄提高（去杠杆化），社会消费水平下降，为了防止可能的衰退，各国借鉴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迅速实施一系列干预措施，纷纷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而导致公共开支水平急剧攀升。从2007—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总额增加约15.3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泡沫——银行危机——政府救助”，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危机发生的基本模式。因此，此次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可以说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继续和深化。
    但是，从较深层次的分析来看，发达国家经济体系的公共债务危机也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竞争加剧有关。对于整个欧盟而言，由于欧洲一体化之后，欧洲范围的“核心——外围”分化加重，地区发展不平衡加重，各地财政压力迥然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
    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发展不平衡，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经济态势良好，而发达经济体由于出口需求不足，面临着大规模的产能过剩。2009年，中国工业生产年增长27%，而发达国家则是下降12%。为什么发达国家出口需求不足？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较高的生产成本和发展中国家较低的购买需求。
    从最深的层次来看，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乃是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最深刻根源。在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批判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高潮，转而推崇北欧资本主义与混合的亚洲资本主义模式。不论是哪种模式，都仍然是资本主义好。正如美籍印裔学者阿玛蒂亚 森所说：“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资本主义’，而是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经济世界” 。但间隔不久，欧洲债务危机再一次证明，无论是哪一种资本主义，危机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哪种模式都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公共债务，赤字财政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模式，而不是纯粹的宏观调节政策。加上金融寡头操控下财政管理不善和财政立法腐败，公共债务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各国的经济增长普遍地伴随着越来越深的政府干预和公共债务的高速增长。当出现较大冲击的时候，政府“救助”的投入规模也就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公共债务危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所以，公共债务危机并不是一个可以治理的行政管理问题，而是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密切相关的必然发展趋势，现有制度框架下的任何政治程序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公共债务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曾经因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而大大缓和，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这些矛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导致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全球种族冲突、社会对立和国家战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与“贫富悬殊的等级社会”之间形成强烈对比，要想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克服这种矛盾，除了外部转移之外，就必须拿出巨额的财政开支，否则资本主义就不能正常运转。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的“外部转移”空间逐渐消失，而现存体制下的“内部转化”手段逐渐成为常态，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在发达国家经常性发生。由此，公共债务危机是贫富分化的衍生品，只要存在极端的贫富分化，就必须有庞大的公共开支。公共开支往往打着“人民”和“拯救经济”的旗号服务于金融资本，导致全球范围内的通胀和贫富急剧分化。所以，从制度层面来看，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并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特殊事件，而是贫富分化的衍生品，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是全球普遍性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根源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也正因为如此，全球公共治理应该更多地从所谓的“政策协调”转向制度层面的合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公共债务危机的传染性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仅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而且还具有强烈的传染性。这种传染性不仅表现在通过金融系统中资金链而引发的连锁反应，而且还表现在通过危机背景下共同的经济救助模式而引发的共同应对方式，已经发生的公共债务危机将会引发全球范围更广泛的公共债务危机。首先是对欠发达国家来说，除了传统的殖民体系遗留的债务问题之外，由于始终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市场依赖和资金依赖，甚至是政治依赖，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发展资金才有在现存世界经济体系下生存的一线希望，带来这种希望的正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的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只要欠发达国家在现存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就会无限度地膨胀下去，特别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其赤字压力和公共债务风险将会更高，直至濒临危机边缘。1960年，各殖民地新政权为了获得独立不得不接受单边利率高达14%的590亿美元外债。20世纪70年代由于能源危机及随后的通胀，西方大量放贷给殖民地国家，名义上用于经济与民生，实际上大部分落入西方支持的独裁者手中，最终存入瑞士银行，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白白地向发达国家支付高额利息。20世纪80年代，由于金融寡头的操纵，利率急剧上升，欠发达国家的利息支付负担加重，频频爆发债务（外债）危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取消、而只是削减这些国家的债务到能够偿还的程度，并要求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降低公共服务开支，以用于清偿债务。如果说欠发达国家传统的债务危机根源于殖民制度，那么当代欠发达国家的公债危机则是根源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欠发达国家继承了传统的经济依赖性，另一方面又使欠发达国家走上了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经济发展道路，外债和内债负担同时加重，欠发达国家实际上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发展难题。随着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发生，欠发达国家能够获得的市场机遇减少，发达国家给予的附带不平等要求的所谓资金援助减少和市场优惠自然消失，欠发达国家需要更多的公共开支来支撑其脆弱的经济发展希望。
    其次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将会诱导这些国家不同程度的公共债务危机。这是因为，（1）新兴经济体长期以来已经找到了公共开支的理论支撑，如经济发展理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短期的成功实践进一步增添了充分的理由；（2）新兴经济体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尚未能从根本上脱离世界市场，它们被编织进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它们所能掌握的仅仅是某些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单一的，甚至其单一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3）新兴经济体的很多资本都是来自国外，大部分利润无法留在国内，国内积累率相对较低，在这种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就不得不依赖巨额的公共开支和公共债务保持经济发展；（4）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投资潜力巨大，产业升级存在较大的投资空间，投资盈利能力甚至达到35%，因此，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危机将会驱使大量私人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从而增加其财政脆弱性，形成“经济泡沫——赤字财政——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的发展轨迹。库伯（Richard N. Cooper）认为，各国货币危机均遵从相同模式：中央银行为巨额财政赤字融资 。克鲁格曼（Krugman）的“投机攻击模型”也揭示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何诱发固定汇率制下的投机攻击和政府干预 。
    最后是对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其他成员来说，公共债务危机的传染机制在于，当实体经济停滞的时候，必然推动经济虚拟化，经济虚拟化程度越高，资产价格也就会急剧上升，在全球经济金融化背景下，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立即推动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随着普遍的恶性通胀的出现，虚拟资产价值缩水，同时，各国实际消费水平下降，一系列调整经济秩序的公共开支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美国在2007年危机前居民收入增长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财富积累差距扩大。1970－2007年，占人口1/5的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了60%，而占人口五分之四的美国低收入阶层收入下降了10%。但沃尔玛一家公司收入比占人口1/3的美国低收入群体（1亿人口）的收入总和还多。在居民收入增长停止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只有债务才能维持消费需求水平。由于美国经济规模庞大以及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得以依靠外债保持较高的消费水平。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率为70%，总债务占GDP比率高于380%，其中公共债务占GDP比率高于90%，只有净外债占GDP比率尚不足25%。今后，美国依然拥有巨大的债务利用空间。但是，其他发达经济国家虽然面临着和美国同样的难题，却不具备和美国一样的全球融资手段和“铸币税”权力，因此，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爆发公共债务危机时，不但日益复杂的全球金融体系会直接诱发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而且会通过竞争性体系间接催生其公共债务危机。
    四、未来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条件下公共债务危机的化解不外乎三种途径：以债养债；节支增税削减预算赤字；赤字货币化。在面临巨大公共债务压力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求援以缓解当前的还债压力，但巨额债务下的“以债养债”，不仅导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政府信用下降，而且由于吸纳了过多的私人部门资金，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了私人部门的总需求，抑制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从而埋下更深的危机隐患。节支增税、削减赤字是一条理性选择，但实践操作很难，甚至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很多政府不得不出卖国家资源，甚至一些国家不得不以各种变相的方式向外国出卖土地。而且，实际能够削减的公共开支往往不是那些浪费性的政府消费，而是那些对私人投资和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合理公共开支。当以债养债和削减赤字的空间有限的时候，政府往往将债务货币化，其中，美国在面临巨大公共债务压力的情况下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me）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又分为量化宽松政策Ⅰ和量化宽松政策Ⅱ，将来还有可能有量化宽松政策Ⅲ。量化宽松政策Ⅰ是直接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与机构债，而量化宽松政策Ⅱ则是购买美国长期国债，希图降低长期利率（短期利率已经接近零）并制造通胀预期、推动美元贬值和出口增加，更重要的是将美国国债货币化。这一政策的后果是美元贬值、石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热钱冲击新兴经济体，导致全球范围的经济泡沫和通货膨胀 。传统观点认为公共债务在低通胀环境下没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只有不可持续的赤字才会导致通胀。根据凯恩斯理论，借助于国债，财政赤字具有调节需求，既防止通货紧缩，又防止通货膨胀的作用，对高通胀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而实际上，国债作为赤字工具，也是金融工具，持续赤字会导致赤字货币化和通胀。波姆赛德（Bumside）等人在研究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现，国债贬值将会导致资源价值上升和预期赤字 。实际上，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其积极财政政策往往会因为主观导向性而导致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公共债务规模不合理地无限制扩大？根据亚当 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三个要素，即自私动机、私有企业和竞争市场，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分工和资本积累、投资公共事业设施、保护个人不受他人限制和保护社会不受侵犯。但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全面介入。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深度经济危机背景下，凯恩斯式干预（Keynesian mode）成为克服宏观经济失衡的有效途径，而布坎南（James Buchanan）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能够提供公共物品、弥补市场失灵。但是，政府干预程度和相应的赤字规模以及公共债务规模应保持在什么样的合理水平上？已经不是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所能解释和预测的了。巴斯和威尔斯（Barth and Wells）在观察美国1789－1996年的债务时发现，这208年中105年有赤字，其中26年是因为周期性因素，40年是因为战争因素，1950－1996年有24年既无经济衰退，又无战争，但仍出现赤字预算，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率有长期上升趋势 。近来不少文献都认为，福利开支是欧、美、日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福利政策呢？要知道，正是福利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巨大矛盾，挽救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调节和技术进步都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消除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会以多种形式频繁爆发出来，如实体经济的相对过剩危机、金融体系的投机冲击与流动性风险（liquidity risk）、虚拟领域的泡沫危机、政府干预的公共信用危机、国际货币战争和军事战争等等。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其危机的潜伏因素越多，而那些追随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兴经济体同样存在着危机潜伏因素，并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直接牺牲品。资本主义将离不开公共债务，
    越是危机，越是离不开公共债务，反过来，公共债务又将加剧资本主义危机，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是主权债务，未来资本主义危机将越来越多地与公共债务联系一起，“商品市场危机——金融市场危机——公共债务（市场）危机”呈现交互发展的趋势。
    五、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中国审计署的公告，2010年底，中央政府负债规模11.7万亿，地方政府负债规模10.7万亿，公共债务总规模约为22.4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56.3%。而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将中央债务、政策银行债务、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铁道部债务、新一轮银行股份制改组成本等算进来，认为2010年底中国政府债务大约为28万亿人民币，约为GDP 的71%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公共债务被普遍认为没有风险的，至少没有偿付性风险（reimbursement risk），主要理由是：（1）财政收入份额每年占GDP约30%以上，并且持续增长，2010年增幅是21.3%。（2）政府掌握巨额可变现资源，如国有资产、城市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3）中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中国的负债率是比较高的，但是高增长在效益好的情况下会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由于中国公共债务被认为是安全的，所以，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如中国持有的美元国债缩水问题等等，而较少关注中国公共债务自身的风险问题。
    固然，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冲击，但是，任何影响和冲击都是基于该经济体系自身的特性而发生的。中国的公共债务问题实际上早已产生，只不过这些问题尚能有缓解的空间（如银行体系持有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股市曾经吸纳大量民间资金等），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公共债务也同样面临着风险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公共债务具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公共产品具有层次性，中央主要提供政治统治方面的公共产品，地方主要提供公共管理方面的公共产品，所谓构建服务型政府，目的就是要提高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应对速度，有效促进以市场运行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和谐发展。从财权与事权匹配的现实来看，长期以来，财政资源趋于集中，甚至形成“市压县、市刮县”的不合理分配格局，而事务责任则是层层下放，最终导致基层政权事多而财力有限。此外，中国地方公共开支竞争也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公共债务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地方经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地方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水平，公共投入成为吸引外来资金的重要投资环境因素；另一方面，现行的政绩考核机制、预算软约束等行政管理问题也助长了地方盲目追求公共投入规模，甚至不惜牺牲后代人可利用财政资源，造成地方公共开支和公共债务不可持续。无论如何，地方公共债务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2009年3月，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不得不打破几十年来的法律禁区，鼓励地方成立融资平台，并代理地方正式发行地方债2000亿元。中央4万亿计划推出后，不到一年地方负债达7万亿。在地方公共开支中，“城市经营”是最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会从城市管理到城市经营？究竟是谁来经营城市？经营城市的真实目的和最终后果是什么？除了中国式晋升文化、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等因素之外，市场机制驱动下的公共投资冲动是基本因素。在地方政府债务博弈过程中，资本市场或银行体系缺陷会强化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救助的预期，这种预期最终又会自我实现，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救助。与地方“城市经营”相对的是中国部门以“高铁计划”为代表的产业振兴投资，这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产业创新升级、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这些投资的背后却也暴露了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益链条的复杂性，正是某种集团利益追求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些投资，推动的结果往往是公共开支规模超出了合理范围和效率原则。（图表略）
    未来中国的隐性公共债务风险更值得关注，因为它很容易产生问题，却又很容易被忽视。隐性债务包括：（1）各种不良资产，如未偿付的央行票据、国企债务、养老和社保债务、地方非正式担保、银行剥离和未剥离的不良资产等等。（2）没有资金支持的民生工程承诺。（3）各种企业负债可能转化为公债的风险，长期依赖低劳动力成本、低利率成本、低环境成本、低道德成本而生存的中小企业，如果大规模破产，就有可能增加政府的财政“维稳”负担。（4）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低社会福利、高积累的基础上的，随着民众对民生和福利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降低个税负担、减少路桥收费等，将会给政府带来财政负担。（5）类似于“郭美美事件”对慈善基金的影响也会挤压政府间接筹资渠道，从而间接增大政府的财政压力。（6）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贫富分化是各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而贫富差距悬殊状况持续可能导致政府转移支付压力持续上升，贫富分化可以说是全球金融风险的根源。
    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应对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更要分析公共债务危机形成的基本制度原因，应充分认识到，那些连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都不能抗拒的公共债务危机，远不是什么行政管理问题，而是有着较深刻的制度背景的。因此，未来中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运用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即现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唯有如此，方能从根本上防范未来公共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