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现代经济学为何就是男性经济学？

    一、男女秉性和行为方式的差异
    一般来说，女性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与男性具有较大的差异：男性具有明显的竞争性、攻击性、自主独立性，具有旺盛的征服和控制欲望，试图把“已”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当作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相反，女性则往往更注重人情，更富同情性，更乐于从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认识自己，承认他人是与自己一样的实在而不排除他人，尊重他人的需要而不随意打扰他人。男女之间在秉性差异已经为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所充分证实。
    （1）女性往往更关爱他人，更善于奉献，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利他主义倾向。例如，女性往往更愿意承担对慈善团体礼物的供应，女性信托人返还给投资人的财富明显比男性高，主要由女性构成的团体往往具有更平均的收入分配。
    （2）女性往往更愿意遵循既定规则，更少功利主义，从而表现出具有更高的价值理性。例如，女性更倾向于平等主义，更注重互惠合作，更愿意承担对他人的义务，而不是为一点小利而进行赤裸裸的竞争，由女性构成的团体往具有强烈的“强互惠”倾向。
    （3）女性往往更关注其所属群体，更在乎他人的看法，从而更善于沟通和协调。例如，女性更依赖并关注群体的生存和利益，在社会控制、涉外事务以及法律实施等方面都更不倾向于强制选项，较男性更加支持同情、规制和保护而非暴力的政策。女性行为相对于男性具有更强的社会定位倾向
    （4）女性往往更善于信任他人，更善于容忍他人的过错，从而更有利于形成合作。例如，女性更愿意采取迂回沟通而不是争夺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由来自妇女联谊会的成员所组成的所有团队都比由生人组成的团队做得更好。
    （5）女性往往具有更高的忍耐性，更善于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从而更有利于和谐人际关系的实现。例如，女性往往不会受抽象规则的约束而更倾向于把它仅仅当作一场游戏，更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维持人际交往中的和睦关系，在同等工作下也可以容忍更少的薪水。
    （6）女性更注重与他人的良好关系，更关注情感效应，从而具有更高亲社会性和利他性。例如，女性的竞争意识往往要弱于男性，宁愿终止游戏也不愿为了规则而同玩伴失和，女性的决策往往也体现更强的道德性而非工具性。
    事实上，有研究就表明，女性的道德推理显示出“相互冲突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发自“竞争的公理”，这种认知能力决定了“它是一种与周围关联的、叙述性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有条理的、抽象的思维模式”；为此，女性特别注重“关爱的行动”，往往围绕着对“责任和关系的理解”，往往设法建构“联系之网，人际之网，它们通过交流得以维系”。与女性的“责任道德”相反，男性明显地表现出“权利道德”的倾向，它立足于“对分离的而非联系的情调”，立足于“对个体而非基本的关系的思考”；并且，男性还使相互冲突的秩序保持一种机械的、量的平衡，而这种秩序又是以等级化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为此，有学者就将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异区分为：行为主义导向（behavioral orietation）和规范主义导向。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所提出的理论大多认为，女性具有更强的社会取向（即无私），而男性则具有更强的个人取向（即自私）。例如，达尔文就曾写道：“女性在精神性情上显得与男性不同，主要是女性显得更软和、更无私……男性……沉迷于竞争，这使得他产生了容易自私的抱负”。
    二、现代经济学何以根植于男性行为
    显然，男性的行为机理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冷淡经济人假设具有很强的相通性，而女性的行为机理则存在明显的不相符。也就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推崇方法论个体主义思维，把社会个体都视为相互冷淡而自主、理性的经济人，这实际上只是（最多）反映了男性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施密特就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将心理学个人主义视为不证自明的，“心理学个体主义机理主张人是彼此孤立的”，这实质上是“男性至上主义”；“但是很多女性主义作者争论道，人的这种图画或许适用于男人，但不适于女人。”问题是，既然男女的秉性和行为特征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用统一的经济人模型来概括所有的人类行为？其基本的学术逻辑在于，将男性的行为方式当成合理的标准，并作为女性的行为参照和效仿对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所考察的则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新的问题是，这种学术逻辑是如何产生的呢？这里从两方面加以解释。
    首先，这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结构有关。
    自古希腊起，西方世界就深受斯多葛主义的影响：世界是遵循数学法则和“自然”法则合理地运转的，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并掌握这些法则，因为他们都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才能，都可以以同一种机械的方式进行思维，从而得出相似的推论。后来，牛顿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牛顿模式：整个宇宙决定于几条简单的、永恒的数学规律；由此推演，人类凭借理性就可以认识支配道德领域、政治领域以及美学领域的规律。同时，西方社会认为，尽管上帝制造了理性之钟，但还是有一部分被遗漏了，这构成了情感和非理性王国；为此，牛顿模式又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被理性统治的主要部分和统摄非理性的次要部分。正是基于这一学说，所有不遵循理性、不遵循机械论的数学原理的事物都是他者，是不重要的、第二位的、不真实的，它受到理性世界的监管；显然，由于男性往往具有更硬的“理性”，而女性也是第二位的，因而男性就有权把“理性”强加给那些缺乏理性的创造物。正因如此，西方社会就逐渐形成了男性主义中心观，以至人类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概念也按性别呈现出等级形态：其中，男子特质占上层，在主体和方法上被评价较高的东西都与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而被评价低的则与女子气联系在一起。所以，施密特评论说，“心理学个人主义追随着孤立的主题……作为彼此孤立的人类图画由此以男性的方式作为整个人类的例证。这时常隐藏了女性是人的特殊方式。这是父权统治社会的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要素。心理学个体主义对多数人（男性）哲学家来说是这样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因为它反映了在传统的父权统治社会中的男人概念。”
    其次，这与现代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的学术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有关。
    我们知道，自启蒙运动以降，西方就逐渐产生了女性主义思潮，到了19世纪末则掀起了有组织性的女性主义运动，它批判现有社会的性别不平等，探讨不平等的本质，致力于推动妇女权利、利益的提高，涉及到生育权、教育权、薪资平等、投票权、性别歧视等议题；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则达到新的高潮，它强调两性间分工的自然性并消除男女等工不同酬现象，要求忽略把两性的差别看成是在两性社会关系中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基础的观点。而且，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还促进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兴起，出现了文化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由意志女性主义（个人女性主义）、唯物女性主义、马克思女性主义、社会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心灵女性主义、跨性别女性主义、原型女性主义（或后女性主义）、网络女性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流派，产生了交换理论、网络理论、角色理论、地位期望理论、符号互动理论、新弗洛伊德理论；它们广泛探讨了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地位的现状和原因，分析女性在全球经济中作为非正式劳动力、家庭工人、食品生产者的角色和独立贡献。但与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女性主义思潮的蓬勃兴起不同，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步伐却非常缓慢和滞后，Seiz就写道：“在整个20世纪70、80年代，尽管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说已经遭到女性主义学者的强烈挑战，但在经济学领域却只有非常零星的女性主义工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关键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学术定位：它将自然科学视为发展的方向，努力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倡理论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倡导将价值和道德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或者将道德问题存而不论；同时，正是这种学术定位导致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的路径锁定：致力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将缺乏数学符号的思辨性探索都排斥在经济学研究之外，从而限制了女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空间。
    三、现代经济学的行为基础缺陷
    进一步的问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男性行为作为市场经济以及未来社会的理想行为规范，并由此来探究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这种构想合理吗？其实，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女性注重交往合理性的互动行为更有助于社会协作，对社会潜含的破坏性更小，从而更适应于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更适合人类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体现了更高的人类理性。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男性的思维和行为视为理性的，并以此来代表所有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或者视之为人性发展的方向；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还进一步将丰富多样的异质个体还原为抽象的原子个体，强化社会个体之间的竞争和控制，由此构成的社会必然潜伏着深层的危机。这也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潜含了严重的缺陷。
    关于这一点，徐延辉曾作了较好的归纳分析。（1）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现代经济学始终把“理性”视为出发点，而把“本能”或“激情”视为人类行为的一种毁灭性力量；但是，正是本能的力量蕴涵了更丰富的社会内容，使我们可以在社会大背景下观察和了解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各种行为。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之所以越拉越大，正是偏狭地使用男性眼光观察世界的结果之一；相反，女性更愿意把“本能”视为人类行为的前提条件。（2）分析方法视角单一。个人主义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甚至惟一的分析方法，正是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现代经济学构建了一系列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个人主义思维却包括了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无法整体性看到现实世界中的协同效应。显然，这种个人主义思维也源自男性，因为男性思维像一个“点”，因而孤岛上的鲁宾逊成为永恒的前提假设；相反，女性思维则更像一个“面”，而女性视野中的世界总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人组成的群体,而且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3）内部保守和外部扩张长期共存。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思维正逐渐扩展到政治、教育、婚姻生育等许多领域，但经济学理论本身却并没有得到丰富、经济学方法也没有获得改进；相反，经济学它只关心向外进军却不注重从其他学科吸收引进，从而呈现出强烈的保守性，乃至传统的市场领域里的问题迄今都没有得到解决。
    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声称要构建成一个价值无涉的客观的经验科学，但试问，它果真做到了这一点了吗？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学论文往往体现了经济学家的个人、社会以及政治位置等特质，有人甚至说，所谓的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那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拥有更强大势力人的知识。显然，无论在假设前提还是思维方式上，现代主流经济学都存在强烈的规范色彩，从而根本没有真正做到所谓的客观和公正。在假设前提上，目前绝大多数经济学人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都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进行的，都是在努力阐述或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则依赖于其特有的核心假设前提：人是自私的、是理性的，它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来最大化自身收益。在思维方式上，目前经济学领域男性占了比在物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更大的比例，
    因而主流经济学实际上也就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从而也必然具有非常强烈的偏见。所以，J.Nelson等人强调，经济人“economic man”一词本身就是男性经济学家群体的产物，它体现了男性“masculine”的行为方式，而无法涵盖女性“feminine”的行事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人”一词本身就已经成为实用性和政治性的，目前许多人以此来装扮其研究的客观性，只不过是借此来推行他们自己的主观观点，其中就包括男性对女性的思维和行为进行控制。譬如，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贝克尔等就得出了一夫多妻要比一夫一妻制对女性更有利的结论；但显然，这种分析实际上将女性置于买方的地位，是性供给者，任何有助于提高性需求的因素似乎对女性都是有利的。事实上，即使贝克尔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现实，它也没有揭示这种现实背后的原因，而是将产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制度等因素都视为既定的且合理的；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家Bergmann就指出，贝克尔之所以坚信他的结论就在于他相信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甚于政治动机。同样，贝克尔在分析家庭中的性别分工以及生育的影响因素时，基本上采取了就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而家庭效用函数则往往被转换成家长效用函数；显然，这种标准化的家庭经济学分析将复杂多样的家庭生活程式化了，并没有真正理解决定家庭制度的社会力量。一些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就强调，家庭本身是由“彼此相关的人”组成的，家庭抉择也包含不符合选择分析的“过程”；J.Nelson就写道：“经济学家关注婚姻和家庭往往只到他们能用选择理论模型刻画它们的程度，而不用更为丰富复杂的模型。最大化公理和数学推理的丰富被用于发展经济分析。这种程序开始了而不是结束了混沌不清的思考、不当专业化及贫乏的分析程序。”
    四、结  语
    漫长的西方社会传统中，男性都被视为主体(subject)，是绝对的，而女性则是他者（other），应该服从于男性这一主体。即使在汉语文字中，我们也往往只有在所有成员是女性时才使用“她”或“她们”，而其他只要有一个男性存在的任何状况都使用“他”或“他们”；也即，人类社会长期以来都使用男性的“他们”指称全部是男性或者同时存在男女的世界。按照王向贤的说法，如果用等式表达就是：他们=男人，他们=男人+女人，进而得到男人=男人+女人；这样，女人消失了，男人则成了女人和全人类的代表。正因如此，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往往只是将男性的心理和行为视为一般规则而加以阐述，而女性的心理和规则则被视为特例而忽略，并且将被一般化的男性心理和行为作为女性的效仿对象。显然，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人行假设中就存在着这种思维，用男性的行为和思维来代替全部人类；正因如此，它的分析思维就存在先天缺陷：它并不能涵盖全部人类的一般思维和行为。为此，England将这种概念化人性称为“分裂的自我”：人类被视为在市场上自私地行动的自治个体，并具有稳定的外生偏好。这种“分裂的自我”存在明显的二元悖论：一方面，它假设所有市场上的人类行为是完全自私的，这体现在几乎所有的传统经济模型中；另一方面，它又假设人们在家庭中的行为是完全利他的，这体现代主流经济学内部的“新家庭经济学”的模型中。正是这种内在的片面性，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假设。施密特强调，心理个人主义“把老套的（白种）男性的方式当作成为一个人的范例。因此，它不是对理性的较好辩护，后者的目标在于保卫人类理性的能力以改善我们人类的处境。只为（白种）男性辩护的理性辩护不可能改善人类处境，甚至不能改变（白种）男性的处境。从对理性的辩护到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移动可能因为加强了老套的（白种）男性的统治而低价倾销了对理想的辩护。只有当对理性的辩护清楚地将自己同心理学个人主义从而还有方法论个人主义分离开，它才有可能达到自己的高目标。”
    主要内容摘自《现代经济学的男性化特征与女性经济学的反思：经济学队伍中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建制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3期，后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