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犁：中国经济学该怎么走？什么是我们的前沿？

    学者简介：甘犁，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现任西南财经大学经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应用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研究。
    我最近有一个思考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几个月有些朋友听过我的讲法，包括中国经济学改革10年、引进海归学者10年或20年了，目前是什么状况？该怎么走？什么是我们的前沿？北大、清华是20年前开始的，上财十几年前引进海归，教学完全国际化，研究已经规范化，中国目前关于经济研究的杂志已经规范研究，没有问题。
    我非常欣慰地看到国内外年轻学者差距日益缩小，国内培养的优秀学者已经超过了不是最优秀的国外培养的中国学者，年轻的中国学者就是我们的巨大成就。但是2010年以来，他们在中国经济学期刊上发了2000篇文章，只有25篇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只占1.22%，在60位作者当中只有4位本土的作者，有16位国外工作的经济学者，在中国金融杂志上只有16篇关于中国经济学论文，在1800篇文章当中占到了6.85%，49位海外工作的中国学者有15位工作中国学者。
    这里有三个结论：第一，中国学者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不具备国际发言权，我们这么大规模的海归引进，可能有20万经济管理的学者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第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多数以中国的数据检验西方的理论。第三，中国特有的问题还没有成为既有研究，也不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主流问题，这个只占到总数1%左右。
    以人口流动为例，在过去几年有4篇学术论文发表，分别是以印尼、墨西哥、印度、非洲为学术背景。中国的人口流动问题在规模、影响、研究价值上远远高过上述国家，但是没有研究，问题在哪里？国际学术界在任何一个学科发展基本是同样的规律，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规律是什么？一般规律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定是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的发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苹果落地、月亮不落地”，有了让人不解的现象以后，才出现新理论应运而生，万有引力定律，有了新理论应用而出现对新理论的检验、运用和预测。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学科的研究现状，基本和关键问题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前，国际贸易在禀赋相似的国家美国、日本、欧洲，而不是禀赋不同的国家美国、中国、日本，出现了一系列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国际贸易理论。
    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西方家庭储蓄率没有想象的那样增加，正常情况下应该收入增长好多倍，这引起了理论创新，就是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现在什么情况？现在我做了一个统计，大家都知道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奖项是克拉克奖，在1995年以前得奖者80%是做理论研究，20%是做微观实证研究；1996-2005年得奖者50%是做理论研究，50%是做微观实证研究；2006-2016年得奖者33%是做理论研究，67%是做微观实证研究。实证是理论进行检验和应用，这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流研究情况。
    中国是什么情况？第一阶段还谈不上，中国普遍存在了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认识不清晰，不是没有认识，但是我们的认识太空、太泛，不是研究做出的问题。比如谈到结构性改革，这只是方向，不是我们研究的问题。问题要么太宽泛，要么太细节，一般的经济学只能在边际上产生作用，比如城镇化拉动消费、拉动就业、拉动住房需求，但是中国的城镇化改革方向是错的，城镇化不是大家拿包进城，超过一半的城镇化是编码，人没有变，编码变了，1500万当中800万人没有住房需求，所以我们再谈城镇化拉动是错的。什么是中国特有的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
    举一个例子，过去10年最成功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是北大周黎安和清华李宏彬做的研究，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有1400个引用。这么高的引用率就是一个学科，就是研究方向，所以认为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不重视有偏见是错误的，我们要提出自己的可以研究的学术问题，才能吸引到国际学术界来研究，否则讲的问题太空、太泛没法研究。我们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基本事实关键问题的发现。再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学术研究的失败，就是公积金制度。现在公积金的总缴存量为9万亿，大量的钱沉淀在公积金制度里面，而我们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是0，这简直不像话。因为国际上没有公积金制度，我们对社保制度、医保制度研究是汗牛充栋，几百篇、几千篇文章，我们没有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所以人家没法研究。
    最后一个结论，我认为没有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对中国没有基本的关键问题，谈不上原创性的理论，更谈不上检验和应用。但是我们大量的海归学者，尤其是做实证的海归学者回来了以后，拿着周围的数据验证西方的理论，别人在杂志上发，你就在第二流、第三流杂志上发，你引用别人，别人不会引用你。要发现中国特有的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科真正发展的前沿，研究中国问题，我们学者可以研究理论创新。只是我们的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连问题都不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我认为要重视这个问题。一旦与周黎安一样，发现中国特有的关键问题，学科和学术就起来了，中国学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可以预期的。
    （节选自《甘犁：中国经济学该怎么走？什么是我们的前沿？》，原文载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作者甘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