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扩大总需求下的结构性改革

    学者简介：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
    经济形势
    针对从2010年以后我们经济的持续下滑，而且似乎还没有触底回升的情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经济下滑主要是国内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造成的，好像很有说服力。从体制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政策目标，很多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还没有完全消除，从现代经济学来看，只要政府有干预，一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只要政府有干预，一定会有租和寻租，也一定有效率的损失。
    还有机制问题。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但是投资在我们经济中的比重还很高，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没有完全改变。现在经济继续下滑，不就代表这是不可持续吗？还有一些结构问题，产能过剩、库存太多、杠杆率太高、政府的各种高额税费，还有各种短板，这些都有经济代价的。
    我个人认为，下滑更多的是因为外部性跟周期性。这很容易证明，其他相同发展程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也都下滑了，而且同一个时间里，下滑幅度都比我们高，但它们中很多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了。比如说巴西，原来就是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像俄罗斯，都全盘私有化。另外我们说投资太多，它们投资不多啊，消费的比重很高啊。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的问题它们都不存在，我们说钢筋水泥电解铝产能过多，它们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严重不足，怎么也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幅度比我们还大？不仅是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东亚一些高收入表现经济体，如新加坡、韩国、我国台湾，也是从2010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下滑幅度也比我们快。我想，如果说它们没有结构、机制、体制问题但也下滑的话，那一定有这之外的共同原因，一个是外部性，一个是周期性。
    如何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呢？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像日本，经历长达十年二十年的增长疲软，它之所以发生危机，一定有结构性的问题，要不然就不会发生危机，但是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会非常慢，发达国家要的结构性改革，内涵跟我们不完全一样，同样是结构性改革，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降低工资、福利、减少政府财政、金融机构去杠杆，这些短期都是压缩性的。如果正常推行的话，经济增速会更低，失业率会提高，但是现在失业率已经这么高了，要推行很难。
    我们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比，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也有结构性问题，有推行结构性改革的领导力。过去老是把扩大总需求跟结构性改革对立，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扩大总需求跟结构性改革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进行产业升级。但是我们基础设施也有很多不足，有时候不足也会成为投资机会。扩大总需求和补短板可以结合在一起，并不矛盾。如果说我们预期未来外面的需求少，结构性改革就要从补短板开始。补短板就要投资，对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的需求就增加，产能过剩就少了。而且如果它需求多了，企业的盈利就会好，它过去借的钱就能还，杠杆力就下降了。如果说我们能够从补短板开始，然后再加上降成本，维持6.5%以上的增长，我认为完全有条件，并且我们的经济也会更健康。具体怎样推进补短板，我觉得需要改变一些观念，比如，我们把投资跟消费完全对立，认为我们过去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过剩产能的部门能吃吗？好像不能吃吧。因为大部分是在建材部门，所以增加消费的话，不能减少那些钢筋、水泥、电解铝的产能。
    反过来，投资增长一定就增加产能过剩吗？不会，发达国家也许会，因为发达国家没有新的部门投资，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它现在需要减少的是产能过剩，它如果要投资的话，都是现在已经产生过剩的部门，虽然可能有一两个新的部门，像3D打印、电动汽车等，但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而且那些技术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而发展中国家，既使现有的部门都产生过剩，还可以投资到产业升级的部门，机会很多。所以一提投资就认为会增加产能过剩是不对的，补短板的投资不仅不会造成产能过剩，还可以减少产能过剩。
    我们对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要想清楚，想清楚之后，再结合中央提出的“适度扩大总需求”。这种总需求是结合了补短板的需求，是可以疏解现在过剩产能的需求。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民间的投资就会有信心，因为大家对未来的发展预期好。
     加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
    我们不会再去投资那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那方面有产能过剩，而且我们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我们要投资技术含量更高的，现在靠进口的那些。我们在投资这些产业的时候，除了钢筋水泥之外，也要机器设备，机器设备会从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进口，这也给它们创造了市场。
    在2008年危机之后，2009年我就开始提出基础设施的投资。过去发展中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通常会去跟国际货币组织借钱，要不就请求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给他们开出这样的药方，第一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第二结构性改革，在短期通常是压缩性的，会减少投资，减少需求，减少经济增长，减少就业，可是发生危机的国家通常都是失业率很高，增长率也很慢的，在这种状况之下，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建议他们货币大量贬值，利用贬值创造出口，由外国需求增加就业，来对冲结构性改革的收缩，这两个政策的推行要一段时间，政策还没有完全发生效用之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渡过短期的难关。
    这一次这套政策在发达国家不适用，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这样的，比如说像南欧国家，它有主权债务危机，它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应该减少福利，应该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但是它自己没有货币，不能贬值来增加出口，它是在欧元区，那能不能欧元整体贬值，来给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不行。因为他们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产品是跟美国跟日本竞争的，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说欧元贬值来增加欧元区的出口，给这些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它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取代的是美国的市场，美国出口减少失业就要增加，美国会接受吗？日本会接受吗？那就会出现所谓竞争性的贬值，所以结果大家都没有办法以贬值的方式来创造国外市场，给自己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
    所以我对发达国家的复苏会比较悲观，但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替代方案呢？其实有替代方案，就是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中国家不是有基础设施的瓶颈吗？从某种程度来讲，发达国家也有，如果他们多做一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有各种研究，发展中国家每投资一块钱，就会增加7毛钱的进口，当中有三毛五分钱来自于发达国家，所以如果有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那它会给发达国家创造足够大的出口需求，也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瓶颈，对发展中国家有好处。我是在2009年初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开始提出这个建议，当时大家还不太注意，但现在越来越多赞成这个观点了。
    我想，现在很多问题其实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提出“一带一路”，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们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瓶颈，另一方面也带来全球需求的增加。如果规模足够大的话，可能可以帮助发达国家避免像日本那样“失去的20年”的经济低迷。
      需要破除“西天取经”的心态
    传统上我们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多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好，水平比较高，他们成功一定有道理。不仅是中国的知识界，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和很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的交往当中，发现大家都普遍有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但是这种心态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都是在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总结的，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的话，就可能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从国际的发展经验来看，二战以后，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去做而获得成功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不管是发展还是转型，他们的理论政策从当时主流理论来看都是错的，但他们成功了。
    20世纪90年代时，大家都认为政府引导的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很多人认为应该一下子把之前的扭曲全取消掉，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而那种“半吊子的，一方面继续保持各种干预，另一方面又让市场发挥作用”的双轨渐进改革是最糟糕的。但是，现在少数成功的，在转型过程中既维持稳定又能快速发展，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的，正是这些在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看来最糟糕的国家。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区别
    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反思过程当中产生的。成功和失败一样都是有道理的，不管是发达国家的成功，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的失败，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新结构经济学跟过去的经济学最大的不同就是，过去的经济学基本上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做参照系，看发达国家有什么，看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试图去模仿发达国家，新结构经济学却是先看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什么，自己有的什么东西能做好，然后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
    （节选自《林毅夫：扩大总需求下的结构性改革》，原文载于经济观察研究院，作者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