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谎的社会成本——张清津

    有这样一个故事。小范本来很诚实，在因说实话而吃了几次亏后，决心学着说谎。结果一学而不可收，最后竟练成了“不坏金身”，能够做到在跟人打交道时每句话都说谎。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连跟亲朋、同学说话也不说实话，甚至连一些不必要的事也说谎。例如，你如果问他吃饭了没有，本来是没有必要说谎的，但他就反着说，吃了饭他就说没吃，没吃他就说吃了。他的一个同学打趣他说：小范呀，我们跟你打交道很放心，我们很容易知道你的真实意图，因为我们只要把你说的话反着想就行了：你说你吃了饭，那肯定是没吃；你说你对我们有意见，那肯定是没有意见。不像有些人，说谎说一半，让我们搞不清那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你比那些说一半谎的人强多了！
    全部说谎的人还能比说一半谎的人强？这不是一百步可以笑五十步了吗？其实不然，这其中是有经济学道理的。
    说谎能够增加交易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每个社会都提倡人们说真话。自科斯以来，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经济活动不是在瞬间就能够完成的“理想国”进行的，而是在一个充满交易成本的真实世界进行的，现实生活中满布着交易成本的“陷阱”。经济学家们认为，交易成本主要包括测量成本、签约成本和履约成本三大部分。签约成本主要是讨价还价的成本，履约成本主要是保证合同执行的成本和对违约方进行惩罚的成本。测量成本则是一个很复杂、很有趣的成本。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对此贡献良多。每一个橘子的味道、大小都不同，为什么卖家不对每一个橘子确定一个不同价钱，而是很多橘子共用一个价格呢？张五常认为这是因为对每个橘子的质量进行测量的成本太高了，这是任何商家都承担不起的。生活中需要测量的事比比皆是，例如我们到菜市场买菜，要比较一下那家的菜好；我们要做生意，不仅要对另一方的产品质量进行测量，还要测量对方的信用；企业要雇佣一个员工，要了解员工的能力，等等。测量成本也就是信息成本。信息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没有信息，任何人都将一事无成。信息成本是企业成本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生活中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例如，在菜市场上，卖主一般对自己的菜的质量了如指掌，而买主却所知甚少。比如在蔬菜种植过程中打了多少农药，卖主是一清二楚的。但买主只能看出蔬菜是否新鲜，却很难判断农药残留的多少。再如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对自己的能力心知肚明，而雇主却往往一无所知。信息不对称大大增加了信息成本。
    说谎所以能够增加交易成本，是因为它施放了很多虚假信息，增加了信息不对称，从而增加了测量成本。那就是说，只有说谎者知道他说的哪些话是真的，哪些话是假的。听话的人要判断这些话的真假就凭添了很多困难。相反诚实则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社会福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小范同学说的话，显然要判断小范说的话的真假要比判断只说一半谎的人说的话容易得多。否定之否定，如果一个人真能做到全说谎，而听话的人又知道他全部说谎，那他反而和说真话差不多了！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因为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今天，社会交往的频率要比传统社会高得多。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很亲朋好友交往外，在很多场合，我们都需要跟陌生人交往。如果人人都说实话，我们会感到，和陌生人交往会和熟人交往一样放心。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和陌生人打交道时，人人都会多一份警惕。这是因为由说谎而带来了信息不对称，说谎增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无疑也增加了交易成本。例如，你买菜时你会警惕地盯着秤，怕缺斤短两；你买肉时你会反复察看是否注水肉或带病肉；当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和服务时，你还要判断买主会不会按时付款。这无疑都是一种时间浪费。还有你出门问路最好要多问几个人，免的被指向相反的方向。笔者就曾有此糟糕的经历。你还要一再嘱咐你的小孩，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总之，在一个存在很多谎言的社会，你会生活得很累。这说明，你生活的成本太高了。
    前几天看到一则消息，说美国人对人们心目中所认为的英雄应具有哪些品质做了个调查，结果成年人和儿童都把诚实列为英雄所应具有的第一位的品质。为什么诚实会那么重要？因为谎言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还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福利。
    米尔恩（Milne）证明，诚实是每个社会都推崇的重要价值之一。既然诚实能够增加社会福利，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说谎？因为说谎者能够从中获利。说谎者通过伪装自己和自己的产品质量，获得了高于自己或自己产品的实际价值的价格。
    说谎有公开说谎和私下说谎两种。南加州大学的教授Timur Kuran有一本书，名叫《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他认为，存在着一种社会压力，使人们容易在公开场合说谎。虽然私下说假话的情况也有发生，但公开说谎对社会危害更大。私下说谎虽然也对社会有危害，但市场和社会本身就具有消除私下说谎的机制。例如，在私人交往中，如果一个人被发现说谎，就会失去朋友和信誉。在私人企业中，拍老板马屁的人市场就不大。因为私人企业更看重效率，而不是马屁。
    甚至在很多私人场合，有些谎言是善意的、礼貌性的。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当年有个女记者，发现林肯说谎，就揪住不放。有一次她就此事去采访林肯的母亲，问林肯为什么说谎。林肯的母亲机智地回答说：有时候人说谎是善意的，就像你刚进门是我说你长得很漂亮一样。
    相反在一些不以效率为中心的公共部门，马屁则必不可少，各国皆然。在私人项目的招标中，行贿送礼都是没有用的，因为私人企业主更看重成本和质量。有些公共项目虽然也煞似公正地进行招标，但热门投标人事先都能知悉标底。那些没有中标的失败者虽然吃了哑巴亏，却不敢声张，因为谁声张就说明谁“信誉不好”（戳穿谎言的人成了信誉不好，岂不怪哉！），就很难在这个领域里做下去。所以，谎言往往在公共部门大行其道。虽然“黄世仁求杨白劳还债”的现象发生在私人领域，但症结却在公共领域：是法治出了问题，而不是个人或企业出了问题。贝克尔就认为，犯罪像市场活动一样，也是一种旨在牟利的行为，其成本是法律的惩罚。当违法成本很低时，违法现象增加是必然的。
    在一个存在谎言的社会，如何消除谎言或者减少谎言呢？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人们不可能形成一个组织，从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采取集体行动，因为人人都存有一种“搭便车”心理。具体到说谎现象上，这就意味着尽管人们都憎恶谎言，但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可能单独采取行动来消除或减少谎言，因为采取这类行动的成本很高但受益者却是全社会。人人都希望别人来做这件事，自己能够无本获利。
    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应该承担那些社会效益很大、而由私人部门来承担却无利可图的项目。显然，对于建立一个诚实的社会，国家是有很大的责任的。特别是当谎言主要出现在公共部门时，政府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Timur Kuran所说的那种迫使人们在公开场合说谎的社会压力，需要政府来消除。但是，减少谎言、建立诚实社会并不像修高速公路那样是一个实在的项目，国家应该从何入手呢？经济学家们认为，制度规范着人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制度，人们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显然，建立诚实社会应从完善制度入手，而提供制度服务是国家的最基本的职能。就减少谎言、增加诚信而言，完善制度首先应该是严肃法治，让那些试图通过说谎获利的人不仅无法得逞，而且还要受到惩罚。也许有人说，许多说谎行为都属于道德的范畴，是无法用法制来约束的。但实际上，很多公共领域中的谎言都构成了犯罪，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而且，即使是减少道德范畴里的说谎行为，也要从惩处具有违法性质的公共领域的说谎入手，因为后者的不当获利更大，危害也更大。当那些动辄贪污千万的犯罪分子得不到惩处时，你还会指望路不拾遗吗？
    政府本身是维护社会正义和良善的，如果政府本身说谎或鼓励说谎，就更可怕了。
    我们期望着，有一天，我们也会把诚实列为英雄所应具有的第一位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