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容易被误解的经济学——张清津

    经济学看似高深，实际上却是一门解释社会现象特别是经济现象的学问。这些现象基本上都发生在我们身边，是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几乎每一种经济现象，都有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另一方面，对于很多司空见惯的现象，人们都有自己的解释，甚至有约定俗成的大众共识。这些共识有的符合经济学原理，有的则不符合。本文就试图选几个共识，来指出它们有可能背离经济学原理的地方。
    “忙”得没有时间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组织一个活动，请别人参加，人家却说自己太忙，实在没有时间，来不了了。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个理由很正当，似乎“忙”这个辞足以表明某人无法分身去做另一件事。但实际上，用经济学理论一分析，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某人以“忙”为借口不参加你组织的活动，只能说明你组织的这个活动对于他来说不重要，起码不如他所“忙”的那个事重要，而不是他忙得没有时间。
    经济学认为，人总是面临着许多选择。理性人会通过比较，从众多选择中选取对自己最有利或获益最大的事。所以在任何时候，人们所忙的都是自己认为对自己最重要的事，同时舍弃那些对自己不太重要的事。恋爱中的女孩逼着男友说出在自己和他妈同时落水时他先救哪一个，就是在测验自己和他妈在男友的心目中谁更重要。如果男友先救自己的母亲，女友抱怨他时他会说他当时在“忙着”救自己的母亲。同理，先救女友受母亲抱怨时，他会辩解说自己当时在“忙着”救女友。NBA规定，在赛季开打前，所有的球员都必须参见新闻发布会。但乔丹当红时，有一年，他宁愿交1万美元的罚款，“忙着”和巴克利去打高尔夫球，也不去参见新闻发布会。这说明，打高尔夫球给他带来的快乐，超过了1万美元在他眼中的价值。他的行为根本不能说明，他忙得没有时间来参见新闻发布会。
    当然，有时候也会面临着很多价值差不多的选择，这时候的选择可能就有随机的成分。例如，在周末早晨，某人既可以外出散步、爬山，也可以在家看电视、听音乐，这几项选择可能都是他所喜欢的。这时候他的选择可能就具有很多的随机性。女孩问男友在自己和他妈之间先救谁的问题之所以愚蠢，就是因为二者很难分出谁更重要。
    在不同的社会，因为价值观不同，所“忙”的事也不一样。在西方，人们经常以“陪家人”为借口来推掉很多应酬。但在中国，如果以“陪家人”为借口来推脱朋友，则会被认为不成理由，也就是说，“陪家人”在中国似乎不是一件值得忙的“事”。以此为托词，会得罪朋友的。
    所以，如果某人以自己忙为理由来推脱你，千万不要认为他真忙，而是你的事对他不重要。有人宁愿呆在家看电视，也以“忙”为理由不来参加你的活动，说明你的活动在他眼里还不如他在家看电视重要。
    拍马屁不可取
           拍马屁绝对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件似乎人人都鄙视的事。金庸在《鹿鼎记》中曾写到这样一个故事：韦小宝遇到一个人，很有个性，特别不善于拍马屁。当时韦小宝心想，有个性而又不善于拍马屁的人，一般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于是他就一反常态，重用这个不善于拍马屁的人，结果真用对了，这人的确很有能力，帮了他很多忙。
    虽然在金庸笔下韦小宝是个小痞子，但在用人上韦小宝却的确有过人之处。但在现实中，有韦小宝这种优点的人并不很多。大多数人都善于“吃马屁”。所以，拍马屁非常有市场。有一次有人问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我好不迟疑地告诉他：拍马屁。因为在当前，除了拍马屁之外，任何一项独立的技能，都无法保证你获得成功。一无所能靠拍马屁成功的例子却屡见不鲜。例如，你的工作能力特强，是否能够得到重用呢？不一定。很多很有能力的人，因为特别有个性，都无法得到重用，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相反，拍马屁的人却往往能够得到重用。我认识一个人，可以肯定地说，他一无所能，但人家却什么荣誉都获得了，不仅早早地就评上了高级职称，而且什么“劳模”、“特贴”等一干荣誉，应有尽有。人家就靠一招：拍马屁。可谓“一招鲜，吃遍天”。
    拍马屁既然那么可耻，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拍”下去呢？其中自有经济学道理。
    第一个道理就是拍马屁是成本最低的。获得成功的途径有很多，例如，知识、技能、运气、出身等，但这些都不是容易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如果没有多少年的刻苦学习和勤奋练习，是无法获得的。运气和出身，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有拍马屁是无论出身、年龄、长相、性别等条件，谁都能做，而且特别容易做。在所有能够获得成功的要素中，拍马屁是成本最低、门槛最低、最容易做却有风险最小的。俗话说，好拳不打笑脸。即使对方不吃马屁，也不会打击拍马屁的人。所以，拍马屁是个永远不会赔本的买卖。
    第二个道理就是拍马屁符合比较优势原理。一般善于拍马屁的人，都是没有什么才能的人。这种人如果通过自己的才能来获得成功，显然没有竞争优势。而很多有才能的人，通常都有点傲气，这些人又基本不善于拍马屁。所以，没有才能的人，在拍马屁上有比较优势。通过拍马屁来获得成功，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
    但是，拍马屁要获得成功，也需要一定条件。一般的规律是，在公共部门拍马屁特别有效，在私有部门却不尽然。因为在公共部门，有权力的人一般不特别关心效率，所以就特别喜欢那些拍自己马屁的人。相反，在私有部门，因为决策者比较关心效率，对于无法提高效率的拍马屁者，即使自己喜欢也不敢重用。
    可见，不要轻易否定拍马屁的人，他们也是理性人，是在特定环境下做出的最优选择。要改变拍马屁的风气，需要改变的是环境条件，而不是简单地谴责拍马屁的人。
    自由就是为所欲为
           前不久，在一个讨论限制私家车使用的电视节目中，有一个反对限制私家车的人振振有词地说：购买和使用私家车是公民的自由，政府有什么理由限制私家车？
    什么是自由，从这个人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他心中的自由就是为所欲为，至少是只要不违法，就什么都可以干。但实际上，确保不会伤害别人和社会的那些东西才是个人的自由。如果你所干的事，对别人有伤害，或者对社会或公共利益有伤害，你就没有自由。
    我们再看看私家车是不是这种情况。首先，汽车一发动，就会产生尾气。汽车开一路，就会散发一路尾气，这无疑对环境造成了伤害，对路边的行人造成了伤害。只不过是这种伤害比较小，通常是可以容忍的。但如果车辆太多，所累计的伤害大了，就不能容忍了，就要对汽车使用进行限制了。其次，汽车要比行人和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占用更多的路面，实际上是剥夺了行人一部分使用路面的自由。如果道路足够多，还看不出汽车对行人的伤害，但当汽车过多造成交通拥堵时，就会使行人行走不便。显然汽车使用者的自由伤害了行人的自由。所以，虽然不违法，但个人并没有绝对自由来使用汽车。
    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将外部性内在化。既然汽车产生了这么多的外部不经济，政府制定制度来限制汽车使用，就是一种合理的举动，并不存在伤害个人自由问题。
    可见，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合法行使的那些权利。
         不要轻信别人
           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轻信好像是个贬义词。说某人“太轻信别人了”，好像是说某人不太成熟一样。电视节目中，在播放了某些骗子的行骗过程之后，主持人往往还要再提醒观众，不要太轻信别人。说诈骗行为除了骗子不遵纪守法以外，也与许多人容易轻信别人有关。
    如果轻信是个贬义词，是不可取的，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不轻信，就是怀疑。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时时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社会。这样做行得通吗？
    人类由个体而组成社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任。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是零，人类个体是无法组成社会的。如果我们对社会一点也不信任，我们一出门就会怀疑是否会遭到暗杀、抢劫，这样我们连门都不敢出。如果外出购物就会怀疑是否对方要了我们的钱而不给商品，去集市出售商品就会怀疑别人是不是会拿了东西不给钱，这样商品交易就不会存在，社会连基本的专业化分工也不会有。在这种怀疑气氛下，社会是无法运转的。所以在一个社会中，我们所有的行为几乎都建立在一种信任的基础上。可以说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我们就是要相信别人，才能够组成社会，并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所以，轻信别人有什么错呢？难道见到任何一个人都要对他进行怀疑吗？不错，我们不能轻信坏人。但是，坏人的脸上又没有标签，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坏人呢？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能无端地怀疑别人的。社会信任的程度越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就越高。
    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确需要信任，但信任是需要制度来保障的。而制度是必须有惩罚机制的：社会必须有一套制度，对行骗的人进行惩罚。贝克尔认为，犯罪也是一种旨在牟利的经济行为，犯罪动机取决于犯罪的成本。之所以有人喜欢行骗，是因为行骗比正常的市场活动挣钱更快。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要让那些抛开正常的市场活动、专门依靠违法的歪门邪道来挣钱的人，付出高昂的成本，从而抑制甚至消除这些人以非法途径来挣钱的动机。制度越好，则违法的人越少。违法的人足够少了，社会就会建立起基本的信任。
    制度特别是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是靠政府来执行的。只有政府才有合法的、有专业才能和设备的执法能力，民间是没有这种能力的。行骗的人如此之多，说明制度执行得不好。正确的做法是采取措施提高政府的执法效率，打击行骗，而不是让民众来擦亮眼睛，识别骗子或者不“轻信”骗子。鼓励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是社会的一种倒退。
    所以，诈骗现象过多，是政府执法不好，责怪民众“轻信”是没有道理的。
    制度创新好
           和前面的“轻信”相比，“制度创新”绝对是个褒义词。有没有创新欲望和能力，几乎成了衡量干部领导能力和员工工作能力最重要的指标。在此背景下，几乎所有的文件中都充斥着“创新”字眼，一时间好像中国俨然成了一个创新大国。制度创新也成了干部、学者等人津津乐道的事。
    但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则对“制度创新”一说却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世界上的好制度有的是，很多好制度直接拿来用就可以，用不着费尽心思去创新。借用制度的成本显然要比自己去创新制度低得多。
    制度经济学家也认为，制度和技术一样，也是可以比较并服从竞争的。好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将外部性内在化。在竞争中，好的制度最终会得到传播，并取代坏的制度。例如，股份制一出现，很快就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采用。因为这种制度很好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扩张。
    但在中国，却一直有一种“中体西用”的思维，认为在与先进的西方打交道时，我们只需引进西方的技术就可以提高中国的实力，而西方的制度则大可以弃之不用。或者在引进西方的技术时，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新制度，亦即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所以，中国人在引进西方的技术时，几乎好不犹豫，但对西方的制度却视如洪水猛兽。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不正确的。所谓的社会管理制度，无非是管理社会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和“股份制”、“泰罗制”一样都是管理方式，其区别无非是前者是管理社会的，而后者是管理企业的。好的企业管理制度引入后能够提高企业效率，好的社会制度引入后也能够提高社会管理效率。所以，所谓的社会管理制度，无非是一种管理社会的“技艺”或“技能”。西方的很多制度并不是仅仅适应于西方社会的，而且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比较快，较早地开发出了适应于较高经济发展形式的社会管理技能。可见，引进制度和引进技术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即使中国人在非常诚恳地引进西方的技术，被引进的技术还是会变形，从而使“原装进口车”蜕变为“国产车”，如果我们完全靠自己来“创新”技术，会生产出什么“有中国特色的国产车”呢？同理，在社会管理制度上，谁能够保证自己创新的制度比引进的先进制度更有效率呢、使用成本更低呢？
    所以，拒绝采用现有的好制度，却费力不讨好地去“创新”制度，无非是把原有的好制度扭曲，使之符合某些既得利益者的胃口或利益。所谓的“创新”，无非是某些人保护自己利益的托词。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5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