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陈抗

    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 ）在《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中译版由中信出版社2010年出版）一书中介绍了下面的事例。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太空穿梭机在起飞74秒钟后爆炸。因为是电视现场直播，消息很快就被广泛地传播开来。21分钟后，纽约股票市场四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生产太空梭及其主要引擎的洛克维尔公司下跌6%，对发射进行地勤管理的洛克希德公司下跌5%，生产外部燃料舱的马丁马里雅塔公司下跌3%，生产固体燃料助推火箭的莫顿提奥克公司股价下跌幅度最大，因为太多投资者要卖、几乎没有人要买，交易立刻暂停，直到太空梭爆炸一小时后才恢复交易，下跌了6%。到这个交易日结束时，莫顿提奥克的股价下跌12%。反观其它三家公司，股价在当天随后的交易中逐渐回升，到股市收盘时只跌了大约3%左右。显然，股市的投资者明确地把太空梭爆炸的责任归咎于莫顿提奥克公司。
    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6个月以后，由美国总统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结果，发现是助推火箭上的垫圈在高空的低温下收缩出现缝隙，使火箭中的热气外泄，点燃主燃料舱引起爆炸。这个垫圈正是莫顿提奥克公司生产的。总统调查委员会的宇航学家和物理学家花了半年时间解决的问题，股市只花一小时就得出大概的结论。这是不是知情的内部人参与交易的结果呢？对当天股市交易记录的调查显示，莫顿提奥克公司的高管并没有出售公司股票，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没有卖空莫顿提奥克。是不是新闻媒体的报道或者流传的谣言影响了股民的行为呢？也不是。当天的所有新闻媒体都没有提及莫顿提奥克公司，两个广为流传的与太空梭爆炸相关的谣言也都没有涉及该公司。显然，是股市中的“臭皮匠”（一般投资者）赛过了总统调查委员会中的“诸葛亮”。
    “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说的是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能够形成高超的群体智慧。然而，群体不但不一定有智慧，甚至可能不理性。有时候，盲目跟风造成的羊群效应在股市和房市中制造泡沫，也导致泡沫的破灭；有时候，被煽动起来的人们情绪激动，雄性荷尔蒙高亢，一不小心就走极端甚至发生暴乱；有时候，保守的决策者该出手时不出手，选择集体不行动，浪费了解决问题的宝贵时机；有时候，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不理性，最终使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损失惨重。群体有时候聪明，有时候笨拙，有时候机敏，有时候愚钝。三个臭皮匠不一定能赛过一个诸葛亮，因为群体智慧的产生需要一些必要条件。
    索罗维基在《群体的智慧》中提出了形成智慧群体的四个条件：一是多样性。群体各成员掌握的信息不同，持有的观点也不一样。二是独立性。群体成员发表意见、提供信息时不受群体其他成员的影响。三是分散性。群体成员独立地分别获得地方性、专门的知识和信息，而这种分工不是在统一指挥下进行的。四是有效的加总机制。信息和意见能够有效地归纳、加总，提炼出集体的智慧。
    多样性是形成集体智慧的重要保障。既然是“臭皮匠”，就不可能像诸葛亮那样知识渊博。但是，每个人对集体智慧的形成要能够有所贡献。有的懂些天文，有的会点地理，能掌握不同的信息，看问题的角度最好不一样。即使是天真、无知的问题有时也能够有所帮助。一个具多样性的群体能够广泛收集信息，列举所以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是集体决策成功的基础。反过来，如果群体成员的同质化程度太高，知识结构和阅历都雷同，九个“臭皮匠”也凑不成一个诸葛亮。密歇根大学的Scott Page教授通过实验证明，一个由几个“诸葛亮”和几个“臭皮匠”组成的群体要比一个全是“诸葛亮”组成的群体要更有智慧，决策更成功。
    独立性是集体智慧的另一个重要保障。独立指的是相对地不受他人影响。保持独立能够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也能为群体决策补充新的信息。然而，独立是相对的，完全不受他人行为影响的人非常罕见。人首先是社会的人，学习和模仿是人的天性，也是人们社交的需要。当很多人都做同样的事时，我们相信一定有什么原因，也相信模仿是一件最应该做的事。经济学家发现“信息串流” （information cascade）的现象。举例来说，假如有一个由100人组成的群体，其中每人对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该不该买有自己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又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得出的。如果独立地同时决策，有80个人做不买的决定，其他20人决定买。如果按顺序排队一个接一个地做决定，前面的决定就会对后面产生影响。特别是当那20个决定买的人刚好都排在前面时，第21个原来不买的人就会改变主意，不再注意自己掌握的信息，决定跟着买。第22个人看到前面21人都买了，也会跟着买。这一来，“信息串流”就形成了。它阻断了新信息的传递，从第21人开始，这个群体就得不到任何新的、有用的信息了。所以，信息交流的方式和方法不对也有可能使集体变傻。当群体中的其它人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力太大时，个人的独立性不复存在，三个“臭皮匠”变成一个“臭皮匠”，群体的决策就不会有智慧。
    索罗维基的第三个条件是分散性，它其实和保持独立性有关。一般来说，离问题最近的人往往能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法，因为他掌握的信息最真实，对问题也最了解。如果收集信息的指令集中化，那些缺乏局部、专门知识的主要决策成员以权威影响独立性，这样的群体决策结果也不可能有智慧。索罗维基的分散性还有分权的意思。在解释“民主集中制”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分散性其实就是要避免“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对独立性的限制。当改变自己的观点或看法不是因为被说服，而是因为改变自己比说服别人更方便、更安全时，群体的智慧就会被权威所束缚，“臭皮匠”就还是“臭皮匠”。
    索罗维基的第四个条件是存在一个有效的加总机制对信息进行汇合，对决策方案进行比较与选择。加总机制必须不受个人偏见、狭隘利益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其实相当不容易。简单的方法是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群体大的时候也可以采用市场的方法，让市场价格体现加总结果。索罗维基在书中介绍了“爱荷华电子市场”（Iowa Electronic Markets），这是爱荷华大学商学院为预测选举结果所设立的。例如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爱荷华电子市场就出售两种相关的合同。第一种是“奥巴马胜选”合同。你若持有一张这样的合同，一旦奥巴马当选总统你就获得$1美元，奥巴马败选你的合同收益为零。市场上合同的价格反映了市场对奥巴马当选概率的预测。一张合同卖$0.8美元就意味着奥巴马的胜选概率是80%。第二种是“奥巴马得票率”合同。此合同的收益按奥巴马的得票率支付。若奥巴马的得票率是54%，收益就是$0.54美元。得票率合同的价格就是市场对奥巴马得票率的预测。对爱荷华电子市场从1988年到2000年出售过的49次选举得票率合同进行的统计显示，选举日前夕的合同价格与实际得票率十分接近。美国总统选举的误差是1.37%，其它美国选举的误差是3.43%，外国选举的误差是2.12%。电子市场的价格比民意调查的准确度还高。值得一提的是，爱荷华电子市场对购买合同数有限制，最多不能超过500个合同。所以，参加电子市场交易的主要动机不是金钱，而是名誉和地位。这一点和股票市场很不一样。
    当然，以市场作为加总机制在许多情况下是不适用的。开会讨论做决定还是最常用的方法。集体决策一般要经过会议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交锋后作出的。会议怎么开，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轮流发言的开会形式，一定会影响集体决策的效果，因为先发言者必然要对后发言的产生影响。当前面几个发言的人观点一致、和你的不一样时，你就可能因为怕出错、爱面子而改变主张。你的发言又会给下一个发言者产生影响、施加压力，形成“信息串流”。当主要领导发表意见后，你有可能害怕得罪领导，不敢坚持己见，发表违心的意见。这些都不利于形成群体智慧。其实，不少一把手领导在实践中已经掌握了这些规律。当他们希望会议结果与自己的主张一致时，就安排几个“自己人”率先以统一口径发言，形成一个“信息串流”，或者自己抢先发言，亲自给会议定调子。当自己心里没底、真正需要听取他人意见时，他们则会私底下挨个征求意见。这种加总机制有很大的偏见，是在“我是诸葛亮，你们都是臭皮匠”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久而久之，会议讨论就失去原来的功能，人们甚至忘记怎么好好开会，只懂得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走程序、搞形式上面。
    群体智慧的反面是群体迷思（groupthink），它表现为对群体外部人强烈的偏见，对达成群体内部共识执着的偏好，对持不同意见者严厉的打压，对自己实行严格的自我审查。个人心防高筑、城府很深。群体迷思的形成，是因为群体的成员高度同质化，与外界脱节，缺乏多样性；群体中的个人选择顺从，失去独立性。在面临外来威胁时，在近期曾经犯过决策错误时，在不确定性因素较大时，在领导“朝纲独断”时，群体迷思都容易出现。这种群体失去批判性，在一个避免冲突、妥协退让、追求共识氛围下作出的决策，无法与诸葛亮的智慧相提并论。群体迷思共同编造出对前景的集体乐观幻觉，选择对现实的集体逃避心态。几年下来一事无成，依然还是几个“臭皮匠”。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5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