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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5期
内容提要：私有化与国有化在英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交替出现，究其原因，私有化的动机包括效率假说、市场自由化假说、预算软约束硬化假说和财政收入与负担假说；国有化的动机包括经济动机、政治动机和挽救濒危企业动机。比较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当多的研究倾向于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更高，私有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也有一部分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低于私营企业，甚至还要高于私营企业；另外也有研究认为所有权对企业效率没有影响。总体而言，对于国有化与私有化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依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尤其是在我国。
关键词：私有化 国有化 预算软约束 经营效率
一、引言
20世纪初期国有企业在欧洲国家兴起并迅速发展， 但是到80年代，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弊端逐渐暴露，英国撒切尔政府首先大范围公开拍卖国有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私有化浪潮。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日本、西班牙、瑞典、美国等国家在1986年底至1987年纷纷进行了重大的私有化，1987年后私有化浪潮蔓延至南美、非洲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东欧和前苏联国家采取了激进的“休克疗法”推广私有化。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至少有83个国家经历了私有化过程，这场世界性的运动被描述为一场“深刻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变革”（Chua，1995）。
众多国家和地区将私有化作为向经济注入新活力的源泉，然而国有经济的私有化并不是一个终结状态，往往是新一轮国有化的开始。进入21世纪后，拉丁美洲国家的重新国有化走进人们视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历来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政府接管房利美、房地美，向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注资，入主克莱斯勒和通用公司。英国、德国等国家也动用财政资金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注资，我国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救助计划。国有化成为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重大措施之一。
经济体制在“私有-国有”间交替上演的情况并不罕见。从墨西哥的情况看，自1867年到1995年，墨西哥经济经历了“私有化-国有化-私有化-国有化-私有化”的循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同样经历了几次“私有化-国有化”的循环；20世纪50年代才取得独立的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独立后的四、五十年中至少经历了两次“私有化-国有化”的转换（Chua，1995）。“私有化-国有化”的循环并不是简单的往复，其内在原因引发了大量的研究。
二、典型国家的私有化、国有化实践
掀起全球私有化热潮的英国在二战后经历了两次国有化高潮和一次私有化高潮。1945年7月第一次国有化高潮开始，政府对燃料、交通运输、电力等基础设施行业实施国有化，利用国家的大量资金进行投资。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进入滞胀阶段，为了摆脱滞胀的影响，1974年3月政府掀起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对船舶、航空、宇航、汽车制造、电子等工业进行技术改造。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私有化运动。在开始阶段，政府主要出售“国有部门中次要的盈利公司”（Wolfe，1991），随后私有化步伐大大加快，政府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股份，获得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到撒切尔夫人的第三个任期，私有化政策扩展到那些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并进入公用事业、自然垄断行业等，并提出了“私有化无禁区”的口号。1990年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得到其继任者们的继续推进。21世纪初，在长达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后，英国又开始重新重视国有经济，如2003年10月23日，有政府背景的“铁路网”公司从私营承包者手中收回所有铁路维护权。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较大的是法国。法国国有经济大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是为第一次国有化浪潮。二战结束后，大量企业受到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无力自我恢复，为了迅速完成经济重建，法国政府开始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在1945-1946年间颁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律，先后将雷诺汽车公司、法兰西电力公司、法兰西煤炭煤气公司以及最大的保险公司和银行收归国有。1981年左翼政党政府上台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这是法国第三次国有化高潮。1983年起，国有企业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1986年至1988年法国政府展开私有化运动，认为私有的效率总是高于国有，在14个月里政府拍卖出30家工业企业和金融集团。接下来经历了几年既不私有化也不国有化的阶段后，1993年法国政府再度掀起私有化高潮，旨在减少财政负担，增强法国经济竞争力。2002年7月法国政府再次列出私有化计划，但是改革的进展缓慢。
俄罗斯独立后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改革。1991年12月21日，苏联解体，俄罗斯立即进行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转轨，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是“休克疗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俄罗斯的私有化有两种基本方式（陆南泉，2007）：小私有化（1992年-1993年）是对小型企业实行公开拍卖、租赁和出售，这类小企业主要涉及工商业、生活服务行业、公用事业、汽车运输业和小型建筑企业；大私有化（1992年7月-1996年）是针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比小私有化的过程复杂，经历了发放私有化证券无偿转让国有资产、按市场价格出售国有资产两个阶段。1997年起，俄罗斯进入私有化的第三阶段，从大规模私有化转向有选择地对个别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2004年，俄罗斯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趋势，主要表现有：通过司法起诉剥夺一些寡头的财产，将其收归国有；由国家控股企业收购私有的石油公司，加强对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部门的调控；颁布法律巩固和壮大国有资产等。
日本经历了几次“私有化-国有化”。明治初期，政府创办了一批新兴官营企业，初步确立了包括军事、机械、纺织、化学、铁路、电信等在内的近代工业体系。后来明治政府又将众多的官营企业廉价出售给个人，但保留了原来的军工、铁路、电信等产业，并且继续发展官营企业。20世纪20年代后，日本战时经济色彩渐浓，国家加强了对企业的控制，尤其是军工企业。二战后日本重建经济，兴办国有企业，1955年前新建了一批金融类国有企业，20世纪50年代后建立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公共福利及文化建设等领域。20世纪80年代日本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对企业性比较强、民间已具备经营能力的企业实行民营化，但大多数国有企业特别是涉及金融、保险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国有企业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表1 英、法、俄、日、印五国“国有化-私有化”历程表
印度也经历了“国有化-私有化”的过程。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1950年成立印度共和国后进行了国有化，主要因为私人部门难以承担对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且投资回收期较长的大型项目的投资，于是政府拥有所有权的公司脱颖而出。20世纪60年代后期，印度开始了一场迅速将公司收归政府所有的运动，到70年代中期政府公共部门占到了GDP的五分之一，截至1991年，由联邦政府所有的公司总资本占整个经济总资本的40%（Dinc & Gupta，2008）。1991年6月，印度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和国际收支困境，印度政府开始实行包括减少管制和进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1991-2006年期间，联邦政府所有的280家非金融企业中有50家被私有化（Dinc & Gupta，2008）。
三、私有化、国有化的动机
Dewenter & Malatesta（2001）的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和权益回报率都要显著低于私营公司，财务杠杆和劳动力密度都显著高于私营公司。私有化是否意在追求私营公司的高收益呢？Wallsten（2005）对电话刚刚兴起时的欧洲进行研究，发现国家垄断经营下的电话普及率显著低于私营电话公司经营下的情况，而且私营电话公司提供服务的价格要更低，但一旦面临国有化，私营公司就会提高其服务价格。那么国有化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一）私有化动机
大多数研究倾向于认为私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于国有的，这种观点可以用委托-代理理论和产权理论来解释。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虽然私营公司也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是由政府代表全民履行出资人职责，事实上的所有者缺位导致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更加严重，造成对经营者监督不到位，企业效率低下。产权理论认为由于私营公司拥有公司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并且公司的产权能够自由转移、经营不善的所有者将失去公司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产权在竞争中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而国有企业控制权和收益权的归属不清，故私营公司更有动力去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因此，追求高效率是私有化的主要动机。
Farinos et al（2007）将政府实行私有化的动因总结为七大类：增加税收收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引入竞争机制、将国有企业置于市场规则之下、丰富股权结构、发展本国的资本市场。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私有化也存在一些直接动因。如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私有化迅速展开的动因有二：一是顺应当时经济自由化的形势，对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革；二是为了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西班牙政府要改善财政收支状况以达到马斯特里赫条约的规定。①法国政府1986年推行私有化的动机从政治角度看，是新当选的政府履行向选民的承诺须减少税收，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就必须变卖一部分家产；从经济角度看，一方面为了支持一些重要的国有企业，为必要的国有企业追加资金，另一方面为了达到马斯特里赫条约的规定，偿还国家债务，法国政府不得不卖掉一部分国有企业。
众多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认为推动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有四大动机：第一，效率假说，即通过私有化改善公司的经营，增加公司盈利；第二，市场自由化假说，即市场自由化进程的推进要求政府减少对国有企业经营的参与；第三，预算软约束硬化假说，即随着银行对国有企业信贷约束的增强，政府不能通过国有企业进行融资以实现其目标，故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增加；第四，财政收入与负担假说，即一方面私有化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同时又使得政府摆脱掉亏损的国有企业，减轻财政负担。但是，也存在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首先被私有化的现象，所以也有观点并不认同政府的私有化是出于企业效率的考量（丁一凡，1998）。Guo & Yao（2005），支持了市场自由化假说，即市场自由化改革推动了国有企业私有化，但是企业过量的负债和冗余员工限制了私有化进程的推进。
（二）国有化动机
国有企业被公认为特殊的企业，既要追求企业的收益，又要兼顾实现社会目标。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经营行为有可能超越单纯的经济利益目标，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目标，例如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保障国家安全、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设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甚至稳定物价、增加就业。如此一来国有化有来自多方面的动机。
第一，经济动机，政府为了从公司的价值增值中取得更多的收益而进行的国有化。如Guriev & Kolotilin（2009）对1960-2006年发生在世界石油行业的国有化进行研究，发现国有化的发生与石油价格的涨跌有一致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石油行业的国有化达到高潮；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石油价格下降，国有化几乎没有发生；当石油价格再次上涨，国有化再次兴起。石油价格越高，石油公司资产价值越高，政府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对其国有化的动机越强。Duncan（2006）对采矿业进行研究，也同样发现政府的国有化与矿产资源的价格呈显著正相关，价格处于高位时，政府进行国有化征用的可能性更高。
第二，政治动机，由于市场调节不足的存在，政府进行市场干预，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着力发展重要部门。如2004年后，俄罗斯政府对先前私有化的公司有选择地进行了再国有化，对象是那些处于具有战略重要性行业的公司，而公司盈利并不是政府考虑的因素（Chernykh，2011），政府意在加强对具有战略意义部门的干预，以增强其调控经济的有效性（Wei & Varela，2003；Chernykh，2008）。
第三，救助陷入困境的企业。1923年，加拿大政府接管几家面临破产的铁路公司，重组成立Canadian National铁路公司（Caves & Christensen，1980）；1976年，美国政府为了挽救濒危的Consolidated Rail Corporation将其国有化（Ang & Boyer，2007）。
与前述研究完全不同的是，Perard & Rosa（2010）认为，私人投资者和国有投资者都是理性经济人，由于不同时期各自资本成本的变化，对同一公司的价值估值不同，出价较高者取得公司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公司所有权在私人投资者和国有投资者之间的转换并不是出于所谓各种动机的驱使，而只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
四、私有化、国有化的效果
关于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历来有很多争论。Boardman & Vining（1989）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业绩比较，认为私营企业的业绩表现最好，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业绩要差些，尤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经营业绩差距更大。Wolf（2009）对国有石油公司和私营石油公司的比较研究也表明国有石油公司在产出效率和盈利能力上显著低于私营石油公司。截然相反的是，Caves & Christensen（1980）将两家大型铁路公司相比较，发现国有企业的生产回报率一直领先于私营公司，差距最大时生产效率要高出90%。Bogart & Chaudhary（2010）研究国有化后的印度铁路系统，其全要素增长率明显提高。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所有权对于企业的运营效率没有影响（Liu，1995），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生产效率不相上下（Crivelli & Staal，2009）。从银行业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前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差于私营银行，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与私营银行效率的差距有所缩小（Cornett et al，2010）。对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效率孰高孰低一直争论不休，而各国的实践中既有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改革，也有私营企业被国有化，在经历了变革后的企业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私有化效果：从完全私有化到部分私有化
D’Souza et al（2005） & Boubakri et al（2005）分别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历私有化后公司经营绩效的改变。两篇研究均表明公司私有化后的利润、产出、生产经营效率都表现出显著提高，由此可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私有化都是政府增强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一个行而有效的方式。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私有化收益的潜在来源并不相同。通常认为，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因素，如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贸易开放程度、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等，另一类是微观因素，如公司规模、所在行业、所有权结构等。D’Souza et al（2005）的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公司层面的微观因素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后的表现有显著影响，而宏观因素对公司业绩改善没有显著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Boubakri et al（2005），Boubakri & Cosset（1998）提出宏观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后的业绩改善有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私有化效果因宏观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环境不同而不同。特别地，高GDP增长率伴随更高的盈利和效率回报，金融、贸易高度自由化伴随更高水平的投资和产出，而且在证券市场更发达、产权得到更好保护的国家，公司私有化的效率改善会更大。
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有很大不同，但是至少其经济中都有一定的市场元素，而对于转型国家则更不相同。Goldstein（1997）探讨了阿尔巴尼亚和捷克共和国在经济转型期进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与失败。文中指出阿尔巴尼亚和捷克共和国进行私有化的初始宏观环境是没有资本市场、银行体系不健全、缺乏会计数据，经济转型期国家不仅需要改变所有者结构，还要建立新的法律体系、金融体系、监管机制等，私有化后公司经营效率的改变依赖于整个经济由计划指令型向市场驱动型转变的进程。
从以上的研究可见，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土壤，其对于私有化目标的实现具有关键作用。Megginson et al（1994），D’ Souza & Megginson（1999）则分别研究了1990年前和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效果。Megginson et al（1994）比较了在1961-1990年间经历了全部或部分私有化的61家公司私有化前后的经营绩效变化。结果表明与私有化前相比，公司盈利能力在私有化后显著提高，人均销售额和人均净收入增加显著，资本投资支出和产出明显增多，就业水平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公司财务风险显著降低，公司对股东的分红显著增加。与90年代前私有化公司不同的是，20世纪90年代期间私有化的公司利润、营运效率、资本投资支出和产出的增长是以就业的下降为代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可能伴随就业规模的下降，从而造成社会总体福利的下降，进而引发社会问题，这也成为很多国家的政府在决定进行私有化时的一大顾虑（D’ Souza & Megginson，1999）。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多数量的私有化中国有股权并没有完全转让，这就是部分私有化。Boubakri et al（2011）对27个新兴市场国家的221家私有化公司的研究指出，虽然在私有化后六年的窗口期内政府持有的股权显著减少，但是样本中仍有46%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Dinc & Gupta（2008）的研究中对于绝大多数被私有化的公司，印度政府只在资本市场上出售了少数股权，而继续掌握控制权。Omran（2009）指出，埃及政府在1995-2005年这10年间私有化的52家公司中，仍然控制着35%的公司。
对于部分私有化的效果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结论。Wei & Varela（2003）研究了中国1994-1996年私有化的公司，结果显示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剩余国有股权的数量呈反比，即私有化后公司剩余国有股权的数量越多，其市场价值越低。Gupta（2005）专门研究了印度在1990-2000年部分私有化的公司，结果显示部分私有化后公司盈利能力、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支出都有显著提高，公司私有股份越多，其研究开发和固定资产投资支出越高，并认为部分私有化后的效率提高主要来自公司经营管理的改善。与此相反，Boardman & Vining（1989）则提出部分私有化不仅不能够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反而不如完全国有的经营效率高。也有研究表明，在双寡头垄断市场，部分私有化是最好的选择（Matsumura，1998），国有股权最优的保留数量取决于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及其他一些因素（Bennett & Maw，2003）。
即使直接从公司经营业绩指标来判断私有化成效，也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研究证实私有化能够显著改善公司的经营业绩（Dlaessens et al，1997；Sun & Tong，2003；Farinos et al，2007），私有化收益来源于经营收入的增加、产品价格的上升、裁减员工后费用的节约（La Porta & Lopez-de-Silanes，1999）；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私有化并不能增加公司的经营业绩（Dewenter & Malatesta，2001）。
很多研究开始从非常具体的层面来分析影响私有化效果的因素，我们总结了这些因素包括：第一，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在经济运行形势良好，法律制度完善、投资者受到法律很好保护，贸易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公司私有化后业绩改善显著（Boubakri，2005；Naceur et al，2007）；第二，行业因素。金融、钢铁、电信等具有战略重要性行业取得的私有化效果显著（Boubakri et al，2009），而缺乏充分竞争的行业私有化后的盈利能力不能显著提高（Megginson et al，1994）；第三，所有者性质因素。政府将公司股份转让给国内投资者不能提高公司经营效率（Wei & Varela，2003；Boubakri，2005），若转让给外国投资者持股公司盈利能力则会提升很多（Naceur，2007），但也有研究发现因为外国投资者不熟悉当地的经营环境，外国投资者持股对公司业绩没有显著改善（Boubakri，2005）；第四，人力资本因素。当受让公司控制权的一方为公司内部人时私有化效果不显著，受让方为公司外部人时公司在私有化后有明显的业绩提升（Frydman et al，1999），这源于新的所有者和管理人员有利于公司形成新的管理机制（Barberis，1996），但也有研究认为经理人的交替使得公司内部形成的工作经验和技能在私有化后流失掉了，会造成公司效率的损失（Hrovatin & Ursicc，2002）。另外，规模小的公司由于其适应能力强，私有化业绩提升的效果会更显著（Boubakri，2005）。
（二）国有化效果：从经济之外的视角
1969年赞比亚政府对国内两家外资经营的铜矿公司实行国有化，取得51%股份享有控制权。国有化前原本政府可以每年从两家公司收取定额的费用，但政府选择了放弃有保障的收入而去承担不确定风险。接管后，铜价大幅震荡，赞比亚政府经受了大额的收入损失和外汇损失（Stoever，1985）。赞比亚政府为铜矿的国有化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但取得经营权和所有权也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甚至是保护了民族产业，这部分收益又如何计量？Langohr & Viallet（1986）估算了法国国有化中的财富转移，认为政府在国有化时向公司的原股东支付了大约20%的溢价，这相当于全体纳税人将财富转移给了原私营股东，那么纳税人有何收益？由于国有企业兼具盈利性与社会性，国有化的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因素，很少有研究从会计盈利角度衡量国有化的效果，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看国有化效果。
第一，国有化促进基础设施建设。20世纪初，对低效率的铁路部门实行国有化是各国最显著的政策变化之一。Bogart（2010）研究了俄罗斯、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18个国家的铁路部门，结果显示19世纪80年代到1912年间各国铁路部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低效率，国有化后效率没有改善。但是随着政府投资的增加、铁路里程的增长，大多数国家铁路部门低效率的情况有所改善。印度政府在1874年前接管了国内所有的私营铁路公司，考察这些公司在1874-1912年间的经营情况得知，国有化后铁路公司的全要素增长率提高，营运成本下降12%（Bogart & Chaudhary，2010）。政府对铁路部门进行合并重组，消除冗余，减少了一般性的行政管理支出，优化了资源配置，并且引进了新技术，促进了铁路部门的发展。由此可见，私人投资能力有限的基础设施部门经过国有化成为国有企业后，更容易取得财政拨款、补贴、贷款等，能够进行充分的投资。国有企业在铁路、公路、运输等基础设施行业的投资建设，为私营部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的紧密联系也有利于政府落实产业政策，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第二，国有化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英国第二次国有化高潮中，政府首先将科学技术性强的部门国有化，试图利用国家财政收入实现科技的现代化。其后的事实证实英国政府的计划圆满实现，英国船舶、航空、宇航、汽车制造等工业在此次国有化浪潮中完成了技术改造，实现了生产现代化。法国总统蓬皮杜主张执行“机遇政策”，即国家资助有发展前途、但在法国尚为空白的产业。在该政策主张下，法国产生了核能、电信、高速火车等产业。日本明治时期的国有化建立了化学、铁路、电信、军事、机械等近代工业体系，为今后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国有企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大力投资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技术的进步。
第三，国有化能够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克服经济困难。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此束手无策，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兴起。凯恩斯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和政策，认为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才能刺激社会有效需求的增加，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罗斯福新政”就是按照凯恩斯的主张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国有化在美国历史上极为少见。国家干预成功地使美国经济回升，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下，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同样采取了国有化措施。此次国有化的对象为大型金融机构，遏制危机通过金融系统无限蔓延。政府的国有化措施还稳定了民众的情绪，避免倒闭、失业给民众带来恐慌，防止更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研究也证实了金融危机下政府的干预对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有增进作用（Crivelli & Staal，2009）。
但是国有化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法国政府在第三次国有化高潮中买下私营银行还有一种经济打算，就是利用国有化控制银行资本，保证国有企业和重点尖端企业的资金来源。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国有化虽然使政府可以命令银行给国有企业发放贷款，但国有企业也承担起了沉重的贷款利息负担。由于国有企业长期受国家的干预，也容易得到政府补贴，在经营上缺乏改善的锐意，处于长期亏损，银行难以回收对国企贷款的本息，导致银行坏账的激增，岌岌可危的国有企业使得国有化也陷入了困境。1984年起政府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放开国有企业自主权，规定国有企业自负盈亏、保持其收支平衡。结果是国有企业为提高生产效率开始裁员，社会承受了失业的负担。
近年来出现了相当多的对国有化的呼吁，西方国家也对之前的私有化政策进行反思。俄罗斯RLMS调查显示，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中，有一半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结果很失望，大部分人赞成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各方面多加干预（Denisova et al，2007）。另一份对来自28个经济转型国家的28000人做的调查显示，超过80%的被调查者希望对先前推行的私有化进行某种形式的修正，少于三分之一的人支持再国有化、由国家掌握公司控制权，这些支持者或者出于对私有化方式的合理与合法性的质疑，或者更加偏好国家掌控企业所有权（Denisova et al，2008）。
表2 我国国企改革历程
五、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探讨
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如何？Zheng et al（2003）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平均效率很低，虽然1980-1994年间国有企业生产力有相当大的增长，但这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比较1996-1998年中国工业企业的效率，其中国有企业效率最低（Zhang & Zhang，2001）。在国有企业普遍低效率的现实面前，我国国有企业开始推行改革以提升效率。总的来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大体经历了这样的四个阶段（见表2）：
1996年后，国有企业改革沿着基本改革思路继续推进，国家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改革措施不断调整，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实行民营化后的国有企业销售收入显著提高，盈利能力大大增强，并且这些民营化的收益是在没有大规模失业的条件下取得的（胡一帆等，2006）。白重恩等（2006）的研究中指出，非国有股份的作用在国有企业改制当年就显现出来了：在当年企业效益有小幅改善，在后续年度呈上升趋势；员工人数的减少在改制后第一年就基本结束，以后几年员工人数没有显著的变化，而员工收入增加和产品价格下降的趋势在一年后仍在继续。引入民营资本的产权结构对企业效率有积极的正效应，对企业盈利能力有增进作用（刘小玄，2004；宋立刚和姚洋，2005）。投资者对于国有股转让事件普遍存在积极的正面评价，预期国有股转让事件会增加公司价值，投资者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寄予了更高的厚望，但从中长期来看，虽然民营化确实起到了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的作用，但只要控制权仍保留在政府内部，就会制约控制权转让对提升公司价值的作用（杨记军等，2010）。
对于部分民营化与完全民营化的研究认为，彻底民营化的公司比仍保持国有控股的部分民营化的公司运作效率高（胡一帆等，2006），混合控股的联营企业业绩表现比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差，因此不建议部分民营化或部分国有化（Ng et al，2009）。白云霞和吴联生（2008）研究在保持控制权国有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国有控制权在不同终极控制人之间或同一终极控制人控制的不同单位之间转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从结果来看，国有控制权转移总体上并没有改善公司业绩，而终极控制人变更能够改善国有控制权转移的绩效。
另外，在我国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着“靓女先嫁”的现象（宋立刚和姚洋，2005），那些绩效较好（盈利能力较强、生产效率较高、固定资产规模和员工人数较小）的国有企业将先被民营化（胡一帆等，2006）。也有研究认为规模小、处于非战略行业的企业更可能先被民营化（杨记军等，2010）。
从各国的经济实践和众多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宏观经济形势是国有企业改革顺利推进的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各方面改革的突破，包括投资者法律保护体系的完善、金融系统的有效运转、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等等。并且，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民营化改革，其他国家在实践中也不主张在所有领域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从实际出发有条不紊地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而且改革也没有摒弃所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政府要在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调节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
六、结语
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私有化运动引起世界的瞩目，直到现在私有化仍在继续，同时也仍然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而时间将我们推进了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国有化趋势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形成，尤其是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后，私有化的速度更慢了。出于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动机，私有化、国有化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交替上演。比较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当多的研究倾向于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更高，国有经营损失了企业的效率，一部分对私有化效果的研究证实了私有化后企业的效率确实提高了。但当今世界各国都存在国有企业，只是比重不同，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美国在邮政、航天等领域也保留着国有企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以史为鉴，世界各国的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参考文献：
①马斯特里赫条约作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基础，规定各成员国必须达到三条标准：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债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通货膨胀指数不得超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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