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关键字：鲍莫尔-富克斯假说 鲍莫尔成本病 服务业生产率 经济增长
内容提要：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兴起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服务业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通过对国外现有文献的梳理，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基本理论、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修正与发展和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经验检验三方面进行归纳，并探讨鲍莫尔-富克斯假说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和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鲍莫尔-富克斯假说 鲍莫尔成本病 服务业生产率 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许多国家的服务业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显著上升。就业方面，与1980年相比，20世纪90年代中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增加了3%-4%，高收入国家增加近10%；产值方面，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产值逐步提升，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更快，其产出比重近年来已经上升到或接近70%。服务业生产率、需求弹性及经济增长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而最早对其进行研究的是鲍莫尔(W.J.Baumol)。于196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病的剖析》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Diseas）概念，鲍莫尔认为，由于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名义工资的上升会使得服务业生产成本提高，若经济均衡发展，则劳动力将会向服务业转移，整体经济增长率将下降。此后，鲍莫尔(1985)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将模型扩展为三部门非均衡模型，进一步证实了经济中存在鲍莫尔成本病。与此同时，富克斯(V.R.Fuchs,1968)也认为，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其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滞后，从而得到与鲍莫尔相同的结论，据此，学术界将二者得出的结论称之为鲍莫尔-富克斯假说(Baumol-Fuchs Hypothesis)。
随着服务业在全球的迅速发展及世界各地经济的差异化发展，国外学者对服务业生产率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本文首先梳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基本理论，包括鲍莫尔两部门非均衡模型、鲍莫尔三部门非均衡模型和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然后归纳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修正与发展的观点，主要集中以下几方面：服务业生产率的测度方法、服务业生产率度量指标的选取、服务业生产率影响因素的识别、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的分析及服务业内部行业生产率的差异；接着，概括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经验检验；最后是总结与启示。
一、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基本理论
（一）鲍莫尔两部门非均衡模型
鲍莫尔(1967)指出，经济活动的技术结构是决定生产率高低的关键因素，为此，他构建了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模型假设：制造业中劳动是中间产品，劳动起到初级作用，技术创新使得生产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并且能提升该部门产品的质量；而服务业中劳动是最终产品，劳动力投入的多少决定了该部门产品质量的好坏。因此，将制造业部门称为“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以恒定的速度增长，而服务业部门称为“停滞”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变。
该模型假设除了劳动力成本以外的支出都可忽略，即劳动力是唯一的投入，“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名义工资水平相同，且名义工资与平均劳动生产率按相同的速度增长。当“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时，两个部门名义工资都上涨，值得注意的是，“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产出的增加补偿了名义工资的增长，而“停滞”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名义工资的上涨会使得成本相应提高，因此，“进步”部门的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停滞”部门的成本。若“停滞”部门产品是需求富有价格弹性，则消费者会因产品消费成本高而减少消费，导致“停滞”部门的产出会逐渐减少，甚至是消失。若“停滞”部门的产品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则在工资上升后，消费者对“停滞”部门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故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停滞”部门，而“进步”部门的劳动力比重将趋于零。鲍莫尔非均衡增长模型指出：为了经济均衡发展，两部门的实际产出比例应保持不变，因此，劳动力将不断转移到“停滞”部门，从而使得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即服务业相对较低的生产率将导致经济增长受阻。
（二）鲍莫尔三部门非均衡模型
此后，鲍莫尔(1985)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将模型扩展为三部门非均衡模型，社会经济体除了“进步”部门、“停滞”部门外，还引入了“渐进停滞” 部门。这主要是因为把整个服务业看作“停滞”部门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把其中的一些行业定义为“渐进停滞”部门，该部门包括一定的进步投入和停滞投入。在初始时期，“渐进停滞” 部门的生产率快速增长，成本下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成本和价格行为逐渐接近“停滞”部门。
根据该模型，鲍莫尔利用美国1947-1976年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战后时期，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的产出份额实际上相当稳定，因此，随着相对价格的上升，“停滞”部门(服务业)的支出和劳动力所占份额急剧上升(价格上涨的速度与落后于“进步”部门生产率的速度相同)。此外，实证还发现，如果要实现三部门均衡增长，则劳动力将不断转移到“停滞”部门和“渐进停滞”部门的停滞部分，进而导致两个部门就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总成本比重也不断提高，故鲍莫尔认为“停滞”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可能比早期的研究结果更大。
（三）鲍莫尔-富克斯假说
富克斯(1968)基于美国1929-1965年间的数据从实证角度探讨了服务业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将服务业就业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最终需求增长、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首先，消费产品的类型与收入有关，当工资上涨时，居民对服务的需求更多，这不仅提升了服务业的消费比重，而且增加了服务业的就业率。其次，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使得服务业质量改善和平均成本降低，进而导致制造业对服务业的生产和需求增加。最后，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会促进就业，服务业生产率落后有多方面原因：（1）服务业比制造业的人均工作时间短，导致服务业的人均产出不如制造业多。（2）制造业比服务业的工资增长快说明制造业比服务业的劳动力素质高，制造业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男性所占比重、主要工作年龄所占比例都比服务业具有优势，并且制造业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还使得该部门的专业化和管理水平快速增长，这显示了制造业人均人力资本的较快增长有利于该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制造业人均实物资本多于服务业，即制造业资本密集度比服务业高。
富克斯(1968)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最终需求增长和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都能解释服务业就业率的增长，但使该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滞后，该结论与鲍莫尔观点相同，这就是所谓的鲍莫尔-富克斯假说。
二、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修正与发展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引起了理论界的极大兴趣，西方经济学家对其进一步研究，尤其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该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主要基于以下观点。
（一）服务业生产率测度的方法
服务业产出和增长率的测度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鲍莫尔和富克斯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是由服务业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但以Griliches(1994)为代表的统计学家指出由于服务部门存在不可测度性，故无论是美国经济分析局还是劳工统计局关于服务业产出和生产率的测度方法，都使得其结果比实际值低。原因是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服务业固定资产投入增长得最快，这必然会加速服务业技术进步，进而提高服务业生产率。而按传统方法测算出的服务业生产率不增反降，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虽然Griliches没有对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变化进行分析，但他证实了现行服务业统计和生产率测度方法的不足。此后，很多学者都支持Griliches的观点，比如Biema & Greenw (1997)、Triplett (1999)、Gallouj & Savona(2009)等。他们指出，服务业难以量化计算，这是由服务业本身生产和输送过程中产出非实物化的特征所决定的，由于在实际测算过程中低估了大多数经济活动和创新水平，进而导致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测算结果偏低。此外，对于产品而言，经济的效率可以被估计出来，但是服务业因为缺乏适当的价格指数使得产出和生产率的提高难以被估算，从而低估了该产业的产出和生产率增长。Crespi et al(2006)认为英国服务业的数据不具有可信度，除了产出数据不准确外，还缺乏价格平减指数。
对服务业生产率测度的另一问题是，忽视服务产品质量也会导致服务业产出和生产率被低估。Bosworth et al(2005)强调产品质量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作用，指出官方统计往往忽视了产品质量，进而导致估计结果偏低。通过对产品知识产出活动的测算(如外观、专利设计等)，显示传统的服务业生产率测量结果偏低主要是因为在测算过程中忽视了产品质量对投入与产出增长的重要作用。Shyr-Juh Chang et al(2011)在Bosworth et al(2005)的研究基础上，详细探讨了医院的服务质量对其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用台湾品质指标项目(TQIP)来衡量和监测台湾医院健康护理质量，结合DEA测算的Malmquist生产率变化指数分析TQIP参与对医院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医院服务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加快该行业生产率的增长。
（二）服务业生产率度量指标的选取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假设劳动是唯一的要素投入，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都选择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指的是服务业产出与劳动投入之间的关系，即投入到服务部门中的人均产出。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发现，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来度量服务业生产率时，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虽然服务业产出与劳动投入的数据较容易获取，但两者之间未必有必然联系，因为这与服务质量和服务产出效率有关，而这方面的数据目前无法统计。另一方面，服务产出难以计算“非售”服务，并且劳动投入得考虑其要素是中间投入还是最终投入。由于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也是服务业产出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度量服务业生产率时已从单纯的劳动生产率扩展为全要素生产率。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主要有参数和非参数两种，由于非参数方法能规避参数方法中的某些复杂操作，故目前主要用非参数方法来测度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在非参数方法中使用最多的是Malmquist指数，该指数常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或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结合应用。Evangelinos & Kuhnhausen(2008)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以分析美国和德国当地运输部门的生产率。Last & Wetzel(2011)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SFA)来测度德国公共剧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三个方面：技术变化、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详细探究德国该行业生产率的发展。
（三）服务业生产率影响因素的识别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仅考虑劳动投入，但事实上，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研发、创新、组织形式等也会对服务业生产率产生影响。
相当一部分学者集中于研究人力资本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Pugno(2006)认为服务业消费增强了人力资本，若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相对较大，则劳动力转向服务业时，并不会降低人均实际GDP水平。De Vincenti(2007)得出了与Pugno(2006)相似的结论，他在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基础上假设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增长都能提高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当服务业就业份额增加时，人均实际GDP将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研究都注重服务业消费和生产的外部效应及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内生化。若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是外生化且增长速度比制造业慢，则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会降低人均实际GDP增长；若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是内生化，则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未必降低经济增长率。
Sasaki(2010)在鲍莫尔(1967)和Pugno (2006)的研究基础上，设定服务业就业份额增加与人均实际GDP增长是非线性关系，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鲍莫尔服务悖论模型。该模型考虑了服务业和制造业都具有技术进步：一方面，服务业消费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制造业学习-生产效应有利于技术进步，这说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都是内生的。结果发现，起初随着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人均实际GDP增速放缓，但达到某个时点后，人均实际GDP加速增长，这个结论既符合鲍莫尔(1967)提出的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会降低人均实际GDP增长的观点，又支持Pugno(2006)认为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会增加人均实际GDP增长的看法。该模型指出，随着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增加，制造业的学习-生产效应下降，而服务业的人均积累效应增加，这两种相反的效应使得服务业就业比重与经济增长呈现出U型关系。
除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对服务业生产率产生影响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也引起了国外经济学界的关注。Kox(2002)认为在测算服务业生产率时，应考虑服务业本质、市场组织和分割、劳动和资本独特的替代关系等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Timmer et al(2007)指出技能信息、投资、技术进步、创新与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有关，另外，还强调了欧盟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复苏的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经济结构的转变而有效利用资源的能力。Kegels(2007)在比较1995-2004年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三个欧洲国家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时，得出除劳动力质量外，初始研发、创新和规则环境都能影响服务业生产率。Sanchez(2010)发现很多潜在因素都是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如信息和通信、人口变化和领土变化、产品和服务的结合、新技术、创新和服务业集聚等。
（四）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的分析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假设服务业仅为最终产品，事实上，随着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服务业往往作为中间产品投入到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相对于直接需求的消费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性服务业更能把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引入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进一步刺激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许多学者沿着这条线路研究了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Oulton (2001)研究显示，若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会增加人均实际GDP水平。Guerrieri & Meliciani(2005)也发现一些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使用者，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业、通讯业和商业服务业等，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使得制造业结构不断优化，从而增强该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Arnold et al(2007)，Hoekman & Mattoo(2008)等学者指出，在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和质量提升对制造业运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另外，服务业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作用，也有间接作用。Kox & Rubalcaba(2007)研究认为，商业服务业对欧洲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包括就业、生产率和创新等方面。直接的贡献来自于该部门自身的活力，间接贡献指该部门通过对其他行业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在过去十年中，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作为经济部门中间投入品的份额急剧上升，对很多经济部门生产率的提高都起到积极作用。随后，Bogliacino et al(2011)也指出，服务业自身市场需求的增加有利于经济发展，同时，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使得更多部门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对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五）服务业内部行业生产率的差异
相对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仅从服务业全貌来研究其生产率，后续学者更关注服务业内部行业生产率的差异。Wolfl(2003)指出，服务业本身由不同生产率的行业组成，有的行业生产率增长低或负增长，但有的行业生产率增长甚至比制造业还高。Sanchez & Roura(2009)发现服务业不同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欧盟的通信业和运输业，美国的批发零售业和金融业。不仅如此，Jorgenson & Timmer(2011)指出，自1980年以来，欧盟、日本和美国的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都占主导地位，但服务业内部行业生产率存在差异，配送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得较快、价格有所下降、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恒定，因此，该行业已经是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但是，个人服务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生产率增长慢、产出价格高、就业和GDP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近几年来，欧美国家与ICT(信息通信技术)有关的服务行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增长 (O’Mahony & Van Ark,2003；Van Ark & Piatkowski,2004；Triplett & Bosworth,2002)，在此基础上，Hempll(2005)基于1994-1999年间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估计得出结论：创新对德国服务业的信息通信技术(ICT)生产率效应显著，但对其他资本品的生产率无影响。Fernandes(2009)对1997-2004年间东欧和中亚国家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生产率进行研究时发现，自2000年以来，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服务行业表现出更高的生产水平和增长率。Silva & Teixeira(2011)证实了产业结构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强有力的联系，并且指出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服务行业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经验检验
随着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不断拓展和数据处理技术的日益完善，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也不断增加，从实证结果来看，这些文献结论主要集中两方面：一是经济中存在鲍莫尔成本病，二是经济中未必存在鲍莫尔成本病。
（一）经济中存在鲍莫尔成本病
部分国外经济学者依据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基本理论，修正并发展该假设，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进行相关计量检验，得出经济中存在鲍莫尔成本病。Sasaki(2007)详细调查了当服务业在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都被使用时，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与经济增长的变动情况。文中假设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比制造业慢，并且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消费比例为常数，利用该模型得出，从长远看，随着劳动力不断向服务业转移，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和整体经济增长都将下降。Fernandez & Palazuelos(2012)把欧盟服务业分成11个行业，并量化每个行业对服务业整体生产率增长的相对贡献，发现除了教育行业外，其他行业就业份额的增加都会对服务业整体生产率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其原因是，欧盟国家的产业结构越来越依赖于这些较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这一结论也证实了欧盟服务业中鲍莫尔成本病的存在。Nordhaus(2008)基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使用美国1948-2001年间的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技术“停滞”部门价格相对上升而实际产出相对下降，而技术“进步”部门的工作时间更短且就业增长率更低，另外，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劳动力向“停滞”部门转移，整体经济生产率增长放缓。Hartwig(2011)在Nordhaus(2008)的研究基础上着重进行两方面的研究。一方面，依据欧盟KLEMS和STAN的美国行业数据来检验Nordhaus结果的稳健性，虽然数据来源不同，但其结论Nordhaus(2008)相似，故说明Nordhaus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另一方面，利用Nordhaus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计量方法和欧盟KLEMS数据对欧盟是否存在“成本病”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尽管欧洲和美国在经济发展上存在差别，但欧盟也同美国一样存在“成本和增长病”。
值得注意的是，Hartwig(2006,2008)也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进行了检验，Hartwig(2006)否定了Triplett & Bosworth(2003)的观点，指出在服务业中只有批发零售贸易业的生产率持续增长。美国零售行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能较快增长主要是由于沃尔玛式的大型超市连锁发展，而欧洲由于严格分区计划使得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快速增长，但“沃尔玛效应”早晚可能减弱，从而证实了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存在鲍莫尔成本病。Hartwig(2008)研究了服务业就业份额增加和人均实际GDP增长的关系，利用18个OECD国家1970-2005年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医疗保健、教育等服务业支出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的影响，发现这些行业支出的增加会降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这与鲍莫尔(1967)的结论基本一致。
（二）经济中未必存在鲍莫尔成本病
不同于以上实证研究，有些学者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进行检验并认为经济中未必存在鲍莫尔成本病。Triplet & Bosworth (2003)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提出了质疑，指出美国自1995年以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提高有利于整体经济增长，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包括该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信息技术投资的扩大和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份额的提高。紧接着，Triplett & Bosworth(2004)利用美国1995-2001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服务生产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了2.3%，而商品生产行业仅为1.8 %，并认为美国不存在鲍莫尔成本病。
不同经济体服务业生产率的差异证实了并非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存在鲍莫尔成本病。Rubalcaba(2007)指出，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虽然日本和韩国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但美国、希腊和爱尔兰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较快。同时，Timmer et al(2007)利用欧盟KLEMS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自1995年以来，欧盟国家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明显放缓，但在不同国家存在显著的差异，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生产率增长严重下降，法国和德国的生产率增速适度放缓，而一些较小国家(希腊、爱尔兰和荷兰)的生产率反而加速增长，他们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存在鲍莫尔成本病。
另外，服务业内部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使得经济中未必存在鲍莫尔成本病。Maroto- Sanchez & Cuadrado-Roura (2009)使用1980-2005年间37个OECD国家的相关数据，集中分析了第三产业内部行业劳动生产率、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较高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生产率较高，有的行业甚至比制造业更高，并得出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对人均实际GDP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这一结论反驳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Maroto-Sanchez(2010)在Maroto-Sanchez & Cuadrado-Roura (2009)的研究基础上，对服务业内部行业生产率进行测算，结果得出从整体上看支持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强调服务业生产率增速相对较低。然而，经过详细分析后却发现服务业内部行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差异，故认为服务业并不是低生产率产业，如通信、交通、某些商业和专业服务、金融中介等行业都有着相当高的生产率增长，并增进就业，若这些行业发展良好，则服务业未必存在鲍莫尔成本病。
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一致，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如不同实证研究使用的数据或方法不同、服务业内部行业劳动生产率不等同。
四、简评
本文以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为主线，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尽管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在学术界存在分歧，但仍不失为具有相当影响力与现实意义的学说，该理论弥补了以往学术界对服务业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足，并对经济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外学者对服务业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深入研究，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质疑和批评也不断显现出来。
首先，由于服务业的复杂性使得对服务业产出和生产率的计量统计方法不足，从而低估了该部门的产出和增长率。具体来说，传统服务业产出统计的不完整性及价格、质量的变化导致服务业生产率测度结果偏低。
其次，在指标选取上，传统的测量方法采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来衡量服务业生产率，尽管这是一种直观的指标，但在数据获取和客观性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后续学者将服务业生产率的度量指标从单纯的劳动生产率扩展为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还是服务业产出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第三，鲍莫尔-富克斯假说认为劳动投入是影响服务业生产率的唯一因素，实际上，随着服务业劳动力质量、科学技术、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研发、创新、组织形式等也是影响服务业生产率的因素。
第四，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假设服务业仅是作为一种最终产品，而随着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服务业往往作为中间产品投入到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它能把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引入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这说明在研究服务业生产率时，不仅应考虑直接满足最终需求的消费性服务业，还应研究以中间投入品参与经济活动的生产性服务业。
最后，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生产率有一定差异，服务业中既有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有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分析整个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时应考虑到服务业内部行业生产率差异及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此外，本文还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相关经验检验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实证方法上，学者们除采用传统的统计方法外，还使用主流的经济学方法，包括截面分析、时序分析、动态面板分析等。实证结果发现，有的证实了经济中存在鲍莫尔成本病，而有的却认为经济中未必存在鲍莫尔成本病。
除了以上的研究外，近几年来，国外学者也开始关注服务贸易、服务业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复杂得多，如服务贸易壁垒与货物贸易壁垒差别很大、服务业发展可能会提高国内下游制造公司的生产率、计算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依赖于自由经济的内部市场结构、服务贸易经常由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销售、服务贸易的固定成本比商品贸易在限制新厂商进入方面起到更大作用，因此，建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模型有难度。另外，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服务业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依然存在不足，该领域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是今后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全球经济化迅速发展，服务业比重不断增加的今天，中国怎样合理地发展服务业并提高其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现有研究表明，中国已出现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征兆，一方面，中国服务产品价格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大部分地区服务需求缺乏价格弹性。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往往是以其较低的生产率为代价，这不仅不利于中国服务业本身的发展，而且会造成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开发服务业人力资源、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提高服务业生产率。为此，结合中国服务业实际情况，政府和服务企业都应采取相应措施，具体来说，政府应完善服务统计制度、加快服务业市场化发展、加大服务业科技投入、加强服务业劳动力培训等。而作为服务业的微观主体，企业可以加快数字化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服务意识等。
参考文献：
Baumol，W.J.(1967)，“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3): 415- 426.
Baumol，Blackman & Wolff(1985)，“Unbalanced growth revisited: Asymptotic stagnancy and new evidenc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4): 806-817.
Bogliacino，Lucchese & Pianta(2011)，“Job creation in business services: Innovation, demand, polarisation”，WP-EMS # 2011/07.
Bosworth, Massini & Nakayama(2005)，“Quality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17:1–23.
Chang, Shyr-Juh et al(2011)，“Taiwan quality indicator project and hospital productivity growth”，Omega 39:14–22.
Crespi et al(2006)，“Measuring and understanding productivity in UK market services”，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2(4):560-572.
De Vincenti，C.(2007)，“Baumol’s disease, production externalities and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intersectoral transfers”，Metroeconomica 58 (3):396–412.
Evangelinos & Kuhnhausen(2008)，“Baumol’s cost disease in the local transit sector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rmany and the USA” pfingsttagung08.tu-berlin.de
Fernandes，A.M.(2009)，“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transition economies”，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7(3):467-501.
Fernandez & Palazuelos(2012)，“European Union economies facing ‘Baumol’s disease’ within the service sector”，JCMS 50(2):231–249.
Fuchs，V. R.(1968)，The Service Economy，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ukui & McDaniel(2010)，“Services liberalization and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ing: Beyond tariff equivalents”，Working Paper Series.
Gallouj & Savona(2009)，“Innovation in services: A review of the debate and a research agenda”，J Evol Econ 19:149-172.
Griliches，Z.(1994)，“Productivity, R& D, and the data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21- 236.
Guerrieri & Meliciani(2005)，“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6:489–502.
Hartwig，J.(2006)，“Productivity growth in service industries –Has ‘Baumol’s disease’ really been cured?”，KOF Working Paper No.155.
Hartwig，J.(2008)，“What drives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Baumol’s model of ‘unbalanced growth’ revisited”，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7:603–23.
Hartwig，J.(2011)，“Testing the Baumol–Nordhaus model with Eu Klems data”，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7(3):471- 489.
Hempll，T.(2005)，“Does experience matter? Innovation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German services”，Economic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14(4):277-303.
Jorgenson & Timmer(2011)，“Structural change in advanced nations: A new set of stylised facts”，Scand. J. of Economics 113(1):1–29.
Kox & Rubalcaba(2007)，“Analy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business services to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Bruges European Economic，Research Papers No.9.
Kox，H.(2002)，“Growth challenges for the Dutch business services industry”，CPB 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The Hague.
Last & Wetzel(2011)，“Baumol’s cost-diseas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performing arts: An analysis of German public theaters”，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35(3):185-201.
Maroto-S?anchez & Cuadrado-Roura(2009)，“Is growth of services an obstacle to productivity growth? A comparative analysis”，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 (4):254-265.
Maroto-S?anchez，A.(2010)，“Productivity in European private and public services: A growth accounting exercise”，Journal of Service Science 2:25-53.
Nordhaus，W.D.(2008)，“Baumol’s diseases: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The B.E.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8(1) (Contributions), Article 9.
Oulton，N.(2001)，“Must the growth rate decline? Baumol’s unbalanced growth revisited”，Oxford Economic Papers 53(4):605–627.
Pugno，M.(2006)，“The service paradox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7 (1):99–115.
Rubalcaba，L.(2007)，The New Service Economy: Challeng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Europe，Edward Elgar.
Sanchez & Roura(2009)，“Is growth of services an obstacle to productivity growth? A comparative analysis”，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254-265.
Sasaki，H.(2007)，“The rise of service employment and its impact o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8 (4):438–459.
Sasaki，H.(2012)，“Endogenous phase switch in Baumol’s service paradox model”，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3(1):25-35.
Timmer，O'Mahony & Van Ark(2007)，“The EU KLEMS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accounts: An overview”，University of Groningen &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www.euklems.net.
Triplett & Bosworth(2003)，“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ssues in services industries: “Baumol’s disease” has been cured”，Economic Policy Review 9(3):23-33.
Triplett & Bosworth(2004)，“Productivity in the U.S. services sector—New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 DC.
Wolfl，A.(2003)，“Productivity growth in service industries”，STI Working Paper，2003/7，OECD，Pa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