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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平:提高中国特色评级体系国际话语权(9月13日)

http://www.newdu.com 2018/3/17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国际评级机构和体系,则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举措。前不久,穆迪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降级,这一有失公允的降级结果夸大中国债务风险,曲解中国改革实践。它所产生的评级偏误在短期内妨碍中国经济企稳努力,破坏中国经济发挥全球经济“稳定锚”作用,进而在长期内加剧全球经济的顺周期波动,恶化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为此,中国中国政府也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有力批驳,力图消解评级偏误引发的负面外溢冲击,维护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
    穆迪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调降评级主要有三个理由,即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地方债及企业债将增加政府或有债务。从纵向动态上看,近年来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最困难的时期,穆迪选择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数据和信息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进行修正下调可谓“匠心独具”,这种顺周期的评级行为既不能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建设性参考建议,更不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经济科学合理的预测和评判。事实上,自去年至今,中国经济已呈现明显反弹趋势,继2017年第1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达6.8%后,第2季度又取得6.9%的良好成绩,有效缓冲了短期阵痛。目前,“三去一降一补”已取得实质性成果,改革红利将渐次显现,这势必助推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增长从而最终“凤凰涅槃”式的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增长质量提升。
    从横向比较看,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7%,远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中国新预算法实施后,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政府债务规模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因此,2018至2020年,中国政府债务风险指标与2016年相比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另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五次预测中,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速获得4次调升,1次调平,明显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诚然,穆迪、标准普尔等著名国际评级机构进行国际评级和排名会有自己的逻辑和标准,也力求使得评估结果表面上“公平客观”。但是,评级毕竟是定量和定性分析综合结果,不可避免带有主观成分,即使是全部使用定量指标,带有“偏见”的评级者也会有选择性地采用符合他们预设结果的那些“客观”指标。因此,要指望当前国际上各类评级能够“公允”和“公平”,则只能企求评级者有一颗“公正的心”。在当前国际秩序仍然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怀抱良好愿望期待评级者秉持一颗“公正的心”进行公平评价无异于缘木求鱼。
    为此,我们需要凭借提升自身的实力,形成有力竞争态势,提高国际话语权。根据斯坦福大学朱迪思·凯利教授研究结果,各类国际排名和评级都旨在通过对目标国家施加压力,使他们政府感受到声誉受损,进而按照排名者或评级者要求去行动。目前,西方世界凭借强大的话语权和舆论场,通过各类国际排名和评级将其评估结果固化为国际规范,对他国指手画脚,并使目标国家俯首称臣,按照其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去改变规则。在此类排名和评级的游戏中,中国每每首当其冲,不但遭受各类羞辱式“被点名”,而且还被迫出面澄清或被动应对,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则在于中国仍然缺乏与我们综合国家实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经济体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但是软实力的建设尚未得到同步提升,尤其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组织和重构的引导力和话语权明显与中国当前的大国地位不相称。就中国评级行业而言,尽管取得较大进步,产生了中诚信、大公国际等为代表行业翘楚,但无庸讳言,国内评级机构与穆迪、标准普尔等著名国际评级机构相比,无论是评级理念还是评级技术和评级经验都还存在较大差距,尚未达到与这些著名评级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同台竞争实力,这也在客观造成了穆迪、标准普尔等国际评级机构不重视和加强对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评级市场和评级对象调查与研究,仅仅以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市场为“标准”进行简单粗暴套用,从而不可避免的产生“偏见性”评级偏误。为此,培育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全球评级机构和体系已日渐迫切。
    一是服务中国债券乃至全球债券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我国债券市场近十年取得了快速发展,债券发行量从 2004 年的不到 3 万亿元增长到 2016的36万亿元,成长为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作为现代债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和设施既是债券市场提高信息透明度和防范道德风险必要手段,也是完善债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重要基础。目前,中国债券市场从允许境外主体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到“债券通”的开通,已逐渐步入国际化和对外开放新时代。同时,中资境外发债的规模亦逐年提高。例如,2016年,中资机构发行的离岸美元债券达到了679亿美元,这是2015年发行额的2.7倍。截至今年1季度,中资发行的美元债券已经达到了438亿美元,几乎是去年发行总额的三分之二。中国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规模不断增大和国际化发展既是中国特色的全球评级机构和体系成长和发展良好行业生态环境,也是对中国评级行业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和标准。
    二是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需要。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基于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良好愿望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际要素流动和区域融合,从而开启“多元化”的全球化新浪潮,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一带一路”建设必然涉及到资金的融通和流动,而债务融资也必然是为“一带一路”建设筹集资金的重要举措。此间,某些国际评级机构可能出于保护自身或所在国家某些短期利益通过诸如利用“评级偏误”等方式人为扭曲资本流向,阻碍“一带一路”战略实现,破坏沿线经济的造血作用和稳定功能。加快培育和建设中国本土国际评级机构,提高中国特色的国际评级机构和体系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从而在全球市场上与这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国际评级机构形成有力竞争态势,以维护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利益和发展权利,保证“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和实现。
    第三,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重塑和完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提升中国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需要。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长期疲弱,经济政治风险相互交叠。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积极提供全球治理的公共品,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复苏和增长。完善中国特色评级体系,提高中资评级机构的业务能力和国际地位,破除对当前在全球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的国际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不仅会促进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更加公平合理,而且也有助于中国推动和参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重构与完善过程中软实力的提高和话语权的增强。
    培育中国本土国际评级机构,完善中国特色国际评级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即坚持“四个自信”),脚踏实地得去实现。
    第一,改善当前征信体系管理体制,重构评级行业生态环境。中国的信用评级行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由政府基于培育成熟的资本市场的需要,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设立。评级行业自建立初始,就存在着复杂行业和区域背景因素,没有形成较为彻底和完善市场竞争格局。当前,评级行业在形式上归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统一管理和业务指导,存在着较多的部门和地方行政干预,行业整体缺乏活力不足。为此,需要彻底的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在法律和程序上进一步规范和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统一的监管部门,建立信用评级业务的准入和退出制度,推进机构整合、兼并和重组。在实施评级行业“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同时,积极推动互联网征信机构和平台纳入正式征信和评级体系,重构行业生态环境,改善行业整体活力不足和竞争乏力局面。
    第二,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行业整体水平。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评级理念和成功经验,吸收最新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更加要注重对中国现实国情的调查和研究,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比较规范和完整的信用评级体系,这也是保证评级结果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提高评级机构自身的公信力和社会声誉的前提和基础。在完善评级机构通过聘请学术界和监管部门任职“评级委员会”这一主流合作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家加强高度智库建设的契机,与相关智库部门进行深度交流、融合与合作。针对具体的重要课题成立联合课题组,就某一具体评级对象成立联合“评级小组”等方式促进合作落地,丰富合作内容,提高合作深度,加强相互学习,从而提升我国征信评级行业整体水平以及评级权威性和公正性。
    第三,提高评级方法体系,降低利益“共谋空间”。近来,国内债券市场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致使融资市场失去辨识依据,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严重影响整个实体经济的融资效率,其本质仍然是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利益冲突”问题。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成熟,完善评级方法体系,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发行者和评级机构的“共谋空间”已是当务之急。评级机构信息披露对象不仅包括评级方法、评级流程、评级数据、假设依据、定级主要观点,评级机构还应该披露其本身与被评对象资本、实际控制人等之间的关联关系。监管部门应该在建立统一数据和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对信用评级机构方法体系,评级结果以及违约率(违约损失)进行统计和公布,并以此为依据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合规性及业务水平进行检验。
    第四,加强政府支持力度,培育权威评级机构。国际评级市场上的“三巨头”垄断格局被认为是造成当前国际信用评级缺乏透明性、竞争性和公正性主要原因,培育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化权威评级机构则是主要应对措施。评级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来源于理念和技术不断创新,数据、经验及公信力长期积累。目前,国内评级市场机构有近百家,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也仅只有少数几家,形成了竞争过度和活力不足并存尴尬局面。过度垄断会产生道德风险,但过度竞争则不利于规模效应和技术创新,因此,在维持适当竞争结构的条件下,对本土评级机构进行合理扶持,建设一两家在全球市场能够与当前处于主导地位的国际评级机构形成有力竞争的中国特色的权威评级机构。
    第五, 加强研发人才储备,树立核心竞争力。随着国内评级市场的全面开放,面对研发力量强大、技术人才雄厚的国际机构,评级行业将面临日趋严峻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态势。我国评级机构需要加强技术研发,产品开发以及基础数据和信息整合和建设力度。尤其重要的是,强化专业人员建设和行业人才培养,尽快将业务优势转化为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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