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2017：确定性与不确定性(2月28日)

    很多年以前，美国学者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写了本颇有影响的书：《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讲的都是关于经济学家热衷于预言预测又常常犯错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这不，又到年初了，本性难移的好事之徒们又可以在经济形势预判方面一较短长了，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也试着展示一下自己的迷惘。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所谓不确定性就是事物发展的偶然性，那些偶发性事件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和预期，因此，人们在展望新的一年时，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去想2017年还会出现多少黑天鹅，比较省劲儿的办法是根据一般规律先想想大体确定的大事件有哪些，这些能对历史轨迹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件如果如人所料真的出现或发生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工作路线图的制定上主动许多。
    确定性1——2017年度经济增速不会低于6.5%，大家都知道，这是世行最新预测，而此前世行对中国经济年度的预测增速为6.2%，为什么新预测会提高了0.3个百分点？我想原因就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在稳增长方面的坚定姿态、各类大项目推出的坚决程度以及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使得世行上调了对2017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回顾本届政府近几年所做的工作如简政放权、如“三去一降一补”方略的提出、如各类改善民生政策的落实以及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项目推进的坚决态度等等，干的都是实事儿正事儿。只要没有干扰，国民收入十年翻番的目标，从统计学角度看，每年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6.46%，也许这才是世行6.5%年度增速预测的最终支撑点。常常听到一种奇怪议论：为什么一定要预先设定增速目标？年度经济增长6%行不行？5%又怎么样？这种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议论的确让人无可奈何。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速区间的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说，探寻合理经济增速区间就是从理论上寻找经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一个国家每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可称作现实增长率，一个国家由要素禀赋、市场环境及政策选择等因素共同起作用时能产生一个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这个潜在增长率也可以理解为最大限度的增长率；还有一个加上经济学家主观判断考虑了一国经济部门制约状况、经济可持续程度、环境友好要求、市场竞争特点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合理经济增长率，这个合理经济增长率就可视为自然增长率。一个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高低就看其调控下的年度经济增长与一国的经济自然增长率的吻合或偏离程度。通常情况下，人们可以用经济运行的结果数据检验一国增速的合理程度。在过去一些年中人们关注的是部门间的平衡状况及若干宏观经济指标，最近几年由于雾霾现象，恐怕还要将环境满意度列为重要考虑因素，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确定性2——中国不会发生由债务收入比畸高引发的金融危机。近几年国外国内有关中国债务收入比过高的议论不绝于耳，有的科研单位还编制了所谓的国家资产负债表，让人颇感疑惑的是，他们将银行贷款也列入了债务收入比的分子项。这似乎有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如果分析国家资产负债以政府为分析主体，只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才可视为政府债务，例如日本，它的国债收入比早在20多年前就已超过240%，但日本还是内需不足通货紧缩，没有什么人将银行贷款也算在政府头上去计算大口径的债务收入比。中国为什么有很多人都主张将银行贷款计入国家资产负债表分子项？是因为地方政府平台高额负债这一特殊的国情因素吗？我们不得而知。实际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包袱是没有兜底承诺的，如果中央稍有松口表示地方政府一定就会疯狂举债，那么，科尔奈所说的“软预算约束”就真的出现中国式放大版了。科尔奈当年发明“软预算约束”这个词时，讲的是国有企业的弊端，即：不是自己的钱，花钱不心疼。若中国中央政府一旦对地方政府表现出国家对国有企业式的父爱，那么，地方政府无预算条件下的举债冲动一定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所以，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让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财力和本地经济增长潜力来适当举债，自己的债务自己偿还，地方债务负担及金融风险与地方首长的业绩考评挂钩，就能有效遏止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从根本上避免债务冲击型金融危机。
    当然，金融危机还有其他的冲击来源，如银行危机、股市危机、汇率危机等等。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实际情况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肯定要高许多，但我们可以想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那时全国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普遍在30%以上，按照巴塞尔协议的标准，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整体上从技术角度看已经破产好几次了。但作为以吸存放贷为主业的银行体系来说“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我们硬是用时间换到了空间，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些城商行和农字头的机构，许多不良资产比重近50%的单位都在十几年时间里打了翻身仗，成为稳健成长的健康金融中介。所以本轮经济下行对商业银行体系的负面影响即不断攀升的不良资产比率实际上也可以比照前次经验用充足的时间来充分消化不良。实事求是地说，用时间换空间这不是我的理论发现，这是1月15日一次财政金融内部研讨会上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提出的观点，我十分赞赏，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一种对策思路，特别是，这种对策思路已接受过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历史检验。
    确定性3——国企改革不会有实质性进展。
    这似乎是个颇有悲观色彩的预言。本人的论点根据是2016年出台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大致有三点新意：（1）将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2）将国企管理者分为委派型和市场聘任型，（3）到2020年国企要将投资收益的30%上缴国家财政。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那份国企改革指导意见，那个指导意见使用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等文件语言已代表了相当的思想理论高度，而且那份文件已明确提出国企去行政化问题，我认为这是2016年新出台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无法比拟的，换句话说，新文件与旧文件相比从思想理论角度说是退步了。我们再看看2016年年底国资委对2017年国企改革的构想，文件说，2017年国企改革要点有四：一是做大做强，二是转型升级，三是提高效率，四是争取将134家央企数量减少到两位数。分析一下，这四条改革构想，除了第四点稍具体以外，前三点基本是空话。国企改革为什么这么难？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决策层常常释放出一些令人困惑的信号，如说“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国企”、“国有企业是中共执政的基础”云云，本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60条中，国企管理体制似乎已经确定了淡马锡模式即国家管资本管资本运营而不插手具体事务，减少国企管理中的行政色彩，但后来又出来了强大的反对声音，如一定要坚持国企管理中的党的领导地位等等。这使得基层的实践人士有无所适从的感觉。正是基于以上一些情况，我判断2017年国企改革可能不会有实质性进展。
    综合以上三点确定性，我们基本可以下结论：2017年经济形势肯定不会很坏，当然也不会很好，这里说的很坏是爆发危机，很好是出现8%以上的强劲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那么，2017年有哪些不确定性呢？
    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成为当之无愧的2016年最大黑天鹅事件。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总统后，这个毫无从政经验又有些任性胡来特征的商人领导世界头号强国将给世界和人类社会将带来无法料想的冲击。因此，比起特朗普掌舵美国来说，国际国内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无法与之比拟。我们唯有拭目以待，看看特朗普对中国如何出招，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清醒头脑，见招拆招，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也。（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银行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