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等：成就新型银行家精神需要“七种武器”(2月9日)

    银行家的历史与未来
    银行业的发展历史，与人类文明演进的步伐如影随形。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早在公元前6世纪，在巴比伦已有一家“里吉比”银行。此后在古希腊与古罗马，也先后出现了经营货币兑换、信贷和信托业务的寺院、团体、商号等组织。另外，据美国《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银行业务”所载，1171年建立的意大利威尼斯“国家借放所”是最早的银行代表。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近代银行的真正出现要晚得多，大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才逐渐涌现。
    同样，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设有“泉府”作为金融管理机构,承担一些官办类银行业务。到公元9世纪中期的北宋则首次出现了“银行”一词。此后，宋代起始的当铺及清之后的钱铺、钱庄、银号，都从事类似个人金融和消费金融业务；清雍乾之交时期出现在我国北方的账局（也叫账庄），则从事了支持生产活动的金融业务，直到著名的日升昌票号成为更加“全功能”的私人“银行”。当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银行，还是1897年5月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
    纵观历史，银行的演变与银行家是密不可分的，而银行家也成为自中世纪以来，王朝变革、生产进步、社会演变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应该说，银行与银行家在历史上，似乎一直就具有“两种面孔”。一方面，作为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创新现象之一，他们毋庸置疑也是文明的推动者。例如，美第奇家族是13到17 世纪称雄于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也是当时意大利银行家的代表。在财富大量积累之后，不管基于改变形象、赎罪的恐惧还是具有高尚情操，他们的确成为支持和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再如，银行作用的发挥是英国在19世纪中期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可以多方筹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金，还实现了全国性的资金融通和地区间资本转移。另一方面，它们似乎在大众心目中又与贪婪、阴谋与豪夺联系在一起。在《欧也妮·葛朗台》、《包法利夫人》等文学作品中，银行家的形象都沦落为品德有瑕的Fat cat；而在近代历次重大危机中，银行家们开始漠视风险、过度自信乃至狂热、对利润的无休止追求，也使其对危机难辞其咎。
    在我国，银行与银行家对于经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不容抹杀。当然，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新常态的来临，它们也逐渐走下了“高大上的神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我国银行业在“对标”国际先进银行的过程中快速“赶英超美”，另一方面在躁动的、金融文化缺失的年代里，却尚未形成中西融合的银行家精神。若失去了精神层面的凝聚力，靠外力快速催发的“肌体”，也可能长期陷入“亚健康”状态。
    从源于拉丁语“长板凳”的银行一词，到高楼大厦中西装笔挺的银行家，再到如同英国Atom Bank一样的只有手机APP、加上一群“T恤牛仔”装扮的高管，我们看到，银行与银行家一直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时刻，银行业始终不能缺位，更需在寻找银行家之精神家园过程中，实现银行家群体形象的正名。
    从企业家到银行家精神
    “企业家”的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在1800年首次提出，“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作为现代企业家理论的“鼻祖”之一，熊彼特对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定位，就是不断创新，亦即“创造性破坏”。此后，在诸多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创新始终作为第一位要素。如彼得·德鲁克就继承并发扬了熊彼特的观点，把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与企业家领导能力结合起来，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在此基础上，如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着、诚信等，都被看作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要素。
    回到近代中国，企业家处于前所未有的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变动时代：一方面，西方式的资本热情逐渐“洋为中用”，中国近代企业家开始与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决裂；另一方面，在特殊背景下往往其也具有“家国情怀”，通过“实业救国”来振兴民族工业。在此过程中，理想与现实、人性与丑恶都纠缠在一起。历经百年风云，在改革开放大潮下成长的企业家们，仍然在持续追寻着文化与精神寄托。众多企业家秉承优良传统，敢为人先、勇于改革、善于创新，也在谱写新的传奇。同时需看到，在价值观冲突日益明显的今天，企业家精神有时被扭曲为“成功学”阐释，如何“正本清源”成为重要挑战。
    银行也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银行家同样是企业家中的特殊群体。由此，银行家精神与企业家精神也有众多共性，二者“血脉相连”。但是，它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方面，银行家如同“企业家的企业家”，不仅承担了更加重要的经济社会职责，使其创新探索更需谨慎，因其产品将“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更需超过企业家的经济金融洞察力与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在各国都面临“金融与实体脱离”这个“似是而非”的命题下，银行家与企业家相比，仿佛也具有了自身的“原罪”。尤其在我国，亟需为银行家精神找到真正的“实体支点”。
    由此，我们所倡导的新型银行家精神有三大原则：一是来源于企业家精神，又高于企业家精神，且拓展了企业家精神；二是把握现代银行文化的趋势，走在全球银行业变革的前沿，引领面向未来的金融技术与制度挑战；三是扎根中国传统经济金融文化的精髓，融合当代改革开放伴随的奋斗与不屈，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可替代的“正能量”。
    成就新型银行家精神所需的“七种武器”
    在著名武侠作家古龙的《七种武器》系列作品中，长生剑、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环、离别钩、霸王枪、箱子令读者印象深刻，更为重要的，则是使用武器的主角所体现出的特质，如：笑、自信心、诚实、仇恨、相聚、勇气、不放弃。
    就银行家精神而言，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些寓言式经典武侠小说中的“七种武器”来加以刻画。
    第一，乐观主义与创新精神。银行家精神需要《长生剑》中袁紫霞的“武器”来“笑看风云”。一方面，乐观与悲观一直就是金融活动中的“跷跷板”，巴菲特就曾经围绕股票投资而提出“悲观主义是良友而乐观主义是大敌”。然而从另一视角看，无论是权益投资还是债权投资，适度乐观都是金融交易得以持续的基础。银行家作为现代经济运行中的特殊群体与金融“血液”的提供者，需要对经济社会“肌体”的成长持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如同支撑哥伦布艰难探索新大陆的热情一般，成为银行业大变革时代的“积极能量”提供者。当然，银行家需要的是理性乐观，而非盲目乐观。
    另一方面，银行家的使命就是创新，而且由于与实体企业不同，银行家的创新更需可持续、渐进和稳健。早在民国时期，银行家作为极富创新精神的特殊企业家群体，曾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他们的金融创新思想与实践，在过去和现在都有诸多有益的启示。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在银行同质化竞争严重的今天，创新成为银行改革图存、转型超越的核心驱动力。迫切需要一代代银行家发挥“敢为天下先”精神，引领构建真正的“创新型银行”。当然，这种创新不是为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而是为银行探索全新的产融、融融结合“土壤”和金融生态体系。
    第二，源于管理掌控力的自信心。《孔雀翎》中高立向朋友秋凤梧借来绝世暗器孔雀翎，成功杀敌，却发现朋友给他的只是信心，孔雀翎早已丢失。在银行家精神中，“信心比黄金更珍贵”，真正的境界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要实现此目标，一方面需要银行家能够充分把握宏观大势。当前，结构调整、“三去一补”、增长动能转换、货币金融周期等，众多要素都要求银行家必须提高宏观分析与判断能力，努力对标和强化作为经济学家的素养，从而自纷繁复杂的干扰因素中找到“主线索”，减少战略制定与管理的盲目性，成为顺应潮流的“领头羊”。
    另一方面，银行家的信心还来源于对自身的了解，亦即能否真正拥有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最早于1990年由美国的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提出来，指“组织中的累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怎样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和整合各种技术的学识”。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范畴更广，虽然并未在学界和业界形成一致意见，但通常是涵盖业务、制度、客户、人才、文化等在内的综合体系。对银行家来说，如何在日益信息透明的业内构建自身核心竞争力，意味着需要在有限资源和约束条件内，既要夯实得以健康成长的“土壤”基础，又要尽可能抓住差异化的比较优势，实现竞争的“领先一步”。
    第三，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信用。《碧玉刀》中的段玉以近乎天真的诚实赢得了一帆风顺的“运气”。一方面，可以说诚信就是企业的生命，银行作为特殊的金融服务机构，自诞生以来就与信用二字不可分割。我们看到，无论是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城商行与农商行，其核心价值观虽然文字表述各有差异，但共同点是都把“诚信”或“诚实”放在重要位置。著名新闻记者Walter Bagehot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指出：“任何一个银行家都知道，当他必须向别人证明他有信用时，无论他的论据多么出色，他的信用事实上已经消失”。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如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实质是对银行家诚信的质疑；德意志银行和富国银行的道德“神话”破灭，更使之雪上加霜。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撰文指出：“昔日的银行业是享有声誉的专业，客户和公众都高度信赖和尊重银行家，将毕生积蓄托付给他们”，如今顶着“金融精英”光环的银行家却成为大众议论的对象。面对这种现象，银行家不能只是感叹成为“弱势群体”，而是需深刻自省、并且以实际行动致力于银行家信用的恢复和重建。
    另一方面，银行家还应成为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的推动者。在2011年一份银行业协会的报告中，调查发现有72.2％的银行家认为社会信用亟待改善。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制度设计日益完善，征信市场规范发展，金融信用信息数据库不断完善，但仍然有很大不足。实际上，银行业发展严重受制于信用环境，或者导致业务模式过于倚赖抵押担保，或者风险控制手段相对单一，或者容易陷入类似“互保链风险”的困局中。应该说，银行家需要从被动到主动，依托企业和个人客户，与其他各方共同努力推动完善信用体系完善。
    第四，具备生于忧患的危机意识。《多情环》中的萧少英被仇恨所驱动，值得借鉴的却是其始终身处危机而应对挑战的能力。一方面，面临不确定性日益增多的环境，银行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对风险的警觉性。银行家的事业本质上就要求承担风险，不能回避风险，这就需有能力分析、理解和考量风险。全球银行业发展历程充分表明，银行受宏观经济景气周期影响不断加大，其自身风险控制与稳健发展能力，则决定其“生存还是毁灭”，其中大银行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永葆青春”。例如，1990年资产规模最大的10家银行中，有7家为日本银行，但多在国内危机与全球银行业变迁中黯然退场，到目前只有重建的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勉强居于前列。由此看来，这需要银行家作为“掌舵者”，不断提高风险敏感度，坚持稳健经营、完善公司治理、健全风险管理。
    另一方面，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到社会、从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越来越多“新知识”都给银行家带来“深度学习”的迫切性。例如，直销银行创新已经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新阶段；再如，银行愈加不似传统意义的银行，更像是多元化的金融综合服务商、或者是许多巨头自称的金融科技企业。近期，美国纽约金融服务管理局和美国货币监理署，就围绕是否给金融科技公司发银行牌照产生了争议。在我国，银行家更需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剖析背后的技术与制度因素，从而在可能的危机挑战中做到“游刃有余”。
    第五，共享理念下的社会责任感。《离别钩》中，支撑杨铮与狄青麟对抗的，是与所爱之人相聚的决心。从银行家精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解读为更深刻的责任感与人文关怀。一方面，银行家掌握了金融资源这种现代社会的核心“电力”，具有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需要在经济实践中、在不违背商业原则底线时，多考虑一些“社会公民”的责任。早在近代中国，艰难生长起来的第一代银行家，掌握了现代金融知识，有远大抱负和开拓精神，他们考虑到的同样有国家民族命运。我国银行资本是应工业资本的急切呼唤而出现的，总体看二者关系不是西方式的金融渗透与控制。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大潮中，银行家对“普世关怀”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银监会于2007年出台了《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之后，近年来银行强调社会责任成为主流。银行家的这种责任并非是“道德绑架”，而是需要更高的境界和情怀，在大格局下开拓大事业。
    另一方面，互帮互助、共享共赢远比“孤独前行”要走得长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银行业发展中，则应在银行与非银行机构、企业之间，构建持续、内生的共享型发展机制。例如，如何使得银行数据信息更加有效地被社会所利用、怎样打造银行与其他主体的风险共担机制、运用互联网产业链金融创新使得银企融合更加合理，等等。再如，银行与银行家之间，如何通过“互补竞争”、“抱团取暖”、“优势合作”等共促行业生态改善。这些都如罗伯特·希勒所述：“金融并不是社会的寄生虫，社会离不开金融，而金融也应当服务于社会，而且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金融创新。”
    第六，维护职业道德与市场原则的勇气。《霸王枪》中的英雄好汉之所以能与青龙会作对，也是基于无与伦比的勇气。在银行家精神中，这种勇气可以转换为两方面内容：一是真正坚持银行家的职业道德。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一个人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可以说，银行家与律师、会计师一样，是用自己在各自领域的专业判断力和专业技能，来配置资源，只不过他们聚焦于特殊的金融资源。银行家之所以要讲职业道德，首先是自己要充分尊重这份职业，同时拥有自律精神，并不断充实职业履行能力。正如有人认为，银行家应该像医生发下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那样，也承诺相应的职业誓言。如果银行家失去了敬业精神、专业能力与职业文化追求，则更谈不上银行家精神的弘扬和进步。
    另一方面，强调银行家的职业精神与勇气，还包括能否真正维护现代银行的市场化原则。我们看到，当代中国银行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各方影响和干预，无论是政府“父爱主义”和监管“母爱主义”，还是社会舆论或民粹思潮，都可能造成银行家行为轨迹的扭曲。作为备受瞩目的群体，银行家需关心权衡各方因素，但却并非是政治家，能否把握银行家的职业底线也是一种挑战。与此同时，银行家也应该积极为自身正名，争取改善职业发展环境，减少各方不恰当的苛求，在大智慧下发挥勇气。
    第七，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持。“箱子”源于《英雄无泪》，小说最后指出“歌女的歌，舞者的舞，剑客的剑，文人的笔，英雄的斗志，都是这样子的，只要是不死，就不能放弃”。一方面，纵观历史，真正能够实现“基业长青”的企业，其重心都是做到了“保存核心理念与持续进步”，能否坚持下去，通常是介于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天堑”。诸如邵逸夫、任正非、马云、王健林等成功企业家，也都在不同场合突出强调企业家的坚持精神。同样，在国内外一流银行家的成功经验中，我们更看到“坚持”的力量与不易。特别是在充满浮躁与变化的时代，银行家精神中的坚持，正如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的夸张的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另一方面，当然需澄清的是，银行家精神的坚持并不等于固执，即一意孤行、不撞南墙不回头。正如有心理学家所言：“执着的人，坚持的是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固执的人，坚持的则是自己的情绪和做事的方法。”坚持方向与及时应变并不矛盾，一家高效、智慧的银行离不开敏捷战略。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银行业面临的不再是“流水线”服务，而是需更多着眼客户最大满意度，实现产品的个性化、多样化、完善化及迅速服务能力。所有这些，考验的都是银行家在坚持中“穿越迷雾”的精神与能力。（作者：姚余栋、杨涛；作者单位：央行金融研究所、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上海证券报》2017年2月9日）